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尼尔的鬼魂》书评

回溯是探索身份认同的一种途径

我是一个越活越寡淡的人。前些年还曾想仗剑走天涯，近段时间就只是每天葛优躺，工作所得酬劳够生活和偿还贷款就好。对于外界的新鲜事物、没去过的地方、不认识的人，抱有的兴趣越来越少。我曾跟朋友描述过自己的状态：如果说每个人都是从一颗蛋里破壳而出，当别人扑闪着翅膀去认识新世界的时候，我却一直蹲在自己的壳旁边，研究我从何而来、为何而来。身份认同是个一直折磨着我的难题。如果不是参加新世相图书馆的活动，我这辈子大概都不会看《安尼尔的鬼魂》。这本书讲述了我们不知道的斯里兰卡：“一个数百年来浸淫于温和的佛教传统的国家，因残酷的内战和种族主义，被血腥的宗派势力瓜分、屠戮。受国际人权组织委托的法医学专家安尼尔回到故土斯里兰卡，试图调查在内战的骚乱中无辜平民的伤亡状况。一具被故意转移到自然保护区的骸骨‘水手’成为她揭开残暴战争真相的契机。
在与政府指派的考古学家塞拉斯一同探究 ‘水手’ 的身份和死因过程中，除了战争那无处不在的阴影和血迹，她也逐渐接触到战争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撕裂的伤口。”书的语言是美的，却也很散以及凌乱，加上部分翻译连没看过英文原著的人都能轻易挑出错误（比如把杏仁体翻译成扁桃体），并不是很好的阅读体验。作者用上帝视角来写故事，却杂糅了太多私人情绪和内心感触，读时常常疲累。在我看来，主人公安尼尔也是个在身份认同方面存在问题的姑娘。从小时候买哥哥的备用名字，到离开故土，与已婚男人恋爱，回到故土调查屠杀真相，及至最后的逃离……在这整个过程中，她似乎一直很迷惑——至少我读到的是这样。在回忆里，在与其它人物的交谈中，在探寻死者身份的道路上，安尼尔感知、触碰、抚摸以及追溯，人何以为人以及人何以不做人。小说的最后安尼尔在男主人公的帮助下逃离了斯里兰卡，倒塌的佛像被重新竖起来，佛眼慈悲望着伤痕大地，似乎是希望要重新临幸这片土地了。在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中，避不开的是“孤独”。当你处于人群中，你可以轻易的定义自己：妻子、女儿、情人、同事、朋友……而当你独处时你是谁？你是你的名字吗？你是你的家乡吗？你是你曾从事过的那些工作吗？你是一个如何区别于别人的人？你要如何描述自己？……抱歉，我到现在都做不好自我介绍。伴随着孤独，是亲近和疏离。我每每因孤独而寻找同伴，却屡无所得，终发现必须与它同行，不抗争不避讳。人与人间彼此总有交汇，亲近是取一点暖，就能揣着再走一段路。当然最英勇是享受孤独，但大多人难得。安尼尔在最后终于承认了自己地域上的身份，我变成了我们。像是一个圈，她走出斯里兰卡，又走了回来。之所以成为现在的自己的原因，大概也是要回首望，才能依稀辨识几分。总之，这并不是我会推荐的一本书，但它确让我眼前的迷雾淡了几分。

风暴深处的凝视 | Bravo 阅读 《人物》杂志6月刊

《人物》杂志2016.6《安尼尔的鬼魂》书评加拿大人迈克尔 · 翁达杰最早以诗闻名。但使他跻身国际著名作家行列的是1992年的小说《英国病人》。这本如梦似幻的小说首先获得了当年的布克奖——英语小说的最高奖项；几年后，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经由安东尼 · 明格拉的导筒以及两位魅力惊人的男女主角（Ralph Finnes，Kristin Scott Thomas）演绎后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包揽了1996年奥斯卡金像奖的9项大奖。某种意义上，这本小说重复着杜拉斯《情人》的命运——电影的成功反身作用于原著，但这也令原本复杂、诗性的小说在一部分读者中被简化为一个线条清晰的婚外爱情故事——毕竟这部分相当荡气回肠，也利于传颂。而翁达杰那些微妙的、隐晦的关于战争、现代国家疆域的探讨被选择性地忽略了，如同一张折起的地图。迈克尔 · 翁达杰1943年出生于斯里兰卡一个富裕的庄园主家庭，他的血统复杂，传说至少包括荷兰、僧伽罗和泰米尔（后两者为斯里兰卡当地民族）人的基因。他11岁的时候去了英国，成年后在多伦多大学念了文学学位，最终成了在加拿大讲授英语文学的教授。翁达杰早年的诗集受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强烈影响——比如《鼠肉冻》，比如《我学会了用刀的技巧》，或冷峻简洁或荒诞不经。他的第一本小说《身着狮皮》，名字来自于古巴比伦神话史诗《吉尔伽美什》。可以说，从一开始，翁达杰就成了「无国界作家」中的忠实一员，在他的笔下，基于民族和国家的身份认同永远是脆弱的、漂泊的，而根植于国族认同的历史叙事是否就比个体的经验、感受来得更值得信赖也是可疑的——在这个意义上，翁达杰的写作被称为「世界小说」。即使在「世界小说」的版图里，以斯里兰卡为背景的《安尼尔的鬼魂》或许也是翁达杰走得最远的一次。没有第二部小说，会像《安尼尔的鬼魂》这样，将私人情感历史、政治战争困境、东西方对世界认知的差异、真实世界的痛苦与神秘世界的光亮，这所有的一切——耐心、复杂地放在同一个故事里穿梭讲述。但这种写法并非无迹可循，无论是《身着狮皮》《英国病人》、还是后期的《遥望》和《猫桌》里，读者阅读翁达杰时都会发现，在他笔下，人与事物总是在连接和呼应，相互关联的一切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世界——即使没有物理上的联系，它们仍然会在同一个世界中相认。这漫长相认的过程，会按照翁达杰对于语词的严格要求，在笔下不断生长、在反复修正中产生。阅读《安尼尔的鬼魂》的过程如同在黑暗的隧道里发掘未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种族主义的政治内战笼罩斯里兰卡20年，但这并不是一场著名的内战（是的，战争也会被分高下），它在全世界激起的回声是微弱的：一场被无视的悲剧。毫无疑问，《安尼尔的鬼魂》是翁达杰为斯里兰卡的苦难而作，但翁达杰式的真实并非为世界提供更多一份内战报告，他写下的是对历史的冥想，以及借佛陀之眼对苦难丛生的热带岛屿上战争的凝视。故事的主人公安尼尔出生于斯里兰卡中产家庭，年幼时便远渡重洋接受了西方教育。如今回到故土，是受国际人权组织委任，调查传闻中斯里兰卡发生的滥杀暴行。她的职业身份是一名法医。安尼尔的调查从在考古墓穴中发现一具与年代不符、更像是一名当代受害者的骨架开始。他们将他取名为「水手」。在战乱肆虐的斯里兰卡，为什么一具骸骨可以成为判断罪行的证据？这源于安尼尔对意义的执着：「一个村庄的遭遇代表了许多的村庄，一个受害人可以为无数受害人代言。」 「水手」像一个无法开口的秘密，带领着安尼尔潜入这个国家的伤痛与缄默，触碰每个真实的人生际遇，还有更加遥远的神性。和安尼尔典型西方意义上的对真相的渴求不同，塞拉斯和迦米尼的人生像是生活在斯里兰卡的两则寓言。考古学家塞拉斯的身份起初暧昧不明，他有着政府工作背景，只在安尼尔的录音机关掉之后才开口说出自己的看法，「在我们的世界里，真相不过是臆断。」他的弟弟迦米尼是一个被围困在爆炸抢救中精疲力竭的医生，用无休止的救治行动和药物来抵御现实的荒诞。翁达杰用他一贯的诗意回溯三个人的成长历史，在战争的背景之下，每个人的选择和困境并没有被抹去，相反更加清晰可见，这是翁达杰的小说所给予的坚持。「我们应该知道每个人是怎样被自己的过去所创造的」。在雾锁重重的斯里兰卡，每个人的相遇都携带着自我的全部历史，在冰山下面的人生轨迹里，塞拉斯沉默于自己妻子的自杀；迦米尼结束了短暂的婚姻，私下里爱着兄长的妻子；安尼尔有一个暧昧的情人但又想摆脱情感对自己的控制。这些遭遇裹挟在暴力的威胁与荒诞的政治中，潜入每个人情感构成的血液里，竟成为人之间细微联系的可能。这种奇绝的写法，也许只存在于翁达杰的笔下。这种联系在小说中有一个非常动人的情节。在废弃的庄园里潜心研究骨骼，想要找到「水手」真实身份的安尼尔，和考古学家塞拉斯，还有曾经的面目重塑手艺人、现今的醉酒矿工安南达一起工作。他们的个人历史迥异，又在与世隔绝之处朝夕相对，每个人都显得异常孤独。但最终，随着自杀事件和研究的进展，三个人的伤口慢慢敞开，以战争和伤痛为背景的理解是十分痛苦的，但安尼尔第一次在故乡斯里兰卡获得了归属感。翁达杰曾在接受采访中表示，写作是最接近考古学的工作。如果我们能够感受一个考古学家对历史的情意，也就能够在行文中观察翁达杰对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复杂的爱。在对「水手」的追踪调查外，《安尼尔的鬼魂》也是一场对于斯里兰卡的精神考古学。塞拉斯和迦米尼兄弟代表着这个国家内战带来的悲剧，小说中隐居的僧侣学者和为佛像画上眼睛的手艺人则代表着悲剧之外的东西。他们被暴行损伤，不被世人理解，有人隐居山林，有人企图自杀，但他们能够触及斯里兰卡独属东方的神秘存在。这种超然悲剧事实之外的精神力量描摹出一个完整的斯里兰卡，在它承受长久的战乱流离之外，仍有一个难以捉摸、复杂、微妙、极具艺术性的内核。翁达杰说：「这可能就是考古学的意义，我希望用写作赞美那样一个斯里兰卡，能够代表它的不止只有眼下的种族主义和政治。」所以尽管《安尼尔的鬼魂》是一场对黑暗的发掘，小说却一直闪烁着希望的湿润光泽。帕利帕纳和他的外甥女隐居在密林之中，研究了一生考古学的他最后像几千年前的僧侣一样，在时间的刻印中修行。而安南达，一个受太多暴行之苦的手艺人，他的妻子在屠杀中失踪，他成为靠挖矿谋生的矿工，因为过于悲痛选择自杀，但被安尼尔及时发现救回。小说是以他和徒弟为修缮中的新佛像雕刻眼睛结束的。按照宗教的习俗，安南达只能在举起的镜子倒影中为佛点睛。这一幕宁静、超然，又神秘瑰丽。如果你已经穿过文字中的种种伤痛，就能感觉到翁达杰为这个结尾倾注的全部温柔。这种对斯里兰卡的复杂感受，成为了这部小说中隐含的写作哲学。在一次采访中翁达杰谈起对现实世界东西方不同的理解，「在西方我们惯于相信事情都有答案，都有解决的办法。而在亚洲写作里，有时候你会同时拥有悲剧和光亮，甚至同时拥有悲剧和喜剧，这其中有一种奇怪的平衡。接受这样的事很难，但是它就在那儿，真实和虚伪有时候一样危险。」理解了亚洲写作的翁达杰不是一个典型的秉持西方文法的作家，因此也可以解释《安尼尔的鬼魂》中的那些对战争的呈现的微妙笔法。例如描写战争造成的后果，「在欧洲,一条新的义肢需要花费两千五百英镑。在这里,斋浦尔假腿的造价为三十英镑——之所以如此廉价,大概因为亚洲的伤者走路不用穿鞋。」如此况味复杂令人惊讶的句子比比皆是，它们让这本小说在描述苦痛的同时充满语言的诱惑。在写作《安尼尔的鬼魂》之前，翁达杰做了大量的研究和采访，走访故乡斯里兰卡，搜集了许多医生、护士、考古学家、法医、人权组织机构等的大量工作资料，这让这本书的致谢名单非常之长。然而最终，这个故事依然是属于翁达杰的私人冥想，它存在于非常个人化的历史想象中，这是一个小说家的特权，也是整部小说最具魔力的地方。翁达杰将过去和眼下纳入同一个体系中，比起描述一个国度的美丽与痛苦，翁达杰更在意的是将所有本该发生的，和最不应该发生的都呈现在时间长河之中。就像他自己说的，它就在那儿，你必须面对。诗人出身的翁达杰 ，每一部小说都被评论界认为是「诗化小说」。被《纽约时报》评为「有着咒语般的魔力」的《安尼尔的鬼魂》，自然也如此。在语言上它有出人意料又充满诱惑的方式，让每一种或苦痛、或神秘的意象成为可能。此次出版的中文译本从容而准确，译者的笔触完美地呈现出了这一点，包括翁达杰隐含在语词深处的宽宥和温柔。「仅凭路线规划，你是不会抵达斯里兰卡岛的，你必须真诚地希望自己能抵达其他地方，然后意外地迷失了方向，才能到达斯里兰卡岛。」这是另一位当代作家约翰 · 巴斯，为这座悲伤而沉默的岛屿写的脚注。如果你也想在航海路线中迷失方向，那么翁达杰和他的《安尼尔的鬼魂》，可以给你一个好的开始。

安尼尔的鬼魂

《安尼尔的鬼魂》是翁达杰唯一一本以斯里兰卡内乱为背景的小说。一个数百年来浸淫于温和的佛教传统的国家，一夜之间因残酷的内战和种族主义，被血腥的宗派势力瓜分、屠戮。 受国际人权组织委托的法医学专家安尼尔回到故土斯里兰卡，试图调查在内战的骚乱中无辜平民的伤亡状况。一具被故意转移到自然保护区的骸骨“水手”成为她揭开残暴战争真相的契机。 在与政府指派的考古学家塞拉斯一同探究 “水手” 的身份和死因过程中除了战争那无处不在的阴影和血迹，她也逐渐接触到战争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撕裂的伤口。 安尼尔必须背负自己、塞拉斯、塞拉斯的弟弟迦米尼、为佛像点睛的安南达深藏的秘密与悲恸。 翁达杰怀揣着对故土悲剧的隐秘伤痛，花费多年进行历史资料收集，甚至涉猎了书中相关的考古、法医学的研究，让小说叙事达到精湛的完美和准确。作家延续了他的诗意风格和片断式叙事结构，在对主人公的记忆和运命的层层揭露中，寄托了对故土失序的正义和荒芜心灵图景的哀伤与慰藉。

虽然内容更沉重，但不如《英国病人》给我带来的震撼与欣喜

就说一些个人的主观想法。翻译也就那样吧，略矫揉造作，有些地方断句很奇怪。故事的话，个人觉得对伽米尼的形象刻画最成功，也最打动我，他的想法、举止，他的童年以及后来的行医生涯，还有他与哥哥塞拉斯的感情。文中最震撼我的，一是安南达的妻子发现桥上的头颅那段，而是伽米尼通过尸体照片上熟悉的伤口认出了哥哥，跑去守着他的遗体那段，看的我想哭(┯_┯)其他人物都刻画得一般。内容的话，如标题所说，虽然这本书探索的是斯里兰卡内战，涉及恐怖袭击、血腥暴力、失踪、自杀，内容比起《英国病人》更加沉重，但读完它却并没给我带来多少震撼与反思……就，内心毫无波澜233333噢，除了安尼尔和塞拉斯讨论“真相”的意义那段，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总之，不能说这本不好，但还是更喜欢《英国病人》。

安息吧，已逝的亡魂

译者说，之所以把Anil’s Ghost 直译为《安尼尔的鬼魂》，是因为要为那些无辜惨死、无处伸冤的鬼魂，那些痛失至亲至爱而在人世踯躅的鬼魂守灵。安尼尔等人让已逝的鬼魂得到真正的安息。作者迈克尔•翁达杰，代表作《英国病人》获得英国布克奖，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加拿大人。小说以1984年到1993年间斯里兰卡的两大族群僧伽罗和泰米尔之间的冲突、继而引发的泰米尔分离主义运动和僧伽罗反政府起义为背景，虽然是以战争为背景，但是没有评论战争的任何一方，也没有讲述战争开始的理由。本书主要描述了在动乱下，无辜的人们成为消失的亡魂，活着的亲人们每天都在苦苦地等待，寻找。安尼尔作为联合国人权组织指派的法医，调查“古尸”事件，在考古学家塞拉斯的帮助下，她一步步揭开了内战屠杀的真相。安尼尔、塞拉斯、迦米尼等人为战争中的人们，为斯里兰卡这片他们热爱的土地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他们每个人也要面对自己人生的伤口。在写作形式上，整个故事层层深入，而每一位人物的故事又会成为独立的片段。19世纪80年代中期斯里兰卡陷入内战，书中并没有详细描写战场血腥斗争的场面，却通过活着的人们来反衬战争的苦难与人类的残暴。1985年，在奈帕提姆纳发现了万人坑，一位父亲辨认出沾满血迹衣服的正是自己的儿子。安南达的妻子赛丽莎失踪三年，安南达每天过着烂碎如泥的生活，差点自杀身亡。赛丽莎在失踪之前，亲眼看到了村庄的惨象，头颅被插在木桩之上，桥头、路边都有，在战乱中连赛丽莎一起失踪了。内战造成了无数无辜的人们丧生、失踪，活着的人们每天都胆战心惊、心情复杂，遇到尸体既不安又想得到确认。政府本想掩盖这罪恶的一切，可是安尼尔等人的到来，让冤死的亡魂得以安息，给活着的人们带来了安慰与真相。本书以在班德勒韦勒遗址发现“水手”骨骸为线索，逐步揭开了政府罪恶的黑暗。安尼尔为证明“水手”的身份，同时提供内战屠杀的真相，走上了一条坎坷的道路。在这条路上，她才真正了解战争的残酷，她本是一位能够镇定处理任何尸体的人，可是当她目睹一具衣着完好的三岁女婴尸体时，她还是陷入了悲伤，死亡的女婴穿着父母特意为她穿戴的衣裳。战争中，人类连一个婴儿都没有放过，显示出是多么的残忍。“水手”代表着无数的亡灵，通过人类学家帕利帕纳的研究，工匠安南达的倒模，安尼尔为他们做着与政府公正地抗争，而结果却是塞拉斯“意外”地死亡。故事的结局很讽刺，政府想掩盖所有的谎言，但总统卡图戛拉却被暗杀身亡，所有的真相传遍全城。无辜失踪、死于内战的亡魂也得以安息。安尼尔、塞拉斯、迦米尼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不仅要面对战争，还要面对自己的伤痛。安尼尔，本是斯里兰卡人，十几岁留学英国，后在美国从事，漂泊多年之后回归家乡，可是她已经融入不了当地文化，对她来说，揭开一切真相，让亡者安息才是送给故土人们最好的礼物；塞拉斯在开始在安尼尔的眼中可能只是为“政府办事的小人”，但以塞拉斯的身份，他完全可以离开斯里兰卡，可是他依然留在这片战乱的土地上，足以说明他对这里的热爱，而对于安尼尔的调查，他既充当着助手同时也为她在政府方面做掩护；迦米尼与塞拉斯是兄弟，不带有任何倾向的医生，在战争中哪怕被绑架，还依然以救人为己任，自己妻子的离开造成短暂的颓废，而伤患让他忘记了一切痛苦。书中最后一章描绘了安南达修复佛像的场景。佛像暗示着众生远离痛苦，也许这正是希望让无数的亡灵得以安息，同时安南达也接受了妻子已逝的事实。另一层希望斯里兰卡可以和平，人们幸福的生活！

无关

无关新世相·图书馆的第一本书。我以为会收到一本有记忆的书，有被翻阅过的痕迹。似乎我是第一个读到它的人。初读编辑手记的时候，我还以为这是一个与《灿烂千阳》相似的故事，一个战乱背景下的女性救赎故事。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故事里并非只有纯粹的战争的恶，并非只有在动乱中不卑不亢的人。这个故事，走了一个中间地带。安尼尔的身世经历、沉迷于考古的塞拉斯、企图用无休止的工作麻痹自己的迦米尼、隐居的帕利帕纳，这些从暴行中走出来的人，以旁观者的身份在这个世界迷失了方向，再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正如译者在后记里提到的，这是一个正名的故事，为所有人正名的故事。“死亡、失去，都是‘未尽之事’，所以你无法将其了结。”每一个人，都是被历史创造的人。被“未尽之事”裹挟着往前走，最终变成死亡的一部分。所以我更喜欢04年湖南文艺版的译法，《菩萨凝视的岛屿》。这个世界的美在于它能容纳一切，善的恶的，让一切顺其自然发酵。凝视万物。下面我要说的，跟故事本身无关，而是关于小说阅读的一些可能性。小说阅读与读者经验其实这是一次失败的阅读体验。不了解小说背景，从一开始就无法进入到文本的世界里。 “小说是第二生活。如果一部小说不能延续真实生活的幻象，我们就会感到不安和烦躁。”帕慕克如是说。可是，小说阅读要唤起的不是事件，不是观念，而是情感。小说家的经验决定了小说可以走多远，读者的经验决定了小说可以被流传多广。【书摘】“我要你明白真相背后盘根错节的人情世故。否则你就像那些住在加勒费斯酒店、报道里写写苍蝇和伤疤的记者一样。就是些虚假的同情和说三道四。”“在一个充满惊惧的国度，公众的悲伤被不确定的氛围践踏。”“也有人会穿过一百道门只为实践死者的突发奇想，却意识不到他正远离人群将自己埋葬。”“你得从这一切中看出滑稽之处来——否则都是无稽之谈。”

历史长河里一个复杂的片段 #新世相的第二本书#

故事一开场就已经被吸引。从安尼尔作为法医鉴定师回到故土斯里兰卡调查无名尸骨开始，故事的镜头展开。多个片段的叙事风格穿插进行，有电影的感觉，仿佛同时看着多个故事，而随着情节的展开，它们又逐步交融在一起，让你看到另一个民族的土地上发生的苦难和坚守。亲人失踪的人们无奈又矛盾地等待守护着无名尸身、安尼尔的对真相的执着和无所畏惧的风格、塞拉斯的包容担当、加米尔通过不断救人却解救不了自己、看破人世的帕里帕纳、间歇穿插着谋杀、绑架、爆炸的支离破碎、以及暗杀的恐怖云层。当局者、反叛者、分裂派、民众。没有谁可以拯救谁，个体选择了坚守正义，也是一种殉道，希望一切都有改变。

说说2016人文版的部分错误

　　《安尼尔的鬼魂》责编之一索马里女士在豆瓣短评中认为该给这本书八颗星。然而我在这里只想给该书打1星，原因是没有更低的评分了。　　综合了一下责编和译者在微博和其它平台的一些言论，大概总结如下：译者与三位责编为出版这本书前前后后花费了三年的时间；译者本人也为翻译该书做了充分的准备，前后通读多次。按说，三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责编和一位挂着“作家”和“翻译”头衔的译者，费心工作了这么久，总能带来一部有着高质量的出版物吧？然而遗憾的是，该书是我这些年读过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书中错误率最高的。　　下面列一下我粗略翻看后找到的错误：　　P22页倒数第四行：“你说法的方式就像个来采访的记者。”　　此处的“法”应为“话”。　　P32页倒数第一段第一行：“四百种鸟类种有百分之二十为斯里兰卡特有，”　　此处的“鸟类种”应为“鸟类中”。　　P40页第二段第一行：“纳拉达绝大部门时间……”　　此处的“部门”应为“部分”。　　P43页注释1：该注释将《鹅妈妈童谣集》在英国最早整理出版时间错标为1971年，实际上该作品是1791年出版的。　　P109页：倒数第三段倒数第二行“这取决去那天在街上……”　　此处的“去”应为“于”。　　P112页第八行：“你要留在这儿睡一会吗？”　　此处并非确切的错误，不过考虑到文中的口语语境以及译者在全书中多次使用“儿化音”，我个人觉得应该在“一会”后面加上“儿”。　　P117页，开头的单词“Amygdala”在英文中既有“扁桃体、扁桃腺”的意思，也有大脑中的“杏仁核受体”的意思。鉴于扁桃体还有一个解剖学名词“tonsil”,而书中作者也描写了“Amygdala”这个器官位于脑干组织附近，且是大脑中的黑暗区域，储存情绪和记忆等等，由此可判断此处的“Amygdala”为杏仁核受体，并不是扁桃体。在我指出根据上下文可以确定此处不能翻译成“扁桃体”时，责编索马里女士在微博上回复我说“你可以维基百科和谷歌一下，这个词是可以翻译成扁桃体的。”没错，但美国人在感恩节是不会端出一盘子土耳其的。有朋友说毕竟译者不是医学专业的，不了解杏仁核受体可以理解。但我觉得即使再没有医学知识，译者总该有常识吧？扁桃体怎么会长在大脑中呢？译者说自己为了这本书做了很多准备，怎么连思考一下常识问题都不肯呢？　　　　P121页倒数第一段第一行：“长兄取了一个家族认识已久……”　　此处的“取”应为“娶”。　　P122-123页，安尼尔在此处记了一句话，译者译为“股骨至关重要”。在P127页这个部分的结尾，这句话以过去时出现照应开头，译者却翻译成了“腿骨至关重要。”原文中重复了一遍“股骨至关重要”只是采用了过去时。在中文中我们不考虑时态，只说“femur”这个词有“股骨”和“大腿骨”的意思，安尼尔又是法医，所以对人体各部分的名称选择肯定是精准的。而“腿骨”可以指大腿骨、胫骨等不同部分，所以此处应该按照开头的译法译为“股骨”，一来保持前后一致，二来为了用词准确。　　P193页第二段第二行：“费劲心力”。　　我在辞海和网络上查了一下，有一些人是写成“费劲心力”的，不过正规的说法还是“费尽心力”，并没有查到能支持“费劲心力”也对的说法。且根据上下文的意思，这里还是用“费尽心力”合适一些。　　　　P195页第二段倒数第二行：“于是，年轻人清瘦如长矛，激愤如犬吠孩子们。”　　这句话的原文是：“So youth hides in the shape of something lean as a spear, or something as antisocial as a bark.”这里的“hides in the shape”为什么省略了？我觉得意译成“清瘦如...”并不能确切表达“hides in the shape”的意味。“antisocial”为什么意译为“激愤”？还有最后的“孩子们”是哪儿来的？不考虑翻译，单看这句话也是病句。我并未特意对比该书的译文和原文，只是看到此处觉得句子不通顺无法理解才找来原文。如果译者对自己不是很有把握转化成中文的句子都是这么处理的，那这本书的翻译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P246页倒数第一段第三行：“所以一尊六世纪时代的睿智头像被搬走，或者辛苦举了数个世纪石雕手臂突然垂落，”　　此处“世纪”之后少了“的”，否则为病句。　　P256页，注释2：“……为湿婆和雪山女生之子……”　　此处“女生”应为“女神”。　　综上来看，《安尼尔的鬼魂》第一版不过是将将及格的出版物而已。我不太了解现在出版物的错误率标准，查了一下，有说是十万分之一的，但这个说法没有具体条例，而一万分之一的说法是有具体条例的。我列出的错误共13处，抛开翻译错误和病句就算十处吧，说这本书将将及格不算过分。　　译文中还多次出现病句，当然因为我才疏学浅精力有限，并没有将自己觉得有问题的句子一一列出来，毕竟现代汉语非常复杂，单就一个句子是否是病句的争论恐怕劳心费神，再者很多作家一样会写一些不合语法规则的句子，所以我也就不惹麻烦了。　　因为工作原因和个人学识浅薄，我只是粗略翻看了此书，不敢保证能把所有的错误都找出来，也没有认真对比原文和译文，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自行对比一下。　　在编辑和译者的微博搜索到了一些报刊对这本书的评价，无一例外一片赞扬。其实就作品本身来说，《安尼尔的鬼魂》确实非常出色，尤其是对我这种从《经过斯洛特/世代相传》一路追他到现在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尤其珍贵，因为这是目前为止，翁达杰唯一一次在其中直面他故土的长篇小说。当初在读台版（译为《菩萨凝视的岛屿》）时总觉得译者的语言跟大陆读者的阅读习惯并不十分吻合，如今能读到大陆译者的译本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然而经过了三年的工作，三位责编和一位译者参与，这本仅十五万字的小说错误率还能高到这个程度，我真想问问在豆瓣上说给八颗星的责编之一——索马里女士，您好意思么？译者陶立夏女士，另外两位责编卜艳冰、彭伦，您各位的工作做到位了么？　　每个错误我扣一星，所以就算按照索马里老师给的八颗星，扣完也就剩负数了。

厚重诗意，缱绻故土

厚重诗意，缱绻故土——读迈克尔·翁达杰《安尼尔的鬼魂》◎ 东渔布克奖得主迈克尔·翁达杰继创作轰动世界文坛的小说《英国病人》之后，再次推出了长篇力作《安尼尔的鬼魂》，将视角对准他的出生地斯里兰卡，再现那个动乱年代的悲情轶事，在个人情感和社会背景交叉纠结中，呈现了小说缱绻繁复的气质。翁达杰出生于斯里兰卡，辗转英国、加拿大，于多伦多大学获得了文学学位，现在加拿大讲授英语文学。由于多重身份和无国界痕迹的写作方式，他的作品被称为“世界小说”。翁达杰的写作基调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厚重。一方面是背景的重量、结构的维度，比如在战争背景里总会潜伏着人物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两部重要作品都有所体现，《英国病人》是以隆美尔埃及战事为背景，翁达杰善于将个体情感掺杂于大的冲突之中，凸显其残酷的本质，而人性的悲悯也将掩映其中，有如暗潮涌动；《安尼尔的鬼魂》根植于斯里兰卡内乱的局势，人物处于其中，正待变成一个个牺牲品，而不屈服的他们欲要坚守信念，努力找寻自己的位置。“厚重”的第二个层面，即是翁达杰的语言。当你进入他的小说世界，沉重的气氛始终缭绕在周围，如诗的宏大意象中，人物是渺小卑微的，却又带着倔强的精神，使命般继续走下去。《安尼尔的鬼魂》围绕着安尼尔（以国际人权组织特派人员的身份）回到阔别已久的故土展开叙述，时而浮现过往记忆的痕迹，而残酷的内战无辜的亡灵，使她担负起证实罪恶的使命。属于安尼尔的故土记忆，应该也属于翁达杰，经过他的静心构造，两者重合相交。这种精神融合倾注了作者的身心寓意，以一种责任感相互贯穿，达到平衡寄托。安尼尔与身份神秘的塞拉斯搭档，为了验证大屠杀的遗骨“水手”的真实身份，揭开不被关注的政治斗争的真相，以及被掩埋的那段残酷历史。在历史大背景下，翁达杰构建起复杂的结构布局，叙事穿插迂回，时而叠加平行的叙事线条，却也自然跳脱，连同对细节的精妙渲染，对人物的准确把控，好像带着我们进入了光影叠加的茂密森林。而诗性的语言，锻造出碾压般的沉重感，仿佛由大屠杀所造成的压抑感转换过来，也好比斯里兰卡热带气候散发出的那种黏糊糊的气息，那里面仿佛掺杂着遇难者亡灵的呼吸。小说里每个人物的个体角度组合呈现了斯里兰卡现状的全面角度，那动荡苦难的形态，映证了战争与个人的密切关系。安尼尔代表了“拯救者”，一个担负使命的人物形象；塞拉斯代表官方，也不尽然，他既是政府人物需要履行份内职责，又背负良知的“十字架”，这个人物的矛盾心理，以及延伸的负罪感加深了小说的戏剧性；迦米尼是居于民间的抗争者形象，他的个人情感衬托着公民抗争，皆是无处寄托的精神诉求；帕利帕纳代表传统的继承者，已然达到隐士的高度；安南达是平民代表，切身体会到失去妻子的伤痛，坠入萎靡的精神世界，想要结束生命以求解脱。其实，小说的隐晦性在于人物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朗，需要慢慢梳理。每个人各怀心事，每个人的情感经历都和“大事件”牵绊相连，在他们合作解开“水手”之谜的同时，打开遗骨也就撕开了自己的情感伤口，一切都是跟苦难相连接的。人物之间的交融就像是蒙上了一层细雾，让小说弥漫着解不开的气息，一直伴随到最后。有些私人情感融入大背景里:安尼尔肩负着使命而来，却没有知己相伴，情感压抑以至于想要寻找释放出口，因此常常念及逝去的男女情感，也希求友人的安慰；安南达因妻子遇害而悲痛欲绝，将“水手”的头像复原成妻子的模样；迦米尼始终无法忘怀童年的情感伤痕，对哥哥塞拉斯怀有一种嫉妒之心，纠结于同一个女人，但他忠于医生的职责本分，心系良知。最后，塞拉斯的牺牲救赎了自我，安南达点了佛眼，安尼尔看似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然而，一切都是未知数，历史的车轮兀自滚滚向前，不由你我而掌控。人到哪里去都在历史的掌控中，都要被动接受历史的编排。人物在战争下遭受的精神摧残，命运抗争，是他们所要极力控诉的那一部分。安尼尔的个人情感穿插其中，犹似身不由己的浮萍，她的心境起伏是整个事件的直观曲线，意象描绘大多都在渲染她的心境，小说里出现的流行歌曲也属于她的情感寄托，她去到的故地景色，那些月光、树叶、光彩都在缠绕她的内心，使她情不自禁随之歌唱、舞动起来，她找到了自己，回归了真我，没有陷落于地。“真相能让我们获得自由”，事实的真相是，即便他们利用“水手”的遗骨探寻到真相，而真相也难以带来自由，凭他们的力量无法撼动鬼魅的政治，政治的压抑也正是小说里一直气氛沉重的本相。在小说里帕利帕纳说，“没有眼睛，就不仅仅是目盲，而是虚空。”我们也被蒙蔽了眼睛，正如佛眼点睛之后才能开光。大屠杀的事实被埋没，而抗争仍会继续，安尼尔们必须将它公之于众。翁达杰借小说角色完成了对故土的悲悯和体恤，对战争的控诉和对生存的期许。这一切都在点睛之后的佛眼俯视之下，小说似乎也焕发出神的慰藉。最终在他笔下，这些处于挣扎中的人物将深层精神凝聚在一起，继续前行。翁达杰虔诚地描绘了故土的阵痛，以崇高的诗意刻画人物的追寻精神，因此，我们都希望看到，安尼尔和“鬼魂”最终完成了自我。

无望的爱，无爱的婚姻，终归走向分离。

看完了《安尼尔的鬼魂》，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有很多未解之谜，直到读完，也没有获得答案。此刻，依然想不通，为什么安尼尔突然的就爱上了库里斯，愿意做他的情人，不见天日。作者对他们的感情经历描述的并不多，是穿插在寻找真相过程中，偶尔忆起的往事，没有前奏，没有解释，就是一次偶然的相遇，库里斯说，我喜欢你的声音。然后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地下情。明明已经不能再爱，也常常争吵，观点不统一，为什么还要纠缠在一起，分分合合，互相伤害，又彼此相爱。为什么已经决心要走了，要期望他能劝她回来？为什么明知道他不会离婚，还要深陷泥沼？为何爱的如此执迷，而又荒诞？作者没有说原因，也没有解释，就这样轻描淡写的诉说着他们的感情，像一个旁观者，只是观看者他们的一举一动。每一次离开，就会依依不舍，每一次相聚，却有相互伤害。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爱累了，未来有遥遥无期，终归还是要分离了。然后安尼尔迅速的结婚，这结婚仓促的程度，就像遇到一个人，然后说，我们结婚吧，就结婚了。只是没有爱的婚姻，性也只是任务，肉体的相碰，短暂的欢愉，醒后依然无法爱上枕边人，心灵的隔阂，并不是外力可以改变的。他们常常争吵，为了一些琐碎的小事。他不愿她以工作为中心，有些嫉妒她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面，我不知道这段话的描述是因为他爱着安尼尔，还是只想掌控她的生活。她不愿被束缚，不愿放弃自己热爱的事业。当双方在婚姻的道路上走向了不同的岔口，婚姻便岌岌可危。没过多久，他们离婚了。婚姻在他们的眼中不是庄严的，神圣的结合，而是一项任务，为了任务合二为一，发生分歧，便分道扬镳。没有修补，没有眷念，没有纠缠，就这样，突然而来，突然而去。如一场突然而至的大雨，没多久也停了。可是对于库里斯的爱，虽然没有赤裸的描述，却能感觉这种爱存在于安尼尔的每寸肌肤中，为他偷偷摸摸，隐忍，期盼他离婚，但是终归没有换来想要的结果，直至分手。同样是分离，同样是陈述事态，和库里斯的故事中，能够读出说不清，理还乱的深情。而对于丈夫，却除了只想解脱，没有过多的留念。人对不同人的态度，总不能三言两语道清。

失焦残局中的心灵回归

一本《英国病人》令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摘得了布克奖，照片上的他几乎看不出有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等多个斯里兰卡民族的血统。然而，他就出生在斯里兰卡，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直到11岁才离开故土去英国读书。他对故土一直怀有深沉的情感，这本出版于2001年的《安尼尔的鬼魂》便是他剖开故土伤疤的呕心之作，是一部以发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的斯里兰卡内乱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主人公安尼尔是一名法医学专家，她代表联合国人权组织回到故乡斯里兰卡，与当地的考古学家塞拉斯一同调查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屠杀中普通百姓的伤亡情况。他们在政府监管下的考古保护区班德勒韦勒遗迹挖掘到一具新近的骸骨“水手”，它是政府残暴恶行的铁证。在多重阻挠下、在不可见的危险中，安尼尔和塞拉斯连同佛像工匠安南达一同为追寻骸骨的身份和死因而努力着。随着调查的深入，安尼尔看到当局会用更为残酷的手段来掩盖过往的残暴行径，她还逐一揭开了内战给同伴和其家人所带来的无法愈合的伤痛。即便是写最悲惨的国殇家难，兼具诗人身份的翁达杰所使用的语言仍充满诗意，轻盈飘逸，体现了他一贯的清明机智，同时在空灵中又饱含沉痛。内战中的斯里兰卡破败不堪，屠戮在暗地里进行，他渲染的恐惧，鲜少烽火连天、大肆屠杀的直观场面，而是通过深陷其中的个人的生活与命运来展现一直隐匿在尸骸与鲜血背后的战争，以微观视角的不幸衬托出宏大的民族苦难。“和这里发生的一切相比，最黑暗的希腊悲剧都显得天真。”曾经在宗教庇护下的温润平和早已不复存在，无数失落之声使整个海岛呈现出一种失焦的惨境。人们在战争中甚至不敢谈论或抱怨战争本身，否则会有更大的悲剧等待他们。每个人只能将自己隐藏在麻木、自欺欺人的表面平静当中，经历妻子自杀的塞拉斯恪守着自己在政府部门中的中庸之道；塞拉斯的弟弟迦米尼寄情医院的工作；塞拉斯的老师帕利帕纳归隐于“修行者的密林”中，远离世事纷争；妻子下落不明的安南达则终日下矿作业，休息时用酒精麻醉自己；安尼尔是他们中间看似唯一清醒的人，她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同盟，猜测哪些人是自己可以信任的。“在这座岛上，她意识到自己只能依靠一种语言在模棱两可的法律和无处不在的恐惧中摸索。真相在流言与复仇之间反复。”安尼尔、塞拉斯、迦米尼、帕利帕纳都可被称为“收拾残局的人”，塞拉斯和帕利帕纳与残破的古老遗迹打交道，安尼尔和迦米尼需要面对的都是残破的躯体，塞拉斯、帕利帕纳和安尼尔要从残局中找出真相，而迦米尼则是为伤者找到生的希望。他们是一群有着共同信仰的人，共同面对着斯里兰卡内战这个全国范围的残局。在这场隐秘进行的斗争中，每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心灵回归。通过“安尼尔”这个名字的来历可以看出她是个意志坚决的人，感情要为理想妥协，尽管性格硬朗，但心思细腻、多愁善感。国外求学的经历令她习惯了西方的随意与开明，对故土的感情日渐疏离。小说的大部分篇章都是以安尼尔的西方外来视角来看待故土的。可是，面对惨境，安尼尔并没有避之唯恐不及，使命、良知与正义感，以及与另外几人的友谊唤起了她对故国的归属感；塞拉斯也完成了他身份的转换，安尼尔本以为他是政府派去监视和控制自己的工具；塞拉斯与迦米尼的芥蒂渐渐消除，他们都逐渐回归到了可以感知生命热度的原点。正如真正的解脱并不是从生活中抽离，而是在生活的过程中，置入更深、更多的觉知。最后，安尼尔、迦米尼和安南达共同承载了塞拉斯的使命。 翁达杰怀着极有勇气的悲悯之情讲述了一个异常残酷的故事，但是我们在阅读中内心会感觉很平静，直到临近结尾出现那致命的一击，之后还会归于更大的平和。他只关注最纯粹的生命本身，他会在文字中将人物内心世界的感知无限放大，因为复杂的生命体验才是人们活着的最有力证明。作者花费多年时间查阅各种资料，务求对各种职业的刻画都真实、可靠。故事历史与现实交织，庄严肃穆的古迹与现世的动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写作手法也虚实结合，安尼尔去国多年后回归故土的经历本身就是翁达杰自己生活的真实写照，更是他用国际视角来看待故土的依托，帕利帕纳也源于真实的历史人物。书末看到作者长长的致谢名单，会发现“迦米尼”这个名字是向一位他采访过的医生迦米尼•古内莱特致敬。结尾，安南达投身修复佛像的工作，昭示着慈悲与良善会一直庇护着身处水深火热的人们，希望在历史的长河中悲剧不要重演。而翁达杰笔下为战争牺牲或做出贡献的人们也值得被永久歌颂。

《安尼尔的鬼魂》：想象的正义与乡愁

尽管篇幅不长，但《安尼尔的鬼魂》却是一本读起来很耗时的书。作者似乎有意以散文化的方式，来书写这样一个危机四伏，又充满哀恸的故事。这使得一切看似平静如水，但隐藏在故事之下的忧伤却字字诛心，引人低回不已。正如译者陶立夏在译后记中所提到的，本书作者、以《英国病人》一书为代表作的加拿大作家翁达杰的作品里总是充满了离散。“但《安尼尔的鬼魂》是不同的。”这是一本归乡之书，即便残忍与痛苦仍在，但尘归尘，土归土，一切都将归复安然。故事围绕回到故土斯里兰卡的法医学专家安尼尔的经历展开。她受国际人权组织委托，试图调查在内战的骚乱中无辜平民的伤亡状况。她的同伴是一位名叫塞拉斯的考古学家，成熟而具有魅力，身上却似乎总带着某种危险的气息。他们各怀心事，在这片时时处在炮火侵扰的土地上寻找着显见却渺茫的线索——所谓“人权”，在这里早已沦丧殆尽，但想要找到所谓的“证据”却并不容易。但也许是上天眷顾，他们在自然保护区里得到了一具名为“水手”的骸骨——它死于最近，身上有明显的被伤害的痕迹，并且显然是被人别有用心地安置在此。他们需要找出“水手”身上的秘密，并以此为突破点，解开这块土地上关于迫害与侮辱的真相。而在这个过程中，安尼尔自己与其他人，也经历着属于自己的煎熬与彻悟。事实上，“支离破碎”永远都是战争最常见的后果。纷乱损毁一切，使得一切保全的渴望都变成了奢望。因而尽管故事的主线是安尼尔和塞拉斯两人对于“真相”的追索，但《安尼尔的鬼魂》这个故事真正的主角，其实是那些所谓的“鬼魂”——那些因为战火，甚至连死的音讯都无法留下的人们。而除了他们，战争造就了更多的“边缘人”。他们刻意置身事外，装作一切与己无关，像塞拉斯的弟弟、当地的医生迦米尼；或者将自己藏身于艰苦或是隐匿的劳作与修行中，如塞拉斯的老师、修行者帕利帕纳，或是佛像点睛人安南达。他们都心怀慈悲，所以不忍而避世——任何尘世中的厮杀，对垒的双方，其实都同样残忍而无理。因而人们所渴望的正义，不过是想象的美好。战争时人们渴望和平，而在所谓的和平里，不过是掠夺与杀戮变得相对含蓄。正因如此，战争不会永远持续，而和平也时时遭受着威胁——有人有权杀戮，自然有人不得已，要让一切暴露在阳光之下。他僭越了“和平的约定”，但显然无关正义——正义不过是想象之物。可如果正义不存在，那么安尼尔与塞拉斯所追索的真相，又有什么意义呢？当正义的诉求被消解，真相仍然可以存在。它不过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内容——对于枉死之人，它是全部的意义，因为他的生命已经终结，除了以此为名，别无其他补偿。任何人都无力阻止众人一同选择的纷乱与嘈杂。可选择真相，便意味着对“原本”的向往。这是一种类似乡愁的情绪，尽管同样源自想象，但却是一种可以切实达成的可能。因为那一切确实发生过，就像“故乡”确实存在过一样。

【新京报书评周刊】“出于战时的道义，我们留下死者遗体以获忌惮。”

【新京报书评周刊】“出于战时的道义，我们留下死者遗体以获忌惮。”『阅读需要主张』 按：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迈克尔•翁达杰这位加拿大作家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的《英国病人》获得布克文学奖，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得了第69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摄影等在内的九项大奖。迈克尔•翁达杰是一位极具个人标识性的创作者，他承继荷兰人、僧伽罗人等多个民族的传统，在斯里兰卡出生，在英国成长，而后于加拿大求学与任教。“我的背景是一盘名副其实的什锦色拉，要搞清楚我是谁很难”，他曾这样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斯里兰卡爆发内战，毫无解释的逮捕与秘密审讯，不计其数的失踪与死亡，让无可名状的恐惧如无见底的黑暗笼罩这个国度。他的作品《安尼尔的鬼魂》，本质上是在讲一个“正名”的故事：在斯里兰卡内战中遇害的、以“水手”尸骸为代表的无名氏们，因为身份不明而成为无法安息的孤魂野鬼。在美国求学，从事法医鉴定的斯里兰卡裔医生安尼尔，返回故乡，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查明他们的身份，揭开内战中当权者犯下的血腥罪恶。在翁达杰笔下，轻盈的语言、美的物象与孤绝的浪子形象、暴烈而沉重的罪行同时交融于作品之中，彼此博弈形成独特的“翁达杰”式风格。有人将其比喻为“沙画大师”：电影式的场景、不断变化的视角、诗意而沉重的表达方式具有戏剧般的巨大张力，为每一部作品找到它自己的声音和结构，笔下的小说，便呈现出涵义明晰、层次丰富的沙画境界。迈克尔•翁达杰 一 法医安尼尔——为所有受难者命名 译者陶立夏： 安尼尔归国时接到的任务是查明大量无名死者的身份，揭露内战的不义，替遇难者们申冤。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塞拉斯和那些无名的尸骸就是她要担负的责任，是属于她的鬼魂。所以我选择了直译Anil’s Ghost为《安尼尔的鬼魂》，迈克尔•翁达杰这本书所讲述的就是安尼尔为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做出的许多抗争，为她身后的那些斯里兰卡无名魂灵正名的过程。 “ 在这座岛屿发生的过往已不再困扰她。将年少成名的光环抛诸脑后，她又经历了十五年风雨。安尼尔读过资料和报纸，连篇累牍的悲剧，如今她已去国多年，长久得足够以疏离的目光解读斯里兰卡。但这却已是个道德上更为复杂难解的国度。街道还是那些街道，居民还是那些居民。他们购物，更换工作，大笑。和这里发生的一切相比，最黑暗的希腊悲剧都显得天真。木桩上的头颅，马特莱可可种植园里挖出的骷髅，大学时代安尼尔曾翻译过阿尔基洛科斯的诗句：出于战时的道义，我们留下死者遗体以获忌惮。但在这里，死者的家人连如此待遇都得不到，甚至连敌人是谁都一无所知。 安尼尔喜欢独处。有亲戚散落科伦坡各处，但她没有联系他们告知要回来的事。她从钱包里拿出一片安眠药，打开电扇，挑了条纱笼后爬到床上。她最怀念的东西就是电扇。十八岁那年离开斯里兰卡后，与故土唯一的真正联系是父母每年圣诞节寄来的新纱笼(她会老老实实穿上)和有关游泳集会的新剪报。《安尼尔的鬼魂》是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为故乡斯里兰卡种族暴乱谱写的哀歌。 少年时代的安尼尔是个出众的游泳健将，整个家族一直紧抓这事不放：这项才能在她的余生都与她牵扯不清。在斯里兰卡家庭看来，如果你是个著名的板球手，凭借大力回旋击球或是在皇家公学与托马斯公学的对抗赛中打出著名的一局，就能轻易找个好工作。安尼尔在十六岁那年就赢得了拉维尼亚山酒店举办的两英里游泳比赛。 每年都有一百人冲入海中，游到一英里外的浮标处再折返至同一片沙滩，最快的男女选手会在体育版风光一两天。有张照片拍下了她在那个一月早晨走出波涛的瞬间，《观察者报》使用了这张照片并配上《安尼尔夺冠！》的标题，她父亲把这张报纸收藏在办公室里。照片被各路家族远亲仔细研究(澳大利亚的，马来西亚和英国的，还有那些在斯里兰卡本岛的)，不是因为她的成绩，而是研究她现在以及将来姿色如何，她的髋骨是不是太宽了? 摄影师在照片中捕捉到了安尼尔疲惫的笑容，她正抬起右臂扯下橡胶泳帽，焦距外是一些落后的选手(她曾与他们认识)。这张黑白照片已作为标志性象征在家族中流传太久。 二 考古学者塞拉斯—— 见证速朽与不朽 译者陶立夏： 《安尼尔的鬼魂》与翁达杰以往作品最大的不同是“触碰”，向世俗世界与责任伸出手去，不再逃避，而塞拉斯就是翁达杰完成这一主题转变的关键所在。翻译塞拉斯的部分对我而言很难，他大部分过往都如遗迹被他亲手掩埋，工作环境使他真心难测。如果说安尼尔是耀目的火焰，那么帕利帕纳是岁月侵蚀的古旧书页，而安南达是角落里沉沉的黑色煤块。这些人物的命运被塞拉斯这阵看似静默无为的风牵引，纸页在分崩离析之前，引燃火焰，为煤块送去最后一次被点亮的机会。 “ 他周遭总是萦绕着各式各样的死亡。他的工作让他感觉自己是维系肉身的速朽与岩画的不朽之间的纽带；或许，更奇妙地，维系着信念与意念的不朽。所以一尊六世纪时代的睿智头像被搬走，或者辛苦举了数个世纪石雕手臂突然垂落，都关乎人类的命运。他曾怀抱有着两千年历史的雕像。也曾将手放置在雕刻成人形的古老而温暖的岩石上。岩石映衬着自己黝黑的肤色，这景象让他获得慰藉。这是他的欢愉之源。无需来自他人或权贵的说教，而只要将手放置在岩石雕刻成的佛像上，这是拥有生命的岩像，体温随时辰变化，布满孔洞的面庞的面容因雨水或骤然降临的暮色而更改。噪声和光线让他差点想要倒退。他们来到了官员们的停车场。几个司机站在树荫下。其余的则留在车内,空调呼呼作响。塞拉斯朝主入口看去，却没有看到安尼尔。此时他已不再确信她能否安然脱身。卡车停在他们身边，准备运送那具要交给安尼尔的骸骨，在塞拉斯的监督下骸骨被装到车上。年轻的士兵们想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这与猜疑无关，纯粹出于好奇。塞拉斯迫切需要片刻的休息和宁静，但也知道这没有可能。这些都是个人提出的问题，而非官方质询。这是从哪里挖掘出来的?它有多少年历史了......唯一可以脱身的办法就是一一作答。当他们开始询问推车上那具骸骨的情况时，他挥动双手挡住脸，把问题留给古尼塞纳。 她依旧没能从楼里出来。他知道,无论她遭遇了什么,自己都不能到楼里找她。她必须独自经历这重重的挑衅、屈辱和难堪。距离最后一次见到她差不多已过去一个小时。 他必须找点事情做。围墙外有个男人在兜售切片的菠萝,于是塞拉斯越过带刺的铁丝网买了几片,再撒上盐粒和胡椒粉混合成的调料。一卢比可以买两片。他可以走进大厅，避开日头，但他不确定是否能信任她的自制力，怕她大发雷霆，使自己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现在已过去一个半小时。当他第四次转身打探时，看到她出现在门口。只是站着，一动不动，茫然不知自己身处何方，又要去向哪里。 三 碑刻学家帕利帕纳——“翁达杰式”隐士 译者陶立夏： 帕利帕纳将自己从世俗事务和社会习惯中剥离，投身考古研究，并以一己之力重新从欧洲人手里夺回了斯里兰卡人类学研究的权威地位。帕利帕纳的故事有很多符号，这和他的身份——碑刻学家有关。那些冗长的地名、只存在于想象中的鸭形文字，只有在去了斯里兰卡，亲耳听到当地人的交谈，亲眼看到当地文字的招牌和锡吉里耶的岩画，我才得以走进书里的那个世界。岩洞里的寺庙中，佛像前长供鲜花，阳光透过密林照入，那瞬间我得到了开门的钥匙，破解密码的密钥。 “ 碑刻学专家帕利帕纳数年来一直是民族主义团体的中心人物，该团体最终自欧洲人手中夺回了斯里兰卡人类学研究的权威地位。他似乎总是节约所有精力用于历史语言研究，只在自己著作的特定印刷方式上极尽挑剔自负之能事，要求图表以双色套印在精良的纸张上，可以无惧气候或虫害。只有在一本书完工之后，他猎犬般执著的注意力才会从一个项目转移，如此他可空手走进这个国家的另一个纪元或另一片区域。这些年里帕利帕纳在学术界的声望每况愈下。由头正是他出版过的那些曾震惊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一系列岩画解读论著。他发现并翻译出一种潜藏的语系，可以解释锡兰岛六世纪时的政局更迭与皇权动荡。这些著作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赢得一片赞许，直到帕利帕纳的某个弟子表示并没有真凭实据证明这些文本的存在。它们不过是虚构。帕利帕纳最初发表的细节翔实的诗文，最初看来平息了历史学家之间的争执与辩论，他们信服于他治学至为严谨的声望，他一贯仰仗一丝不苟的研究。如今在他人看来，他自编自演的事业大转折皆因他试图愚弄全世界的企图。尽管在他心目中，这不只是简单的愚弄，也称不上欺骗。或许对他而言，这并非误入歧途而是抵达另一种真实的途径，一支漫长诚挚的舞蹈的最后一幕。 但无人欣赏这费解的表演，他在学术界的拥趸们亦然。甚至是塞拉斯这样的关门弟子，他们在求学的那些年中不断因马虎和错误被导师斥责。这种姿态，“帕利帕纳式姿态”，被视作是一种背叛，违背了他赖以扬名立足的原则。大师的弄虚作假总要比恶作剧更有意味，它意味着侮慢。将其视作自暴自弃或是精神失常已是最为善意的推断。 四 佛像雕刻师安南达——重塑亡灵面容 译者陶立夏： 写作不仅仅要揭露、控诉，还要为自己深爱的事物立传，让它们经由自己的文字存世。所以你会在书中看到那么多在战争中努力维持人性的人，他们痛失至亲，依旧在奋战，依旧在给予关怀和爱。佛像雕刻师安南达在战争中失去妻子，苦寻不到遗体，他在塞拉斯的鼓励下走出酗酒的泥潭，开始为无名的尸骸重塑面部特征，为的是给所有无名的遇难者一个平静的面容。他在暗中为安尼尔擦去泪水，尽管自己的苦痛已经灭顶，但他依旧愿意伸出手去关怀一个陌生人。 “ 安南达俯视着他们尽力修复的面孔。长久以来他都坚信工匠的创造力。年轻时曾与几位结识。你栖身的艺术旧眠床，他们也曾安睡其上。那里蕴藏某种慰藉。你见证他们的富贵荣华，也目睹他们流离失所。但他始终对他们青睐有加，并更偏爱他们潦倒岁月中的创作。他自己不再设计创造佛像的面孔，创造事关细枝末节，而他在组织这尊佛像的重建工作中花费的努力也无非如此。细雨中五口煮着铁水的大锅嘶嘶作响。男人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波纹管并将铁水注入其中，紧盯着它消失在佛像的脚底。血红的金属熔液在佛身内的管道中流淌而过——巨大绵长的血脉贯通百尺。当它凝固，它将扣住所有肢节。随即又下起雨来，这次连下两天,村里的工人被遣散回家，所有人都离开了工地。 安南达坐在佛首边的椅子里，仰头望天，望向暴雨所来之处，工人们搭建了离地十英尺高的竹制鹰架。现在这个四十五岁的男人站起身来，爬上鹰架俯瞰佛像的面容与身躯，血红色铁水正在内里冷却。 这张面孔，千百块碎石残片归拢而来，聚集成形，竹子的投影落在它面容之上。终其一生，这尊佛像还不曾感受过人影的投射，直到此刻。它曾俯视炙热的旷野向着遥远北方的绿色梯田蔓延而去。它曾目睹战争，脚下垂死的人们因它的存在而感觉安然或讽刺。 此刻阳光照进面容的缝隙中，仿佛它是被粗糙地缝补而成，安南达不会对此加以掩藏。他曾看着别人在另一个世纪里刻下的眼眸，低垂的偌大灰色双眼，无限包容里含着忧愁。此刻他再次接近这双眼睛，它近在咫尺，自己仿佛枯山水庭院中的动物，某个闯入未来的老者。几天之后这张面孔就将高入云端，不再如此屈居他之下：当他在鹰架上走动，身影可以掠过这张面孔。 佛眼凹陷处积了雨水，他可以俯身掬水而饮，如珍馐，似珍宝。他注视着曾属于过神灵的眼眸。这即是他的开示。身为工匠的他如今不再敬奉信仰的不可思量。但他知道如若不坚持当一名工匠，就将成魔。周遭的战争就是恶魔的行径,那些复仇的冤魂。

亲爱的，我回来了

参加了“新世相图书馆“的第二期活动，第一本收到的书《安尼尔的鬼魂》居然是一本以斯里兰卡内乱为背景的小说。我是在完全不知道任何书或者作者的背景情况下开始阅读的，只是接受“新世相图书馆“给予的安排，相信发生的就是最好的，既然他们寄来的是这样一本书，那我就不妨读来试试，读完才知道这本书是《英国病人》的作者迈克尔.翁达杰最具力量的小说，获得了加拿大总督文学奖、桐山环太平洋文学奖、吉尔奖、美第奇奖获奖作品。二十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斯里兰卡这样一个温和的佛教国家，却因残酷的内战和种族主义，被各个宗派势力瓜分、国内大规模实施血腥的屠戮。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受国际人权组织的委托，法医学专家安尼尔博士回到了阔别十五年的故土斯里兰卡，试图调查在内战的骚乱中无辜平民的伤亡状况。一具被故意转移到自然保护区的骸骨“水手”成为她揭开残暴战争真相的契机。在与政府指派的考古学家塞拉斯一同探究 “水手” 的身份和死因过程中，除了战争的阴影和血迹，她也逐渐接触到战争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撕裂的伤口。 在这之前，斯里兰卡对于我而言，是个遥远而美丽的国度，第一次清晰的感觉到它的存在，是朋友几年前去那里旅游拍的美轮美奂的照片，他们的行程几乎就是一趟对那个国度酒店的体验之旅，每天都在更换的酒店一家比一家更有韵味，那一张张令人惊艳的照片让我深深的着迷，也从此把这个国度放在了我出行的目的地清单里。而书中的斯里兰卡充满死亡和杀戮，到处都是阴谋和伤痛，实在无法与心中那个大海蓝天的美丽岛屿国家相提并论。 这是一本我看封皮和书名以为会是晦涩的小说，没想到从拿起它就不忍心放下，情绪完全被作者带着走进了八十年代可怕的斯里兰卡，那个完全陌生的充满战争和欺骗的世界，我感受着主人翁安尼尔的内心世界，敬佩她那种对真相的执着，同时也对她能够在斯里兰卡那样中立的工作感到好奇，一个离开了十五年重回故土的女人，可以放下自己所有的评判和情感，只是严谨的面对尸体去探究真相，需要怎样的理性？她可以从尸体那做完切片，然后自己倒一杯红酒小酌，可以在黑暗的夜里把自己完全隔绝在一个船舱里去面对几个再也不能说话的尸体，而对那个明显不带有历史痕迹的尸体”水手“更是投入了100%的关注。这是一个线索，可以发现在这片曾经被佛教赐福的土地上任意杀戮的证据，但是又包含着解开真相的恐怖，安尼儿已经不再是十六岁时那个赢得游泳比赛的姑娘，她早已抛却了曾经在故土的身份，转而变成了一个法学博士。虽然工作在斯里兰卡的她思绪常常会回到那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度，她还是会不经意间想起和她感情纠葛的科学小说作家，已婚的库里斯.莱特，我喜欢翁达杰的描述，库里斯虽然已经从安尼儿的生活中消失了，但是却不断的出现在安尼儿的回忆中，那么真实的让我看到一个女人关于爱的挣扎，和最终理性的决绝。在他俩第一场探险中，安尼儿不再是面对尸体的那个博士，而是一个率真的小女人，她打开车窗大声的宣称库里斯在她的车上，而后的两年里，他们的感情跨越五个时区纠结在一切，再后来一切的一切以棕榈汽车旅馆里安尼儿挥舞水果刀划出的那一刀画上句号，爱是千山万水的寻觅，情是爱至深处的义无反顾，是的，安尼儿理性的知道自己必须离开，当然躺在棕榈旅馆的床上的库里斯.莱特永远也不会忘记生命中的这个女人。我们不曾经历战争，每一次从书上看到的战争总是充满对生命的无奈，同时又让人那么真切的感受到在那样的乱世里，关于男人的坚忍和伟大。这本书里的几个男人都让人感受如此深刻，其中之一是与安尼儿一起做调查的政府派遣考古学家塞拉斯，一个周旋于政府和地方的男人，在故事的前半段总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政府的耳目，而最后他却用自己的生命去帮助安尼儿找到“水手”的死亡真相，在故事的最后我再回看整本书里的塞拉斯，突然内心充满了一种深沉的悲伤，在这个纷乱的世界，这个男人，或许只能用那样的方式去生存，在逢迎中寻找一处中立的夹缝，让自己可以活得更久，只是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苟活，用生命去实现了对残酷现实的揭露。虽然他的成熟和周到在调查的最开始就告诉安尼儿：“我要你明白真相背后盘根错节的人情世故，否则你就像那些住在加勒费斯酒店、报道里写写苍蝇和伤疤的记者一样，就是些虚假的同情和说三道四”。病房里静静的躺着的塞拉斯的遗体，可以任意的让兄弟迦米尼检查，再也不会有兄弟间的提防，兄弟像他郁郁寡欢的影子。跟随着迦米尼的检查，我们不难想象塞拉斯生命的最后所遭遇的伤害，也更加深刻的体会战争的残酷，政治的无情。战争和灾难，让外科医生变得不可或缺，我们一次次在各种战争片中看到无国界医生的身影，一次次在各种灾难中体验外科医生的伟大，但这部小说却让人在体会这些之外，两眼总是充满泪水，迦米尼和一个个小说中出现的医生、护士，让我第一次深刻的明白了救死扶伤的真谛，对于所有的医护人员而言，没有谁对谁错，所有的伤病员都是平等的，就算是被掳掠到某个割据的势力里去救助也是一样的安之若素，那是一种职责和使命，迦米尼是一个比哥哥塞拉斯鲜活的生命，因为鲜活更能感受他人的苦痛，所以只好用药物来麻醉自己。迦米尼活在医院里，却又那样真切的孤立着，如同书中说的那样：迦米尼甚少以陌生人的眼光审视自己，尽管大多数人都认识他，他却觉得自己对身边这些人来说是无形的。塞拉斯带着安尼儿走入隐居密林的那一段总让我想起很多故事中相似的情景，塞拉斯的老师帕里帕纳犹如一个洞见现实的智者，拒绝与乱世的同流合污，就算了盲了双眼也依旧对尘世的一切了然于胸，作为碑刻学专家的帕里帕纳坚信所有的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中黯淡褪色，战争亦是如此，他们只能于记忆中栖身，唯有岩石能永久记录下一个人的失落和另一个人的繁盛。在他的眼里，正在经历的战乱也终将过去，而他要做的只是在将盲的最后一刻，带着妹妹留下的骨肉逃离到隐秘的山林，“天下苍生，我也不曾例外，都受到编排”。“他曾经耗费人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在岩石和碑文中探寻历史，直到最近几年他才发现了被掩藏的历史，在正史和野史之间反复思量......”，这段长长的文字背后隐含了太多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彻底颠覆了一个碑文学家的视角，于是他逃离了现实，逃离了曾经详细的正史，因为野史让他看到了另外的真实。经他介绍，安尼儿认识了画佛眼的工匠，关于画佛眼的所有描述都让人心生无尽的想象和敬意，画佛眼，就是给佛像开光，赋予佛像生命，“他自此成佛”，一句简单的话语其间包含太多的寓意，令人感动。当书的结尾，安南达穿着塞拉斯的衬衫登上竹梯为佛像开光，塞拉斯以他的方式完成了使命，以自己的生命帮助生者重塑一个世界。那佛眼俯瞰这多难而美丽的斯里兰卡，是对这个国度最郑重的祝福。Honey I'm home! 亲爱的，我回来了！这是每一次安尼尔靠近一具遇害人尸体时，总要说的一句话，面对这么多离去之后，终于有人归返，亲爱的，我回来了！从西方整饬的虚无踏进故土染着血色的混沌，安尼尔要放弃自由和舒适，重新学会对待暴力、对待苦难、对待隔阂，这也就是这部作品的伟大之处！这是一部充满悲伤的小说，小说中的每一个角色都让人感觉到深重的悲剧情怀，他们在那样的一种乱世中挣扎着，坚持着，并没有因为战争而放弃了自己，这本来就是伟大的，设身处地的把自己放到那样的环境中，无法想象生命会去向何方，我们在和平年代里成长和找寻生命的意义，却浑然不知在历史长河里，有多少人与战争不期而遇，挣扎、活着、伤害、救助、殉难.....合上书，再想起斯里兰卡那片靠近大海的国土，它因为曾经背负的苦难，让我多了敬意和向往。

遇见命运

曾经去过斯里兰卡旅行，确实很美，彼处小孩子的笑容纯真动人，也隐隐透着狡黠。比如，你发糖果的时候，都乖乖的围在周围，但只要一拿起相机，小女孩们立刻就凌波微步全部跑开。其实也并不真为了拍照，毕竟一行人都是冒牌的文艺女青年，我们喜欢的是这种孩子气的小把戏，异国版的老鹰捉小鸡。出于胆怯及路痴，便延请了一名当地向导。非常英俊的青年，外貌是南亚人特有的清瘦与古铜色，汉语也说得流利。不过很抱歉，并没有发生什么猎奇者希冀的粉红色故事，我们专心游玩，他专心赚钱，如此而已。尽管我们也曾偷偷揣测，这位印度教信徒，是否娶了好几位漂亮的夫人，不过显然这种好奇远胜不过对狮子岩的向往。于是一到了山脚下，几个女孩就难掩兴奋，各种问问问、拍拍拍，为了更好的视角，我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不假思索地一脚踏上了旁边的土坡。然后，一个尴尬又带着无奈的声音自身后传来“那可是600年的城墙......”我一时怔住，原来旧王朝的断瓦残垣就这么大剌剌的、以一种被人无视的姿态斜躺着，猝不及防的出现......而我们英俊的向导，满眼忧伤......可惜我那时候没有看过这本书，不然或许我能读懂他不能言说的愁绪。那愁绪可能就来自他或其家族的“鬼魂”。本书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的动乱为背景，而看上去似乎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向导，他的童年就该是在这种血腥中发蒙吧？写下来只是短短几个字，但若易地而处，你该知道这是多可怕的几个字。“这儿曾有很多头颅被插在木桩上，情况持续了数年。几年前局势最为严重。它们在清晨被发现，某些人见不得光的暴行，随后亲人们闻讯赶来，将它们取下带回家。将它们裹在衬衫里或者只是揣在怀中。父母的骨肉。这让人痛不欲生。只有另一种情况比这更可怕。那就是家人凭空消失，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一九八九年，拉特纳普拉地区的学校有四十六个学生和几名职员失踪。抓捕他们的车辆都没有车牌。有人曾在军营见过那辆参与行动的黄色菱帅...”“一个村庄的遭遇代表了许多的村庄，一个受害人可以为无数受害人代言。 仿佛离别也好，死亡也好，或者消失不见也好，都不过是去往旁观者目力所不能及的地方而已。 ”好好的一个人，也许是父母眼中骄傲的儿子，也许是邻家少年暗恋的少女，也许只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农民。就这么消失了，变成了“万人坑”中面目模糊的一具残骸。而生者亦在这种动荡不安中渐渐迷失，等待那个能触动他们的“鬼魂”出现。塞拉斯将自己隐藏在左右逢迎的御用科学家的面具之下，却在为死难者正名的大节面前蹈死不顾；迦米尼以放浪形骸、醉生梦死放逐己身，却依然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被救治的伤者；安尼尔去国怀乡多年，却在踏上这片土地后就感应到了自己的责任，那一声声的“亲爱的，我回来了”说给死者，也说给她自己。很喜欢作者不动声色的细微描写，全书也没什么口号，更没什么热血沸腾的情怀，每个主人公只是遇见了“水手”，遇见了命运，然后选择自己该走的路，默默坚持下去。及至全书结束，很多事并没给出明确的答案，安尼尔有没有写完报告逃出生天？该为“水手”负责的罪魁祸首究竟是何方势力？独立成章的林内斯.柯利安医生又是否能重获自由？答案显然已经不重要了，作者想讲述的只是在山河染血时，迷失的普通人的所作所为，甚至没有庄严艰难的抉择时刻，他们只是这么做了。那场印度洋上的混战，于我，终归是遥远而陌生的。并不比狮子岩上几百年前的王朝遗迹切近多少，左不过是痴迷权力的君主为一己之欲让无数枯骨为其做了政变战争的注脚。却原来，威仪的狮，终会失去凌厉的爪，经历使然。奢华的城，也终会化为清寂废墟，时间使然。而岩间的婀娜仙子，应与面目模糊的帝王无关。她们的每一种美态，都独有韵味，又秘而不宣，经由了谁的手指，便画进了谁的命运。只从属于被时局碾压，却又对责任持重珍视的升斗小民。

先简短吐槽一下人文社2016版的错字和翻译问题

先简短吐槽一下人文社2016版的错字和翻译问题，待通读后整理。《安尼尔的鬼魂》目前读了一百多页，错误已达七处，经对比版面字数，台版译文为二十三万左右，简体版为不到二十万，当然这不一定能说明什么，但总意味着什么。译者陶立夏满篇的病句，有些句子甚至都不通顺，而三位编辑加一位译者校对标注为十五万字的书竟然有这么高的错误率，各位都干什么吃的？在该书开头部分，陶立夏竟然把tarmac翻译成“跑道”，大晚上的也不怕乘客都被撞死？再怎么着这里也该翻译成“停机坪”吧？作为一个屌丝读者，真不愿意跟你们操这样的心，我们就想好好看个书省点力气，你们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跟骗钱有什么区别？陶立夏这种投机取巧的所谓“作家”向来是中国出版业的重灾区，丢人也是常事儿了，但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么败坏自己的名声可说不过去。以及，大婶儿帮忙发现一处翻译错误：该书117页将Amygdala翻译成扁桃体，而依据原文的意思，这里应该是指大脑中的杏仁核受体

来自人间的温柔触碰

在我有限的认知里，斯里兰卡是个拥有漫长海岸线，盛产锡兰红茶的热带岛屿。地理课上，它是老师口中“印度洋上的一滴泪珠”，北外校园里，它是为数不多学习“僧伽罗语”的同学们口中美丽富饶的国家。而我未曾读过翁达杰更有名气的《英国病人》，若不是因为新世相的读书计划，大概不会主动翻开这本以斯里兰卡内战为背景的小说，也就不会在合上书的时候看见那个更真实而复杂的它。内战引发混乱，杀戮伤及无辜，“在一个充满惊惧的国度，公众的悲伤被不确定的氛围践踏。”然而这并不是一本专注描述战争与苦难的书，在翁达杰混剪式的讲述里，我还看见了海岸的美丽、深山的宁静、科学与文明的尊严、以及我所理解的故事内核：战乱年代那些孤独而迷失的个体如何在出走、破碎之后，以不同的方式回归、重建。女主角安尼尔离家去国十五载，经历失败的婚姻、窒息的恋情和被阿兹海默症折磨的友谊，在为“水手”正名的过程中也寻回了自己的身份，从他们“终于变成了我们”；考古学家塞拉斯，温和顺从的外表下压抑着对人性之道义的信仰和失去妻子的痛楚，他以自己的方式支持陪伴着安尼尔，为找回“水手”的骸骨而牺牲掉性命，却也打开了重回世界的大门；而他的弟弟迦米尔医生，迷失于缺少存在感的亲情和得不到的爱情里，当战争来临时选择坚守在病床之侧，直面伤痛，与其搏斗；点睛画匠安南达，爱人失踪后酗酒度日，被塞拉斯和安尼尔从死神手中奋力夺回。故事结尾在为佛点睛的仪式上，安南达借佛眼看到世界，为妻子赛丽莎的死编排出这样一个故事，“一颗小巧而无畏的心，穿行在她曾挚爱的高空与惧怕的黑暗之中。” 他得以重生。小说里很多次出现了黑暗中两个人身体的触碰，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安南达在黑暗中俯身静静观看“水手”后和安尼尔之间手臂的触碰，以及迦米尔和安尼尔初相识时，迦米尔躺在安尼尔的腿上说话。两个并无亲密关系的人在某个特定瞬间肢体相触碰，是不是真的伴随发生了瞬间的灵魂相连？翁达杰是这样觉得。翁达杰是斯里兰卡人，这位写过无数国家的“世界小说”作家，一定下了很大决心才动笔写就这部讲述故土的小说吧？我猜想正是因为故土在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所以在那么多苦难、离散、孤独、迷失的背后，他一定要给予每位人物一个支撑其穿越黑暗完成自我救赎的出口。这种对待故土复杂的深厚的温柔的情感，让我没来由的想起萧红笔下的《呼兰河传》。记录几个阅读中让我着迷的片段吧：1、为佛像点睛开光的仪式“工匠画佛眼前夜，要举行仪式为他做准备。你要知道，人们请他来就只为佛像画佛眼。佛眼必须在清晨开始画，五点。佛像开光的时刻。所以仪式在前天深夜开始，寺庙中会张灯结彩举办诵经法会。”“没有眼睛，就不仅仅是目盲，而是虚空。诸法空相。工匠带来眼界、真相与存在。”“他爬上架在佛像前的梯子。陪伴他的人也爬上去。画师将画笔蘸上颜料，转身背对佛像，所以看起来他像是要被佛像雄伟的双臂拥入怀中。画笔上颜料湿濡。另一个人面对着他，举起镜子，工匠就把画笔举过肩头，在不直视佛颜的情况下画起眼睛来。他只参照镜中映像的指引——所以只有镜子倒映出那正在被描画的目光。任何凡人的眼睛都不可以在佛像塑造过程中直视佛的双眼。在他周围，仪式继续进行。福田广种善果……人间常有增益，日光明照……阿弥陀佛，如人有目！”2、安尼尔和丽芙的姐妹温情两个人一起躺在吊床上看电影讨论主角中枪的具体位置是否致命，安尼尔还专门为此写信给电影导演询问。女生之间趣味荡漾的友谊啊，多么似曾相识，那是和雨珈在北京朝夕相处时的幸福时刻呀:) 所以看到后面阿兹海默症抹去了丽芙这段记忆，心里涌起无限酸楚。“强风从荒漠席卷而来，她必须监察暴风雨的情况，因为在夏季，这些柱子会将闪电导向平原。她站在那些柱子间，响雷阵阵。她一心只想化身牛仔，她热爱着西部。”“此刻，丽芙在“巨型望远镜阵”附近与安尼尔相遇——林立的天线接收着来自荒漠上方那片外太空的字节信号。她在这些巨大的天穹历史接受器旁栖身。是谁生活在太空的彼端？信号来自多远的远方？是谁居无定所，时日无多？呵，原来是丽芙。”3、兄弟俩的圣殇像塞拉斯的遗体被迦米尼认出，从没想过塞拉斯会先自己死去的迦米尼为哥哥处理好伤口，解开哥哥的衣襟敞开他柔软的胸怀，久久凝视，终于和解的兄弟俩从此阴阳两隔。那幅“兄弟俩的圣殇像”，让人难以忘怀。4、读完整个故事猛然想起来，翁达杰甚至在某个混剪片段中给了“水手”生前在矿工工作的情景一段描述。5、“真相能让我们获得自由”6、“我们这个时代的闹剧，是所有人的命运正日趋雷同。”7、陶立夏的译后记《无明最苦》写到，“翁达杰用书写的方式告诉我，对我们深爱的那些事物，仅仅观看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伸手去，无比郑重地触碰，感受它的苦痛并给予支撑。”“我想对翁达杰说：如果有什么人曾教化过我冥顽不灵的灵魂，抚慰过我平静外表下的暴戾与躁动，那大概只有你。如果有什么事比相逢更幸福，那就是了解。” （刚好这周末上海有个陶立夏《安尼尔的灵魂》读书会，很期待听译者本人解读这个故事。）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台湾版译名叫《菩提凝望的岛屿》，窃以为和《安尼尔的鬼魂》一样好。故事的结尾，点睛画匠安南达借佛眼看见了一个他从未曾见过的世界，在历经战乱的土地之上，山川湖海，草木鸟兽，万物都沉默着，自由着。出神之中，“他感觉男孩的手关切地落在他的手背上，来自人间的温柔触碰。”

《安尼尔的鬼魂》：佛像开光，死难者众

文/吴情谈起加拿大小说家迈克尔·翁达杰，多数中国读者想必会第一时间想起他的作品《英国病人》（The English Patient）。这部出版于1992年的长篇小说，曾一度引起文坛轰动，也毫无悬念地赢得了当年的布克奖。通过《英国病人》，我们能够读出了这样一个翁达杰。一方面，他有着高超的叙事技巧。另一方面，他对人性有着深刻洞察（这一点多数小说家并不具备）。无独有偶，出版于2000年的《安尼尔的鬼魂》（Anil`s Ghost）亦展现了翁达杰的非凡笔力。如果说《英国病人》探讨了曾辉煌一时的大英帝国文化的现实状况，表达了知识分子的思考，那么，相比之下，《安尼尔的鬼魂》则更显私人化，毋宁是翁达杰去国怀乡后的寄兴之作。翁达杰于1943年出生于斯里兰卡的科伦坡，11岁时即随母亲移民英国，19岁移居加拿大，正式加入加拿大籍。后来，他的生活几乎全在美洲这块土地展开。斯里兰卡，似一个梦魇，尤其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旷日持久的内战与混乱，且没有人理解并能阐释这一战争的原因。小说的背景设置在斯里兰卡内乱时期。彼时，受瑞士一个国际人权组织委托，法医人类学家安尼尔·提瑟拉回到离别甚久的故土斯里兰卡，调查内乱中是否有平民遭受各方势力屠杀。与考古学家塞拉斯合作后，安尼尔意外发现一具死亡时间存疑的骸骨，他们名之为“水手”。“水手”的身份和死因，时常困扰着安尼尔和塞拉斯，两人决定合力找到真相，还原真实。不过，当他们越靠近真相，其生命也越危险。为保护安尼尔·提瑟拉，塞拉斯不惜与之反目。小说结尾，真相昭然若揭，安尼尔火速离开了斯里兰卡，塞拉斯则殒命在这块熟悉的土地上。去国十几载，再次回国，安尼尔无疑是个异乡人。异乡人的悲剧性在于，自以为属于故乡，故乡的人情物理却似乎不再接纳。移民英国，后又生活在加拿大，安尼尔眼中所及，是先进的物质文明和西方的社会观念；斯里兰卡的一切，仿佛是文明世界的例外。因异乡人的眼光，熟悉的斯里兰卡随之带有“陌生化”的效果：风光旖旎的佛教国家，早由于内乱四分五裂。这才是触目惊心的现实。安尼尔将斯里兰卡与西方世界进行对比，却避免了东方主义倾向，没有将斯里兰卡的现实状况传奇化、奇观化，以符合西方对东方的想象。东方发生的一切，个体是最小的承受单位。在这个意义上，基于理解的同情和基于同情的理解，方成为可能。在艺术手法上，小说总体采用第三人称有限叙述，叙事线索却灵活多变，在安尼尔、塞拉斯、迦米尼、帕利帕纳之间来回转换，营造出多线索并进的独特效果。四个人的生平经历不同，但斯里兰卡将他们捆绑起来，将理解和阐释的权利交付。安尼尔有过一段刻骨却不伦的恋情；塞拉斯孤独承受妻子自杀的苦果；迦米尼在婚姻失败后沉醉于繁忙的工作，借此麻醉自己；帕利帕纳早年在学术界享有盛名，晚年则几乎被其放逐。个人的不幸，或许象征了斯里兰卡多喘的命运。见于《英国病人》的蒙太奇手法、梦境、意识流，《安尼尔的鬼魂》中运用得堪称娴熟精致，也与内容达成了完美的统一。这段在斯里兰卡的经历，仿佛人生中短暂一梦，虽然真实，但终究要醒来。再怎么心系故土，安尼尔终究还是要回到西方世界，熟悉的全部。关于战争的小说，世界文学史上并不鲜见，比如中国小说家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德国小说家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美国小说家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也译《战地春梦》）、捷克裔法国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但是不着眼于战争场面，试图从小人物的生平经历出发，理解和阐释战争真相，或许仅见一本《安尼尔的鬼魂》。小说最末，安南达为佛像开光。须知现实，死难者众。或许，只有在宗教的博爱中，才能学会尊重生命。如要转载，【豆邮】联系。

我是你郁郁寡欢的影子

太平洋岛上的明珠曾经发生过这样的屠杀和动乱，现在仍然以某种方式在进行。曾被战争撕碎的国家，现在仍在舔舐这它的伤口。失踪，屠杀，人们已经几经麻木，战争的唯一缘由就是战争，当这个国家已经失控，发疯的机器甚至会向曾经的主人挥起屠刀，没有公理，正义仿佛只存在于那些带有优越感的西方记者嘴中，他们做的只不过是看一看，写本书，出点名。仅此而已。安尼尔的反抗很有西方欣赏的英雄主义色彩，但在这里于事无补。塞拉斯和迦米尼才是这个国家的脊梁。但这片大陆上的无数人民依旧在苦海中挣扎，无名最苦。

无绵无尽的悲伤

读完，有些费解，有些迷惑，像是迷失在清晨的迷雾里。文章里没有正面描写因为政府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惨无人道的行径和血腥的画面，而是通过这几个人物之间的故事来表达出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国之殇，民之苦，还有无绵无尽的悲伤。 作者细心而克制的表达着所有的情感，女主角所经历的失败婚姻，无法正视的爱情，疾病缠绕的友谊，内心的独白，还有那为无名正名的法医鉴定之路，都显得苍白而无力。你是无法读懂中产阶级的男人经历战乱时内心所想。一个沉迷于考古的世界却又像游走在正义的边缘。面对源源不断受伤的病人，只有在医院里才能找到存在价值的医生。同样失去妻子的佛像画像师，只能通过醉酒一次次麻痹自己。历经苦难的人，不再诉说悲痛，也许从前世故也好，故意远离是非也好，悲伤到自杀死去也好，在关键时刻，他们背负着患难者的灵魂，为了一丝希望的曙光，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着。就像文章最后，阳光照射在佛像温暖的手臂上，鸟群正向树木间隙俯冲，飞越层层热浪，之后，终将抵达自由之地。

安尼尔的鬼魂

书的后记中写到《安尼尔的鬼魂》是沉沉不可示人的月球表面，满是冰冷的死火山和陨石坑。在内战混乱中，不计其数的死亡和失踪让每个人带着绝望和痛苦、惶恐和不安。所有的爱情、亲情和友情的美好都在战争中变异为每个人心中不愿提及的秘密。安尼尔，塞拉斯，迦米尼，安南达，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不敢不能言语的伤痛为无辜惨死的鬼魂伸冤。在战乱面前他们自觉背负起了道义，他们见证了太多的死亡、分离和恐惧，他们比任何人都渴望安宁、爱和温柔。太多的时候我觉得我像极了迦米尼，身边总是爱而不得的人以及无限的恐惧和不安，需要让自己忙碌起来把这些不安分子排挤出去。语言太过晦涩枯燥，知道后半部分才开始明朗起来

斯里兰卡的哀伤，也是翁达杰的哀伤

文/文小妖前段时间，小叔刚从斯里兰卡旅游回来，他对斯里兰卡的印象极好，对此地一直赞口不绝，引得我对这人间天堂心生向往之。这些天阅读加拿大小说家、诗人迈克尔·翁达杰在二〇〇〇年荣获加拿大吉勒奖、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等奖项的小说《安尼尔的鬼魂》时，我才从书中获悉被誉为“印度洋上的明珠”的斯里兰卡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经历了一次次灾难，一度陷入动乱。整合一下《安尼尔的鬼魂》和翁达杰的有关词条，我们知道：翁达杰1943年出生于斯里兰卡一个富裕的农场主家庭，家境殷实。他身上流淌着荷兰人、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等多个民族的血液。11岁后，他随母亲来到英国伦敦，在此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1962年，19岁的迈克尔·翁达杰从英国来到了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就读并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后来，主要在多伦多一所大学教授英语文学。他的写作生涯是从诗歌开始的，直至1970年，他开始了跨文体的实验，尝试写过剧本、散文以及小说。他的小说《英国病人》获得了1992年的布克奖，是他最好的小说作品，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作品。而《安尼尔的鬼魂》则是迈克尔· 翁达杰唯一以故土斯里兰卡内乱为背景的一部小说，这是他献给故土最现实而又最沉重的作品。小说主要讲述了女主人公安尼尔以法医的身份回到故土斯里兰卡，与当地考古专家塞拉斯一起试图调查在内战的骚乱中无辜平民的伤亡状况以及整个事件的真相。虽然《安尼尔的鬼魂》中的人物和灾难事件都是虚构的，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之上。小说一贯延续了翁达杰诗意风格和片断式叙事结构的写作风格，虽然故事性并不强，偶尔会让读者坠入云雾之中，可小说的字里行间中又传达着作者的种种弦外之音。我认为，翁达杰知道将动乱的丑行钉在历史的的卷轴之中并不是最终目的，人类最终的目的是自由与生长、美好与追求幸福的汇合。小说以安尼尔的视角为主，但中间又穿插着多个人的视角。比如沉默于妻子自杀的塞拉斯；结束短暂婚姻后，恋着哥哥塞拉斯妻子的迦米尼；隐居在密林里修行的塞拉斯的老师帕利帕纳以及妻子下落不明的矿工安南达……各种人物及他们身上所经历不同事件，漫无边际地碎片拼凑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断断续续还原了一部分事实的真相。然而，小说最让我感到痛心的是翁达杰对当时伤亡的描述。彼时，什么办法都无法拯救那些被死神拉住灵魂的人，什么语言都无法安慰一个失去亲人的人，哪怕是一直奋力抢救生命的医生。在动乱的社会里，人命如蝼蚁，很多事情并不是自己所能主宰，包括生命。战争让人陷入悲观绝望之中，战争带来的伤害摧毁了一切。翁达杰对伤亡的描述，让人触目惊心。书中，他写到，“医生先施行抢救，然后处理四肢。几乎都是手榴弹造成的伤害。而对付人类的地雷只要墨水瓶这么大就可以毁掉人的双足。”“唯一理性且恒久不变的事实是，到明天会有更多尸体——死于穿透、死于地雷。受伤的骨骼，被刺穿的肺，受损的脊椎……”“街头炸弹往往爆仓铁钉和铁珠，可以在爆炸弹五十码外伤得人肠开肚裂。震荡的余波穿过某人的身躯，吸力可扯碎腹部。”寥寥数语，让人看到的是一幅惨绝人寰的景象。因政治的斗争，许多无辜的人成为了这些斗争的牺牲品。而这个时候，所谓的敌对双方根本不存在谁善谁恶，曾经那些美好的争取权益的初衷都变成一把把利剑，刺向所有人，当时的斯里兰卡根本没有任何世间人类准则和真正的正义，一切生存秩序陷入混乱，这些都是斯里兰卡的哀伤，也是翁达杰内心的哀伤。书中，翁达杰借着安尼尔表达出自己对故土的复杂情绪，在我看来，安尼尔的灵魂何尝不是翁达杰的灵魂呢？最后，翁达杰将笔触落在了众人在修复一尊一百二十英尺高的佛像上，佛像的与世无争，洁净无瑕，安静从容似乎暗示着翁达杰对故土最美好的祝愿，唯有远离战乱战争，人们才能自由的生长在这片安静美好的土地上，这也是生命存活于世的最好归宿。ps.陶立夏的译文真心好，流畅不失优雅！

真相即是道义

很快就读完了，印象最深的就是赛拉斯和那个安详的复原头骨~赛拉斯从头到尾都很谨慎的形象，保持中庸之道，每次谈话都要关掉录音，但是即便如此，他“坚信真相即是道义，如果真相可以发挥什么效力，不惜为之付出生命”，而最后他也真正的坚持了道义~安详的头骨，代表了对死者的期望，希望每个遇难者都获得安宁，也代表了作者的态度~电影片断式的写法也很好的将故事进行了描述~最后，为生在和平自由的中国而感恩，感谢~

以最平和的姿态去接受这个让人痛苦的世界

谢谢你牵着我的手，走过痛苦的海洋，路过残忍的真相，最终将我送到亲爱的家乡。我其实看书自认为还挺快的，基本上一本书仔细不仔细的两天的空闲时间就能看完。可是这本书我看了好久好久。提起斯里兰卡，我从来想到的就是那里的红茶，那个广告里美不胜收的地方，总让人以为那里就是美食与爱的天堂。可是谁又曾想过，这本书正文的第一页就说，动乱，战争，军队，灾难。那个我梦想中人们应该是唱着悠扬歌曲漫步走在路上的地方，竟然过的如此的多灾多难，水深火热。学翻译的人大概都对词的选用谨慎，平时我们老师经常讲，如果想要把一篇文章翻译好，不仅英文要好，中文功夫也要扎实。当我先翻开译者笔记的时候，看到这一句话，就好生佩服。我曾经看过译者的《夜航西飞》，那句“终于得见，从天而降的女人”我至今记得。她在这本书里说作者写尽了走的背影终于开始写回归。我没读过翁达杰，因此整本书读下来，我震撼的是人心的坚持。这一条艰难的路上，虽然翁达杰并未着重笔刻画，可是曾经的斯里兰卡在他的笔下也让人看尽了沧桑。我觉得“水手”最想要说的，大概是感谢吧。感谢你曾经拥抱我，让我在漫漫长夜里受的苦难没有白挨。也谢谢你不曾忘记不曾放弃我，为我塑了一个平和的面目。仍旧感谢你为我将不明不白的冤屈驱散。迦米尼说他永远不会离开这片土地，他说电影，小说里的人在做完这些后就会离开，看着飞机底下的城市感慨万千，然后放背景乐。可是这片土地是他们日日夜夜生长的地方，他在筋疲力尽的情况下做着手术，也会为法洛四联症的孩子拼尽全力。哪怕再无力，再躲避无能的政府，可怕的反动派，他们仍旧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并不是不能联想到很多事，可是我不想说。那些夜以继日的苦难深渊里，不知藏着多少孩子与父母的诀别与哭泣。胸怀广大的兄长塞拉斯，最终也选择了隐忍。那座佛像的眼睛，可能也代表着，想要再给这个已经绝望的民族以一个信仰，一个对于未来的期冀。这或许也是翁达杰对于故乡最好的祝福了吧，以并不痛苦的方式让世界了解这些痛苦，以更温柔的样子表现曾经那些人坚持的姿态，更以最平和的结局诉说这个民族对未来的信仰。

短评140字写不下于是变成了书评。。

不算是我爱读的一类书，可能因为它没有节奏紧凑的感觉，在最开始读的时候，以为会是紧凑又刺激的与政府和危险斗智斗勇的情景，也以为安尼尔会在什么时候被害——这是对于书名的误解吧。后来慢慢读，发现讲的不仅仅是法医的工作，更多的是对于以安尼尔为发展线的相关人物的故事，她的情人，她的好友，塞拉斯，伽米尼，安南达等等，都有着自己的故事穿插在水手之谜的破解中，从更多的角度看到了那个年代斯里兰卡的故事，绝望与恐惧，悲伤与离别，用书里的话说，我的双眸打量着书页，大脑却越过书页打量着他们所处的时代，那些悲惨的真相

《安尼尔的鬼魂》：如相遇，似别离

被誉为“印度洋上的珍珠”的斯里兰卡，在我眼里一直是丰饶又迷人的存在。想象着在一望无际的印度洋那消失的海平线上，点缀带着风帆的渔船，海浪轻轻地拍打着海滩，静静地细听，海水的流动与碰撞、细沙参杂在海水中翻滚，在海风的指挥下有节奏地演绎着，夹杂着旅游印象的斯里兰卡，迷人且美好。在我看《安尼尔的鬼魂》——这本以斯里兰卡内乱为背景的小说时，试图从文字里去探寻这片土地沉厚的历史和隐秘的动乱，从情节里去不断接近它的内核，感受动荡不安背后的坚实力量。《安尼尔的鬼魂》并不是我初看翁达杰的小说。4年前的《英国病人》是我看他的第一本小说，沉浸于他诗意化的语言和被愁绪层层覆上的文字。他的小说，会让你感受到文字的魅力，却又能让你忘记文字这种形式沉醉其中；会让你享受书中的故事，却又在读后掩卷沉思。在《英国病人》这故事里，不仅仅描述了战争，还包括人类的所有藩篱，民族、国家、阶级甚至地理，英国病人最擅长的就是绘制地图，他最想的却是“生活在一个没有地图的世界里”。他对于沙漠的热爱似乎也部分源于——这是一个远离权利与欲望、没有界限、纯粹的地方，却没有想到人类的狂妄早已经探入其中，而那个他理想中的世界，注定被侵扰被侵略，却无力反击，所以他才会在国家与感情之间做出了决断，用倾城之恋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在看到了这样的感情的时候，不免感叹，地理可以改变，国界可以移动，但是谁也改变不了基普多年之后对于汉娜的想念，这才是更加恒久的东西吧。看过翁达杰的一篇访谈，其中有这样一段他的原话：“我喜爱写作这项复杂，精细的手艺，我花去整天的时间考虑怎样写出更好的文字。” 如此，他真诚而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写作的态度，他忠诚于“文字的创造”。也许正是这样的态度，在他开始构思书写家乡时，就把自己渐渐置于那样的环境中，感受故土的悲切、动乱和无奈。《安尼尔的鬼魂》描述了一个数百年来浸淫于温和的佛教传统的国家，一夜之间因残酷的内战和种族主义，被血腥的宗派势力瓜分、屠戮。在面对家国的苦难和酷烈的生存时，翁达杰依然以轻盈且诗意的笔触描摹，克制隐忍的叙述，寄托了对故土失序的正义和荒芜心灵图景的哀伤与慰藉。这样简淡但不失力量的笔触，把战乱披上了一层独特的诗意，没有恢弘史诗般喧腾，也没有揪心坎坷的动荡苦难，只是把这种悲恸隐蓄在文字里，于是读着能感受到愈来愈沉实的力量和不自知的钝痛感。在书里，女主人公安尼尔回到故土斯里兰卡，试图调查在内战的骚乱中无辜平民的伤亡状况。一具被故意转移到自然保护区的骸骨“水手”成为她揭开残暴战争真相的契机。在与政府指派的考古学家塞拉斯一同探究 “水手”的身份和死因过程中除了战争那无处不在的阴影和血迹，她也逐渐接触到战争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撕裂的伤口，最后，她背负自己、塞拉斯、塞拉斯的弟弟迦米尼、为佛像点睛的安南达深藏的秘密与悲恸继续前行着，“一颗小巧而无畏的心，穿行在她曾挚爱的高空与惧怕的黑暗之中。”翁达杰把自身对故土的情感付诸到安尼尔身上，在她探寻故土的过程中，隐约能捕捉到思念和无法言说的愁绪，但也就是这样的赋予，使面临战争的无力感更显真切，似乎这样的斯里兰卡就像“沉沉不可示人的月球背面，满是冰冷的死火山和陨石坑。”我喜爱翁达杰笔下的分离和相遇，它们不是强有力的突兀的体现，反而是被弱化的能打动你的力量，自然而然就滑进了你的内心。那些无辜惨死无处伸冤的鬼魂，那些在人世踟蹰痛失亲友的鬼魂，那些充满疑问和无由悔意的鬼魂，安尼尔和他们相遇又分离；塞拉斯的恩师帕利帕纳，隐于俗世名利游于动乱边缘的人，他对当下权威政府抱着嘲讽而又疏离的态度，对世界有着独特和深刻的见解，满腹精深博学的见识，安尼尔和他相遇又别离；库里斯，安尼尔在遇到苦闷和挫折时会想起他，想起他们亲密又暴烈的交集，却又短暂迅疾，和他也是不断的相遇又别离，终了变得越来越淡薄的想念。安尼尔，她就如同她名字一样，带着男性的潇洒和独特的魅力。翁达杰笔下的女性似乎多是锐实独立的，有着坚勇的思想，安尼尔也不例外。她挣脱了世俗对女性身份的桎梏，用行动、学识、勇气来证明自己，获取了无性别区分的自由和尊重。书的末尾处，塞拉斯用自己的生命换取而来的真相，相信交由安尼尔能带给人们自由。而塞拉斯被他的弟弟搂着，那位嗑着药投入伤患救治的弟弟，那位曾和他爱过同一个人的弟弟，打开医药橱，洗刷尸体焦黑的部分，照拂其额上的伤口。他们知道，即使他离开了，也还会再相遇的，只是不知是以何种方式。合上整本书，我仍陷于故事的跌宕深婉之中，无法立即把这份情感剥离回到现实中，眼前好似不断闪过着书里的画面，灰暗的质地，微弱的光线，从远方传来似有似无动乱琐细的声音。想起曾看过的一段话，大意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历史，那它就成了传说。如今看着翁达杰笔下的即使诗意但真切的历史感，无由哽咽，为了那些有共振的描写。如相遇，似别离。

五只茧，和五颗破茧而生的灵魂

参加世相第二期的读书活动时，收到了这本书。当时自己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过渡。做着一份曲线救国的工作，平日里努力维持着向上的姿态，尽量与人与己相安无事。到了夜深人静不得不独处时，却觉得生活中的一切离自己梦想的人生状态又近又远。内心深处偶尔觉得压抑至极，甚至无法喘息。后来被世相推送的一句话击中了——“希望让你走在街上时，觉得自己拥有某个专享秘密，觉得每天都在变好一点。”就一时兴起参与其中。6月30日就收到了来自7月的第一份礼物，《安尼尔的鬼魂》。原本以为是场随性而为的参与，也原本以为会是一场漫不经心的阅读，原本只是想试着给自己找点事情做——阅读也好，出口也罢，而连我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是，在散散漫漫的时间空隙里，阅读这本书成了工作间、下班后、睡觉前的一件难得有些正经的事。甚至也难得地被赋予了仪式感，洗好手、打开台灯、点上熏香，它的文字里天然隐含着沉甸甸的厚重感，让我不得不郑重对待，于是还摘抄了不少的段落做起了读书笔记。270多页。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一个曾被我认为是很有距离感的故事，却仿佛与内心深处的情绪产生了联结，我猜，这是一种幸运。因为就在我尝试寻求内心的平衡感的同时，我在这本书里面找到了，五种逃离。它们像是五只生长于顽固历史背景和复杂社会关系的茧。有悲观的乐观主义者，也有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它们是时代的局中人，而我们正是旁观这一切的阅读者。安尼尔。相较之下，她是书中唯一大篇幅出现的女性角色。其他女性角色大多在笔者的刻画里，面容模糊或命运难测——得了健忘症的女性朋友丽芙，塞拉斯自杀的妻子，安南达失踪的爱人，帕利帕纳心智不健全的侄女，还有迦米尼语焉不详的前妻，和兄弟两个人谜团一样的母亲。但安尼尔更像是串联起整个故事脉络的线索，却能够在任何细节里生动起来——她的法医工作常常接触死亡，可她“我就想象我自己躺在这墓穴里会怎样”。她的故事有断续的来龙去脉，她的选择也有明确的前因后果。幼时的叛逆，与兄长和父辈的相处障碍，间接导致了成年后第一段失败的婚姻，和之后离经叛道的感情生活。她半生都在逃避，逃避传统保守的家族社会，逃避细节里的回忆和往事，逃避自己无法掌控的失衡情感，甚至从小就为了逃避一个名字而抗争。因为，“她的名字并不生来就是安尼尔”。漂泊在外太久的归人，还有故乡吗？这也许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也许不是。但这只茧，可以生长在任何人的心里。塞拉斯。初遇时看似八面玲珑、长袖善舞的政府官员，在谈及自己的恩师时却格外沉默地说起——“我们也是年长后才需要老师”，“我总是希望他能教我该如何老去”。身边亲近的人，老师、妻子、弟弟，都逐渐消逝在了他的生活中——“死亡，失去，都是未尽之事。所以你无法将其了结”。妻子离世之后，塞拉斯再也没能找到那条重回这个世界的旧路。他与安尼尔就一具骸骨“水手”共事，在他剖开了这具骸骨的秘密的同时，也开始在故事里剖开了自己无法释怀的伤口和阴影。然而他的这只茧格外的不同，就连最后的挣脱也是悲切的成全。在为这具骸骨正名之后，他永远地告别了所有人。也成为了安尼尔余生的众多背负之一，因为在那之前，“她知道没有船可以抵达他的内心”。迦米尼。全书出现的所有人物里，迦米尼是我最爱的一个，我甚至暗暗揣测过，作者必定也对他青睐有加。这个角色醉生梦死，有种为所欲为的江湖做派，却承载着另一种现实生活的寄托。他救死扶伤，却是个救不了自己的医生，他会这样略带自嘲和戏谑地讲起自己的病情——“你瞧，我可能是另一种创伤后遗症病例。在人生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会发病”。他的睡眠和清醒只隔着一条界限模糊的线，他在医生的本职工作里与自己的命运正面交锋，与战争在幕后交锋。他喜欢隐藏自己，时常置身事外对许多情形漠不关心，却又对一切心知肚明。他滥用药物，却并不反感自己的病态。他成为了各种秘密聚集的谜团，好似置身于恶魔船，但他却是船上唯一头脑清醒的人。“战争年代让他如鱼得水。”他前半生的成长都活在优秀兄长的阴影里，也活在对爱情的“求不得”之苦里。人长期生活在某种匮乏的阴影里，最终也会成为阴影的一部分。然而当成年后的他终于逃离，却发现在人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他都是那个在轮椅上睡午觉的孩子。他真正需要的逃离是一场和解。这只醉生梦死的茧，借助安尼尔和塞拉斯，终于活了起来。帕利帕纳。他是遁世的智者，是塞拉斯的老师，也是安尼尔的领悟之一。他的存在就是故事本身，一个会让人产生“如同窥向时间深处”错觉的老人。他的故事像是一幅单辟出来的浓墨重彩的编排，有自己的大起大落和起转承合，最后被作者写就的是一段青灯古佛的篇章。他的前半生和后半生都在印证同一个道理——“没有社会的存在你也无法以僧侣的身份生存，你摒弃社会种种，但要达成这一目标必须先成为它的一份子，从中学习并作出决断。这是归隐的悖论。当你立意逃离红尘，会经过那个艰难的阶段”。他是密林里的修行者，但他就那样轻易地自由地走出了自己的茧，仿佛溜出了红尘。安南达。他很特殊，是在宗教地区里为佛像点睛之人，也是一道点睛之笔。所谓“点睛”，如人有目。他和安尼尔曾相伴彼此只走过一段人生旅途，但余生里将拥有同样的背负。他依靠酗酒来度过每一个难捱的日子，他点睛之后的每一座面庞都有了悲天悯人般的慈悲。他告诫过安尼尔，如果不能抵挡沉痛的悲伤，“得生活在必须时刻动用你第六感的地方和情境中”，否则，在任何对回忆进行典当和凭吊的时刻，都可能会跟愁绪撞个满怀。塞拉斯走后，安南达身着一件旧时他的衣衫，望着刚刚点睛好的几尊佛像。它们同样凝望着这片荒原死寂，也凝望着枯草中肉眼不可见的喧嚣蝉鸣。为潦草浮生带来了一丝恒久之意。“安南达从这个角度匆匆瞥了一眼尘世”，也终于得到了迟来已久的出口。这是一个关于正名的故事。一具名为“水手”的骸骨。如书中所述，“为他正名，将是为其余所有人正名。”仿佛被无声的存在笼罩，《悲惨世界》里这样形容——“这儿即是停尸间。”故事拉开帷幕时的五只茧，和寄生在彼此的黑暗之中的四个人。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曾疑惑“安尼尔”和“鬼魂”所指代的意义。而当我读完整本书合上页数的那一刻，再次想起了这个问题。也许这‘鬼魂’并不止一个，毕竟人生的茧也不止一种可能。如果你也刚好读完了这个故事，大概我们会见解不一，但这正是阅读的乐趣所在。就好像浪子回头的结局早已写进了伏笔：——“十五年后，浪子回头了。”——“我不是浪子。”——“亲爱的，我回来了。”（‘Honey，I’m home.’）——“去国十五年，如今她终于又成为我们。”所以，这也许是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也许不是。但它已是最好的安排。这只茧，可以生长在任何人的心里。如同一座过去的城池可以被再次掩埋，但断壁残垣的过往仍旧可以破土而出。我们常为此筋疲力竭，也因此而焕然一新。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正巧相逢的陌生人——翁达杰的小说该怎么读

正巧相逢的陌生人——翁达杰的小说该怎么读文=陈以侃斯威夫特写小人国，说里面有两派，大头主义者、小头主义者，水煮蛋应该从哪一头开始剥这件事，“六次暴乱，一个皇帝掉了脑袋，还有一个掉了皇冠”。小人国还有一个宗教，教义里面讲得很清楚，鸡蛋应该从方便的一头剥起，大头小头此消彼长，哪一派的刀快，他们那头就是方便的。弗洛伊德把这称为“细微差异的自我迷恋”，往往是从外面看难分彼此的两群人吵起来最要死要活，不可调解。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本来就是从印度分阶段跑过去的，老乡，但是英国统治者觉得自己聪明要搞制衡，给泰米尔人开后门；1948年独立，僧伽罗人占四分之三人口，民族主义情绪有了渠道，终于泰米尔人被欺负得吃不消，要在北方立国。所以，后殖民的苦头，倒真不能说是“大头小头”的玩笑事，但这段二十六年血肉横飞的内战史（两千多万人口住在六万平方公里的国家里，死了超过七万人），读来还是让人觉得：不至于这样。2009年，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建国大业覆灭，但最起码在人类残害同类的技术史上，留下了恶心的一笔：他们是把自杀式炸弹作为战法的先驱；而僧伽罗人的回应，在反恐圈里被奉为“斯里兰卡选项”，归纳起来，就是封锁媒体，驱除联合国、人权组织，并尽快把人杀光。特别是在最后的一次剿匪过程中，政府军大肆屠杀不得已跟随军队逃难的平民（所谓的不得已，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猛虎”要拿平民作为肉盾，处死那些企图离开的百姓）。最后被逼到一块“不超过四个足球场”的海滩上，政府军忌惮自杀式袭击，甚至会击毙投降者，在一场宣泄兽性的屠戮和奸淫中宣布和平重新降临斯里兰卡。翁达杰2000年以此为背景的小说《安尼尔的鬼魂》开场时，女主人公作为法医团队的成员，出现在危地马拉。场景只有一页，已是满纸寒气，他说家属的恐惧是“双刃”的：“既害怕坑里就是他们儿子的骸骨，又怕不是——那就意味着他们还将继续搜寻。”然后，十八岁离开祖国斯里兰卡的安尼尔，十五年后申请到日内瓦人权组织的一个任务，回到出生地，找寻大规模屠杀的证据。先是见到了政府强行指派给她的搭档，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考古学家塞拉斯•迪亚瑟纳。他带安尼尔去看他们工作的地方，结果是在一艘船上，曾“航行于亚洲与英国之间”，“依旧残留海水的咸味、锈蚀与油渍，货仓里弥漫茶香”，但此时似乎是象征气息更为浓烈的“一直泊在科伦坡港北角一处废弃的码头内”。塞拉斯考古找回的几具骸骨，号称是某个圣地公元六世纪的僧人，但安尼尔随手一翻，就摸出一块不属于那个时候的骨头。书的前三分之一，虽然不时穿插了一些斜体的小篇章——都是战争凶残的剪影，还有些配角闪入闪出，但几乎是我印象里最直截了当的翁达杰，主要就写安尼尔笼罩在忧悸的氛围里，吃不准塞拉斯到底效忠哪一方。疑神疑鬼到了搪塞不住的时候，有个细节是塞拉斯只是开了个灯，安尼尔问他：“你为什么开灯？”他说：“你以为这是我向谁发出信号吗？”当然，用“直截了当”这样的形容词，甚至概括情节这种行为本身，都不会是翁达杰想要书评人为他提供的服务。这个漂泊者的钢笔里灌的是烟雾；他的文字似乎会隐藏到书页的后面，或者自说自话地飘走。他不只是一个写小说的诗人；他是一个不管不顾要在小说里践行诗歌诉求的实验艺术家。那个写了五卷亨利•詹姆斯传记的莱昂•埃德尔，在评论《身着狮皮》时说，翁达杰写的是“语言电影”。他相信散落着的燃烧的意象，会彼此照亮，而它们间的低语在某个合适的时刻会叠加成交响乐。他相信缺失会让欣赏的人更投入；读他好像一直在跟谁商量，让他再多留一会儿，多说几句。对尚未入门的翁达杰读者来说，这样的语言时常让人隐约担心“过度书写”，或者说就是用力过猛。他2007年的小说《遥望》，主要写了三个人的离散：安娜、克莱尔和库珀（还是想补一句，这样对翁达杰作品的概括，永远应该在记住之前忘记），整个故事的引信，是父亲突然降临在女儿安娜和收养的农场帮工库珀交媾后的场面，把小伙打得血肉模糊。另一个对库珀也生了很久情愫的女儿克莱尔在暴风雪中发现了汽车里的库珀；车门被冻住了，正当库珀以为克莱尔放弃了自己，“一把斧头劈碎副驾驶窗，玻璃跳跃着穿过黑暗，飞入了他的头发之中”。这几乎是一个要让书本飞出手掌，跳跃着穿过房间的时刻：人都快死了，玻璃碴的身姿和落点（更何况是在黑暗中）到底是谁在关注呢？《安尼尔的鬼魂》开头，当女主人公刚刚回到科伦坡，坐上了一辆三轮摩托，“挤进拥挤交通每一个狭窄的可能性”，这样的句子试图颠覆我过往对“文势”的所有体会，“玻璃跳跃着穿过黑暗”时那种“这怎么可能会是第一流的写作”的困惑又浮现出来。可是，这当然不只是自我放纵，甚至，明白这些都是安尼尔唤起童年记忆的方式也没有那么重要，在翁达杰的笔下，我们要提醒自己，小说的推进从来都不能阻挠他打开任何一个时刻所蕴含的诗歌的可能性。阅读翁达杰是接受一场关于小说阅读的教育。他好像按捺不住一种倾向，就是让所有细节都不因为处在叙述之中而有轻重厚薄之分，这种平等会让你开始在意他每一个字词，就如同只要你玩味足够长久，它就会透露更多一样。这是诗歌的读法，其实也是侦探小说的读法——每句话都可能成为揭示犯人的最终线索；于是阅读一下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强度。这场教育的第二堂课，是翁达杰对自己人物的态度。《安尼尔的鬼魂》中间的三分之一，又落入了翁达杰熟悉的节奏里：每个人物都不知所起地写上三四页，正当你以为主角出现了的时候，他就不知所终，连告别都来不及。塞拉斯带安尼尔去见自己的老师，帕利帕纳，一个失明的泰斗，晚年因为伪造学术材料而弃世，让妹妹的女儿照顾着。他指引两人去找安南达，一个曾经让顽石或铁块“立此成佛”的开光师傅，现在被生活摧折地只能在矿井下工作。找到安南达之后，三人一起退到林中的一处古宅，让安南达凭借头骨重塑死者的面容。这是翁达杰笔下常有的所谓set piece，就是可以看成独立构成效果的小段落，关于某项古奥手艺的冷知识，氛围像是有个开关把其余的世界关了一样。然后镜头一转，聚光灯下站出来一个被战时伤员和失败婚姻消磨得也快成了个鬼魂的医生，结果他是塞拉斯的兄弟。医院的兵荒马乱中，突然又凿进来另外一个医生林内斯•柯利安的故事。他被叛军绑架，没日没夜地做手术，当他提出缺少一些医疗器材的时候，这些绑架者二话不说就袭击了一家医院，还顺手替他虏了一个护士来。翁达杰对待人物跟他对待文字的态度有相似之处，就是他对着每个角色都怀着最深的同情，又保持着整齐的疏离感，所以每次转场景都像要开始一部新的小说，而每个人物出场都带着主角的灯光和配乐。不说这位医生柯利安，即使被劫持来的护士罗莎林，上场时的画外音也是这样的：“奇怪的是，护士也没有抱怨自己的际遇，和他（柯利安）一样。”很多小说家都可以写很有趣的龙套，但很少有人像翁达杰这样，随便谁露个脸就像是预订了五十页的戏份（最后再把这些戏全部剪掉）。在《英国病人》里，那个小偷卡拉瓦乔回想着：“他整个一生都在回避长久的亲密。……他是那个偷偷溜走的人，就像情人离开乱局，盗贼离开一个消减了的屋子。”翁达杰对这个职业很着迷，卡拉瓦乔本来就是《身着狮皮》里的人物，而《猫桌》和《遥望》里，也都有小偷，上面的那句话似乎提示了翁达杰对他所有人物的态度。我明白这件事是在《遥望》末期，前文我很不当心地把它形容为一部关于三个人的小说。其中一个，安娜，在那残暴的一幕之后出走，成了一个文学史家（另一类翁达杰不能忘怀的人），出现在法国，研究一个叫做卢西安•塞古拉的作家。小说的最后三分之一突然成了失控的万花筒，赌气似的围绕着作家不断喊来新的人物。他的家人，一个他老了之后在路上认识的少年，突然又转到这个少年的父亲（小偷，在战争中受了伤，可能就是卡拉瓦乔）如何遇到少年的母亲；一对颠沛流离到塞古拉隔壁的夫妇，以及这对夫妇的患难，正当本读者的意志正在瓦解之时，翁达杰这样描述道：他们互相也只是陌生人，正巧相逢在陌生人之间求生。他们发现任何东西——所有东西——都可能被拿走，在这个似乎要延伸至他们生命尽头的钢铁般的世界里，没有什么能保留得住，除了彼此。我的顿悟大致是这样：讲故事只是幌子，翁达杰远远指着的，是各种情绪流动的轨迹。这些“人物”，也只是像容器，各种爱别离、怨憎会、所求不得，就在这些容器里交换；翁达杰的棋谱上，他留意着车二平六，象五退七，他需要你是车，是象，但具体是谁并不重要。可当任何角色都可以退场，就像在人生里一样，每个人都变得无比重要。这一个个进进出出的陌生人，都有你不能完全了解的过去和心碎，但却足以充满一本书，或者，整个宇宙。就在我这样接受翁达杰教育，慢慢有些心得的时候；一场走得辛苦却也在审美上有相称回报的行程快结束的时候——《安尼尔的鬼魂》读完了，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我读了一部关于斯里兰卡内战的小说，对斯里兰卡内战的了解好像也没有增进多少？小说里偶尔表现的残忍场面，换成其他的时间、地点或敌我，似乎也没什么要紧的。就像几个批评本书的人之一古纳瓦德纳（Goonewardena）说的：“《安尼尔的鬼魂》读起来就像不停从水里拖出尸体来，但从来不探究上游到底发生了什么。谁在扔尸体？为什么扔？这些难道不值得知道吗？”在这场极为政治的战争里，并不是说在道义上小说家一定要讲政治，但我只关心在技法上，如果要描写残忍，填充些干和硬的细节，难道不会更好吗？残忍不会让人感觉更真实些吗？或许可以这样推断：翁达杰要写的不是残忍，而是恐惧，小说的成功是他能设计出一套叙事，把这种恐惧的体验复制给读者。如果是这样，那未知倒的确更吓人一些。安尼尔在伦敦学医的时候，她最关心的是一个叫做Amygdala的组织，她说像斯里兰卡语，中文里就是扁桃体。“它是大脑的黑暗区域，……恐怖记忆的储藏室。……这个神经束掌管着恐惧——如此它即掌管万物。”小说还引用了加拿大女诗人安妮•卡森的诗句：“我想探询看顾众生的律法。找到的却是恐惧。”翁达杰是一个十一岁离开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但故土或许在他头脑里留下了某种形态的东方宗教，众生皆苦，要分辨出单个的人是很无趣的；佛教里把人和一切有情感的生物都叫做“有情”，而所谓“有情”，无非是种种物质和精神的要素的聚合体；而任何要素又是在每个刹那依缘而生灭着的。我读《遥望》所感受到的所有人物都只是容器和象棋，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翁达杰所要表达的情绪和主题，在角色之间流动，在场景间流动，也在他的不同作品间流动。《英国病人》里，二战也只是背景，好像是为了把几个特别的人关在一起上演恩怨情仇的借口，最后有一段异常简陋的政治评论，里面那个印度拆弹兵，听到广岛和长崎的消息，无所适从，几步冲到“英国病人”的房间，用枪对准他，旁边卡拉瓦乔提醒他，你连这个人是谁都不知道，奇普说：“他是美国人，是法国人，我不在乎。当你开始轰炸有色人种的时候，你就是英国人。”再往前一些，他还转述过他哥哥的理论：日本是亚洲国家，锡克人被日本人残暴地对待，但是英国人却在吊死那些想要独立的锡克人。这时，照顾“英国病人”的汉娜不睬他了，双手插在胸前。接下来是不带引号的两句话，也分不清是否只是汉娜的想法：这世上的恩怨啊。这世上的恩怨啊。（The feuds of the world. The feuds of the world.）读《安尼尔的鬼魂》，当作者似乎并没有从本质上区分斯里兰卡和危地马拉时，读者开始担心某种“这世上的恩怨都一个样”的立场。小说开头，翁达杰思考斯里兰卡内战：“很明显，政治上的敌人私下里进行着获利丰厚的军备交易。‘战争就是战争的理由。’”这样的分析似乎并没有什么帮助。但最后这一课也是最重要的：读翁达杰的小说不是听他讲解历史，而是观看某种独一无二的想象力为世界着色。Salon.com上一篇“安尼尔”书评写得极好，作者是之前并不认识的Gary Kamiya，他说：“翁达杰这本书想做的，是在写一个道德分量沉重至极的主题时，既要因此写得干净、直白、不多愁善感，但也要把它写成一首诗，让它飞起来。”说到底，我们一直忘记，小说，the novel（新的东西），本意就是探索那些没有去过的地方。先入为主地判定某种艺术体验有缺憾而抗拒它，就太过粗野了。《安尼尔的鬼魂》居然还有一个突如其来的转折作为“结局”，甚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情节骨架，这在翁达杰的书里还没有见过。说“突如其来”，是因为他的第三部分本来又“果不其然”偏离轨道成了一个迦米尼的爱情故事。翁达杰在接受“总督奖”的时候这样说：“我在想《安尼尔的鬼魂》里我最喜欢哪个部分？应该是迦米尼不肯拥抱塞拉斯妻子的那一幕。对我来说，这是个让人心碎的时刻，与那些正式的故事天差地远。”就像《英国病人》中奥尔马希告诉凯瑟琳说沙漠里两个人会互相惦记是因为“近密”（propinquity）：“沙漠中的近密，水的近密……‘沙海’中开了六小时的一辆车里，两三个身体的近密。”翁达杰最喜欢写的还是在苍茫中被风雪吹在一起的两个人，“天寒地冻，日短夜长，路远马亡”，就不要太讲究择偶标准了。读小说喊着要“准确性”，在特里•伊格尔顿那里，被称为“规范化幻觉”，这样的人不相信马修•阿诺德所谓评论就是“把对象当做它自己去看”，他们有个预设的模型，说小说要照这个来改，一直在页边写：这样那样不是更好吗。这种读书的方法也没有什么帮助。

我只给了两星，随便说说理由

《英国病人》久负盛名，但本书是我第一次接触翁达杰的小说，两者都是同期促销购买，在书架上虽然书脊不同，却因翁达杰的名字而让装逼指数上升了0.1个百分点。腰封上夸张或者不夸张地写着“翁达杰最有力量的小说”，所以我决定先阅读本书。的确，这是一个关于伤痛的故事，蕴藏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痛苦沉重的伤痕。但是，在经历了前几章的流畅后，开始龟速的难以下咽，就是这么简单，中间片段我是多么快速地翻页，可以赶上阅读帕慕克《伊斯坦布尔》的速度。我要读的是一本酣畅淋漓的小说，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不是一个人睡前的思绪旅行，也许是自己不适合这种类型，或许是自己无法像学生时代那么沉下心来，总之这不是一本可以快速阅读的书。然而，不可否认，翁达杰写的很用心，本书的写作手法也相当高超，通过安尼尔与塞拉斯对“水手”的追查，将几个身份各异的人物串联起来，继而不断深挖这些人物的经历，呈现斯里兰卡屠杀时期的景象。通过片段化的场景，给读者足够大的自由想象空间，其中还糅杂安尼尔对自己、家庭、爱情方面的思绪神游。所以，整个故事没那么复杂。所以，整个故事读起来没那么顺畅。但的确是一部很有力量的小说，翁达杰并没有采用常规的抗诉，而是将揭露伤痛缓缓揭开，将苦难娓娓道来，对战争与毁灭安静的抗争。整本书立意很高，写法也有创意。但是，也许因为翁达杰的手法如此，也许是译者问题，让这本书如此难读。这本书，这个译本，对大部分人，还是不推荐的。

【《单读》主编每月荐书】——“没有哪种鸿沟更容易跨越”

没有哪种鸿沟更容易跨越 by 吴琦 (《单读》主编)在破碎的国族历史和困顿的个体生命里，人们能做的，只能是在情感和逻辑上建立自己的通道，没有人可以保证什么美好的未来。突然想把很多东西换掉，沙发、电视、炒菜用的锅，或是增添一些别的东西，地毯、玩具、投影仪。日趋稳定的生活，突然开了天窗，就开始期待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掉下来。手边的书刚好应景，朋友从上海寄来的《安尼尔的鬼魂》，像标枪一样，投掷给我一些新的经验。作者翁达杰并不是我熟悉的作家，除了《英国病人》，我没有其他捷径接近他。同时，一种陌生感也蔓延在故事的开头，包括他对斯里兰卡的描述——雨水、鸡鸣、吐口水都能长出的植物，“破晓轰响如雷”。这个我没有见过的佛教国家，中国人一直很热衷去那里。背后当然首先是一种猎奇。主人公安尼尔的目光也是陌生的，尽管这是她的还乡之旅，但她迟疑、躲闪甚至带着恐惧看待这里。既因为她过去在此地的记忆，也因为她此行的任务是揭开笼罩在这个国家头上的阴云。20世纪80年代中期，斯里兰卡爆发内乱，各方势力交战，明里暗里欠下血债无数。作为国际人权组织委托的法医学专家，安尼尔要和当地的一位考古学家塞拉斯一起工作，寻找可能的真相。基本上这就是故事的主体和全部的悬念，出于我们对于真相的一般认识，这个过程很难取得真正的进展。作家并没有在这一点上施展他的才华，贡献一个“扭转乾坤”的结局，尽管他详细地讲解了法医和考古学家的工作能力，他们可以通过土壤和骨骼的横截面来断定受害人的年龄甚至职业。那么牵引这个故事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求索真相经常是徒劳的。直到我看到作家花费那么多的笔墨描述考古学家塞拉斯的弟弟迦米尼的来历，我才约摸找到了答案。在这个残酷的家国故事里面，迦米尼的出现，“清瘦如长矛”，像是插叙了一大段青春文学。他自童年时代开始便与家庭疏离，在漂泊和浪荡中寻求意义，历史退而成为他的成长背景。“当他第一次接到出诊任务的时候，在前往东北部医院的途中，他觉得自己终于走上了十九世纪的征程。此刻，内战正酣，他搭乘几乎和牛车一样缓慢的、气喘吁吁的公共汽车，走向几乎一模一样的景致。在他内心某个浪漫的角落，他暗自希望会有小号手在场。”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内在的豪情俘获了。即便在戏剧化的结构中，具体的个人对于具体的真相也是永不放弃的，他们日复一日地想要游过去，不会因为前人的尸体或者大海本身的愤怒而取消自己的前进，正是在无数的这样的途中，文学浮现出来。翁达杰的讲述找到了动力。事实上这是我的后知后觉。从故事开头，安尼尔迷路似的出场，一切便是这样展开的。她总是拒绝回忆童年时游泳的记忆，在和男伴、朋友的亲密关系中保持着陌生，到达了故土却仍然受困于这里——不仅受困于斯里兰卡的内乱，而有更多向内的曲折，甚至她自己更改的名字，也是一场斗争。她原本以为换一个国家，“会有标示明确的道路指向绝大多数谜案的根源”，但情况并非如此，归国的经历确认了这一点，就像那类普遍的文学形象，她成了“一个永远被困囹圄的人”。塞拉斯也是。他遭遇了两次失败的家庭经验，他与弟弟迦米尼的疏远关系，竟然阴差阳错地毁掉了自己的婚姻——作家暗示我们他的出现中止了弟弟和妻子之间可能更加本质的爱情。之后妻子死了，他投身考古事业，“在自己周围挖掘出鸿沟，将私人生活与外界隔绝开来。”这一点还可以追溯到他的老师那里，同样是一个过度寄情于工作的人，试图在岩层和不可及的过去中获得庇佑和不朽。最后，是弟弟迦米尼作为医生为塞拉斯收尸，面对自己充满歉意和不满的哥哥，他像先知一样镇定，他“从来都以为自己才会是死于非命的那个”。在乱世中，他们各自藏身于急诊室和荒野中，只有片刻才能解脱出来。即便死亡也不能推翻童年就筑起的壁垒，这像是整个故事里的铁律。尽管原则上来说，他们都站在正义的那一面，但当邪恶的势力毁掉他们，道德立场的失落不过是整个悲剧当中的一部分而已。这是这部小说最打动我的地方。个人和集体的困境是平行发生的，它们没有彼此掩盖或者抵消，没有人做了更好或更坏的选择，没有哪种鸿沟比另外一种更加容易跨越。也许这和翁达杰仍然采取古典的全知叙事视角有关系，就像他在里面引用了不知道出自哪国的一句笑话，“无所不知的人无所不愁”。他没有陷入立场（但深陷于文学性的情绪），也没有提供一种他者化的对一场惨无人道的权力斗争的空洞想象，用以加剧小说力度的能量来自于，在政府、叛军、恐怖分子混战的土地上，人们的工作、婚姻、性格本身就充满裂隙。要保护自己不受侵犯，是他们从小就懂的道理，但是需要抵御的对象，倾覆而来，从未消减。孤岛的感受，那种失序的感觉，我总觉得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至少是其中之一。就像历史学家为人类的暴行归档，小说家也要为这种感受赋予意义。它绝不等同于个人主义，小说里的所有人物几乎都做出了对的事情，并且承担了道德风险，但不论生死，他们都没有被解救出来，恰是在个人与集体与历史交汇的地方，迸发出更大的悲剧性。“像汪洋将岛屿隔绝。”如果要进一步借题发挥，这种无力感，似乎又可以作为隐喻，用来祭奠所有发生在第三世界的被掩埋的罪行。我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结尾那段工匠为佛像画上眼睛的描写（工匠本人的故事也是一段心碎的插曲），这和斯里兰卡这个国家本身的宗教性呼应起来，那庄严的无常，看上去确是一条真实的解脱之路。佛只看见，连触碰都难。在破碎的国族历史和困顿的个体生命里，人们能做的，只能是在情感和逻辑上建立自己的通道，没有人可以保证什么美好的未来。因此，小说中的异域风情、陌生的感觉在安慰我的同时也排除了我。我们身上的恐惧感，不会因为喜新厌旧或者物理上的位移而得到解决。安稳的东西不会逝去，或者说，对于动荡本身的适应，是安稳的替代品。

小说创作是一门高门槛的整理艺术

迈克尔·翁达杰“用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不停拍摄或者写作，再把内容整理、塑造成一个新的形态，直至它几乎变成了一个新发现的故事。我会把不同的内容挪来挪去，直到他们清晰起来、找到正确的位置。只有到了这个阶段我才能找到作品真正的声音和结构。”——《对话沃尔特•默奇》迈克尔•翁达杰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代表作《英国病人》荣获布克文学奖，使他跻身国家知名作家行列，同名改编电影获9项奥斯卡大奖更让他名声大噪。继《英国病人》、《身着狮皮》、《猫桌》、《遥望》的中译本在国内陆续出版后，他的另一部重量级长篇小说《安尼尔的鬼魂》在今年5月份又与中国读者见面。在翁达杰笔下，诗化文字、美的意象这些轻盈的语言与孤绝的人物、暴烈的罪行这般沉重内涵同时交融于作品中相互博弈。翁达杰犹如技艺超绝的“沙画手艺人”，运用电影片段式的场景、不断变化的视角、诗意而沉重的表达方式产生戏剧般的巨大张力，从而找到作品真正的声音和结构，瞬间把笔下的小说打造成一幅涵义明晰、丰富层次的艺术沙画。一、“多重性”：混乱和秩序迈克尔•翁达杰是一位极具个人风格的小说家。“我的背景是一盘名副其实的什锦色拉，要搞清楚我是谁很难。”翁达杰坦言道。他的血统比较复杂，承继荷兰人、僧伽罗人、泰米尔人等多个民族的传统，足迹更是踏遍亚、美、欧等地——出生于斯里兰卡，在英国读小学和中学，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攻读文学，其后在多伦多教授英语文学。因此，他的作品写作背景各异，《身着狮皮》、《遥望》、《英国病人》分别在加拿大、美国、意大利，而《安尼尔的鬼魂》选在了他的出生地——政局动荡、派系谋杀不断的斯里兰卡，外籍人权学家安尼尔、本土考古学家塞拉斯在调查不明尸体“水手”身份中引出了一系列的冲突和更凶残的谋杀。同时，每一个作品中的人物都来自于世界各地，但又因为某种原因聚集在一起。“多重性”是他出身、生活经历的关键词，也彻底影响并形成了他独一无二的个人写作风格。想必读者依然对《英国病人》中的场景十分熟悉：战后的佛罗伦萨修道院里，来自匈牙利的“英国病人”、加拿大籍护士、小偷卡拉瓦乔、锡克人拆弹兵四个人本不必在此停留，但因过去的经历、创伤而留在这里，各自都在每天的无所事事中寻找出生活的意义来。在翁达杰的笔下，文化、种族、年龄、婚否都不是划分界限的标准，一切显得异乎寻常的和谐。你甚至为这种和谐感到不可思议。再加上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电影编剧的多重身份，翁达杰的作品体现出非同于一般人的“多重性”——如诗般的语言、繁复的诗歌意象、展现出电影剪辑效果的小说场景。其中，他的小说创作受电影剪辑的影响最深，你仿佛在其作品中看到电影场景和一帧帧影像切换而过。比起电影片段式的叙事来说，小说作者更沉醉于一气呵成地讲述一个吸引读者的故事。所谓的“一气呵成”即是为了使作品达到连贯得无懈可击，甚至是360度无死角的艺术品境界。但翁达杰偏不如此，他打散小说结构，将一部完整作品的每一部分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排列组合，以期达到他想要的艺术效果。这不就是电影剪辑方式吗？这不奇怪，在其谈话作品《对话沃尔特•默奇》中，他毫无保留地表达出对电影制作尤其是电影剪辑的浓厚兴趣，也赞叹电影剪辑和小说后期阶段结构编辑的惊人相似之处。“这跟修改一本书简直太像了，特别是在最后阶段，要为一种渐渐成形的有机体寻找某种恰当的平衡。就像是为园林景观作修剪，本来有十五棵树，你拿掉第三、第七和第九棵，一旦它们不在了，你就发现——你看见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每个人天生拥有一项独一无二的技艺，那么翁达杰对整理的艺术天赋异禀。在他而言，小说就是一门整理艺术，他可以将无数毫无相关的片段重新排列、组合，在混乱中游刃有余，最后找出非常和谐的秩序。这就是翁达杰所信仰的小说艺术或是电影艺术。当然，这门整理艺术的门槛很高，你必须具备审美能力、现实表现能力和创造能力。“只有最好的艺术才能整理杂乱无章的事件。只有最好的艺术才能重新调整混乱，不仅表明混乱，而且表明即将成为的秩序。”翁达杰在另一部作品《身着狮皮》中写道。二、此与彼之间的博弈在作品重新排列组合中，翁达杰如何调和“多重性”，找到作品真正的声音和结构，从而提炼出作品这般明晰的厚实感呢？他往往将不可融合的事物放在一起，使之产生此与彼之间的博弈，形成作品宽阔的空间、层次感。轻与重：诗人优美的语言、诗歌意象和电影剪辑化的场景描写——看到这些，你很容易把翁达杰误解成为一位抒情、唯美型的小说家。其实不然。他有一种奇异的能力，通过把合适的小说片段摆弄在合适的位置，弹指间将作品的美呈现出沉重的现实表现力。他浑然是一位出色的沙画艺术家，他的双手使出不可思议的魔力穿梭于沙粒之中——上一秒种还是一盘散沙，下一秒钟俨然成一幅涵义明晰、丰富层次的艺术沙画。美与暴行：翁达杰对审美有一种“洁癖”——他意欲将故事纳入如诗如画和历史恒久的背景中，比如《英国病人》中位于佛罗伦萨寂静山谷中的修道院、《安尼尔的鬼魂》中已传承了五代贵族的山庄，同时将暴烈的罪行、背景的美感和人物的创伤同时融入作品，故意将多重因素形成此与彼的博弈，从博弈中营造一种有力度的反讽和反差之感。真相与谎言：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寻找真相是一件异常危险的事情。“真相将会让他们陷入何种境地？那就像让一簇火苗接近整片死寂的汽油地。塞拉斯曾见过真相被肢解成适宜的碎片，和不相干的照片一起出现在外国媒体上。这种信息带来的后果，是外界对亚洲表明无关痛痒的态度，从而引发新的报复和屠杀。在不安全的城市散步真相隐藏着危险。”所以，“无论是为了掩饰还是为揭露真相，人都需仰仗谎言。”《安尼尔的鬼魂》中两个主要人物表现为这对博弈关系的两端，考古学家塞拉斯相信真相的道义，但他深知赤裸裸的真相在科伦坡会危险至极，从而选择曲折迂回的方式，也会用谎言作为依托寻找真相。生于斯里兰卡，又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安尼尔却认为真相即是真相，不能掺杂丝毫的谎言。最后，塞拉斯之死即是为真相而牺牲，安尼尔将永远背负着他的灵魂。这就是真相与谎言在斯里兰卡的博弈。在翁达杰的作品中，一对对不可调和的事物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文明与原始、瞬间与永恒、东方与西方、个人与群体、打破与重塑、亲近与疏离、小说的一气呵成与电影的片段剪辑等等。要深刻理解翁达杰的作品，你必须将思维放在天平的两端，在不断估量彼此的分量中找到阅读现世的分叉小道。三、对“疏离”的着迷他的作品厚实感还来自于疏离的视角。通常情况下，小说的世界是开放的，他千方百计吸引读者进入他的叙事空间，引读者不可自拔地陷入其中。但翁达杰的作品自信于自我的碎片化叙事，自成一体，强烈拒绝读者的进入。直到最后，你仍被排斥在小说空间的边缘。他不让你沉迷，而是在不断地拒绝你的进入中让你沉思。阅读《英国病人》时，你发现翁达杰想要打破原有的小说传统，再重新塑造新的传统。可惜，就像被打碎的花瓶，碎了却拼凑不起完整的模样，结果零零落落了一地。你找不到他表达的意图，因为作品各部分之间没有凝聚力。正当你迷惑之际，他才慢条斯理地使出一手整理的好功夫，将碎片整理成艺术品奉上来。由沃尔特·默奇担任剪辑的同名电影从《英国病人》到《安尼尔的鬼魂》，翁达杰的写作手法更趋炉火纯青。他给予你疏离的视角，把你排斥在叙事空间之外。退一步观察，你看得更完整。同时，读者越不得法越试图亲近、进入，两者博弈一张一弛间产生巨大的张力，将读者卷入作品的情感漩涡中，小说的厚实感油然而生。翁达杰对“疏离”的着迷还表现在小说人物上。有人说，翁达杰着迷于婚外情的描写让人困惑不解，但是否有人注意到他作品中对家族排行次子的偏爱：长子一般明敏过人、必成大器，而次子总是令人捉摸不透。“那只老鼠”。他乐于逃避责任，乐于永远置身事外，却又对发生的一切心知肚明。“对成人的世界漠不关心，竖着大耳朵，坐在偌大的扶手椅中”。比如《英国病人》中的扫雷兵、《安尼尔的鬼魂》中的迦米尼。现实生活中，你总会遇见这样的人：想跟周围的人保持距离，不轻易接受别人的恩惠。恩情就是一种牵绊，把你和那人牢牢地拴在一起，而迈克尔•翁达杰害怕这种羁绊，同时表现在他笔下的人物上，他们极力恐惧与周围的人产生亲密的关系。译者陶立夏将这种人理解为“浪子”，似乎有着合理之处。“浪子”不断逃离，不断在流浪，然后短暂的停留。正因为“逃离”，那短暂的停留、亲近便显得格外迷人。美，你就是短暂的代名词——美人迟暮、年华似水，美的东西都是在绚烂之后无不凋谢。“浪子”追求的便是这种美。翁达杰小说中的美之为美，在于这种和谐与美随时会崩坍于暴烈的罪行之中，你会沉思，你会赞叹，也会惋惜美的逝去。《安尼尔的鬼魂》中译本 译者：陶立夏

蒙太奇的“轻”与“重”

最早注意到迈克尔•翁达杰，自然是他的那部代表作《英国病人》。他在那部作品里这样说道：“我们想了解一些事情，想要把前因后果搞清楚，谈话者引诱我们，用语言引我们入瓮。我们迫切想成长和改变，我们想探索未知的世界。”如果说我们是迈克尔作品的侵入者，迫切渴望了解他笔下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那么等待我们的一定是一场“绞尽脑汁”的深思。可能是因为做过电影编剧的缘故，我们往往透过文字看到的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散落一地的旧照片，一帧又一帧，停顿一下，又很快地划过去，强烈的图像冲击力印刻在我们的脑海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旧照片一一捡起，寻找它们之间微妙的联系点，然后将其串成一个陌生的事实。但这并不是全部，迈克尔•翁达杰是如此熟悉电影剪辑的艺术，蒙太奇在他的故事里屡见不鲜：情节的颠倒、反复、转换，乐此不疲，如同一个巨大迷宫的残垣断壁，在这本《安尼尔的鬼魂》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此的继承和使用上的得心应手，另一方面，那种图像背后的强烈对比也得到了新的应用。整个故事以翁达杰曾经的故乡斯里兰卡为背景，试图通过法医学专家安尼尔的目光，审视一个几百年来一直受仁慈的佛教影响、却在一夜之间被杀戮与野蛮所占据的国度。一如迈克尔的画风，在这个名叫斯里兰卡的真实世界里，每个人都有所疏离，每个人都停靠在自己人生的港湾里，独自舔舐着血淋淋的伤口。而安尼尔自己也不例外，在这群已然陌生的人之间，她也背负着自己的命运与深藏的秘密。她与同行的塞拉斯不同，她相信着真相即真相，与谎言有着清晰分明的界限，而塞拉斯则“走向荒野中的每一根梁柱，在一旁站定后紧紧拥住，仿佛它们是旧时故知。他耗费人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在岩石和碑石中探寻历史。直到最近他才发现了被掩盖的历史，那些被蓄意隐瞒的章节，颠覆了他早年的视角和认知。无论是为掩饰还是为揭露真相，人都需仰仗谎言”。于是在最后，当塞拉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安尼尔也因此永远背负着他的灵魂。迈克尔•翁达杰将一个庞大国度的容量，分割成了无数个个体的存在，而这一个个分离开来的个体是那么孤僻而突兀——谎言与真相、亲密与疏离、过去与现在、平静与残酷……有太多的对比在这里碰撞，如同人生中最重要的“轻”与“重”，我们视什么为轻，又视什么为重？我们到底在相信着什么，是谎言的存在，还是绝对的真实？亦或是渴望的亲密，还是深入骨髓的疏离？无数个问题，无数个被凝固着的画面，变幻莫测的蒙太奇，就像瑰丽的万花筒，我们着迷着上路，却又无从追寻。译者陶立夏在后序中说：“如果有什么人曾教化过我冥顽不灵的灵魂，抚慰过我平静外表下的暴突与躁动，那大概只有翁达杰。”如果说一个人的生命太轻，被时间一吹就到了尽头，那么就读读翁达杰吧，你会明白那些你所深爱的东西，它们是多么沉重，而你唯有背负着这份痛苦的重量，才会明白他们究竟有多珍贵。

故国幽梦

面对战争的苦难，死亡的痛苦，人们会向宗教叩问，万能的上帝、全知的佛陀，这些有能力与智慧的圣贤们，为什么不阻止人类这种同类相残的行径。到底战争的起因是什么，难道自古以来诸多因战争而丧失的性命都不足以令人们觉醒。迈克尔•翁达杰在其著作《安尼尔的鬼魂》一书中用文学的方式为人们再次揭示人类那对欲望不留余力的放纵。这位曾以诗作而闻名遐迩的作家，他以透切的目力用一种如诗般梦幻而富有张力的方式去叙述自身对故国――斯里兰卡饱含的深情，为其苦难深重的同胞们记录当初那一段不可磨灭的黑暗时期，为故国的悲凉做一见证。《安尼尔的鬼魂》讲述了上世纪未斯里兰卡内乱，种族冲突、政治屠杀，离开祖国多年的法医学专家安尼尔，受国际人权组织委托回到斯里兰卡进行平民伤亡状况调查。与同事偶然间挖掘出一具骸骨，从而找到了足以证明当局针对平民而进行的政治谋杀的证据。在还原这具被命名为“水手”的被害人的身份之际，安尼尔打开了一扇真相与痛苦的大门。全书通过法医学专家安尼尔的视角，贯穿了考古学家塞拉斯、隐士帕利帕纳、医生迦米尼、工匠安南达数人的内心，这些人物都饱受内乱伤害，精神因长期处于紧张而变得内心麻木、冷漠。塞拉斯适应着当局，以冷漠的态度应对着生活、工作，而其弟弟迦米尼则不断用药品来迷惑自己；而痛失爱妻的安南达则以死来了脱内心的煎熬。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刻画展现出一个个丰富而深含痛苦的内心世界。而这一切的痛苦不仅仅源自于战争，亦有对自身内心深处人性的错乱，一如战争是一群人整体的错乱。在小说之中安尼尔不完整的婚姻正如斯里兰卡的内乱一般，对爱人的失望、不信任一如对祖国时局变幻的体现。“你得从这一切中看出滑稽之处来――否则都是无稽之谈。”在战争之中，佛教的精神深深的隐于斯里兰卡文化背景之中，是什么让这原本充满慈悲与大爱的人间变成哀鸿遍野的悲惨世界。于此作者在小说之中如是表达：“当士兵们焚毁我们的村庄时，他们说这是法律，所以我以为法律就是军队屠杀我们的权力。”战争所带来的伤痛，令人们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与耐心。动荡的局面令人如惊弓之鸟，平民会因莫名的理由而被抓捕从而失踪。而人们对于战争的理解却尽显无奈与凄凉。作者在对这一切的处理彰显出其对于人性深渊的探索和对故国时局的思考，内乱的发生源自于同一个国家不同种族之间同异，一如塞拉斯与迦米尼两兄弟之间失和最大的原因便在于两人同时爱上了同一个女人，而兄长则得到了佳人的青睐，弟弟获得的只有内心的痛楚。在失与得之间，作者通过这对兄弟传达出了一种更崇高的选择：“人可以死于自身的哀恸，一如他可以为国殇献身般容易。”翁达杰这位杰出的作家，借小说之中的人物道出了为人的大义。这仿佛是作者翁达杰以诗人或文学家对于斯里兰卡内战所呼出的呐喊声，如若用心真切，自然不会惧怕失掉自身的权益，小说之中安尼尔和塞拉斯在最终都遇上了一个终极的选择，虽然“水手”证明了当局的错误，但对于二人而言，是否站出来说清事实真相将变成其宿命。在面对安尼尔的决定，塞拉斯说：“去国十五年，如今她终于又成为我们。”

《安尼尔的鬼魂》：想象的正义与乡愁

尽管篇幅不长，但《安尼尔的鬼魂》却是一本读起来很耗时的书。作者似乎有意以散文化的方式，来书写这样一个危机四伏，又充满哀恸的故事。这使得一切看似平静如水，但隐藏在故事之下的忧伤却字字诛心，引人低回不已。正如译者陶立夏在译后记中所提到的，本书作者、以《英国病人》一书为代表作的加拿大作家翁达杰的作品里总是充满了离散。“但《安尼尔的鬼魂》是不同的。”这是一本归乡之书，即便残忍与痛苦仍在，但尘归尘，土归土，一切都将归复安然。故事围绕回到故土斯里兰卡的法医学专家安尼尔的经历展开。她受国际人权组织委托，试图调查在内战的骚乱中无辜平民的伤亡状况。她的同伴是一位名叫塞拉斯的考古学家，成熟而具有魅力，身上却似乎总带着某种危险的气息。他们各怀心事，在这片时时处在炮火侵扰的土地上寻找着显见却渺茫的线索——所谓“人权”，在这里早已沦丧殆尽，但想要找到所谓的“证据”却并不容易。但也许是上天眷顾，他们在自然保护区里得到了一具名为“水手”的骸骨——它死于最近，身上有明显的被伤害的痕迹，并且显然是被人别有用心地安置在此。他们需要找出“水手”身上的秘密，并以此为突破点，解开这块土地上关于迫害与侮辱的真相。而在这个过程中，安尼尔自己与其他人，也经历着属于自己的煎熬与彻悟。事实上，“支离破碎”永远都是战争最常见的后果。纷乱损毁一切，使得一切保全的渴望都变成了奢望。因而尽管故事的主线是安尼尔和塞拉斯两人对于“真相”的追索，但《安尼尔的鬼魂》这个故事真正的主角，其实是那些所谓的“鬼魂”——那些因为战火，甚至连死的音讯都无法留下的人们。而除了他们，战争造就了更多的“边缘人”。他们刻意置身事外，装作一切与己无关，像塞拉斯的弟弟、当地的医生迦米尼；或者将自己藏身于艰苦或是隐匿的劳作与修行中，如塞拉斯的老师、修行者帕利帕纳，或是佛像点睛人安南达。他们都心怀慈悲，所以不忍而避世——任何尘世中的厮杀，对垒的双方，其实都同样残忍而无理。因而人们所渴望的正义，不过是想象的美好。战争时人们渴望和平，而在所谓的和平里，不过是掠夺与杀戮变得相对含蓄。正因如此，战争不会永远持续，而和平也时时遭受着威胁——有人有权杀戮，自然有人不得已，要让一切暴露在阳光之下。他僭越了“和平的约定”，但显然无关正义——正义不过是想象之物。可如果正义不存在，那么安尼尔与塞拉斯所追索的真相，又有什么意义呢？当正义的诉求被消解，真相仍然可以存在。它不过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内容——对于枉死之人，它是全部的意义，因为他的生命已经终结，除了以此为名，别无其他补偿。任何人都无力阻止众人一同选择的纷乱与嘈杂。可选择真相，便意味着对“原本”的向往。这是一种类似乡愁的情绪，尽管同样源自想象，但却是一种可以切实达成的可能。因为那一切确实发生过，就像“故乡”确实存在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