《歌德谈话录》书评

批判性阅读很考验知识和智力

笔记就不做了，我看到许多多做得很详细，只谈谈自己的读后感。感触最大的是歌德说的，写作要从现实出发，可与此完全不同的是席勒，他主要从主观角度出发。但在我看来，席勒也是从客观出发，他的思维何曾不是客观世界的产物?其次，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很大程度的影响了一个人的说话方式。所以，不是每个人说的话都是值得相信的，而去判断其最真实的看法需要靠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敏锐的洞察力。这是我在未来道路上需要不断学习和提高的。第三，关于天才，如果之前没有被人发觉，或已经被人埋没，做出选择相信自己还是屈服现实?这一点对绝大多数人显得更为重要！若是选择了相信自己，并且相信自己今后的努力，同时能加倍的付出汗水和心血，这样的挽救一个天才的机会也许可以扭转许多人的人生。第四，多年不执画笔，时间选择文笔，先前只有遗憾，如今想也许也是一件好事。歌德说，作家尽量不要去作画，因为若只有一种方式向外界表达自己，集中精力于此，可能会更有成就。第五，基础知识和分享的必要性同等重要！歌德说，一个伟大的作家必定具备丰厚的民族文化，必须阅读大量的经典作品，同时，他在逝世前十天曾不断强调天才与集体的作用，并说，一个人仅靠内心里的那些力量，是无法实现大作品的。因此，我来了，并终于理解了豆瓣的好~寥寥数语，仅供参考，若有不正之处，望指出~

本土创作，全球视野，浅谈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

在这篇访谈中，歌德提到自己正在读一部中国传奇（译者注里有提到，这部中国传奇有可能就是《风月好逑传》，当时有法国汉学家阿伯尔雷米萨特的译本。）。接着他饶有兴味的提到他对这部中国传奇的印象和心得体会。在把中国文学看做完全陌生的异域文学的心理前提下，歌德颇为意外地说道，中国文学给他最深刻也最强烈的体会就是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他们一样，由此也归纳出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的结论。任何阅读者最初接触一种陌生文学乃至文化时，得出这样的结论都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接下来，歌德靠着自己深厚的文学修养和极高的艺术水准，敏锐也很趣味十足地归纳起这部中国传奇带给他的更为具体的印象，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看做是一种意外而得可贵的比较文学的观点。“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又说有一对钟情的男女在长期相识中很贞洁自持，有一次他们不得不同在一间房里过夜，就谈了一夜的话，谁也不惹谁，还有许多典故都设计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到维持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这段描述，我们今天看来，可以把它当做文学阅读时近乎直觉性的感受，那对男女“发乎情止乎礼”行为的提及歌德也表达出猎奇性的赞赏，同时也将之与道德联系在了一起。对中国文学这样的感受由此让歌德想起了另一位法国诗人的创作，他说，“贝朗瑞的诗歌和这部中国传奇形成了极可注意的对比。贝朗瑞的诗歌几乎每一首都根据一种不道德的淫荡题材，假使这种题材不是由贝朗瑞那样具有大才能的人来写的话，就会引起我的高度反感。请你说一说，中国诗人那么彻底遵守道德，而现代法国第一流诗人却正相反，这不是极可注意吗？”在这里，对比中国文学和贝朗瑞的诗歌创作，在道德和创作内容方面，歌德获得了两种不同风格文学创作的体验和发现。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一种比较文学的行为。由此，歌德发出了深切的感慨，“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在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在此，世界文学的概念正式提了出来。甚而，他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拒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隆或尼伯龙根就可以作为典范。如果需要典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对其它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我们看见，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看起来是凭着直觉和经验非常自然地流露出来的文学创作态度。它本身在逻辑上显得非常随意和不够严谨，仅仅是一个观点。我们更愿意把它理解为，它是在以民族文化和文学为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对其他民族文学的借鉴和了解。我们联系上下文可以看出歌德也是这么的一个意思。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时常听到这样一个非常普遍的文学创作观点。我相信歌德在这里也是要隐含这个意思的。这里的世界文学观点并非是真正的世界。这样的创作，让我很自然地想到马尔克斯的创作，他就是将西方文学的现代主义创作方法和他本土的拉美文化相结合才创作出不朽杰作《百年孤独》的。当今世界，文学和经济联系越发紧密，牵一发而动全身，地球村的观点也深入人心，这让人想起最近杜琪峰的电影《夺命金》就像世界文学一样，是全球视野下的本土创作，世界文学虽然提出来了，但它绝对不可能是表达全世界的文学，它更像是不同文学之间相互交流和沟通影响后产生的本土文学，它的创作和表达一样还是具有本土特色的。这也是它最为宝贵的地方。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观点，这一观点在当时看起来具有振聋发瞶的效果，但将近两个世纪过去了，世界的变化如此之大，歌德的先见之明在今天看来也算是应验了，但世界文学最初提出时扎根本土，放眼世界的原则一直不该变，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守住民族文化，这或许是歌德“世界文学”给我们最原始也是最恒久的启发。

自己和艺术的对话

艾克曼是幸福的，因为他可以亲自和歌德这样的大师进行交流，而我们又是不幸的，歌德在此书中评价的很多经典评论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振聋发聩。这不是歌德于艾克曼的谈话，这是他自己和艺术的对话。

歌德的“预感”说

朱光潜先生翻译的《歌德谈话录》，是以文艺理论为中心选译的。朱先生在谈到歌德的文艺理论时，认为他具有“现实主义观点 ”；但是谈到歌德的创作时，却认为“他并没有摆脱他的时代的影响（浪漫主义），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自传，就足以证明他毕竟是浪漫时代的产物” 。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矛盾。仔细分析这对矛盾，其实歌德的作品已经有了定论，即自传式的小说。那么就从歌德的文艺理论入手。歌德的文艺理论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是对浪漫时代浪漫主义的否定之否定。正是这一点，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歌德创作和理论的矛盾。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歌德的“预感说”。预感，是作家对世界的认识 。这里的世界，如果指的是客观世界，那么将歌德称为“赤裸裸的先验论” 是不足为怪的。但是，这里的世界却是主观的世界。这在书里通过艾克曼进行了解释，“对于诗人，世界是生成的，您指的当然只是内心世界，而不是经验的现象世界；如果是人也要成功的描绘出现象世界，那他就必须深入研究实际生活吧” 。因此，这里的世界指的是内心世界、主观世界。这里主观世界的具体内容，正如歌德在接下去所说，“爱与恨，希望与绝望，或是你把心灵的情况和情绪叫做什么其他名称，这领域对于诗人是天生的，它可以成功的把它描绘出来” 。因此，这里的主观世界就是心灵的情况和情绪，像爱与恨、希望与绝望。而预感，就是诗人天生的对心灵情况和情绪的敏感。预感和诗人对主观世界的描绘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具体起来，即诗人对主观世界描绘的能力，决定于预感。歌德谈到，“我们一致认为，预感的狭窄或宽广是与描绘者的才能范围大小成正比的 ”。也就是说，在诗人表现内心世界的层次上，预感的范围越宽，也就是内心世界越丰富，诗人的表现才能也就会越强。而诗人的重要任务就是表现内心世界，正如歌德所言，“对情境的生动情感，加上把它表现出来的本领，这就形成诗人了” 。但是，描写主观世界，并不是诗人唯一的任务，而只是主观诗人的任务。而在他看来，“至于主观诗人，却很快就把他的内心世界的那一点材料用完，而且终于陷入习套作风了” 。因此，预感对于主观诗人有决定作用，并不能说明预感对所有诗人都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当诗人描写客观世界时，预感起到的作用就不一定强烈。下面分析歌德对客观诗人的看法。无论是什么诗人，在他们描写世界的过程中，人格在歌德那里都被提升到了很高的地位，“在艺术和诗里，人格就是一切”。人格的重要性可分为两点。第一点，在歌德看来，诗人创作的对象，是由诗人的人格决定的。他举了德国画家布鲁斯的画作例子。这位画家画的全是羊。歌德认为，布鲁斯之所以能够如此惟妙惟肖的画出这些羊，关键在于“布鲁斯仿佛渗透到这些动物的灵魂中去，分享它们的思想和情感了…由此可以看出，一个才能高的艺术家能创造出多么好的作品，如果他抓住和他本性相近的题材不放” 。这正是针对描写客观世界来提出的。客观世界的对象繁复杂乱，诗人要描写，就要抓住合于自己性格的那一部分。布鲁斯的人格生性软弱，故而画羊惟妙惟肖，而画狮子老虎就不一定。第二点，不仅创作的对象要合于诗人的人格和本性，并且创作的风格也决定于此。歌德提到，“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 。“一些个别的研究者和作者们人格上的欠缺，是最近我们文学界一切弊病的根源” 。这里的弊病，指的就是德国浪漫主义的软弱。综合这两点，在歌德看来，对客观世界的描写，决定于诗人的人格。诗人的人格，是主观的东西。那么它指的是什么？在上面第二点中提出，“风格是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同时，风格又决定于诗人的人格。因而，诗人的人格在歌德那里，也就不是什么客观的东西，而是和内心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了。而内心生活的丰富与否，又是和预感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诗人人格的内容，是和预感联系在一起的。歌德同时还提出，“对象只有和作者本人的性格类似，预感才会起作用 ”。之所以对象必须和诗人的人格相符合，预感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也就是说，诗人的人格之所以能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关键还是预感在起作用。综上，预感和诗人的人格内容密切相连，同时，它还是人格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按照歌德的逻辑，归根到底，诗人对客观世界的选择，以及对其描写的风格，还是决定于预感。当然，歌德还提到了其他对人格有影响的因素，比如时代。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却正是浪漫主义时代，这变本加厉的决定了诗人人格的“软弱”，也使歌德受到了浪漫主义的影响。综上，按照《歌德谈话录》中的文艺理论的材料和逻辑，预感是诗人天生的对世界的认识，这种天生的预感不仅决定了主观诗人描写内心世界的内容和能力，也决定了客观诗人对客观事物的选择和描写风格。这样奇怪的对浪漫主义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起到的作用，就是让一直主张现实主义和古典主义的歌德，写出了一部部“自传”式的浪漫主义文本。而歌德创作和理论之间的矛盾，也就可以在某一方面解释了。

书摘

莎士比亚已把全部人性的各种倾向，无论在高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描写得竭尽无余了，后来的人就无事可做了。只要心悦诚服地认识到已经有一个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的优异作家在那里，谁还有勇气提笔呢！个人生来就有自由本能，却处在陈腐世界的窄狭圈套里，要学会适应它。幸运遭到阻挠，活动受到限制，愿望得不到满足，这些都不是某个特殊时代的。而是每个人都碰得着的不幸事件。假如一个人在他的生平不经过觉得《维特》就是为他自己写的那么一个阶段，那倒很可惜了。”“最合理的办法是每个人都推动他本行的事业，这一行是他生下来就要干而且经过学习的，不要妨碍旁人做他们的分内事。让鞋匠守着他的楦头，农人守着他的犁头。国王要懂得怎样治理国家，这也是一行需要学习的事业，不懂这一行的人就不应该插手。”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是要靠观赏最好作品才能培育成的。所以我只让你看最好的作品，等你在最好的作品中打下牢固的基础，你就有了用来衡量其它作品的标准，估价不致于过高，而是恰如其分。他不久以前还向我说过，真正的诗人生来就对世界有认识，无须有很多经验和感性接触就可以进行描绘。他说过，“我写《葛兹。冯。伯利欣根》时才是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十年之后，我对我的描绘真实还感到惊讶。我显然没有见过或经历过这部剧本的人物情节，所以我是通过一种预感（Antizipation）才认识到剧中丰富多彩的人物情境的。我可以说，如果我要等到我认识了世界才去描绘它，我的描绘就会变成开玩笑了。我不想追究在我自己身上经验和天生的东西是否结合在一起。但是我知道这一点：如果我和一个人谈过一刻钟的话，我〔在作品中〕就能让他说上两个钟头。“说到究竟，我们知道什么呢？凭我们的全部才智，我们能知道多少呢？人生下来，不是为着解决世界问题，而是找出问题所在，谨守可知解的范围去行事。　　”单靠人的能力是不能衡量整个宇宙的一切活动的。凭人的狭隘观点，要想使整个世界具有理性，那是徒劳的。人的理性和神的理性完全是两回事。“　　……　　”我们只能把对世界有益的那些高尚原则说出来，把其它原则藏在心里，它们会象潜藏的太阳，把柔和的光辉照射到我们的一切行动上。他太丰富，太雄壮了。一个创作家每年只应读一种莎士比亚的剧本，否则他的创作才能就会被莎士比亚压垮。歌德说，“假如拜伦有机会通过一些强硬的议会发言把胸中那股反抗精神发泄掉，他就会成为一个较纯粹的诗人。但是他在议会里很少发言，把反对他的国家的全部愤怒情感都藏在心里，没有其它方式可发泄，于是就用诗的方式发泄出来了。所以我可以把拜伦大部分表示否定态度的作品称为‘被扣压的议会发言，我想这个名称对他那些诗不能说是不合适的。”如在游泳时怕水，我们只要把心一横，马上跳下去，水就归我们驾驭了。我问，一部剧本要怎样写才会产生戏剧效果。　　歌德说，”那必须是象征性的。这就是说，每个情节必须本身就有意义，而且指向某种意义更大的情节。歌德说，“纲要固然是现成的，只是最难的事还没有做，在完成写作的过程中，一切都还要碰运气。《古典的巫婆集会之夜》必须押韵，可是全幕都还须带有古希腊诗的性格（古希腊诗不用韵。）。要找出适合这种诗的一种韵律实在不容易；而且还有对话！”　　我就问：“这不是草稿里都已有的东西吗？”　　歌德说，“已有的只是什么（das Was），而不是如何（das Wie）。请你只试想一下，在那样怪诞的一夜里所发生的一切应如何用语言表达出来！例如浮士德央求阴间皇后把海伦交给他，该说什么样的话，才能使阴间皇后自己也感动得流泪！这一切是不容易做到的，多半要碰运气，几乎要全靠下笔时一瞬间的心情和精力。”席勒特有的创作才能是在理想方面，可以说，在德国或外国文学界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他具有拜伦的一切优点，不过拜伦认识世界要比席勒胜一筹。歌德接着说，“贯串席勒全部作品的是自由这个理想。随着席勒在文化教养上向前迈进，这个理想的面貌也改变了。在他的少年时期，影响他自己的形成而且流露在他作品里的是身体的自由；到了晚年，这就变成理想的自由了。　　”自由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自由，只要他知足。多余的自由有什么用，如果我们不会用它？试看这间书房以及通过敞开的门可以看见的隔壁那间卧房，都不很大，还摆着各种家具。书籍。手稿和艺术品，就显得更窄，但是对我却够用了，整个冬天我都住在里面，前厢那些房间，我几乎从来不进去。我这座大房子和我从这间房到其它许多房间的自由对我算得什么，如果我并不需要利用它们？　　“一个人如果只要有足够的自由来过健康的生活，进行他本行的工作，这就够了。这是每个人都容易办得到的。我们大家都只能在某种条件下享受自由，这种条件是应该履行的。市民和贵族都一样自由，只要他遵守上帝给他的出身地位所规定的那个界限。贵族也和国王一样自由，他在宫廷上只要遵守某些礼仪，就可以自觉是国王的同僚（或：和国王平等。）。自由不在于不承认任何比我们地位高的人物，而在于尊敬本来比我们高的人物。因为尊敬他，我们就把自己提高到他的地位；承认他，我们就表明自己心胸中有高贵品质，配得上和高贵人物平等。　　”我在旅游中往往碰到德国北方的商人，他们自认为和我平等，就在餐桌上很鲁莽地挨着我身边坐下来。这种粗鲁方式就说明他们不是和我平等的。但是如果他们懂得怎样尊敬我，怎样对待我，那么，他们就变成和我平等了。“身体的自由对少年时代的席勒起了那么大的影响，这固然有一部分由于他的精神性格，大部分却由于他在军事学校所受到的拘束（席勒少年时代就学于军事学院，毕业后当过短时期的军医。）。等到后来他有了足够的身体自由，他就转向理想的自由。我几乎可以说，这种理想断送了他的生命，因为理想迫使他对自己提出超过体力所能及的要求。只有所写对象和作者本人的性格有某些类似，预感才可以起作用。我们一致认为预感的窄狭或宽广是与描绘者的才能范围大小成正比的。我如果不先凭预感把世界放在内心里，我就会视而不见，而一切研究和经验都不过是徒劳无补了。我们周围有光也有颜色，但是我们自己的眼里如果没有光和颜色，也就看不到外面的光和颜色了。有些高明人不会临时应差写出肤浅的东西，他们的本性要求对他们要写的题目安安静静地进行深入的研究。这种人往往使我们感到不耐烦，我们不能从他们手里得到马上就要用的东西。但是只有这条路才能导致登峰造极。歌德说，”俗套总是由于想把工作搞完，对工作本身并没有乐趣。一个有真正大才能的人却在工作过程中感到最高度的快乐。鲁斯孜孜不倦地画山羊和绵羊的毛发，从他画的无数细节中可以看出，他在工作过程中享受着最纯真的幸福，并不想到要把工作搞完了事。　　“才能较低的人对艺术本身并不感到乐趣；他们在工作中除掉完工后能赚多少报酬以外，什么也不想。有了这种世俗的目标和倾向，就决不能产生什么伟大的作品。”把不伦不类的东西混在一起，就使听众不知怎样去理解和欣赏。此外，听众中各有各的要求和愿望，总是爱到经常得到满足的地方去求满足。今天在这棵树上摘得无花果，明天再去摘，摘到的却是黑刺莓，这就不免扫兴了。爱吃黑刺莓的人会到荆棘丛中去找。　　”席勒过去曾打过一个很好的主意，要建筑一座专演悲剧的剧院，每周专为男人们演一部剧本。但是这个办法需要有很多的人口，我们这里条件很差，办不到这一点。“他们写得很俏皮，从某种意义来说，也很完整；但是它们缺乏一种特殊的重心，一种有分量的思想内容。它们不能在读者心灵中激起一种深永的兴趣，只是轻微地而且暂时地触动一下心弦。它们象浮在水面的软木塞，不产生任何印象，只轻飘飘地浮在水面。德国人所要求的是一定程度的严肃认真，是思想的宏伟和情感的丰满。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席勒受到普遍的高度评价。我绝对不怀疑普拉顿的才能，但是也许由于艺术观点错误，他的才能在这些剧本里并没有显示出来，而显示出来的是丰富的学识。聪明劲儿。惊人的巧智以及许多完善的艺术手腕；但这一切都还不够，特别是对我们德国人来说。　　”一般说来，作者个人的人格比他作为艺术家的才能对听众要起更大的影响。拉封丹也受法国人的高度崇敬，但并不是因为他的诗的优点，而是因为他在作品中所表现的人格的伟大。歌德说，”总的说来，哲学思辨对德国人是有害的，这使他们的风格流于晦涩，不易了解，艰深惹人厌倦。他们愈醉心于某一哲学派别，也就愈写得坏。但是从事实际生活。只顾实践活动的德国人却写得最好。席勒每逢抛开哲学思辨时，他的风格是雄壮有力的。我正在忙着看席勒的一些极有意思的书信，看出了这一点。德国也有些有才能的妇女能写出真正顶好的风格，比许多着名的德国男作家还强。　　“英国人照例写得很好，他们是天生的演说家和讲究实用的人，眼睛总是朝着现实的。　　”法国人在风格上显出法国人的一般性格。他们生性好社交，所以一向把听众牢记在心里。他们力求明白清楚，以便说服读者；力求饶有风趣，以便取悦读者。　　“总的来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我感到惊讶的倒不是我有那么多的敌人，而是我有那么多的朋友和追随者。我和整个时代是背道而驰的。我把每个人都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人，可以让我去研究和了解他的一切特点，此外我并不向他要求同情共鸣。这样我才可以和任何人打交道，也只有这样我才可以认识各种不同的性格，学会为人处世之道。“到了七十五岁，人总不免偶尔想到死。不过我对此处之泰然，因为我深信人类精神是不朽的，它就象太阳，用肉眼来看，它象是落下去了，而实际上它永远不落，永远不停地在照耀着。”“要在世界上划出一个时代，要有两个众所周知的条件：第一要有一副好头脑，其次要继承一份巨大的遗产。拿破仑继承了法国革命，弗里德里希大帝继承了西里西亚战争（西里西亚战争即三十年战争，对德国破坏很大。），路德继承了教皇的黑暗，而我所分享到的遗产则是牛顿学说的错误。现在这一代人固然看不出我在这方面的贡献，将来人会承认落到我手里的并不是一份可怜的遗产。”“罗马史对我们来说已不合时了。我们已变得很人道，对凯撒的战功不能不起反感。希腊史也不能使我们感到乐趣。希腊人在抵御外敌时固然伟大光荣，但是在诸城邦的分裂和永无休止的内战中，这一帮希腊人对那一帮希腊人进行战斗，这却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此外，我们这个时代的全部历史都是伟大的。有重要意义的。来比锡战役和滑铁卢战役的丰功伟绩使马拉松之类战役黯然无光了。法国人有的是理解力和机智，但缺乏的是根基和虔敬。对法国人来说，凡是目前用得上的。对党派有利的东西都仿佛是对的。因此，他们称赞我们，并不是因为承认我们的优点，而只是因为用我们的观点可以加强他们的党派。我再说一遍，在英国文学中打下坚实基础，把精力集中在有价值的东西上面，把一切对你没有好处和对你不相宜的东西都抛开。他说，“当然，我想我还不曾劝过你读《浮士德》呀。那是一部怪书，超越了一切寻常的情感。不过你既然没有问过我就自动去读它，你也许会看出你怎样能走过这一关。浮士德是个怪人，只有极少数人才会对他的内心生活感到同情共鸣。靡非斯托夫的性格也很难理解，由于他的暗讽态度，也由于他是广阔人生经验的生动的结果。不过你且注意看这里有什么光能照亮你。我不想追究你这话在诗歌方面有多大正确性，但是就妇女在其它方面的才能来说，我倒是经常发现妇女一结婚，才能就完蛋了。我碰见过一些姑娘很会素描，但是一旦成了贤妻良母，要照管孩子，就不再拈起画笔了。她们说’这首诗很美，时，指的只是情感。文词和诗的格律。没有人梦想到一篇诗的真正的力量和作用全在情境，全在母题，而人们却不考虑这一点。成千上万的诗篇就是根据这种看法制造出来的，其中毫无母题，只靠情感和铿锵的诗句反映出一种存在。一般说来，半瓶醋的票友们，特别是妇女们，对诗的概念认识是非常薄弱的。他们往往设想只要学会了作诗的技巧，就算尽了诗的能事，而自己也就功成业就了；但是他们错了。事实上全书所说的不过一句话，人尽管干了些蠢事，犯了些错误，由于有一只高高在上的手给他指引道路，终于达到幸福的目标。拜伦也许没有这样幸运，因为他的趋向背离了群众的趋向。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并不管诗人有多么伟大。倒是一个只比一般观众稍稍突出的诗人最能博得一般观众的欢心。拜伦太无自知之明了。他逞一时的狂热，既认识不到，也不去想一想他在干什么。他总是责己过宽而责人过严，这就会惹人恨，致他于死命。一开始，他发表了《英伦的诗人们和苏格兰的评论家们》，就得罪了当时文坛上一些最杰出的人物。此后为着活下去，他必须退让一步。可是在以后的一些作品里，他仍旧走反抗和寻衅的道路。他没有放过教会和政府，对它们都进行攻击。这种不顾后果的行动迫使他离开了英国，长此下去，还会迫使他离开欧洲哩。什么地方他都嫌太逼窄，他本来享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可是他自觉是关在监牢里，在他看，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监牢。他跑到希腊，并非出于自愿的决定，是他对世界的误解把他驱逐到希腊的。谁要想做好事就不应该谴责人，就不去为做坏了的事伤心，只去永远做好事。因为关键不在于破坏而在于建设，建设才使人类享受纯真的幸福。要把拜伦作为一个人来看，又要把他作为一个英国人来看，又要把他作为一个有卓越才能的人来看。他的好品质主要是属于人的，他的坏品质是属于英国人和一个英国上议院的议员的，至于他的才能，则是无可比拟的。凡是英国人，单作为英国人来说，都不擅长真正的熟思反省。分心事务和党派精神使他们得不到安安静静的修养。但是作为实践的人，他们是伟大的。但是他在创作方面总是成功的。说实话，就他来说，灵感代替了思考。他被迫似的老是不停地做诗，凡是来自他这个人，特别是来自他的心灵的那些诗都是卓越的。他做诗就象女人生孩子，她们用不着思想，也不知怎样就生下来了。他是一个天生的有大才能的人。我没有见过任何人比拜伦具有更大的真正的诗才。在掌握外在事物和洞察过去情境方面，他可以比得上莎士比亚。不过单作为一个人来看，莎士比亚却比拜伦高明。拜伦自己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不大谈论莎士比亚，尽管他对莎士比亚的作品能整段整段地背诵。他会宁愿把莎士比亚完全抛开，因为莎士比亚的爽朗心情对拜伦是个拦路虎，他觉得跨不过去。处在英国上议院议员这样高的地位，对拜伦是很不利的；因为凡是有才能的人总会受到外在世界的压迫，特别是象他那样出身地位高而家产又很富的人。对于有才能的人，中等阶层的地位远为有利，所以我们看到凡是大艺术家和大诗人都属于中产阶层。拜伦那种放荡不羁的倾向如果出现在一个出身较微。家产较薄的人身上，就远没有在他身上那样危险。他的境遇使他有力量把每个幻想付诸实施，这就使他陷入数不尽的纠纷。此外，象他那样地位高的人能对谁起敬畏之心呢？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就使他和世人发生了解决不完的冲突。歌德说，“国家的不幸在于没有人安居乐业，每个人都想掌握政权；文艺界的不幸在于没有人肯欣赏已经创作出的作品，每个人都想由他自己来重新创作。此外，没有人想到在研究一部诗作中求得自己的进步，每个人都想马上也创作出一部诗来。　　”此外，人们不认真对待全局，不想为全局服务，每个人只求自己出锋头，尽量在世人面前露一手。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错误的企图。人们在仿效新近的卖弄技巧的音乐家，不选择使听众获得纯粹音乐享受的曲调来演奏，只选择那种能显示演奏技巧的曲调去博得听众喝彩。到处都是些想出锋头的个人，看不见为全局和事业服务而宁愿把自己摆在后面的那种忠诚的努力。“如果诗人只复述历史家的记载，那还要诗人干什么呢？诗人必须比历史家走得远些，写得更好些。索福克勒斯所写的人物都显出那位伟大诗人的高尚心灵。莎士比亚走得更远些，把他所写的罗马人变成了英国人。他这样做是对的，否则英国人就不会懂。”我们谈到，某些教授在发现较好的学说之后还老是在讲解牛顿的学说。歌德说，“这并不足为奇，那批人坚持错误，因为他们依靠错误来维持生活，否则他们要重新从头学起，那就很不方便。”我说，“但是他们的实验怎么能证明真理，既然他们的学说的基础就是错误的？”　　歌德说，“他们本来不是在证明真理，他们也没有这种意图，他们唯一的意图是要证明自己的意见。因此，他们把凡是可证明真理。证明他们的学说靠不住的实验结果都隐瞒起来了。　　”至于谈到一般学者，他们哪里顾得什么真理？他们象其他人一样，只要能靠经验的方式就一门学问高谈阔论一通，就已心满意足了。全部真相就是如此。人们的性格一般是奇怪的。湖水一旦冻了冰，成百上千的人都跑到平滑的冰面上逍遥行乐，从来不想到要研究一下湖水有多深，冰底下有什么鱼在游泳。一个有才华的人耍出一切花招有什么用处，如果从一部剧本里我们看不到作者的可敬爱的伟大人格？只有显出这种伟大人格的作品才能为民族文化所吸收。象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道德也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它不是人类思维的产品，而是天生的内在的美好性格。它多多少少是一般人类生来就有的，但是在少数具有卓越才能的心灵里得到高度显现。这些人用伟大事业或伟大学说显现出他们的神圣性，然后通过所显现的美好境界，博得人们爱好，有力地推动人们尊敬和竞赛。　　“但是道德方面的美与善可以通过经验和智慧而进入意识，因为在后果上，丑恶证明是要破坏个人和集体幸福的，而高尚正直则是促进和巩固个人和集体幸福的。因此，道德美便形成教义，作为一种明白说出的道理在整个民族中传播开来。”我们要学习的不是同辈人和竞争对手，而是古代的伟大人物。他们的作品从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得到一致的评价和尊敬。一个资禀真正高超的人就应感觉到这种和古代伟大人物打交道的需要，而认识这种需要正是资禀高超的标志。让我们学习莫里哀，让我们学习莎士比亚，但是首先要学习古希腊人，永远学习希腊人。我们的画家们所缺乏的是诗。我在对康德毫无所知的时候就已写出了《植物变形学》，可是这部着作却完全符合康德的教义。主体与客体（即对象。）的区分，以及每一物的存在各有自己的目的，软木生长起来不是只为我们做瓶塞之类看法，我和康德是一致的，我很高兴在这方面和他站在一起。歌德说，”对，拜伦在这方面是伟大的，他的描绘有一种信手拈来。脱口而出的现实性，仿佛是临时即兴似的。我对《唐。璜》知道得不多，但他的其它诗中有一些片段是我熟记在心的，特别是在他写海景的诗里间或出现一片船帆，写得非常好，使人觉得仿佛海风在荡漾。“　　我说，”我特别欣赏他在《唐。璜》里描绘伦敦的部分。那里信手拈来的诗句简直就把伦敦摆在我们眼前。他丝毫不计较题材本身是否有诗意，抓到什么就写什么，哪怕是理发店窗口挂的假发或给街灯上油的工人。“　　歌德说，”我们德国美学家们大谈题材本身有没有诗意，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许并非一派胡说不过一般说来，只要诗人会利用，真实的题材没有不可以入诗或非诗性的。““在我们德国哲学里，要做的大事还有两件。康德已经写了《纯理性批判》，这是一项极大的成就，但是还没有把一个圆圈画成，还有缺陷。现在还待写的是一部更有重要意义的感觉和人类知解力的批判。如果这项工作做得好，德国哲学就差不多了。”　　歌德接着说，“黑格尔在《柏林年鉴》上发表了一将对哈曼①的批判。这几天我在反复地阅读这篇论文，对它很赞赏。作为批判者，黑格尔的判断向来是很好的。”歌德今天说，“我在手稿中查出一篇文稿，里面说到建筑是一种僵化的音乐。这话确实有点道理。建筑所引起的心情很接近音乐的效果。　　”高楼大厦是盖给王公富豪们住的。住在里面的人们觉得安逸满足，再也不要求什么别的了。我的性格使我对此有反感。象我在卡尔斯巴德的那座漂亮房子，我一住进去就懒散起来，不活动了。一所小房子，象我们现在住的这套简陋的房间，有一点杂乱而又整齐，有一点吉卜赛流浪户的气派，恰好适合我的脾胃。它使我在精神上充分自由，能凭自力创造。“我们谈到瓦格纳学士的性格，我问，“他是不是代表讲理念的那一派的某个哲学家呢？”歌德说，“不是，他所体现的是某些青年人所特有的那种高傲自大，在我们德国解放战争后头几年里就有些突出的例子。实际上每个人在青年时代都认为自从有了他，世界才开始，一切都是专为他而存在的。在东方确实有过这样一个人，他每天早晨都把他的手下人召集到自己身旁，在他吩咐太阳出来以前，不许他们去工作。不过他还是够机警的，不到太阳快要自动地升起那一刻，他决不下叫太阳出来的命令。”歌德回答说，”杜蒙确实是个温和的自由派，一切讲理性的人都应该是温和的自由派，我自己就是一个温和的自由派。在我的漫长的一生中，我都按照这个精神行事。　　“真正的自由派要用所能掌握的手段，尽其所能努力去做好事。但是他要小心避免用火和剑去消灭不可避免的罪恶和缺点，而只采取谨慎的步骤，尽力逐渐排除彰明较着的缺点，但不用暴力措施，免得同时把同样多的优点也消灭掉。在这个本来不是十全十美的世界里，我们只能满足于还好的东西，等到有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再去争取更好的东西。”歌德回答说，”梅里美处理这类题材的方式却和他的同辈诗人所用的完全不同。你提到的那些诗里固然用了不少可怕的题材，例如坟场。深夜里的巷道。鬼魂和吸血鬼之类，不过这类可怕的题材并不触及诗人的内心生活，他无宁是用一种远距离的客观立场和讽刺态度来处理它们的。他是以艺术家的身份进行工作的。他觉得偶尔试一试这种玩艺儿也很有趣。我已说过，他完全抛开了私人的内心生活，甚至也抛开了法国人的身份，使人们在初读《弦琴集》时竟以为那些诗歌真是伊利里地方的民歌。他不费大力，故弄玄虚，就获得了成功。“歌德接着说，”一般说来，民族仇恨有些奇怪。你会发现在文化水平最低的地方，民族仇恨最强烈。但是也有一种文化水平，其中民族仇恨会消失，人民在某种程度上站在超民族的地位，把邻国人民的哀乐看成自己的哀乐。这种文化水平正适合我的性格。我在六十岁之前，就早已坚定地站在这种文化水平上面了。“歌德说，”席勒的确有这个缺点，特别是他的早期剧本。当时他正年轻力壮，写起来总是没完没了，他心里要说的话太多超出了他的控制力。后来他察觉到这个缺点，尽力通过学习和钻研来克服它，可是没有完全成功。对题材加以适当的控制，不被它缠住，把全副精力集中到绝对必要的东西上去，这套功夫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难些，要有很大的诗才才办得到。“这部作品至多也不过使这个世界甩脱十来个毫无用处的蠢人，他们没有更好的事可做，只好自己吹熄生命的残焰。歌德说，”如果一部书比生活本身所产生的道德影响更坏，这种情况就一定很糟，生活本身里每天出现的极丑恶的场面太多了，要是看不见，也可以听见，就连对于儿童，人们也毋须过分担心一部书或剧本对儿童的影响。我已说过，日常生活比一部最有影响的书所起的教育作用更大。“歌德问我对圣西门一派人的意见如何。我回答说，”他们学说的要点象是主张个人应为社会整体的幸福而工作，并且认为社会整体的幸福是个人幸福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歌德说，”我却认为每个人应该先从他自己开始，先获得他自己的幸福，这就会导致社会整体的幸福。我看圣西门派的学说是不实际的。行不通的。因为它违反了自然（人性。），也违反了一切经验和数千年来的整个历史进程。如果每个人只作为个人而尽他的职责，在他本人那一行业里表现得既正直而又能干胜任，社会整体的幸福当然就随之而来了。作为一个作家，我在自己的这一行业里从来不追问群众需要什么，不追问我怎样写作才对社会整体有利。我一向先努力增进自己的见识和能力，提高自己的人格，然后把我认为是善的和真的东西表达出来。我当然不否认，这样工作会在广大人群中发生作用，产生有益的影响，不过我不把这看作目的，它是必然的结果，本来一切自然力量的运用都会产生结果。作为作家，我如果把广大人群的愿望当作我的目的，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那么，我就得象已故的剧作家考茨布那样，向他们讲故事，开玩笑，让他们取乐了。“我也认为法律的用意无宁是减少弊病的总和，而不是增加幸福的总和。歌德回答说，“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不过理解《圣经》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原始宗教的观点，也就是来自上帝的完全符合自然和理性的观点。只要得到上帝恩宠的生灵还存在，这种观点就永远存在，永远有效。但是这种观点太高尚尊贵，只有少数优选者才会有，不易普遍流行。此外还有教会的一种比较平易近人的观点；它是脆弱的，可以变更而且在永远变更中存在，只要世间还有脆弱的人们。未经污染的上帝启示的光辉太纯洁太强烈，对这些可怜的脆弱人是不适合而且不能忍受的。于是教会就作为中间和事佬插足进来，把这种纯洁的光辉冲淡一些，弄暗一些，使一切人都获得帮助，使不少人获得利益。通过基督教会作为基督继承人能解除人类罪孽这种信仰，基督教会获得了巨大权力。基督教僧侣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维持这种权力，来巩固基督教会的结构。“教会规章中有许多是荒谬的。但是教会要想统治，就要有一批目光短浅的群众向它鞠躬，甘心受它统治。拥有巨资的高级僧侣最害怕的莫过于让下层大众受到启蒙，他们长久禁止人民大众亲自阅读《圣经》；能禁止多久，就禁止多久。可怜的教众面对拥有巨资的大主教们会怎样想，如果他们从‘福音书，中看到基督那样穷困，他和他的门徒们都是步行，态度极谦卑，而高级僧侣们却乘六匹马的轿车，招摇过市，神气十足？”歌德接着说，“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路德和一般宗教改革给我们带来的一切好处。我们从捆得紧紧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由于日益进展的文化教养。我们已能够探本求原，从基督教原来的纯洁形式去理解基督教了，我们又有勇气把脚跟牢牢地站在上帝的大地上，感觉到自己拥有上帝赋予的人的性格了。无论精神文化教养怎样不断向前迈进，自然科学在广度和深度上怎样不断进展。人类心灵怎样尽量扩张，它也不会超越’福音书，中所闪耀的那种基督教的崇高和道德修养！　　”我们新教徒向高尚的目标进展，天主教徒也会很快地跟上我们。他们一旦受到现时代日益扩展的伟大启蒙运动的影响，势必要跟上来，不管他们愿不愿，直到有朝一日天主教和新教终于合而为一。　　“不幸的新教派系纷争将会停止，父与子以及兄弟和姊妹之间的仇恨和敌对也将会随之停止。因为等到人们一旦按其本来真相去理解并且实行基督的纯洁教义和博爱，他们就会认识到自己伟大而自由，不再特别重视这一派或那一派的宗教仪式的浮文末节了。那时我们都会从一种只讲文字信条的基督教逐渐转到一种重情感思想和行动的基督教了。什么叫做爱国，什么才是爱国行动呢？一个诗人只要能毕生和有害的偏见进行斗争，排斥狭隘观点，启发人民的心智，使他们有纯洁的鉴赏力和高尚的思想情感，此外他还能做出什么更好的事吗？还有比这更好的爱国行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