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颠覆的倾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14-1
ISBN:9787100103879
作者:[美]赫希曼
页数:330页
内容概要
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1915—2012）
美国著名德裔思想家，经济学家，20世纪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早年曾参加西班牙内战，投身于法国抵抗法西斯的运动和对犹太难民的营救行动，“二战”后先后任教于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 斯顿高等研究院，其学术研究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和思想史等领域，著述包括《经济发展战略》《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的新描述》《反动的修辞：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等。
译者简介
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现就职于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与《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编辑部。译著另有《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经济学理论与认知科学》等。
书籍目录
导言
第一部 分论自我颠覆
第一章 退出、呼吁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命运
第二章 《反动的修辞》——两年之后的回顾
第三章 不符合“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法则的事例
第四章 固执己见的意见与民主
第五章 自我颠覆的倾向
第二部分 论自我
第六章 与四位故人的重逢
第七章 我的父亲与世界观，约1928年
第八章 在巴黎求学，1933一1935年
第九章 质疑并采取行动反抗法西斯主义，意大利，1936—1938年
第十章 在马赛与瓦里安·弗莱一起，1940年
第十一章 翻越比利牛斯山，逃出生天，1940 1941年
第十二章 隐藏着的雄心
第十三章 与米歇尔·克罗齐埃“心意相通”
第三部分 新的尝试
第十四章 凯恩斯革命是怎样从美国输出到全世界的
第十五章 拉丁美洲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第十六章 冷战的结束对第三世界来说，是一场灾难吗?
第十七章 工业化及其多重不满：西方、东西方与南方
第十八章 市场究竟是使我们免受人祸之害，抑或令我们远离幸福?
第十九章 经济发展与政治进步之间时断时续的联系
第二十章 作为民主市场社会支柱的社会冲突
致谢
索引
译后记
作者简介
半个多世纪以来，阿尔伯特·赫希曼这位享誉全球的理论家、思想家一直都站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最前沿。本书收录赫希曼自1986年后写就的20篇文章，是他对自己学术思想的总结，也是罕见的精神自传。赫希曼在书中反思、质疑、重新评估并进一步发展了自己关于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的主要观 点，他的自我颠覆和自我肯定向我们揭示了拥有如此伟大头脑的学者是怎样工作的。本书中更难能可贵地收录了一组自传性的文章，读者将看到他如何深度介入了20世纪最重要的一些历史事件，并借此理解这位“深刻的思想者”的思想发展历程，以及他如此深邃的洞察力从何而来。
在一个人一生中的某个时刻，自我颠覆可能会成为自我超越的主要途径。
——阿尔伯特·赫希曼
媒体评论：
当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
——阿马蒂亚•森
赫希曼的遗产并非他所采集的数据或微小的成果，而是一些十分重要的概念，它们至今仍在塑造着我们关于发展和公共政策的思考方式。
——弗朗西斯·福山
赫希曼高度自觉地反思了自己早年提出的、使他本人功成名就的各种理论，并且有所发展；他还尝试用这些理论来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通过本书，我们看到，这位学者是如何同时向自己、向学术界，乃至向整个政治经济世界发出一连串的追问的。
——彼得·A. 霍尔（Peter A. Hall），哈佛大学
我一直都在惊叹：赫希曼为什么总是能不断提出新的东西……对于他以往曾经研究过的许多主题，读者都应该能够从本书中领悟到新的思想与新的理论视角。这也意味着，他不仅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在一般的方法论问题上也提供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洞见。
——迈克尔·S. 麦克弗森（Michael S. McPherson），威廉斯学院
十年间我读了所有他写的东西……赫希曼下笔轻松，简洁易读，谈论的却是非常深刻的问题……这是一种罕见的禀赋。
——彼得·勃特克
不论是专著还是杂志随笔，赫希曼文字的特征在于，读者只要读了，就不可能再用以前的眼光看世界。
——汪丁丁
赫希曼是20世纪人类社会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也是世界著名的宽视野、跨学科的发展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这部著作荟集了赫希曼晚年的一些思想性论文、时评、回忆录和讲演稿，是理解20世纪后半期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和当代世界思想发展不可绕过的重要文献。在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的大转型时期，认真阅读赫希曼这本《自我颠覆的倾向》，对认识和选择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5条)
-
记者 朱桂英来源：新京报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4-04/12/content_505538.htm?div=-1【阿尔伯特·赫希曼小传】赫希曼生于德国柏林的犹太人中产家庭，16岁时，赫希曼成为年轻的社会主义支持者，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组织，参与反纳粹党运动。1939年，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赫希曼志愿加入法国陆军，以对抗德国纳粹势力。1940年，法国向德国纳粹政府投降后，赫希曼在马赛参与反纳粹的地下反抗活动。在工作一段时间后，成为纳粹搜捕的目标，因此被迫离开法国，他沿着比利牛斯山小径，离开了欧洲。1941年1月，赫希曼抵达美国纽约。1956年，担任耶鲁大学客座教授。1958年，出版《经济发展的策略》，提出不均衡发展策略。随后改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1964年，担任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974年，成为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同时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直到1985年退休。2012年赫希曼以97岁高龄逝世，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回顾赫希曼的主要贡献，特别点出《反动的修辞》的时代意义，要小心保守派以负面结果的可能论点来反对所有改革努力，但也提醒赫希曼对革命性的改革的问题，应崇尚见效慢但稳定开展的民主改革管理。“悖论是思想家的激情之源，没有悖论的思想家就像一个没有情感的恋人：微不足道的平庸……一切思想的最高悖论是尽力发现思想不能思考的事情。”把索伦·克尔凯郭尔这段话送给我们虚拟访谈的主角阿尔伯特·赫希曼（1915-2012），他大概是乐于接受的。我们几乎可以在他的所有作品中看到悖论蔓延过的痕迹，他会告诉你，不要相信存在唯一正确的道路，不要期待一种确定的秩序，不要尝试去拥有一个明确的世界观，不要轻易拥抱一个自称是唯一的真理，同时，他一定会再加上一个必要的注脚，不要把所有这些关于“不相信”的理念当做完全值得遵循的信条，它们所提供的是一种态度，仅在于提醒你，要重视保持心灵的开放，保持对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激情。关于自己的一生，赫希曼喜欢用自己年少时的故事作为隐喻：在一次与父亲的讨论中，他发现父亲没有世界观。这着实令他震惊，因为年少时的他认为任何人都必须有一个“世界观”。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他说自己牢牢记住了这个时刻，因为“它浓缩并预示着一个我从那时开始到现在为止，半个多世纪以来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坚持己见，即在所有事件都秉持一套坚定不移的意见，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而他终其一生所得出的结论是：“我的生活经历与思想都可以总结为：我是如何逐渐发现父亲当初其实是对的。”关于变革 不确定的传奇新京报：我想从你生命中最有传奇色彩的那段历史开始谈，1940年，法国顺服希特勒成立了维希政权，承诺只要德国提出要求，法国政府就得无条件把任何一个生活在法国土地上的非法法国公民移交德国。你当时致力于帮助处于危险当中的反纳粹主义者和滞留在法国非占领区的反法西斯难民尽快移民到美国，成功得救的人中包括后来的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那段经历对你之后的思想与学术发展有怎样的影响？赫希曼：1933年，因感到自己面临因参加反纳粹政治活动而被捕的危险，我匆忙逃离德国，在逃亡旅途上，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我会认为，救人出险境永远是最令人兴奋，同时也最值得纪念的工作。关于我在1940年的经历，推荐大家去看我们营救团队核心人物瓦里安·弗莱的著作《无条件引渡》。弗莱身上隐藏着无穷力量，表面上却是个“过于天真的外国佬”，一个美国平民仅凭着口袋里揣着的一份名单，要把人们一一拯救出来！在那个黑暗的时代，这种营救活动如此艰险，但弗莱和他的委员会最终救出了近三千人。弗莱是我们时代的英雄，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将会面临的困难，那么他可能永远无法取得现在的成功。而这个想法，让我获益匪浅。新京报：你一直在坚持一个观点，不存在一种理想的发展模式，让一个国家得以从容地依序解决问题使自己在政治经济上有效发展，很多时候，一个国家的变革，就像弗莱的故事那样，是一种令人惊讶的结果，就像一个传奇。赫希曼：是的。对于搜寻“唯一的最佳道路”的做法，我一直都保持怀疑态度。我强烈反对这样一种模型——要实现某种起飞，各种特定的先决条件必须全部得到满足。与之相反，我提出了颠倒的秩序概念，在发展的问题上，常会出现本末倒置的情况，比如某个国家内，一些人“莽撞”地开始了某种特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专横”地要求必须保证它能维持下去，从而促成了其他经济活动的进步。任何变革，都只能作为一种令人惊讶的结果而发生，不然它很可能根本无从发生，它会被各种维持现状的力量压制掉。新京报：变革不可预测，对那些渴望周遭社会有好的变革的人们而言，是多么灰色的结论啊。相比较而言，我们是多么喜爱这样的话——“所有美好的事物都会一起到来”。赫希曼：人们很喜欢知识分子说的这些看起来更加乐观（或者极端悲观，以至于被人们当做警世良言）的话。在我之前，很多社会学家都喜欢模仿牛顿的机械力学，认为社会变革必定服从一系列他们想象的铁的规律。现在，我们已经到了量子力学的时代，请让我们变得谦逊一些吧——敬畏社会变革本身的不可预测性，尊重社会变革倾向于从某些独一无二的“星座”中发生发展的道路。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不存在一系列明确的历史任务：实现领土完整、保证国家权威，发动大众参与管理国家又不令其失控等。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他们确实从容不迫地完成了这些任务，但是后发国家并不存在这样的从容与有序的机会。后发国家要做的是根据现有条件去推动改革，善于从社会矛盾与冲突中获取力量，而不是等待被布置明确的历史任务，其中，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关于东德 历史有自己狡诈的诡计新京报：当我说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是第一章《退出、呼吁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命运》时，希望你不要觉得被冒犯。我很惊讶，退出——呼吁这个简单的理论结构竟然有那么强大的诠释力度。赫希曼：这一章关注发生在1989年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崩溃为核心的各种事件，是我在1933年离开德国之后第一次重新研究与德国有关的课题，近年来德国历史的重大转折，使我之前提出的理论框架有了全新的含义。这一概念，来自我的经济学理论：在感觉到购买的商品质量下滑或者得到的服务和获得的利益衰减时，消费者有两个选择，退出或呼吁。退出指直接离开，相信其他地方可以获得更好的商品和服务。呼吁指抱怨、投诉或组织起来一起去投诉抗议的行为，目的是直接促成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从下滑中恢复过来。退出是一种私人行为，不需与他人协调，呼吁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成本更高。简单而言，退出更简便时，呼吁便难以发生。退出会损害呼吁的根基。新京报：东德旁边有个与自己同民族的西德，所以东德人一直存在一种可能性，逃到西德去。当大家都想逃到西德去的时候，东德就崩溃了。这是否说明，在政治领域，像叶芝的诗歌所写，当好人信心丧失选择退场，坏人充满炽热的激情，社会就会崩溃？赫希曼：你的结论太简单了。从成立第一天起，东德人就存在离境去西德的可能性，所以东德基本没有出现如波兰、匈牙利那种反抗专制的史诗般的重大运动，因为它有一个安全阀，让那些心怀不满的人们去西德吧，国内就稳定了。到1989年，看起来大多数本来能够承担政治责任的人都离开了，东德的变革毫无希望发生，但就在绝望的沉寂中，东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其导火线是，更多的人想离开，开始也许只想秘密地离开，因为不被允许，退出这种私人行为变成了一种公共行为，“我们要离开”变成了“我们要留在这里改变社会”。在东德的崩溃发生的时候，退出与呼吁竟友好相处，相互加强了，它们一起联手把东德送进了历史。新京报：我们可以把波兰、匈牙利等国家的发展，称为民主转型，但东德是一个被消失的国家，作为一个国家，这种退出与呼吁相互加强，联手摧毁了一个压力型体制，但是也没有让社会获得发展的机会。我曾采访过东德最后一任总理汉斯·莫德罗，他一再感慨，太迟了，一切都措手不及。赫希曼：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时代，人们总是会轻易为某种不符合人道与正义的体制的终结而欢呼，但历史是不会终结的，社会仍需要发展，这样的欢呼本身就违背道义。当年为东德的终结而欢呼的人们，如果了解到两德统一后遇到的重重困境，大概就会有更深的思考。莫德罗说太迟了，基于维护他所忠诚于的体制。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异议人士和反对派都留在了国内，旧有的极权统治垮台后，这些国家都演化出了多元化的政治生态，有了自己新的活力。而在东德，反对派都去了西德，东德在将死之际勃发出最后的力量，出现了一场范围极广的反抗运动，但运动的波澜只涌到崩溃的边缘，而没有抵达新的范域。东德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在接受西德电台的访问时，曾这样表达自己的悲伤：“（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背弃祖国一走了之）他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就离开了？为什么他们默不出声？”历史有自己的诡计，东德的消亡是一种惩罚——对它长期以来压制退出和呼吁行为的惩罚。关于质疑 民主社会的人格基础新京报：在你的帮助下引渡到美国的阿伦特曾说“独立的思想是灵活可变的，在最基本的意志方面自由自在。一个独立的人将不会寻求规则和律令，而对于那些缺乏独立的人而言，一切都是有章可循的。”你的观点和她非常接近。令人疑惑的是，我们总会认为，对某件事情充满激情，且非常有力地行动的人，必定存在某一种指导其行动的原则，尤其是在公共生活领域内。赫希曼：阿伦特所言的这种独立的人，正是我所希冀的民主政治的人格，我认为这样的人格恰恰能构成良好民主的微观基础。无论是在私人生活的领域内，还是在公共领域内，对某个理念确信不疑，是一件灾难的事情。对当下所有议题都抱有一整套强烈主张的人，同样会背弃自己的个性、人格与自我。依靠某种单一理念而激情有力地行动的人，往往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想想希特勒吧，他如此激情地宣称，要创建一个全新的、普罗大众的民族共同体，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史无前例的大灾难。我理想中的民主人格是这样的：能学会既珍惜自己拥有的意见，同时又重视保持心灵的开放，充分调和并享受赢得一场辩论的快乐与充当一个好的倾听者的愉悦。新京报：在你的生活中，是否曾经存在拥有这样独立人格的人？赫希曼：年少时的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个成熟、完备的世界观，那始终是一个缺陷。我于1936年来到意大利，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重要人物——我的姐夫尤金尼奥·科洛尔尼（1938年被捕，1944年被杀害），他是一位积极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他的思考习惯是：未经本人的质疑，从不认为任何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很多理论认为，一个人必须明白在行动之前要全面了解情况，这种信念是行动的先决条件。但质疑实际上可以激发人们意识到：脱离政治策略造成的意识形态束缚，接受一个人知识掌握的局限，这样就可以使机构摆脱自身对上述认识的依赖。新京报：如何理解质疑具有创造性？赫希曼：不要固执地沉迷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他们对极端危险的政治活动的全身心投入，有着密切联系，他们在寻找社会的、政治的问题之答案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质疑和探索精神，推动着他们采取行动，在思想自由被压制的环境中寻求改变，在感受到了明显不公正、当局采取了无法容忍的愚民政策的世界中奋起抗争。他们的作言起行，证明质疑能够激发行动，而不会削弱和阻碍行动。我非常敬仰这样的智识姿态。对我而言，把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与智识上的开放性这两者结合起来，民主政治就拥有了一个理想的微观基础。注：虚拟对话中赫希曼的回答摘自《自我颠覆的倾向》（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一书）小预告赫希曼的传记，《入世的哲学家》（阿德尔曼 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即将出版。消息来源：出版人严搏非。 -
来源：东方早报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4-04/20/content_882727.htm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自我颠覆的倾向》（贾拥民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在国内知识界引起的反响是可以预料的，该书第一章“退出、呼吁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命运”首先就引起了读者强烈共鸣，其深刻而精彩的历史分析充满了思想的魅力和现实经验的洞见。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理解退出与呼吁机制是如何从相互排斥到出乎意料地协同起来的，或者仅仅满足于感受这幕壮观的史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理性和道德情感的话，恐怕我们还会错过很多本应用心体会的细节。正如作者所说，“故事本身的细节是本章的核心和实质精华所在”（第49页），而这些细节恰好与我们的经验有很多关联。比如，与“用脚投票”的“退出”不同的是“思想退出”，这个过程是如何出现，以及有何意义呢？赫希曼谈到“现代通讯技术的进步还使某种精神上的退出有了实现的可能（这种‘精神离境’也许是短暂的），主要的途径是通过西德的电视节目”（第23页）。接下来他在试图说明为什么“德累斯顿想脱离东德的人特别多”的时候，认为归于德累斯顿市因“所在的区域地势太低，接收不到西德电视节目信号”的解释不无道理：“一方面，当地人因为看不到西德电视节目，所以不知道西德人的生活当中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说失业、工作强度高所导致的疲累，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相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广播电视节目所宣传的那些东西。”（第35页）这个细节应该成为信息管治研究的重要案例，可以说明信息管治如何必然走向反面。而“精神离境”这个概念看似新鲜，实际上早已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知青，从收听境外电台到偷渡潮，与赫希曼所描述的历史细节正相呼应。又比如，当东德政府不得不同意把挤满东欧其他国家的西德大使馆的东德难民用火车运往西德的时候，“东德政府为了挽回最后一点颜面而想方设法争得的唯一一个让步是：这些火车必须驶经东德。这样一来，东德政府就可以把这件事说成是自己主动把这些离心离德的人驱逐出境的”（第33页）。这种极端可笑而又可怜的“面子政治”并不陌生，但是令我们难以想象的另一个极端是，在柏林墙建成之后到八十年代中期，东德政府竟然有组织地把国内的异见分子以每人高达四万西德马克的价格“出售”给愿意支付大笔赎金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且还成为了东德政府特别有价值的硬通货来源（第28页）。这种“不要面子”的举措在我们看来当然是匪夷所思的。赫希曼认为真正令人着迷的是这样的问题：“公共因素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渗透进私人领域的？公共因素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什么方式压倒了当事人的初始动机的？答案只能存在于我们在前面已经描述过的历史进程当中。”（第45页）当然，这只是历史研究的答案。而对于现实生活中和处于历史进程中的人们来说，“它告诉我们，‘事情并不一定只会如此这般’”（第51页）。这是历史的全部细节与复杂性给予人们的最好忠告。关于经济与政治的均衡与非均衡发展问题是赫希曼很早就研究的主题，而令他感到震惊的是在政变中上台的阿根廷强权政治竟然以其理论来为发展经济与压制民主辩护（第81页）。对此他极其深刻地指出：“一旦独裁主义政权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该政府就会变得自我感觉良好，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更受民众爱戴了，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硬、更加不愿意改弦更张，这样一来，它向更多元化、更重视人权的方向演化的压力就会下降。如果这样一个政府公开许诺说，‘最终’它一定会向更多元化、更重视人权的方向转变，但是当前这样做‘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人们必定会怀疑它的诚意。”（第82页）他认为这是必须警惕的非均衡状态进一步恶化的力量，最后他强调的是，“各种各样的发展问题千差万别，如果一味地强求某种统一的解决方法，反而会将我们引入歧途。”因此他一方面反对任何“势在必行”的说法，另一方面反对强行推迟某些必须完成的任务；他说“我一贯拒绝确定‘一条最好的道路’”（第88页）。与不相信存在“最好道路”紧密相连的是，赫希曼反对那种认为只有当全社会已经达成了关于民主价值的普遍共识之后才能成功地建立民主体制的观点。他分别引用了政治学家伯纳德·克里克和丹克沃特·罗斯托的分析，说明不是先有了“基本价值”上的“共识”才有政治行动，而是通过实践互相认同和接纳（第274-275页）。赫希曼以均衡与非均衡问题的视角破除了“道路”神话、“共识”神话，同时祛除了对社会冲突的恐惧心理或恐吓宣传，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在于清除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历史转折过程中的顺序、时机等问题上的决定论思想。路在脚下，不再相信“预测”，不以“定律”欺人，无畏地实践，无惧于冲突——“事情并不一定只会如此这般”，这是赫希曼对历史进程最深刻的洞察。“自我颠覆的倾向”是赫希曼思想生涯最重要的特征，他认为这带来的是思想的活力、自我超越的途径，由此可以发现新的复杂性。因此，他呼吁大家克服对自我颠覆的抵触情绪（第107页）。在大众的语义记忆中，“颠覆”曾是最高级别的指控，也可以是警告。而“倾向”本来只是用来表述任何一种“倾向”，但是一旦把“倾向”作为一面旗帜来展开，“倾向”就会向异质的、质疑的、反抗的等方面倾斜，如《倾向》。在赫希曼那里，他的自我颠覆与自我更新紧密相连。 -
逝者---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汪丁丁原载《新世纪周刊》2012年12月23日“穿越边界的思想者”。 在一贯缺乏反思能力的经济学界，他最著名的作品是1970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退出、声音与忠诚》（“exit, voice, and loyal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在本质上要求保持反思性的思想史学界，他最著名的作品是1977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激情与兴趣》（“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在具有强烈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社会哲学界，他发表的每一篇作品都被反复地研读，他是公认的“deep thinker”（深刻的思想者）或“a great intellectual of the 20th century”（二十世纪的一位伟大知识分子）。他最喜爱的思考，是“跨学科思考”。他说过，“被限制在任何特定领域里，我都会很不幸福。”他晚年发表的自传性文集，标题就是“穿越边界”（《Crossing Boundaries》，MIT Press，1998）。他喜欢研究语言的符号涵义，例如，他读美国“独立宣言”里写的基本权利：“生命、自由、幸福的追求”（life, liberty, and pursuit of happiness）读出来另一番思想：“生命、自由、追求的幸福”（life, liberty, and happiness of pursuit），后者，对于发展中的国家和个人而言，意味着更重要的事情往往不是被认为“幸福”的一些目标而是“追求”过程本身产生的幸福。赫希曼的这一思想显然对他的前外甥女婿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产生了影响，并由此影响了森1970年代的学术友人铃村兴太郎（Kotaro Suzumura）。今天，这是社会选择理论家的常识：假设有两种分配过程，（1）由父爱主义的家长为子女们切分蛋糕，和（2）由子女们自己切分蛋糕，又假设分配的结果一模一样，那么，子女们仍从（2）获得比从（1）更大的幸福。为什么？因为，给一个人独立选择的机会，哪怕是犯错误的机会，比选择什么更重要。这是赫希曼1989年AER论文的标题，“having opinions ---one of the elements of well-being?”人们可以仅仅因为拥有自己的观点而感觉更好。迟至41岁，1956年，赫希曼才成为一名学者，在耶鲁大学。此前，他是反法西斯战士，在纳粹统治的法国境内，他帮助一名美国人组织秘密偷渡，使两千多名犹太人成功离开法国，这一行动于1991年被美国政府承认为是“英雄的行动”。更早，1935-1936年，那时他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作为志愿者，他进入西班牙参加了共和派分子对佛朗哥将军独裁政变的绝望抵抗，在西班牙的这段经历使他后来能够帮助法国的那些犹太人穿越比利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再辗转偷渡至葡萄牙。再后来，1938年，他在意大利完成了自己的学业，成为经济学博士。五年之后，1943年，他在《Journal of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发表了一篇论文，即后来被广泛称为“基尼系数”的“赫希曼指标”（“on measures of dispersion for a finite distribution”）。1964年，赫希曼在AER发表了一页纸的澄清文字，标题是“the paternity of an index”（一项指标的父权认证）。据此，我们得知，基尼系数并非基尼发明的，也不是赫芬道尔重新发明的，而是赫希曼发明的。他1915年出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18岁的时候，赴巴黎，在索邦大学读书。那是1933年，纳粹主义思潮开始席卷欧洲。他晚年诉说自己的生平，最深的感受是：社会科学，切忌以一般原理代替实地考察，切忌如自然科学那样自负地信任数学定理。他回忆，社会科学在几十年里无法解释纳粹现象，因为，理论模型只能容纳既有的各种可能性而不是“新发生的各种可能性”。青年赫希曼有一种卓越的实践感，这使他比其他人更早预见到纳粹的崛起及其灾难性后果，根据传记资料，这是促成他及时赴巴黎求学的重要因素。历史是一连串“黑天鹅事件”，赫希曼从来就这样认为。他说他对统计显著性不感兴趣，因为，真正重要的，都是“例外”，希特勒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外。他又说他相信一切好事情的发生，总伴随着特别不寻常的情境，绝非统计显著事件。赫希曼的这些见解，收录于1993年他在意大利接受的一次记者访谈，英译本就是1998年出版的“穿越边界”。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思想者，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将于2013年出版“Worl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我倾向于译为“面向现实世界的哲学家：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赫希曼1974年加入这所高等研究院，在那里，他与著名的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共同主持“社会学研究”并由此创立了高研院最具特色的跨学科氛围。在他去世的第二天，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当代领袖博伊特克（Peter Boettke）写了一篇纪念短文，虽然，赫希曼的思想与奥地利学派的自由市场倾向差异颇大。在这篇短文里，博伊特克赞叹不已的，是赫希曼文字的简洁与深刻，他认为这是一种罕见的禀赋——“the combination of easy reading and deep thinking is a rare gift”。阅读这样的文字，你很容易受到激发去思考那些最重要的问题。诺贝尔奖错过了赫希曼，这是诺贝尔委员会的遗憾。在赫希曼获得的许多其它奖项里，有这样一项，被亲切地称为“Albie”，授奖的唯一理由必须是：不论是专著还是杂志随笔，这些文字的特征在于，读者只要读了，就不可能再用以前的眼光看世界。
精彩短评 (总计38条)
-
文集 -
一本涵盖一生思想的自传（虽然后面一大部分都是以前各个会议上宣读的论文）。但很能感受到作者时刻对自我思想的检视和修正（我倒觉得修正并不一定就是贬义就是不客观就是朝秦暮楚），谁也无法断言自己所说的就一定是对的，除非接受了现实的验证，所以保持谦虚是必要的。这也是作者一直延续的态度。第五章是全书关于“自我颠覆”也是关于作者思想脉络叙述最为系统也最为集中的部分。后面的论文部分则是他不断反思、质疑、重新评估、进一步发展的最好例证。 -
赫希曼确实属于那种完善思维的人，此书可更名为“赫希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者，乃其补充他人言说的不足，他的观察有着历史想象和绵密佐证，文字有着曼彻斯特式的优雅书写；自我批评者，即保持自我更新的“自我颠覆”理念，警惕固执己见地保卫自身迂腐陈见 -
阿尔伯特·赫希曼的《朝花夕拾》 -
思想给十星，肯定是14年读过的最好作品 -
第一次看到学者总结过去几十年的著作，并对其中部分观点加以批判的。有点刷新了我对人文学科其所谓的观点的认知度。阅读这本书你能清晰地看出社会科学家和政治科学家是如何在现实的例子打了自己的脸后，可以厚颜无耻地总结出新的理论。根本就不去总结当时如何错误的。这么说来，所谓社会科学的辩论更是毫无意义。 -
赫希曼的这本论文与自传糅杂在一起的文集《自我颠覆的倾向》，将充满预见的思想与深刻的自我怀疑完美结合。开篇赫希曼用自己70年年代的“退出与呼吁”理的修订版诠释苏东剧变下的东德解体是如何发生的，东德曾认为把一部分异见分子驱逐出境，剩下的都是乖乖听命意识形态的良民，再也不会有反抗者，但是在几十年后的一九八九年，“离开东德”（退出）与“反抗东德”（呼吁）这两项行动却并行不悖发生，并最终导致东德被西德吞并。 -
2014/5/30 可以称之为“自由派的良心”，保守派可带着敬意去读，对于不同意的地方，就坦然的不同意好了。 -
2014-02-26读毕，赫希曼不同于常人的自传，正如他所说他不喜欢时间序列展开的自传，自传的目的是激发思想。我想我的阅读感受是这本书的思想冲击扑面而来。对中国具有现实意义的四篇文章分布在第十七、十八、十九和二十章，分别涉及工业化对于大众的冲击所引起的不满、市场真的这么好吗、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如何对待社会冲突（冲突分为有益的、有害的，怎么分类）等。 -
车轱辘话太多。学术散文式的写作，翻译过来后很难让人有阅读欲望。 -
好书，读完以后对政治经济学抑或严肃的社会科学如何治学有了一些认知，可笑那些天朝的社科院的烟酒员们，呵呵！还要佩服一些犹太学者治学的理性，研究社会科学与涉身政坛始终是不同的，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什么叫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哎！ -
还剩五十页 不知道后天一早走前读不读得完。。 -
思想与文本都是本质的东西，沈先生那天说论画画他是幼儿园水平，虽然自诩作者，论思想我也作此感。 -
随便翻的。最亮点在p131的最短文，1927或1928年作者12或13岁的时候，和父亲交谈，惊奇、失望又骄傲地大声宣称：“你知道吗？爸爸没有世界观！”What a powerful portrait!另一条主要的线索是信任常识而质疑抽象与信任理性而质疑常识之间的张力。意识形态两极化的时代背景在个体身上留下的张力似乎也是条暗线。 -
挑战主流观念，不惜向自己开战。耳目一新，也能自圆其说，另一种想象力。 -
读完这本书从中获益不少，本书的第五章可以说是赫希曼人生中的信念，他一辈子都对自己以往对学术、对社会的理解作自我反思，他也超越了经济学家的概念，更像一位思想家。 -
不知道是习惯了读口水书，畅销书，还是因为习惯了微博之类的碎片化阅读，这本书，真的读不懂。读起来非常费力，读完完全不知所云。也许这本书起步太高了。作者在书的第一部分，对自己过去的作品进行评论，而我一本都没看过，看的云里雾里。看不懂，不评价。 -
第一本拿到手像天书一般的书。 -
很喜欢赫希曼，希望能被更多人了解。就个人的知识而言，最重视关于转型的论述，尤其东德观察，最感动关于自我的论述。大思想家。 -
赫希曼的立场是保守的，与此同时，他是个行动派。他对拉美的观察十分细致。 -
买书的时候收到了一定的误导 以为是一本涉及心理学的书 结果是作者对自己理论的总结 同时提出的一种学术的谦卑 总的来说能勉强读懂里面经济学的理论 没看完 但是能感觉出来作者研究的造诣很高 很多理解很透彻 -
赫希曼的书，如果一个人读了没有丝毫触动，基本可以说，此人以后不用读任何需要脑力的书了。阅读赫希曼需要平和的心境，以及中庸的理性。 -
现在读自由派的书一些地方很难产生共感。但总是要接触一些不同声音，免得所见过于狭隘 -
读到189，咬不动了啊。 -
非常精彩的作品，阅读时不仅处处感受到著作者的深厚的学术素养，而且也不断为其知识分子的道德感与使命感所震撼。确实是令人仰慕的学者。 -
好看。翻译文笔很好但对经济学术语处理不恰当。 -
看问题的视角和反思解读的深度超过了一般经济学者的程度，有点像思想家和社会学家。 -
都是零篇合集，但也金句多多。更可贵的是在理论和现实间保持了很好的平衡，时过境迁后再读依然有新鲜感，同时也把理论命题的现实生命力延续下来 -
冷静的旁观，社会科学大师，当今西方社会不会再有了！ -
太左了，除了第一章，其他非自传部分都不能看 -
不论是专著还是杂志随笔，赫希曼文字的特征在于，读者只要读了，就不可能再用以前的眼光看世界。 -
:无 -
流亡者的思想杂技。好孩子不要学。 -
读 -
深还是浅啊 -
一个天生的哲学家，自我批判者 -
假如翻译不是一句句长句的话 -
作者本人的思想概观及所谓自反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