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3-12
ISBN:9787550219588
作者:钱穆 讲授,叶龙 记录整理,林毅夫 序
页数:312页

内容概要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1912年始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为止,期间曾获得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966年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史》等。
叶龙,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能仁哲学研究所及中国文史研究所前教授及前所长。新亚书院哲学教育系及新亚研究所毕业,曾师从钱穆多年。后获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系荣誉文学士、教育文凭、香港大学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历任中学及大专文史科教师,讲述先秦诸子经济思想、中国经济史、史记导读、明清古文研究及中国佛教史等科目。著有《桐城派文学史》《桐城派文学艺术欣赏》《中国古典诗文论集》《王安石诗研究》《孟子思想及其文学研究》及《中国、日本近代史要略》等。

书籍目录

序一……………………………………………..……………………………林毅夫
序二 ………………………………………………………………………… 胡咏超
序三 ………………………………………………………………………… 梁天锡
自序 ………………………………………………………………………… 叶 龙
新版自序 …………………………………………………………………… 叶 龙
绪 论
第一章 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初探
第二章 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度(公元前770—前221年)
第三章 封建时期的工商业(公元前770—前221年)
第四章 秦代经济(公元前221—前207年)
第五章 西汉时期经济(公元前206—公元9年)
第六章 新朝时期经济(公元9—23年)
第七章 东汉时期经济(公元24—220年)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公元 220—589 年)
第九章 隋代经济(公元 581—618 年)
第十章 唐代经济(唐:公元 618—907 年; 五代十国:公元 907—979年)
第十一章 宋元时期经济(宋:公元 960—1279 年; 元:公元 1271—1368 年)
第十二章 明清时期经济(明:公元 1368—1644 年; 清:公元 1644—1912 年)
第十三章 中国货币、漕运及水利问题杂谈
出版后记

作者简介

故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
——钱穆,《如何研究经济史》
中国下一步的挑战,或许在于重构与自身传统与世界的联系。在对西方学说理论的引进介绍之外,还需要重新理解自身的历史演进。本书重视政治、社会、文化与思潮之间的相互联系,涵盖了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水利及漕运)、货币制度与税收政策、还包括政府还是市场主导的经济思想争论。
——林毅夫,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1954至1955年期间,钱穆先生曾于香港新亚书院先后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门课程,扼要地讲述了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并道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评价政策和朝代兴亡之关系。
叶龙曾师从钱穆多年,详尽笔录及整理了先师两门课程的内容,对一些内容做出了补释,形成流畅易读的文章,在香港《信报》经评版陆续刊出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最后集结出版形成本书。本书不仅填补了钱穆先生缺乏经济专门史著作的遗憾,更令读者能够通过阅读中国经济史加深对钱穆先生其他著作的理解,以体悟钱穆先生强调要在文化传统一体性中做研究的教诲。
贯穿全书的主要经济问题包括农业经济及土地分配、基建及水利工程、工商业发展、货币制度改革、社会阶层现象、税制及徭役等。细读两千年的经济史,我们可以发现,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深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希望此书能够帮助读者解读目前推行政策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同时起到镜鉴作用,将有益的经验应用于今日商业社会,避免失败的教训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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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8条)

  •     作为一个一直自诩为理科生的半路出家的伪文科生来说,作为一个对地理历史基本一窍不通的我来说,“评”就算了,实在没有妄加评论钱穆先生讲义的资本。只是单纯论书来讲,确实是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只是书中内容经常引经据典,虽不至晦涩难懂,消化起来却也确实需要些时间。       《中国经济史》是作者叶龙详尽笔录及整理先师钱穆先生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门课程内容后集结而成。书中扼要的讲述了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并道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评价政策和朝代兴亡之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总是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时候向往在宝马车里哭的日子,却又在坐进宝马车后怀念自行车上的时光。没有经济基础,一切都是枉然,可当生存变为生活,精神需求又如潮水般喷涌而来,其实这道理,自古有之。正如司马迁同意“仓癝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的主张。       有天路上听广播,主持人正在采访一德国海归,现在在做同声翻译。听着海归讲述德国的所见所闻后,女支持人不时发出的艳羡、赞叹之声,听着最后谈到某事时,女支持人讪讪道,终于有一点让我觉得可以自豪的地方了,不禁汗颜。       中国是四大古国之一,土地广袤、物产丰富,我们有着包容的文化,含蓄、内敛、深沉,与弹丸之地的日本那狭隘、逼仄的心胸有着鲜明对比。我们有太多值得自豪和骄傲的地方。只是一个民族经历了太多,消化了太多,发展的同时自然也会生出些弊病,何苦总是如此贬低自我,褒扬他人。羡慕他国的建筑、羡慕他国的自由、羡慕他国的革命和民主。       正如钱穆先生说道,其实中国不必有民主政府,西方国家在未出现民主政府时,王室可随便动用国库资金。要逼出民主政府,设立监管机构才能使国家财政上轨道,可中国不需要,因为早有一套良好的制度。中国亦并不需要革命,因所定制度合理之故。       正如那青年羡慕老者的智慧儒雅,想要拼命追赶,可老者却只因生了点小病,就羡慕起青年的大好年华,殊不知自己那一身的经历便是最好的资本,是青年永远难以望其项背的。国人崇拜欧洲,崇拜美洲,倒不如来看看自己国家的南朝时代,欣赏下自己的魏晋时期。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哪有“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哪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气魄。罗密欧朱丽叶的壮烈又怎比得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缠绵悱恻。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回望历史,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丰富的国家。形形色色的事,形形色色的人,纷繁复杂的制度,几十个朝代,几百个皇帝。总能找到与现代相似的事,相似的人,相似的制度和相似的国家。       “汉代节制资本,征收商税,不准人民太富有,对人民不分田地,不平均地权,不理你穷成怎样,略近似苏俄的共产主义;唐代不收商业税,任由人民富庶,亦不让人民太穷,人人分田,平均地权,但不节制资本,又略近似美国的资本主义。”       中国自古有奴隶,只是地位比之罗马奴隶高之甚多。有被封为关内侯的卫青,有贵为孝武卫皇后的卫子夫,其他也大多待遇不俗。比之罗马对待奴隶的待遇,又显出一层中国文化对待弱者的包容态度。       何必艳羡,我们都曾经历。       人生无非四件事,读书、历事、见人、行路。回望历史,就像站在海边,感觉自己只是沧海桑田中的一粟,渺小的微不足道。       读罢此书,不禁为钱穆先生的学识倾倒,为他可信手拈来将各朝代经济制度作对比而佩服。只写些读后感做书评吧。
  •     苏小和/文经济史或者经济学思想史,一直都是一门费力不讨好的学问。理由在于,经济学理论的建构,从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才正式开始,这意味着,经济学是一门晚近的科学,是一门学科历史比较短暂的思想谱系。但是,人类的经济生活已经绵延了几千年,作为经济的历史,一直都是存在的,甚至一直都是有据可查的。因此,如何在绵长的经济史和比较短期的经济学思想史之间,找到一种学术方法的均衡感,就成为经济史写作的一个难题。首先要提到的经典著作,当然是钱穆先生的《中国经济史》。按照我的阅读趣味,我必须直接说出我的感受。钱穆先生的中国经济史,多少有点让我失望。老人家为了守住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不惜上来就设定中西不兼容的思维方式,不顾经济分析的普遍性,也没有言明分析框架。比如钱先生批评西方人过多地沿用了唯物史观,认为西方学术界的经济史观大抵来自他们的唯物史观,这大概是不完备的界定。从斯密对经济史的分析框架,到米塞斯沿用人的行为范式来统合经济史,再到弗里德曼的通过货币的专业特征来分析经济史,这些经济史的大部头著作,通常都是从人的意义出发,只有马克思的《资本论》遵守了唯物史观的分析路径,而马克思的经济学思考,在整个西方经济史和经济学思想史方面,只是一个分支而已。是不是钱穆先生不太了解这些经济史和经济学思想史的细节,才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不得而知。不过按照钱先生的趣味,他坚定地认为,“今日世界人类已觉醒,各国各民族各有一套自己民族的文化,并不佩服他人的”。仔细分析这句话,再去通读先生的《中国经济史》,想来这本重要的著作,从一开始就把思考的疆域限定在中国经济这个自闭的系统里。比如谈到唐朝的租庸调制,钱先生历数了这种土地制度的优势,并认为唐朝经济辉煌几百年,主要与这种土地制度的界定有关。唐代政治家陆赞说:“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钱先生看好这样的观点,认为唐朝的土地制度有田有身有家,因而租庸调制是一种为民制产的制度,并将国家赋税放在公平的政策上,使得“民众安居乐业,政府财政亦可稳定”,而且,钱先生进一步分析,认为这种制度“不以田为主,而以人为主,可算是自由经济”。抓住钱先生的这一与土地制度有关的经济史分析,或许可以提出一些问题。如果从斯密以来的经济学思想史的分析框架来看,唐朝租庸调制是一种由政府官僚体制界定的短期的土地制度,这带来两个方向的问题,第一,短期的租庸调制,背离了孟子所言说的恒产恒心的一般原则,第二,人与土地的关系,不是一种先验的权利关系,而是由政府设计的交换关系,政府成为土地制度的主导者,官僚在制度设计上具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仔细审视唐朝的土地制度,发现与今天中国流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类似,大概属于一种过渡性质的,不完全市场经济的临时性策略,是对中央集权经济制度的一种强化。还比如钱先生谈到了中国经济史上著名的“漕运”现象,以及与此有关的南粮北运问题。如果按照科斯企业的性质或者社会成本的分析方法,一些问题就应该提出,为什么中国朝廷一直都大兴漕运,谁在支持并操作漕运?钱先生陈述了相关的数据,是朝廷以及与朝廷官僚有关的商人在操作漕运,是朝廷将南粮北运问题提高到了朝廷的重要政治事务,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交换事务。这些问题的提出逼着后人们思考,中国的漕运现象,可能是最不考虑社会成本的经济现象,而几千年以来的统制文化和统制经济,又为这种不计成本的经济方式提供了政治理由。当然,问题推进到这一步,一个事关经济史的方法论问题,就必须讨论。钱穆先生倡导的方法,是用“温情恭敬”的态度和“科学的归纳法”去呈现经济史的真实一面,尽量不加入后来的分析与判断。这当然是很多中国历史学家一直以来坚守的方法论,尊重史料,不带入情绪,更不带入后学的分析框架,力图以客观和真实再现历史,也就是说,讲出历史本身,就是历史学最大的方法论。所以,阅读钱穆的《中国经济史》,就必须直面更加重要的方法论命题,到底钱穆先生倡导的方法,是不是就是分析中国经济史应该有的方法?我们需要提出很多可以商榷的观点。第一,同为台湾的经济史大家,侯家驹的《中国经济史》完全立足于他基于现代经济学的常识建构起来的分析模型,即政治意义上的集权统合与多元竞争,构成了经济史意义上的市场垄断与自由交换。侯家驹先生的经济史分析带有明显的前置性的分析框架,而不是钱穆先生使用的“科学的归纳法”这样笼统的方法论。杨小凯教授在写作《百年中国经济史》时,或许是意识到了分析框架的重要性,或许是他深厚的经济学训练让他意识到了人对历史观察的有限性,他上来就提出,一本历史著作都有显含或隐含的理论框架。这些框架对历史上各现象或变数之间的关系结构作一些假定,而记载历史不可能不采用一个组织史料的框架。实证的研究态度是在写史前,言明分析框架的假设,则读者可以自行判断这些假设与史实之间的关系。当这些分析框架足够多,且在不同框架之间有充分竞争时,对理解历史最有帮助的框架才会在学界共识的基础上脱颖而出。如果不言明潜在的对分析框架的假设,使读者误以为存在一个没有理论框架的纯客观历史,则读者反而会轻易相信一些很没有竞争力的分析框架,失去对分析框架的识别和批判能力。按照这样的经济史方法论,有两种历史学的文本是值得警惕的,一种是以客观、科学为名,试图还原历史的历史学,事实上历史已经过去,所有试图还原历史的历史学努力,都是人的理性的自负。另外一种则是事先不言明历史的分析框架,试图以一种绝对主义的历史视角,否定其它历史分析方法的历史学文本,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我们每个人都背诵过的历史教科书。第二,仅仅就经济史而言,鉴于经济学理论是晚近的科学,因此经济史的呈现和分析,是不是必须要借助经济学的方法论?众所周知,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由经济体系的提出,是指工业革命诞生的新技术引起的新的市场分工体系。新技术的出现,才是经济史最大的变量。按照斯密的分析,新技术兴起之前的经济态势,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之前则是重农主义。最近读钱穆的中国经济史,他显然不了解这个分析框架,按照斯密的分析,中国经济史一直到晚清1820年的被动开放时期,都是一般意义上的重农主义经济时代。正是在重农主义经济学的意义上,中国经济史面对工业革命和国际贸易秩序,掉进了一种中国经济和欧美经济简单的对抗里。这是一种经济史分析的遗憾。经济分析具有普适性,即人性在经济事务层面的行为是一致的。中国经济长期处在重农主义阶段,如果不是晚清所谓千年未有之变局,重商主义和自由经济的构建则无法展开。窃以为,以钱穆先生身处的时代,他的问题意识,应该是追问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出斯密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而按照斯密的分析框架,又必须追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兴起近现代科学技术。这是李约瑟中国问题,即使是钱穆先生,也是无法回避的。第三个问题,为什么钱穆先生不关注经济史变迁过程中的新技术变量?晚清经济史出现新的秩序,尤其是晚清市场的被动开放,是从新技术开始的,即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是一个重大的经济史事实。没有技术的引进和学习,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不能开始。在已经形成的经济史分析思想中,我们看到,如果不关注新技术的变量,很可能就会掉进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之中。有人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早在明朝中叶已经出现,如果不是受到西方列强的干扰,至20世纪初期中国一定会变成成熟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系。台湾的大历史学家刘广京、钱穆的学生余英时,都写过文章反驳。这意味着新技术变量对经济史的巨大影响力,即使是当下的社会,中国有限度融入国际市场,一些普遍的价值观成为一种可能性,也是互联网的技术要素引起的。而不是朝廷的恩赐。我们看到,陈志武教授组织的经济史研究,就是从关注新技术的变量开始,英国工业革命成为人类经济史的一个转型时代,在此之前,人类社会的财富历史一直都是稀缺的,贫乏的,人均财富占有率是非常低微的,而工业革命之后,人类财富高速成长,遂有今天丰富的现代生活。按照这样的分析,或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钱穆先生提出了什么观点,而在于钱穆在当时当地,到底在信息和知识结构的层面,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分布状态。这是阿玛蒂亚·森的经济史分析逻辑,看待一个人的思想谱系,应该去观察和分析他的信息来源和信息构成。我想说出的观点是,或许钱穆先生在讲述中国经济史的时候,并没有在经济学方面过多涉猎,他是在用一种传统中国经史子集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史。在方法论上,钱穆先生是传统的,他缺少一些经济史的专业性和现代性。当然,钱穆先生乃一代鸿儒,思想磅礴,学术深厚,我等小子实在是没有任何资格对钱先生的文本挑三拣四。只是涉及到非常专业的经济史,沿着经济学的一般分析方法,斗胆说出一些冒昧的言辞。事实上钱穆先生也说过了,“历史可分为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经济史属专门史,如欲学习中国经济史,最好先能了解经济与历史之知识。”正是遵循先生这样的教导,我大言不惭地说出了上书粗浅的言辞,借此就教于各路大方之家。
  •     早在上古时代,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中就长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后来由于明清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中国失去了与外界的经济往来,才使得近代的中国经济大都处于一个低谷期。所幸从1978年起,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使得GDP一直以平均每年9.5%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是美国的3倍,而且比其他任何经济体都要快。现如今的中国很有可能有朝一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从而重新崛起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因为“这条巨龙的确在苏醒”。  受西方世界的影响,近代以来的中国使用的经济理论几乎都是西风东渐,即从西方国家引进理论学说来用于本国。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其理论的局限性也日益趋显。因为经济理论一般来源于历史经验,而西欧诸国面积普遍不大,且人口不多。这些小国对外面临国与国的竞争,内部则常有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的抗衡,工商人士较易发挥其影响力,所以经济制度的变动势必导致政治制度的变化。而且西方经济学是相当后起的学科,即便从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算起,到现在也只不过才两百多年。其真正的经济史著作,则出现得更晚,主要是出版于19世纪。因此他们所总结出的理论学说,也仅仅只适用于西欧诸国的情况。  而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大国,因幅员广袤且人口众多,执政者一般都有君临天下之势,工商人士是不能与之抗衡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政治制度成为下层构筑(即基础),经济制度反而成为了上层构筑,形成“政治制度左右经济制度,政治力量凌驾于经济活力之上”的现象。这种格局的产生,在将来会极大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中国的下一步挑战,或许就在于如何重构自身传统与世界的联系,从而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  既然西方的经济理论来源于西方历史,那么中国,也可以从自身历史中总结出适合自己的经济发展经验。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1954年至1955年期间,于香港新亚书院先后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门课程,后经其学生叶龙详尽整理了两门课程的笔录和内容,并对一些内容做出了补释,形成了流畅易读的文章,最终集结成了《中国经济史》一书。书中不仅详述了自上古至明清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道出了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制度间的相互影响,而且还评价了历代的经济得失,剖析其与朝代兴亡之间的相互关系,把握住了数千年来中国的经济史脉。不论是对中国目前的经济现状和即将进行的经济改革,都有很大的镜鉴意义,而且我们还可以用现在的心态去回顾历史,应该与之前的理解会有很大不同。  《中国经济史》不仅经济内容“博大”,而且“精深”。它从丰富而又庞杂的史料中勾画出了五千余年中国经济史演进的轨迹,并根据现代经济学理论加以分析,让每个人都能对农业经济及土地分配、基建及水利工程、工商业发展、货币制度改革、社会阶层现象、税制及徭役等有个详细的了解。细读中国五千年的经济史,我们可以发现,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其实一直都深受历史传统的影响,而且还起到了镜鉴的作用。  而如何将那些有益的经验应用于今日的商业社会,避免失败的教训重蹈覆辙,就要看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本书了。

精彩短评 (总计50条)

  •     政治问题解决不当会带来经济危机,经济问题解决不当会带来政治浩劫
  •     本质上还是历史线条,看得
  •     只能说没想象中那么好,而且前松后紧,分布不是很得当,内容有点“讲稿”啊!太简略了。
  •     对四十九年后的经济解读不足,对于过往的经济因些原因也涉及不深的样子。读完后的感觉是,空泛。
  •     一个讲稿。。。
  •     土地和人口如何匹配,是一个已经琢磨了几千年的问题。
  •     读起来顺畅
  •     以古论今
  •     简洁清晰,讲述生动。 钱穆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的整体把握令人视野开阔。
  •     唐明清没看
  •     为名头而来,却小有失望,中国经济思想一为贾谊董仲舒的儒家计划经济,一为司马迁的极端自由个人主义。一等让民自利,二等领导教导,三等统制计划,四等与民争利。
  •     有点像把中国通史里介绍经济的章节组合在一起的书。 也有点像考试大纲,讲的全是重点部分。这本书的最大有点大概就是没那么“马克思主义”,言语比较客观平和,不像范文澜那样批判性很重。
  •     数据多,颇烧脑!宾四爷对"为民制产"的唐代租庸调制评价最高,四十税一,轻徭薄赋,农民生活宽舒安恬,为历代之最。接着等豪强兼并的差不多了租庸调制维持不下去了,就可以回到北魏的均田制使人民不再依附门户大族,豪强亦不吃亏,从而化解门第 - - "同富约之不均,一齐民于编户"。元代的农社制度为可持续的植树造林做出了探索,现在要是人人加上个税减免,种树治沙的产业便得深化。/对于经济发展起最重要作用的人 - - 人口结构似乎并未被历朝治史者重视,可惜了。/发现能全名全姓上《中国经济史》还能反复出现的有这么四类人:天子们、制度参与者、发明家、文学家。/讲稿整理而成 - - 没啥叙事,少些趣味。
  •     好看
  •     成书于50年代,属于纲要式的介绍归纳,少背景说明是一大缺憾。汉代的部分较精彩。北朝的科技发展水平和对工业的重视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 颜之推
  •     虽然有一些晦涩,但是还是坚持读完了,对于几个朝代的赋税制度、人口制度、生活形态有了大致的了解,最主要的收获还是学了好多生字。
  •     简单易懂的大纲,有些观点真是惨不忍睹!
  •     #柠檬夜读#可以泛读的一本书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读懂了经济也就明白了风云变换的政治局面。2.执政不能少了法礼系统,更不能缺少利,当利普惠至越多人,政局越稳。3.读王莽的失败其实对当今人有很多帮助,因为他太像一个好心办坏事的现代人了!
  •     讲秦以前的经济,不如吕思勉;魏晋部分,不及唐长孺,有明显硬伤。可看作简写版的廿四史食货志,因此可信度并不高。不过,均田制和唐代经济都讲得颇透彻(其实施细则透彻,至于效果,史未载也)。要搞通,大概还是得多看看食货志,自己梁方仲,李伯重,李剑农他们的书。不过,还是值得一读
  •     钱穆老师博古通今,深刻讲述了我们看不到的历史。我第一次看到以经济作为主线条讲诉中国历史。很有意思,几天就看完了,很容易读下去
  •     简明易懂,颇见功力
  •     这本书教给我的最大知识点就是原来国营经济在中国源远流长,盐,铁乃至今天的电力,石油,都是政府的经营范畴。平民百姓即使经商发达了,也大都是一些小买卖而已,官与民永远都是一对博弈体。
  •     梁任公和钱宾四都学富五车,梁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初略概述治经济史以衣食住为题,生产流通消费为纲的要旨。他目光深远,但操觚染翰未免眼高手低,语焉不详一笔带过的货币,田制倒是钱穆笃论高言的地方。梁着眼微观,钱看重宏观,对财政货币政策,令行禁止,旁搜远绍不吝笔墨。钱穆羁旅港岛之时,穷困潦倒。抱病无医之时,竟然想读王阳明文集,青灯黄卷笃定之志让人仰慕。这席不暇暖的十六年正是背负远大的文化理想,将中国文化传统薪火传承为己任,传道授业解惑、博謇好修之时何尝不挂着扶危持颠之心。
  •     题目起大了,其实就是把历史书里的部分经济相关内容摘录到了一起
  •     漕运和黄河对经济的影响有意思
  •     一本很不错的书,对田制的和货币制度的印象很深刻。不过始终专业史书有些枯燥,看的比较慢。
  •     史料的整理汇编,有些枯燥,且前重后轻。
  •     钱穆大师的课堂讲品,但自己还是没有耐着性子看完,只是看了其中的大部分,但感觉对于没有一定经济基础和对历史了解的人来说,阅读本书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     历史上的中国人大多时候是苦。
  •     书总的来说只是很粗浅的介绍历代经济生活,这些在一些历史教材中都能找到端倪,作为入门,想要对中国经济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本书是非常好的。
  •     三年价格翻倍,经济发展好啊
  •     经济史的复杂性在于数据,老先生的认真也在于此。其实和《王朝的家底》结合一下更好。而且,政经是无法割裂的!
  •     钱穆老先生的大历史观,怀着虔诚的心安静地读完
  •     唐之前尚可,宋之后太过简略。作者是史学大师,然对于经济学实为外行。书中大量罗列史实,问题分析过于粗浅。自以为一部好的经济史,应该由同时精通历史和经济学的学者来完成。
  •     啃了很长时间,干货甚多,功力深厚。
  •     因为吴晓波的历代经济改革之得失而读的,印象钱穆的视角是蛮不错的,而且人家老爷子可是民国的时候啊
  •     幸好钱穆先生去了自由之地香港,否则哪会有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学史等叶龙先生的整理资料,只会有牛棚里的苦役和对士人的羞辱。
  •     读半,弃书,这种面面俱到,实在读不下去
  •     钱穆这种水平能称上史学大家可见支那史学届的稀烂水平,一开始知道支那早期无灌溉还算高出其他民科一线,然后越讲越走味,甚至不知西方庄园制同样有公田私田之分与井田制高度相似,最后傻傻逼逼的总结中国贵族比较有人情味,吐了。
  •     详细于秦汉至隋唐时期,通读一遍,对于由传统思想方法叙述的中国经济史有了一个基本概念。其中董仲舒的统制经济与司马迁的自由经济、宋代南北派士人的经济思想对比这部分颇为有趣。
  •     16书56。此书实为钱穆先生学生叶龙整理的笔记,但仍不失为好书一本,宋元、明清着墨较少,两汉、魏晋南北朝、唐用力甚深。俺用了十余日看完,也发现了个别排版错误(图五)。钱穆先生的书,俺看过一些,盖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论语新解》、《孔子传》、《中国历史精神》、《人生十论》、《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中国史学名著》、《庄老通辨》、《朱子学提纲》,大部分内容都忘了,但俺总能记得或感受到宾四先生发自内心的、对中国对历史的种种温情与敬意。
  •     老先生还是在以文史而非社会科学的眼光在研究经济史,资料很丰富,时刻不忘与西方尤其是英国对比,显出身悬海外时期的中国情结。对汉代“苏俄式的共产主义”和唐代“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的归纳很有趣,对唐宋两代地主的身份差异的论断也很有社会学意味。可惜的是宋以后的部分很简略。
  •     有些地方看得懂,很多时候看不懂,术语太多了
  •     高屋建瓴,但是就是概述。细节的东西不多,钱穆先生是国学大师,经济学方面造诣可以到这样也是难能可贵。
  •     私家书橱必备!!给我儿子看!!
  •     唐朝后就不够详细了
  •     讲稿看起来太轻松有种堕落了的感觉。。。。
  •     讲稿特点明显,不是太好读。
  •     也就上古部分不错
  •     读过前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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