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书评

你也想移民吗？

很久以前，一直都想拜读这本移民经典专注，但直到最近，才有幸触及，真乃惭愧。但通读全书，一直想找“经典”之处，始终未及，而“移民史经典”，更是无从说起。思考之余，笔者以为，此书却为移民经典，但他的经典之处并不在于众多学者所指的“移民史经典”，那经典到底何处，请听笔者细细道来。 在笔者的视域里面，何谓“移民史”经典，应该是在描述移民方面的历史 方面的经典著作（笔者思维界限），而真要说是“移民史......

简单摘要

1从传统的乡村文化移向现代都市文化的经历，就其实质而言是带有普遍性的：人们都是将一种结合紧密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抛到身后，而去努力适应一个更为个人主义的、更具竞争性的世界（译林出版社，2000：4）。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分析波兰农民在波兰期间和移居美国之后转变为讲究经济理性的工人和市民的过程。区别于保守派和“进步派”的观点，两人认为社会变革的关键是群体，而不是个人或那些政府中的专家。他们努力表明使波兰人凝聚在一起的首要因素是社会纽带。在波兰的传统中，人们企盼面对面交流得到社区承认，并且被这种企盼所驱动。波兰农民只是很缓慢地才学会了用经济头脑思维，即：讨价还价、交换和从他人那里为自己谋利。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个人为适应与他们相关联的社会群体而改变，而群体自身亦在改变。在他们眼中，最重要的社会群体是家庭[社区关系] （2000：7）。他们证明旧的社会是由社会恐惧（social intimidation）维系着的，当人们变化时——当他们进行农业现代化，开始考虑给妇女权利，学习文化知识，或努力戒烟戒酒时——他们要靠他人的协助才能使这些变化得以实现。当移民迁移时，他们是以群体而不是以个人形式，而且他们保持同家乡的联系。社会解体是个体遭遇孤立的缘故（2000：7-8）。2《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发现绝大多数波兰移民在来到美国之前已经移居过其他欧洲城市，从而驳斥了认为前工业社会中的农民都是唐突地直奔纽约的成见（2000：6）。3神父在波兰传统社会中是具有改良特点，忏悔的影响通过训诫和教导得以强化。忏悔所具有的这一不同寻常的力量根源于它作为一种寻常的心理活动及它的超越自然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这与对上帝的审判的恐惧，对恶习的不足取感和对通过忏悔得到原谅的企盼联系在一起。神父和忏悔者之间的关系常常像是一场战争，例如醉汉参战是为杯中之物，神父参战则是为了在肉体上和心灵上拯救他。然而，醉汉知识只身作战或者仅有少数几个朋友为盟，但在神父一边则是所有醉汉的家庭成员，不可思议的魔力，妻子儿女们（经常是很崇高）的祈祷和牺牲，教会的惩戒和排斥的权力，还有多数社区居民的意见（2000：10）。然而，神父并不总能在和农民的“战争”中占据上风。例如在财产生活中，神父企图教导给农民“尊重私有财产权利”的财产理论，然而“万物首先属于上帝，其次属于人民，然后才属于个人”的观念如此强烈，以至于鼓吹一种不同财产原则的神父的教诲收效甚微（2000：9）。从果园、草场随意拿取财物的农民会这样认为：“上帝是为所有人创造这一切的”，还会说，“庄园主和神父已经很富有了，他们不会因此而受到伤害”。（此处，“公有的就是自己的”这种公私不分的观念和费孝通熟人社会的理论似乎有相似之处）4以下信件向我们展示了社区的支助对于个人的自我控制是多么地不可或缺，同时也展示了更为宽阔的社区是怎样取代基层群体的。“与那些不读报的人相比，我们这些《斯威太兹那报》的读者虽然数量上还很少，虽然分散在世界各地，相互间并不熟悉，但是我们可以勇敢地认为我们大家是真正的兄弟，因为我们已经在精神上受到陶冶，我们都受到同一份报纸的关爱，让我们以孩子般的信赖之心去倾听她的忠告、她的剖析和她的劝勉。”（2000：18-19）这些社区是无形社区，是报纸读者群体。应用于今天，则是同一媒介/内容的使用群体。5波兰移民的信件既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家庭解体，也展示了移民过程中家庭重建的情景。这些信件的构思需要付出相当令人痛苦的努力，并要牺牲大量的时间。写信对他来说是一种带有礼仪性质的社会职责，而那些农民信件所依循的传统的、固定的格式正是它们的社会功能的一种符号。所有农民信件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基本类型的变体，其形式取决于其功能，而且总是基本一致，虽然是在逐步退化。我们称这种类型信件为“致意信件”（bowing letter），它的功能是像别人表明尽管家庭成员已经分离，家庭的团结依旧存在。依据功能，致意信件有其确切的文体结构——以宗教式的致敬为开头，接着是写信人的情况，最后问候、即向所有家庭成员或至少应当向现在居住在同一地区的所有家庭成员致意（2000：24）。6家庭应为一个和谐的整体，父亲应该为这个整体谋求利益（家庭观念的代表着），而不应谋求自私自利的个人目标——而且是正当的——根据这些原则，经济方面的问题不仅应在法律的基础上也应在道德的基础上加以解决（2000：26）。当父亲谋求新的婚姻，成为继母家庭的一员时，他最终只能放弃在自己家庭中的地位，成为一个陌生人。7他们的家庭是这样的：带有家庭阶级固定的旧社会特征，和带有个人阶级流动的新社会的特征，按不同比例混合在一起。老一代人并不像超越于自己的阶层之上，而他们的子女却有意或无意地表现出这种旨趣。他们每个人都想让自己的家庭在社区中占据可能获得的最高位置——是他们的整个家庭，而不只是其中一个或另一个特殊的人，甚至不是他们自身，个人的存在同整个家庭的存在是不能相互脱离的（2000：43）。当老一代开始了解到他们的儿子们的兴趣范围——将钱财用于消费——与他们自己的兴趣范围——积蓄钱财，购置田地——不同时，这一发现不是导致悲剧性的起诉，就是或多或少地导致父子之间的全面疏远。8他逐渐不在吧帮助家庭视为自己的责任，但他并没有断绝和家庭的联系，而且偶尔还对其他家庭成员的请求作出回应，这部分是出于慷慨，部分是出于表明其个人重要性的渴望[和上面提及的提升家庭地位，而不只是其中一个的情形，形成了对照]。经济上的成功是移民产生个人显要感的主要来源之一。然而传统上，农民在社区中的社会地位不会通过他个人在经济上的进展获得很大的提高，如果他的家庭没有同时在经济上取得进展的话。这种局限性会随着家庭的解体而部分消失，但是要摆脱另外一个传统——旧式的阶级分层体系（the old hierarchy of classes）——对于个人而言是无比困难的，虽然其正在被中产阶级原则[经济差异]基础上的新的社会组织所取代，但是几百年来居统治地位的阶级分层体系仍旧会让较低阶层中的个人感到自己地位低下，此外在波兰这样的国家新的分层体系甚至不是建立在经济差异上的，而是建立在智力文化（intellectual culture）的差异上（2000：57）。而在美国，移民几乎和家庭团体相隔离，阶级差别不是老式的也非在文化的而是建立在经济的差异上，因而移民对自身重要性的感觉强烈得夸张（2000：58）。9在波兰传统中，父母的权威不只是可畏的和强有力的，而且是正当的并凌驾于个人任意行为之上的（2000：58）。而在美国的波兰移民中，父母抱怨无法控制其子女，因为传统家庭观念在美国不复存在，类似于社区的教区结构松散，子女与同龄人比父母更加团结，子女经济独立来得更早。父母没有了教育子女的标准，旧的社会标准[社会权威]已不再适用，新的标准尚未确立。在子女眼中，父母的权威不再带有道德特征（2000：59）。移民只能以个人权威替代社会权威。然而，在文化、智力和道德水平上，多数移民子女反而比父母在这些方面更具个人优势（2000：59）。10城市的婚姻几乎脱离了农村休戚与共的家庭关系。虽然可以肯定，每个人都有一个他自己熟悉的交际圈子，在这个圈子里有流言蜚语——对社会舆论的一种拙劣仿效——但是一点也没有村庄里村民之间的那种持久的相互关系，也没有定期的联欢会。因此，社会舆论也就没有力量，缺少持续性和生命力（2000：76）。在这种情况下，婚姻就变成纯粹个人的私事，而它社会性的一面则和以下这些因素相关：宗教上的许可，婚姻群体与宽松的社会环境之间不多的简单关系，以及环境和国家对稀有犯罪案件的例外干预[？]。这种关系的实质，要取决于成员们的人格和他们共同感兴趣的领域[也就是说传统的波兰婚姻与此截然不同，可能会取决于宗族的力量]，如果夫妻双方缺少传统性和文化底蕴，那么他们的关系必定相当脆弱（2000：77）。作为一个家庭成员，妻子并无社会地位，她的社会地位完全建立在她的婚姻之上，也就是说建立在她丈夫的地位之上，建立在她丈夫对待她的态度之上，建立在他们有一个家这一事实之上。一旦她的丈夫移居国外，她的地位立刻就降低了；她没有了家，也不能更多地代表这个家。如果她自己能为自己的地位抗争——比如参与劳动——而不是仅仅依靠丈夫的所作所为，情况则会迥然不同（2000：78-79）。11原本在波兰，经济生活是被包容在社会关系之内并从属于社会关系的，经济上的休戚与共是大家庭高度一体化的必然要求（2000：108）。不管一个人身体残疾到什么地步，在农民的家庭经济生活中总有他的一席之地，哪怕只是父母外出时帮助看看孩子，他的地位可能低于其他家庭成员，但是这并非反常现象，因为他对家庭经济所做的贡献低于他的事迹生活花费。即时他完全不能工作，他的依赖也仅限于对家庭的依赖，而且他是其中合法的一员。他对家庭的依赖是一种简单而普通的社会事实，供养他的人不觉得为他牺牲了什么，他也没有丝毫的屈辱感。另一方面，也不存在夸大残疾以便逃避劳动的倾向，因为米诶个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是全家受益，都愿意尽可能多做贡献[这一方面有点乌托邦]（2000：107）。而在美国，经济利益已经变成同其他利益相脱离的且个人化的利益，大家庭的共同荣誉无须再谈，从社区的角度来看，大家庭已不足以构成一个单位，因为其成员已四处分散。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行为方针，有不同的利益倾向，因此，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凝聚感，都不足以诱使个人或婚姻群体去违背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去向那些残疾的亲戚们提供支持（108）。而对于智力上的缺陷，若在波兰，一个人的智力缺陷并不妨碍他获取与她的家庭地位相适应的最低限度的各种习性，而且大家庭还可以帮助他把他的地位调整到与他的个人能力相适应，不管他的能力有多低下。在美国，是他所必须面对的新情势把他神智上的缺陷变成了一种导致经济道德败坏的原因。精神异常成为一种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阻止他在没有社会帮助的情况下去建立一种新的、长久而又适应新环境的经济生活结构，而这些人往往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新遭遇只会一次次冲击其原本所剩不多的正常习性。“难怪乎拘留所和精神病院最终受到欢迎，因为它们用一种简单而又有规律的生活阻止方式来实现安宁与解脱，使其在任何阶段都不再由新的无法理解的问题等待解决”（2000：108-109）。12在迁出国，由家庭和社区将婚姻置于社会控制下，它们把婚姻视为一个单位并关注起存续。社会环境的作用不是要介入夫妻之间，把他们当做彼此分离的个人来对他们的要求进行公断，而是在婚姻关系受到任何一方行为的威胁时去支持这种关系，让有错方认识到错并不是错在同对方的争议上，而是错在违犯了婚姻的神圣上。诉讼、仲裁是将夫妻正式或非正式地视为互相抗辩的当事人，将他们置于一种斗争的基础上，而不是置于团结的基础上。另外，仲裁是不连贯的，而且将事情置于理性的基础上，而原来社会环境的行为是持续的，借助情感建议而非推理论据（2000：113）。13在美国，移民个人并不是孤立的站在一个与文化相异的群体中，他是处于一个与他同质的群体中。这个群体与美国文明接触，也即我们调查的中心对象，这个凝聚的群体是由起初并不凝聚的成分构成的，这个社会的建立在结构和主流心态方面既不是波兰式也不是美国式的，而是属于一种特殊的新型产品，这个产品的原材料部分取自波兰的传统，部分来自移民们所生活额新环境，还有一部分来自经过移民们的观察与解释的美国社会价值观。构成这样一种社会环境的是这个美国波兰人社会，而不是美国社会，来自波兰的移民联合进入了这个社会，但他们自身又必须去适应这个社会的标准和制度（2000：118-119）。个体移民带给美国的是旧的传统心态，而绝不是旧的社会制度，但个体有与来自相同社会背景的人相联合的趋势，而一旦他们结成一个群体，旧有的制度便同时开始再现。有一点是清楚了，他们也不可能在此地将其本来的内容和含义全部复苏[前文信件表现出了美国波兰移民的美国化，比如消费观念的形成、自我意识的膨胀、亲子关系的疏远等，但是却没有表现出其复苏的社会结构和心态]。14公寓和工作。一旦在美国立足，便试图立即把他的朋友及亲属从其他美国波兰人社区吸引过来。通常的情形是他很快就组成一个波兰工人的小型群体，他们的第一步行动便是搞起一个波兰人公寓。通常情况下，建立波兰公寓的主动性往往来自群体而不是个人：工人们都拿出一些钱用于租公寓和购置家具，并劝导他们中间的那位有妻子或未婚妻的成员把她接来。这时他们开始自己买自己的食品，那位女性负责做饭和打扫照料房屋。只要这个地区有持久的工业，这个波兰人侨居区就会不断壮大，不断邀请或吸引人前来（2000：120-121）。15家庭体系。社区明确建立之后，婚姻和生育便逐渐占据首要地位。美国波兰人保持了传统的大家庭观念。首先，经济条件有利于大家庭形成，一个移民的平均工资肯定足以养活一个大家庭。其次，当孩子们长大后，要求他们将工资的大部分交由家庭专管，通过这种方式保持家庭的团结稳固。最后，教区希望扩大规模也会鼓励人口快速增长。当然，在个体分解的情况下，这些因素都会不起作用。然而，在多多生育方面移民仍旧和原在国农民一样（2000：122）。16互济公会。对于波兰人来说，向慈善机构求助被视为社会地位跌落的标志，被视为奇耻大辱（2000：124）。因而，建立一个这样的公会的首要目的，是在紧急情况下（疾病、死亡及较为罕见的失业问题），成员之间能够互相帮助（2000：123）。在美国波兰人社区发展的早期阶段，相互帮助是随机的、就不同事例个别进行的，采取的手段是大家共同集资对遇到不幸的家庭给予帮助。自然，社区中比较富裕的成员承受了较重的负担，他们渴望以一种规范的死亡与疾病保险互助体系取代这种不规范的支援援助方式，为此他们很想建立一个能减少他们风险的协会。而且，志愿援助是如果在波兰绝对不会被要求参与干预的相对陌生者提供的，在这些人看来，他们所付出的帮助不是一种天然的、不假思索就履行的义务。这种义务是不能完全否认的，因为遇到不幸的成员至少是自己的同胞，但这种义务又已同社会生活的实际基础[个人主义]没有任何联系（2000：124）。17教区。公会远胜过一个共同保险机构：它不仅把侨居地内散居的成员定期聚在一起，因此积极地促进了社会交往，而且还成了社区中的社会机关，是产生各种倡议的源泉，也是实施所有计划的工具[既是宗教中心，又是政治组织]。在波兰的村落中，紧密的社区凝聚力使个人直接动议或即时自发的群体合作成为可能。而在美国波兰侨居区，社会组织和地域分布都过于松散，以至于离开一个机关就无法运转，比起各项活动都能沿着传统体制下的既定渠道长期、基本顺利进行的传统波兰社区，就更需要有组织的主动性（2000：125）。公会组织文化生活活动，为新来的波兰移民提供信息，满足人们的宗教兴趣。另外，公会还会充当侨居地的代表，同出于政治或社会目的而努力接近波兰社区的美国机构打交道（2000：126）。18社区中心。美国社会机构所建立的社区中心对于波兰侨居区而言是由外部强加的，而不是在人民自己的倡议和合作之下自由发展起来的。社区中心对波兰人的语言、文化、制度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波兰农民也对其完全陌生。美国社区中心采用个案式的工作方式，直接地、分别地同个人或家庭打交道。这种方法能给个体短暂的帮助，但不能对社区的进步做出贡献，也不能对社会组织的瓦解产生较强的预防作用（2000：127）。19教区学校。教区学校起初建立在教堂里，当社区发展之后也会有专门的校舍。郊区学校是移民群体的社会产物，满足了群体的大量需求。教区学校的最根本意义不在其宗教属性，也不在于它使原来国家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在年轻一代中得以保留，而在于它们作为移民侨居地社会团结的元素的功能[教育是移民的共同兴趣，孩子家长通过参加学校庆典和节日活动形成一个集体]，和使侨居地一代代地延续下去的功能[教区学校教育孩子们尊重传统的价值和自己的民族，使老一代和年轻一代之间形成共同的纽带]（2000：130）。20各种地方协会所带有的波兰民族主义倾向不具有政治含义而是具有种族含义。它们的目标是保留移民带到这个国家来的文化体系——语言、道德、风俗习惯和历史传统——以便维护波兰民族群体的种族团结。这些地方组织并不是要切断其成员和广阔的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也不是要将其兴趣局限在侨居地之内。相反，它对成员参与美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活动予以社会承认，并未其得到美国社会的认同感到自豪。然而，其前提是“每个成员都应最珍爱、也最倚重他自己的波兰社区给予的承认，特别是他应渴望得到来自波兰人的社会反响”。在美国社会中，他不能投入与对波兰社区相同的社会感情。这一区别准确的表述是，一个波兰移民唯一应当保持的初级群体层次的联系，应该是他的种族群体所提供的联系，而他同种族相异的社会成分之间的关系必须毫无例外地归入次级群体（secondary group）之列（2000：130-131）。21美国波兰人社区后来的大部分历史要取决于同其他民族群体的关系，特别是同美国黑人的关系，以及同妇女解放的关系。这些问题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几乎没有触及到（2000：138）。

文本分析的经典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本书是移民史的一部经典著作，常读常新，经久不衰；我阅读的是译林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张友云翻译的版本。本书作者是托马斯和兹南尼基，它们选取波兰农民在欧美的生存处境作为研究对象，原著出版于1918-1920年间，分5卷出版，是一个新兴学科--社会学的奠基之作。作者甩开史学界传统上侧重的、围绕领袖人物和重大事件的政治、战争等主题，寻求从“普通人”的失业、贫困、社会动荡、拥挤、无根飘泊等问题入手，“自下而上”的书写历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关于书信的脚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波兰农民的心理及行为变化过程的视角。这也是该书的一个独特的亮点。从研究问题角度来看，《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是最早研究移民文化及其社会组织的著作之一。难能可贵的是，在移民被不加分辨地批判为“涉嫌犯罪、社会解体、激进主义”的进步时期，托马斯和兹南尼基不是从波兰或美国民族利益的立脚点而是从一种客观的社会学调查的立脚点去看待美国波兰人。“托马斯和兹南尼基”不仅正确评价了外来移民对美国文化的潜在贡献，还试图从移民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文化。”（《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引言第2页） 本项研究的目的在于“在欧洲和美国队一个移民群体进行研究，尽可能找出它们的家庭习俗和规范同他们对美国的适应与不适应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引言第3页） 其研究对象既包含了从本地礼俗社会到美国城市法理社会的波兰农民，叙述了他们脱离传统社区保护和家庭紧密联系，移居异国的生活状况和心理过程；也包括了迁移到资本主义发展更蓬勃的美国城市的波兰城市居民，在他们经历了更加强烈的个人主义的影响，关于农业、财产、社区利益、家庭团结的传统观念受到冲击。作者认为，不管是青年男女离开美国的农场去都市寻找工作，还是一个美籍非洲人离开南方农业区迁向哈雷姆或芝加哥，也不论是一个波兰农民来到匹兹堡的一个钢铁厂工作，还是一个意大利家庭离开家园到布法罗的罐头食品厂谋生，在所以这些情况下，人们都是将一种结合紧密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抛到身后，而去努力适应一个更为个人主义的、更具竞争性的社会。在研究方法上，托马斯和兹南尼基“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调查方法——生活研究法（the life study method）,这一方法的精华在于让外来移民自己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引言第2页） 或提供生活故事的文献资料。这项波兰农民研究称得上是利用信件和自传来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最杰出的例子了，研究者利用了在美国的波兰人与在波兰国内的波兰人之间的754份私人通信，以及一叫维斯津连斯基的年轻人应研究者的委托要求所写的长达311页自传，主要涉及这位年轻人早期在波兰国内的生活和来美国途中的经历。这754份私人通信是通过在一家美国出版的美籍波兰人杂志上刊登广告得到的，每封信根据质量分别用10美分到20美分的价钱买得；袁方 394。这些信件按照姓名分成50组进行分析，以帮助研究者探讨那种来自特定封建家庭文化的人整合到美国文化中所出现的问题。信件是一种描述时间或者描述人们对某种事物的个人感情的资料。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学传入美国以后，引起了一场从20年代开始的关于社会学方法论的争论，而托马斯和兹纳尼茨基合写的《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以及由E.W.伯吉斯和帕克领导下的芝加哥学派，对美国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方向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一. 本书的研究对象——波兰农民的背景托马斯和兹南尼基的研究对象是大约二百万1880年至1910年间移居美国的波兰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主要同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或议会波兰相关，从这一地区移民出去的多数是年轻未婚的男性劳动力。在波兰的传统社区中，宗教与社会舆论是维护道德的主要方式。基督教要求依照教义对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加以干涉。通常，个人之见因为利益发生矛盾，神父则在肉体和心灵上拯救他们。尽管宗教的约束是没有强制力的，但不论如何，从长远来看忏悔削弱了坏习惯的力量。毕竟 “醉汉是只身作战或仅有少数几个朋友为盟，但在神父一边则是所有醉汉的家庭成员，不可思议的魔力，妻子儿女们（常常是很崇高）的祈祷和牺牲，教会的惩戒和排斥的权利，还有多数社区居民的意见……”（《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引言第10页） 除了宗教，舆论，即使是无根据的带有诋毁和迷信色彩的“留言蜚语”也是一种道德纽带。由于家庭和邻居间关系的紧密和极少的居住地迁移，人们极关心他人的评价，因此当村庄的名字以“饮酒者增多”的标题出现在报纸上，酒馆老板就对这件事极认真，说“如果我的名字被登在报纸上，我的买卖就别做了。”托马斯和兹南尼基认为传统的波兰社区生活是被“相互帮助”的家庭纽带联接在一起的，个人通过在家庭中的地位来感受相互之间所承担的义务。在波兰村庄中，对经济方面的考虑不像对社会方面的考虑那么重要。然而，市场的扩展和所谓的“进取心态”（climbing mentality）和“不断加强的个性”（growing assertion of the personality）使家庭发生变化，关于农业、财产、社区利益、家庭团结的传统观念受到冲击，取而代之的是个人主义和经济收入决定个人在家庭中地位的价值观。二. 对农民的信件的分析对农民信件的文本分析是本书的经典之处。波兰农民在迁入美国的过程中渐渐减少了与原来大家庭的联系，但是他们仍然通过书信与家乡保持着一种联络，并且通过书信体现了他们与国内的家人或家族之间的一种精神的或传统文化的联系。农民的信件是《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艺术的核心部分。本书包含来自五十个家庭的信件，这些信件既表明了资本主义发展导致家庭解体，也展示了在移民过程中家庭重建的情景。仅仅是这些信件的存在便可以表明移民们使他们的家庭成员团结在一起。作者认为，每封信都是一封致意信“bowing letter”,(25页)，是一种团结的表现。表示宗教性敬意的开头“感谢耶稣基督”表明迁出者与仍家庭处于同一个宗教团（religious community），落款的“向全体家庭成员致意”则对所有家庭成员传达了好意。团结作为波兰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使得波兰农民在移民初期能够很快地适应美国社会及其文化。虽然这种团结只是在感情上维系着与国内家人的联系，但是在移民之初，这对于他们在美国站稳脚跟与继续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其移民成员之间的互助与团结给这个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国度增添了一份新的内涵，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其群体感带给了美国。这四个家庭的信件，分别涉及了波兰移民的传统家庭解体、价值观冲突、子女教育问题和婚姻问题。事实上，信件本身的内容不是重点，分析出的结论也没必要是必须掌握的知识，我们需要学习的是两位作者的洞察力，以及从信件内容和收信人的变化看出写信人情感变化的本事。1.乌洛布列夫斯基家庭的信件乌洛布列夫斯基家庭的一批信件，说明了由于传统家庭的解体而造成的紧张。父亲一心只想再娶，过不受约束的独立的生活，不愿考虑家族的利益，家庭的所有成员，包括在美国工作的，都卷入了这一难题。在这一家族中，身为长子的瓦乐利与他的父亲有分歧，与兄弟们也有分歧。他所代表的是古老家庭的团结的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家庭应为一个和谐的整体，父亲应该为这个整体谋求利益。尽管传统要求父亲应是家庭理念（familial ideas）的承载者，然而在因年高体弱，无法安排经济和一般家庭事务时，为了家庭的最大利益，放弃了对这些事务的控制权，事实上，他成了一个陌生人，只希望自己的生活不妨碍其他人。长子瓦乐利在争取不到遗产之后，希望如果不能在物质上一致，那么至少在精神上尽可能紧密团结（本书第42页）。他代表着古老家庭的团结的原则。2.马克维茨家庭的信件马克维茨家庭的信件聚焦于两个儿子瓦克劳和马克斯，他们均已移民美国。瓦克劳变成了一位社会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在寄给家人的信中很久都没有提到宗教，他的父母担心，因为宗教信仰是最重要的46，但瓦克劳在给表哥的信里说过，自己是因为工作忙所以没有时间去教堂做礼拜，自己仍信奉者天主教（本书第49页），这也折射出工业生产对宗教的影响：人们已经不再像生活在传统社区中的人那样有闲暇专门从事宗教活动了。马克斯在写给堂哥瓦克劳的信中，工作问题占主要的位置。在这里，作者利用马克斯的信件很好地展示了波兰移民的心理变化，他认为，对于在欧美的波兰移民，工作是为他人工作，因此仅仅是一种附加的生存手段；他对工作本身并无兴趣，仅仅是出于工资的考虑；金钱才是他获得稳定生活的屏障。“有着工人心态的人，把雇佣或多或少地看成一种永久性状态，努力在自身条件许可的范围内获得舒适快活，因为这种雇佣的生活是一种常态。而拥有农民心态的人，把雇佣工作视为一种临时性机会，把生活中的实际需求降到最低限度，将所有的生活享受都推迟至工作结束的时候，因为这种生活对他来说是临时的，是不正常的。（50）起初，马克斯是一位受过教育的农民，懂得节俭，把钱积蓄起来，时刻不忘回归故里，或许还想在家乡置购财产。而后，他动摇了，对回归故乡的问题犹豫不决，他尚未决定是否永久做工人，但它的消费方式已经是公认的了，只有工人才肯花六十美元买一块手表，并且最后决定将所有的钱花在教育上，去大学读书。作者托马斯和兹南尼基对波兰移民的工作心理进行了分析。3. 拉克滋考斯基家庭拉克滋考斯基的家庭信件展示了迁移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关注波兰移民在家庭中的“显要感”来源变化，以及在年幼时移居美国的两个孩子对新的生活条件的适应、价值观念的变化。亚当在移民后，由于收入较高，逐渐超脱于家庭其他成员。受到个人主义风气的影响，他逐渐不再把帮助家庭视为自己的责任，并与他的姐妹相比有较高的地位。作者以这个实例，来说明各种经济条件对个性的丰富和发展的作用。“农民在社区中的社会地位不会通过他个人在经济上的进展获得很大的提高，除非他的家庭同时在在经济上获得进展。”（58）这种局限性随着传统的解体而部分消失，在新的社会组织中，经济上的发展是个人重要性的充分体验，金钱作为在家庭中显要感的价值也渗入了农民。同时，利他主义也从一种义务变成了一种个人人格的体现。 在波兰传统社区中，父母的权威存在于家庭的整体组织和社区的社会舆论中，而已婚的海伦娜发觉没有那种在波兰时的由强有力的家庭和社区联系所提供的支持，她很难控制自己的子女。个人同社区相分离，激发了个体主义个性的发展，削弱了初级群体的控制。在移民目标国，父母除非有个人优势，否则很难获得权威，而通常子女获得了更高的教育、能更好地融入当地文化。在海伦娜的例子中还可以看出第一代移民与年轻的第二代移民之间的摩擦与磨合。海伦娜由于在中年时期才移居美国，波兰文化已经深深根植，而她在美国的生活和第二次婚姻中又获得了新的感情习惯，这使得旧文化与新文化在她身上共存，她的一些新特征，使孩子们感到陌生；另一方面，孩子们纯朴的心态也消失得异常快，异常彻底，一段时间之后，海伦娜从她旧的感性心态出发，发觉孩子们也变得陌生了。这个例子很好地表现了移民对家庭生活中代际关系的影响。从海伦娜与妹妹的通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海伦娜的第二任丈夫劝服海伦娜把孩子们接来美国，本质上出于农民的道德义务感。第一，他出于对上帝的虔诚的敬畏而善良地对待孩子，第二，他唯恐因亏待他人而招致谴责和非议。尽管他的生活已经与他的本国亲友、本国社区完全隔离，但他作为农民的道德义务感并未丧失，这是一个由移民或任何社区生活的解体所因为的危机未必会导致道德观念的崩溃的很好的例子。作者也探讨了其原因，作者认为或许是由于社会的评价并不是对农民唯一的约束，这种约束在不同程度上也同自我评价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4.波尔考夫斯基家庭信件波尔考夫斯基是城市居民，虽然波尔考夫斯基夫妇在华沙市或在近邻地区内有许多亲戚，但是亲友间休戚与共的观点已经相当淡薄，当他的妻子特奥菲拉发现自己陷入极端困境时，他的亲戚中没有一个人帮助她。“在城市中没有一种紧密的关系能取代在乡村和小城镇里看到的社区关系，城市中没有一点村庄里村民之间的那种持久的相互关系”，因此，社会舆论也就没有力量，缺少持续性和生命力。在这种情况下，婚姻变成纯粹的个人私事。尤其对于高文化层次的、移居别国、传统观念已经为现代观念淹没的男性，如果道义感缺乏社会舆论的支持，便不可能形成一种想帮助妻子的强烈冲动。“特奥菲拉是软弱的，因为她是孤立的”。三，对“美国社会解体”的分析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中，作者以迈耶和米切尔斯基的家庭故事来说明美国社会结构对个人生活造成的影响。读过之后我最大的感触，是个人的幸福与大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想“独善其身”几乎是不可能的。社会结构塑造了社会关系，在一个注重现代性、强调（物质）发展的社会中，家庭也不再是有缺陷的个体温暖的堡垒。从滕尼斯所说的礼俗社会发展到法理社会，社会人看待人际关系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大的转变；似乎在社会生活领域也存在着库恩所说的“范式”。这不禁令人思考，我们社会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些观点，是否具有本身的合理性？我们思考时的出发点，大的前提假设，是否真的无偏？1. 迈耶家庭的故事迈耶个人的残疾为社会结构所激化，最终导致偏常行为，这也说明个人的命运与社会息息相关。“不管一个人身体残疾到什么地步，在农民的家庭经济生活中总会有他的一席之地，哪怕只是在父母外出时帮制卡男孩子，即使他完全不能工作……但他是家里合法的一员。他对家庭的依赖是一种简单而普通的社会事实，供养他的人不觉得为他牺牲了什么，他也没有丝毫的屈尊感。”然而，美国的社会环境是截然不同的，经济条件决定了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利益已变成同其他利益相脱离的个人化的利益，大家庭的共同荣誉也无需再谈，从社区的角度来看，大家庭已不足以构成一个单位，因为其成员已经四处分散，每一个成员都有其自己的行为仿真，有不同的利益倾向，因此，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凝聚感，都不足以有十个人或婚姻群体去违背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去向那些残疾的亲戚们提供支持。”（108）残疾人除了慈善收养院之外是没有其他去处的，而在农民的传统意识中，收养院意味着贫穷，所以残疾人只要有一些自尊心，就不会去收养院，因此，作为一种反应，他可能会不再顾及一切准则，去乞讨或偷盗，形成一种消沉沮丧的心态，甚至导致自杀。“一个农妇智力上的缺陷不会把她迫入窘境，他的缺陷并不妨碍她获取与她的家庭地位相适应的最低限度的各种习性，而且大家听那个还可以帮助他把她得低位调整到与她的个人能力相适合，然而，在美国，是她所面对的新情形把她神智上的缺陷变成了一种导致经济道德败坏的原因。”（108）在美国他的精神异常不仅成为一种几乎是无法逾越的障碍，阻止他在没有社会帮制的情况下去建立一种新的、长久而又适应新环境的经济生活结构；而且，他所遇到的一切超出他早已习惯的传统秩序范围，使他更加无力把握他生活历程中波动起伏的情境，击碎了它身上所剩无几的正常习性，最终使它精神混乱、感情绝望，事实上濒于疯癫。由此，我开始反思相比现代法理社会，传统的礼俗社会在保护个体、凝聚群体方面的优越性。农民的智慧与文化，是一个背景广阔的视野。一个农民，可能不懂外语、不懂电脑、不懂具体的技术，在革命年代，也不懂主义、启蒙、科学、民主等等；但是，很懂得包容、互助、血亲，很能担起一家人相互扶持的责任，很懂得建立在这些要素之上的生存、生活智慧与态度。2. 米切尔斯基家庭故事米切尔斯基家庭的例子显示了一种全新的成分通过国家干预被引入波兰移民的婚姻生活。从作者的观点来看，这种成分不仅包括法院和警察行为，也包括美国的私人与半私人机构的活动。“在对数千个案例进行仔细研究之后，我们没有发现一例因官方干预而得以巩固的婚姻关系。”（本书第112页）在迁出国，家庭和社区将婚姻置于社会控制之下，将婚姻视为一个单位，社会环境的作用不是要介入夫妻之间，把他们当做彼此分离的个人对他们的要求进行公断，而是在婚姻关系受到任何一方行为的威胁时去支持这种关系。与此相反，美国机构的干预意味着在夫妻之间进行仲裁，将双方正式或非正式地视为相互抗辩的当事人，认为在它们之间，就像在任何两个人之间一样，可以判处个公平来。“由于干预机构是官方的并且来自社区之外，这就强化了斗争的概念。”（113）。法律的结果，是女方倾向于夸大对男方的强制权的感受，是男方在家庭事务被公之于众后的恼凶成怒，这些都无益于婚姻问题的解决。两位作者对法律之于婚姻影响的判断是发人深省的。法理社会中，法律和契约成为联结个体的纽带，当道德无法给出判定时，我们盼望有一个简单的、普遍使用的方法能斩断乱麻，我们呼吁制定和完善具有操作性的法理，哪怕法制越来越有浸入私人生活领域的倾向。“法治”没有错，我们要思考的是，法律是否在协调人际关系上具有我们猜测它会具有的能力。在一件、两件事上，法律或许可以公正地使问题得到解决，如负心汉受到惩罚，委屈的妻子得到补偿，但长久以来它对于全社会关于婚姻的理解将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立足当下，如果我们对是否帮助扶起跌倒的老人进行立法，那么助人为乐、尊老爱幼等美德将从道德领域内的人类共同的美好价值，变成人人在衡量和算计之后决定是否付诸行动的刚性行为。在“人情”的世界，法律在短时间内能解决的有限的问题，但长远看来，它确有一种使人的思维方式变冰冷、变僵硬的倾向。四、美国波兰人社区本书前三部分分别介绍了研究对象的背景和生活现状；波兰在欧美的移民与国内亲友、同在欧美的本族亲友的通信；美国社会现象。第四部分则聚焦于在美国的波兰移民的社区形态，展现移民群体如何在异乡“抱团儿”、互动，形成某种机制，在现实生活中互相协助。1.互济公会公会得以建立的首要目的，是在紧急情况下（疾病、死亡及较为罕见的实业问题），成员之间能够互相帮助，公会是旧式波兰农民的社区团结与移民侨居地中兴起的个人主义的结果。一方面，波兰传统的团结互助思想仍在侨民区延续，新的社会环境也要求个人之间加强互助，共同承担风险；另一方面，由于捐赠者变成了陌生人，这种互助关系缺乏传统社区中亲友间互助的必然性，也由于常常处于捐赠一方的富人同样希望自己的投入能够在自己危急时产生回报，因此形成了一种松散的共同体。无疑，这种互助的形式，有助于波兰移民背井离乡的情况下解决危机，适应在异地的生活。互济公会这个由一定固定契约组成的合作组织，以理性形式的纽带，促进了波兰移民间情感上的支持。2.教区在侨居区地中建起的波兰人公会不仅把侨居地内散居的成员定期地聚在一起，因此积极地促进了社会交往，而且还成了社区中的社会机关，是产生各种倡议的源泉，也是实施所有计划的工具。公会通过组织舞会、聚餐等活动满足群体的娱乐兴趣，通过举办戏剧演出、邀请演讲、订购期刊来满足群体的求知兴趣，通过从建立时间较长的波兰人侨居地邀请神父主持宗教仪式来满足群体的宗教兴趣。（本书第124页）对新来者、采访者和旅行者来说，公会是一个信息中心：它把有关当地可以为波兰提供的各种机会的信息告诉新闻界。在同美国波兰人社会的各中心机构的往来关系中，它充当侨居地的代表，实际上，也同出于政治或社会目的而努力接近波兰社区的美国机构打交道。因此，所有为争取波兰基金和美国自由公债的游说活动都是由这些社团组织在小社区中进行的。小社区公会最重要的工作是最终建立一个教区，通过建立教区，公会确保了侨居地长久的社会凝聚了，为自己活得了极高的威望和保障，但同时也放弃了它独享的领导地位。一方面，教区的存在与其功用，展示给读者这些移民的波兰人不仅变成了美国人，而且变成了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的与众不同的独特的美国人——美国波兰人。波兰人没有简单地“重复”他们在波兰的文化，而是将之加以改变，使之成为在美国环境下仍然可用的文化。尽管来自波兰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尽管他们头脑中的对原属国家的回忆并没有完全消失， 尽管他们在这里自发地发展起来的社会机制必定只能是旧有波兰原型的一个很不完善的仿制品，然而无论已经确立了何种新的信念和习惯性行为模式，新的社会条件在普遍性、数量性、稳固性和约束力方面，还是不足以完全取代或者湮没民族的传统。 但另一方面，不仅是在《教区》这一节，本书处处展示了移民们如何运用他们的传统文化区和美国生存条件达成妥协：参加了互助协会的人是要藉此逐渐适应美国的环境，而仅仅是为了驻守他们的传统文化。其实，我们这些外出上学的大学生，也是移民的一种。在异地，我们会参加高中同学会、老乡会，一方面是在寻求保护和一种身份认同，找寻熟悉的归属感；另一方面，通过互相交流学习和就业信息，推荐当地有名的家乡菜饭馆，旧相识相聚也是为了能更好地融入。移民聚居并不一定是与外界隔绝、构造本民小世界的表现，这样的观点未免片面和狭隘；它也是促进移民融入新生活的方式。正因如此，亲戚的照顾是我们从无所适从到独当一面的缓冲区间，本族人之间信息传递的弱关系纽带，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关于更生活化的方面，在异地的重逢，常常让人感到温暖和力量。五．本书贡献在出版当代，本书对美国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洞见。托马斯和兹南尼基认为，美国的社会工作收效甚微的原因就在于只着眼于个体而没能借助社会群体的力量。他们确信，来自波兰和其他国家的移民对美国有着特殊的贡献，是他们把群体感带给了美国。“该书于1918年至1920年间分五卷出版，对美国思想和社会政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末。”（引言，第7页）。《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成就了作者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大业，也为芝加哥学派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有人将这部著作视为定性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有学者称，《欧洲和波兰的美国农民》称得上是“美国经验社会学第一部伟大的经典型著作”，是“反对扶手椅中的社会学的里程碑式的范例”。读完这本书，我的感触是，它不仅是关于移民的著作，也是一本关于现代性的著作，它对前工业时代与工业时代之交的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问题和人的心理进行了很好的分析与解读。在这部著作中，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力图描绘的是，经历了从波兰的乡土生活到美国芝加哥的都市生活这样的重大变迁的波兰农民，在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上的变化。但即使移民不去欧美，资本主义也会逐渐在波兰发展，农民仍会感受到传统社区的瓦解，和宗教聚集公众的能量的衰退。 跨入现代性的门槛，人总要面对面对个体主义价值观的盛行，和冷冰冰的法理成为社会纽带等一系列的社会变迁；只不过部分波兰农民直接跨越到了一个相对发达的资本社会，这个适应的过程缩短了。当然，这也可以被视作是一项跨文化研究，波兰移民毕竟从一个遵循传统价值的文化中步入资本主义文化盛行的文化氛围；而且，毕竟大部分国家文化发展至今，个体主义盛行的程度也没有超过美国，家庭、亲缘、人际和谐等传统价值仍被保存下来。难得的是，通过分析他们与本国亲属、与同在异乡的亲友的通信，可以看出他们的价值观念与仍在波兰的亲友的差异，随时间流逝这些移民价值观念的逐渐变化，以及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价值观念上的冲突。这些信件都是很宝贵的社会学研究资料。对于本研究的的研究方法的学习十分重要。信件本身的内容不是重点，甚至分析出的结论也不必全部掌握，我们需要学习的是两位作者的洞察力，以及从信件内容和收信人的变化看出写信人情感变化的本事。《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传达了一种认识社会的视角，即通过调查个人与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社会问题。这实际上蕴含了一种群体动力学的观点：研究个体时，也要看群体网络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以及个体在网络中的位置对群体行为的影响，也就是说，结构、关系与行为，缺乏任意一个，对个体的研究都是不全面的。作者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富有创见地提出，只有把个人的态度和社会的客观文化的价值观综合起来加以考虑，才能充分理解人的行为。重视个人状态和群体动态，重视中小型的自治组织，这一点对我们这个官本位的、中央集权的社会尤其有启发意义：关键性的观察单位不应当是政府，而是家庭、邻里和其他社区纽带。社会变革的关键是群体，而不是个人或那些政府中的专家。个人为适应与他们相关联的社会群体而改变，随着个体变化的“涌现”，群体自身亦在改变。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群体是家庭，以及超越了核心家庭的、向外延伸的种种关系。

何谓“经典”

很久以前，一直都想拜读这本移民经典专注，但直到最近，才有幸触及，真乃惭愧。但通读全书，一直想找“经典”之处，始终未及，而“移民史经典”，更是无从说起。思考之余，笔者以为，此书却为移民经典，但他的经典之处并不在于众多学者所指的“移民史经典”，那经典到底何处，请听笔者细细道来。在笔者的视域里面，何谓“移民史”经典，应该是在描述移民方面的历史 方面的经典著作（笔者思维界限），而真要说是“移民史”经典，应该说他是最早的一本描述移民社会的一部著作。而笔者以为，他开创了历史之先河，另辟研究对象，的确为经典之处，但实质上，本书的经典除了这一方面，还有“经典”之处在于，私人信件作为研究移民社会人心态变化的资料。我们知道，随着工业革命与法国革命的进行，现代化进程接踵而来，而移民则是现代化进程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的现代化，还有人的现代化，对于农村社会，尤其是书中描绘的波兰农村的现代化，必须由移民进程来进行。这种人的现代化，也只有用传统加以比较进行研究，信件则是比较的最好表现形式，因为信件不仅是联系传统与现代的纽带，也是移民内心现代化如何的一种最佳反映。但是这里面也有一种价值问题，因为信件毕竟是一种私人物品，而将它作为一种学术资料，实乃有问题，但笔者在此不予赘言，只因本文笔者并不讨论这种价值问题。虽然作者认为文章第二部分是文章的重点之处，但笔者以为，文章的第四部分，实为精彩之处，当然之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一读者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从学术的角度，这一部分真乃“经典”。最后，本书读来很流畅，你只可以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了解到欧美早期移民状况。好好读读吧！（时间有限，不想多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