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章节试读

《中国经济史》的笔记-第178页 - 隋代的盛世与致亡

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400年来的分崩动乱，至隋复告统一。隋自文帝坚、炀帝广至恭帝侑三朝，历时38年。如以文帝开皇九年灭陈统一中国算起，至恭帝灭亡，不过29年。隋代国祚虽短，但自汉代以来，论人口繁殖之众，仓廪府库之盛，常推隋为第一。
今且以西晋以来之人口作一比较。
晋武帝太康元年有245万9804户，共1616万3863人。
宋武帝大明八年有90万6870户，共468万5501人。
陈朝有50万户，总共200万人。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其人口较西晋太康超出一倍略多，约500万户。
北齐有303万2528户，共2000万6880人。
北周有359万户，共900万9604人。
到了隋炀帝大业二年，已增至890万7536户，共4601万9956人。
以上合计北齐、北周之户数662万余户，已比魏孝文迁洛时之户口多出100余万户，较之陈朝多出12倍，以人口计，比陈朝多出15倍，较西晋太康全国统一时已超出一倍。此为当时北方政治已上轨道之证明。
隋文帝接替后周政权之初，有399万9604户，但到26年以后的隋炀帝大业二年时，已增至480万7932户。此乃由于隋臣高颎整顿户籍之成功。他使浮逃人口归于编户，增强隋代实力。《通典》谓高颎沿袭北魏均田制以来用意，使隋代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致使隋朝国计富足，甲于以前诸朝。
隋代赋税多沿袭北周制度。但北周之酒榷、市税及盐池盐井之禁，隋开皇三年已尽废除。即使隋所行之赋调，亦相当轻。
隋代调制输绢一匹者减为二丈。力役亦有轻减，《隋书·经籍志》云：“开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宫。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开皇九年平陈后，该地区免租税十年，其他各州亦免除当年租税。开皇“十年五月，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役。十二年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
隋虽多次减免赋税徭役，但极富有。《通典》记载隋代国库之富裕曰：“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锡赉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之未有。”
《通鉴·炀帝大业二年纪》云：“九月，置洛口仓于巩东南原上，筑仓城，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还，置监管并镇兵千人。十二月，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由上述记载，足见隋代粮食布帛储存之丰盛。隋文帝既然轻徭薄赋，何以又如此空前富裕？其原因有下列数端：首先，周灭齐，隋灭陈，均未经过大规模之战祸，天下之宁静和平，已有相当长的时间；其次，自宇文泰、苏绰以来，北朝君臣大体均能注意吏治，隋代仍然承袭了此良好的风气。
文帝受禅登位，有臣下杨尚希上奏，谓当时郡国倍多于古，如不足百里之地，竟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却由两郡分管，造成人少官多，十羊九牧之现象。文帝嘉许之，遂罢天下诸郡。又如当时刺史多由武将担任，并不称职。柳彧上表谏之，遂多为罢免；文帝又遣发柳彧持节巡河北52州，奏免长吏赃污不称职者200余人。又如开皇三年，度支尚书长孙平奏令民间立义仓，于是州里富足。
不过，隋代致富原因之更为重要者，便是中央政令之统一，与社会阶级之消融。中国古代之贵族封建，以及魏晋以来之门第特权，至此已全部消除，整个社会同处一平等地位，而同属于一政权管辖之下，致使下层之负担尚甚轻，而上层之收入已甚足。
隋代与西汉政府有一显著不同之点，厥为西汉积高祖、惠帝、文帝及景帝三世四帝60年之休养生息，至汉武帝而始盛。隋代则文帝初定天下，便已富足。此乃由于汉初尚未脱封建遗蜕，有异姓同姓诸王侯，自韩彭葅酰，直至吴楚称兵，财富不能集于中朝。中央政权所能直接管辖者，不足全国版图三分之一。
中央王室虽恭俭，而诸王侯封君莫不骄奢放纵，自与隋代初年形势大不相同。
隋文帝生活节俭，勤于吏治而无大度，有一事可以看出。开皇十四年大旱，是时仓库盈溢，却不放赈济民。连唐太宗亦批评其“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文帝在一味省钱的原则下，认为办教育亦是浪费国家资财，于是州县废除太学四门，国子监学生只留70人。
隋代末年，天下储积足五六十年，遂使炀帝大肆挥霍。其荦荦大者有下列各项：
1.炀帝即位，营建东都，每月役丁200万。
2.元年开通济渠，引谷水、洛水达黄河，引黄河入汴水，引汴水入泗水以达淮河。此项军国大计，魏孝文帝亦已先有此意，至炀帝而实现。此乃为贯通中国南北两方新形势之伟大工程。
3.炀帝遂南游扬州。渠阔40步，渠旁筑御道。自长安到江都沿途筑离宫40余所。建造四层高的龙船，高45尺，长200尺，挽船士八万，舳舻相连接达200里，骑兵巡护两岸。
4.三年，率甲士50万北巡榆林，筑长城。
5.四年，又筑长城；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共征用了河北诸郡男女100余万人。
6.六年，通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长800里，阔十丈余。
7.八年，亲率逾百万兵征高丽。渡辽河的30万人还者不足十分之一。九年、十年再伐高丽。
炀帝恃富饶，而奢华无道，遂致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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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的笔记-第1页 - 1

南北朝佛寺经济可自足
魏晋南北朝时，由于宗教对久经战乱的社会人生特别需要，故造成佛教特别兴盛。就东晋南朝来说，东晋100余年间，有佛寺1700余所。到梁代时，佛寺增至2800余座。梁武帝萧衍曾三次入同泰寺为僧，僧寺经济也配合其他条件而日益盛大。
北朝寺院经济亦盛，僧人并向西域及海外各国通商。当时陆路通向西域各国，海路则由交、广地区出发。自孙吴执政后才划分为交州（安南）及广州（两广）两区。在《洛阳伽蓝记》中提及云："西夷附化者、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阖填列。"即当时外国人侨居洛阳者一万余家，市况热闹，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商业重镇。又如凉州（今甘肃）亦为重要都市，中国大批读书人聚居该地，再向北即到辽东。以凉州、辽东两地人文荟萃而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后魏道武帝建都于此，文化受中国读书人之影响而提高。至魏孝文帝借口南伐，迁都洛阳，积极汉化。
五胡十六同时，割据称王者，多信奉佛教。如后赵之石虎、石勒，笃信天堂沙门佛阁澄，尊他为"大和尚"，向他咨询军国大事。
前秦符坚，师事沙门道安。又如南燕、慕容德、后秦姚兴，信佛甚笃。至北魏武帝时，益发崇信佛教，于京师平城建立佛寺，其子明元皇帝更为笃信佛法，其孙太武帝平凉州后，与西域各国接触更密。佛寺兴建更多，由于帝至长安寺院中发现藏有武器，遂发动灭佛之举。但至文成帝时、又恢复佛寺如故。
当时北方大寺院，有僧房多达数下间之寺院，可藏军火，可练刀枪拳术；投靠僧寺之民众，政府无法干预；献米若干给寺僧后，即成为"僧衹户"，政府不能再加管治。寺中有库房，有当铺，有市场，可经商，寺内可买到广东之柑，广西之柚，百货蔬果，应有尽有。和尚之精壮者可任兵丁，故北方之寺院和尚已有能力可以造反。
寺院经济之可以独立自足，主要是寺院拥有土地园林。如魏孝文帝为祖叶文明太后兴建报德寺，此地盘本为帝王游猎之区，拥有庞大土地，建寺后向然全归该寺所有。自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京师地区民间土地已有三分之一为寺僧所占有。其他各州镇僧寺亦然。《魏书·释老志》云："自迁都以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佃民，广占田宅。“
当时寺院土地来源除侵夺民众旧宅外，其他尚有帝王封赐或贵族宫僚所赠。如当时洛阳之寺院，拥有大片果园，故"京师寺皆种杂果"。如龙华寺、追圣寺，更是"园林茂盛，莫之与争”。如劝学里内的大觉寺三宝寺内，四周有果园，产珍果，有含消梨、每枚重达十斤；承光寺内所产水果，美味冠于京师；又如白马寺所产葡萄，颗粒比红枣还大，所产石榴，亦极美味，有"白马甜榴，一实值牛"之誉。又如宝光寺内园地宽广，果菜青葱，京师游人常有折藕摘瓜以为乐趣者。京师既为人烟辐＊之地，寺院尚有如此宽阔园地，则四方寺院，占地之广更为庞大，寺院所产珍果，除供奉王室及向享外，余均运市场销售。
北魏寺院占地既广，至齐、周各代续有发展，此种寺院之土地私有制，于实行均田制后益形扩大，造成此后均田制度被破坏之因素之一。
寺院既有大量土地必具备大量的劳动力。当时寺院有上座、有寺主，为一寺之主。其下僧尼徒众数以千百计，有种田者、挑水者、烧火者……多来自农村。亦有未曾剃度而归附寺院者，当上寺院之"僧衹户"或"寺户"，成为寺院经济中的劳动主力。
北魏献文帝时，凡民间有能岁输谷60斛给僧曹者即成为僧衹户；输粟者称为"僧衹粟"。荒年歉收，由寺院赈给饥民。又有民犯重罪及官奴来归寺者，可成为"佛图户"，以担任寺院洒扫工作，并岁兼营田输粟。后者隶属于一寺，前者不属于个别寺院，乃属于僧曹，但两者均须向僧曹和寺院交纳租粟。僧衹户岁交60斛，与政府屯田户所纳相同。

《中国经济史》的笔记-第191页 - 中国经济史

p191 唐代经济制度优于汉。 汉对大商贾重征商税，不许社会有大富现象。唐代给每丁田80亩，每家100亩，给予人民最低限度生活水平，如欲富裕，则不加限制，听任人民各自去打算发财，不收一切商业赋税。
当时100户（家）为里，5里为乡。城市曰里，郊外曰村。租庸调制为优良制度，何以遭受没落以致无法顺利推行？制度推行相当年代后，户口调查便生问题，分田亦随之有困难。除百姓分田外，贵族和官员尚有分配大量田地的权利，并有豪强兼并的现象。安史之乱后，租庸调制维持日难，至肃宗时，遂始创两税制。
两税制是认田不认人。两税制加剧贫富悬殊，随地区摊派，甚至造成田多大家少派，田少大家更多派的现象。还有，两税制乃用钱币纳税，实乃妨农而利商。
p213 能人刘晏，后终为杨炎所害。当时认户部侍郎，地位低于今日之财政部长。两大功绩：一是设十监劝盐，又设“十三巡院”，不但在产盐处，销盐处亦有，工作是缉捕私盐犯，互报各地盐之盈缺。刘晏自肃宗上元年推行盐政时，每年获利40万缗，推行至代宗大历年间，每年有600万缗以上。刘晏被罢免后，虽法制如旧，但用人不善，主其事者贪婪货财，遂无复再有刘晏主政时之善政出现。
二是漕运改革。南粮北运。刘晏“缘水置仓”法。针对四条河流不同习性分段转运。
中国经济史上漕运是个大问题。中国的地土，按经济地理来说并不十分理想。似一块秋海棠叶，自西北往东南一路倾斜而下，直到大海，是个大陆性国家。沿海一带如江浙福建等，海上交通不像地中海方便，相当艰难。西北是大草原，对外国防重心在西北。国都多建在西北。西周开始，先后有秦、西汉、前赵、前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建都于西安。至于西北的名称洛阳，亦先后有东汉、曹魏、西晋、隋、唐、后梁及后唐等建都。故，上半部中国史，位于关中平原的西北地区占了重要的地位。
中国的河流有东西的交通线，而无南北的交通线，地势东低西高，要逆流而上，故中国版图虽大而地性单纯，但有其不便之处。中国是农业国，如某地区成为政治及军事重心时，人口集中都市，当地便无法自给自足，得靠外来的给养。
当时越（浙江）人的机织，是北方传授而得。大体而言，唐代时重要的蚕桑织作，在北方而不在南方。
p225 隋唐大地理家精通中外交通。自古对外交通要道有二，一为西北陆路，二为东南海路。隋代有裴矩，唐代有贾耽。《海内华夷图》等。
p227 秦始皇时有“海上三神山”之说，指“蓬莱、瀛洲、方丈”，当时有徐福者，用大船带一批人出海觅地做皇帝，据说，日本神户天皇就是徐福。这种传说，可信其无，但亦可信其有。

《中国经济史》的笔记-第32页 - 秦代经济

在历史上凡敌对双方有所斗争，往往眼光浅而文化低的一方战胜眼光较远文化较高的一方，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中国经济史》的笔记-第2页 - 绪论

所谓唯物史观，即经济史观。西方人认为由经济形态来决定社会形态，再由社会形态决定一切历史，遂有社会的分期。最古的中国社会非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应称为氏族社会，氏族社会的经济以农业开始，世界文化的开始莫不如此。

《中国经济史》的笔记-第12页 - 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

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一直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无法得出一个结论来。通常一般人研究井田制度之主要参考书有下列数种：
1.《孟子》；
2.《周官》；
3.《春秋公羊传》；
4.《汉书·食货志》。
孟子时，井田制度已不存在。由于《周官》为战国末年晚周之书，此时井田制度被破坏已有二三百年。故《周官》亦不可靠。商鞅在秦变法，以中国东方之制度去西方实行变法，但此时东方早已变了。
所以，欲研究井田制度，上述四种古籍已不可靠，应找《孟子》以前之史料。
战国之时、孟子之时均已无井田制，故此时讲井田制已无凭据。胡适之先生谓并无井田制度，然而并无证据足以证明其说。
讲井田制，宜根据钟鼎文讲，不过单靠钟鼎文，材料不够。
总之，井田制度乃跟随封建制度而来。
何谓封建？中文之意，即“封土建国”。
“封”者，《周官》云：“制其畿疆而沟封之。”意即由大司徒圈划一块土地，在土地之四周筑以水沟而成封土。
凡封国，即封其四疆（如封信、封门一般），将沟中挖出之土筑成围堤，堤上植树，使人不能越过，谓之“封”。
聚集土曰封，“封”者，界也。
又穿沟出土于岸，而皆为封，封即起土界也。
“国”，就是城圈之意，犹如西方之“城”（City），中国古代之城与西方相同。
中国古代之城散开而并不毗连。“国”与“国”之间为游牧之人所居，谓之“戎狄”。古代封建时期，农、牧之民兼有，直至战国时土地大加开发后，大部分人民才以农业为主。
游牧之民无宫室城郭，便是戎狄，其他则为耕织之民。华夏为防御游牧人入侵，故筑沟建墙以居。此耕织之民便是华夏。其实，华夏与游牧，均为中国人，不过游牧是流动四方的牧民，华夏是固定居住的农民而已。其不同只在文化生活方面。
故封建时期，可称之为“农民集团的武装垦殖的活动时期”。昔年蒋百里先生亦同意此见解。
西周时代的封建，其实是一种耕稼民族的武装开拓与垦殖。这种华夏的耕稼城郭之国，在西周以前就有。
西周亦无法将之除灭，便任其和平共存；这些小城邦亦无法与西周匹敌，便承认西周为共主，遂以天子之礼事奉之。
西周初期，这种错落散处的城邦从几十个扩展到一百几十个，各在其城圈之内耕种农作物，与城圈外之游牧部族本可相安无事，但游牧部族乘城郭诸邦有事时便来侵扰，使城圈内之诸夏怀有戒心，便趁封建势力扩大后，将游牧人驱逐至塞外或山上。
由上述可知，中国古代农业区是分散的，一块块的。分别为垦殖区，各不毗连相关，可称为小规模的农业分区开垦。
古代最大的侯国，其国土面积占100方里的已算是大国了。城与城（即所谓国与国）之间相距约50里。此100方里之地里面包括城郭、村邑、山林、池泽、耕地及弃地，并不能完全用来作耕地用。即使全部可垦殖作耕地的话，亦不过可划分成一万块井田面积，合计约900万亩土地面积。根据《周礼》一书的记载，当时黄河流域一带已满布田地了。
按照《春秋公羊传》所说，所谓“井田”，“井”是灌溉单位，八家共用一井。一口井之水量可用来灌溉一井的田地所需。一井的土地，即中间一格100亩属“公田”外，其他每家100亩，共九格。但偶然亦有少去一两格或多出一格者。
老子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因老子非历史学家，其实古代村与村之间相距甚远。
约言之，井田是在小城圈之内，在封建制度下的小规模农业经济。
一个侯国之内，有君、卿、大夫、士等多个等级，各可分得相当于其地位的应得土地，所以百里大侯，所分到的地也不算多，等于后代的一名业主，由各大小封建主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佃户）耕种，但土地权则仍属封建主。
封建制度下之封建主将土地分配给佃农，是公平的，并无偏多偏少。故封建制度下之农民并无兼并，亦无贫富之分。
《左传·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云：“初税亩。”此条说明首次向农民收取农田税，却也间接说明了不征收田税时的贵族必有别的生活来源，此实乃井田制度。因封建时代，贵族均靠农民而生活，便是依赖井田制度而获得公田之收益。
《春秋公羊传》解释：“初税亩”即是“履亩而税”，便是有一亩地，收一亩税。
又《春秋谷梁传》言：“古者什一，藉而不税。”藉是“借”的意思，亦有“助”的意思。
又说：“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意即私田收成不佳，则错在官吏；公田收成不佳，则错在人民。这里所提及的“私田”和“公田”，即将一块土地划分成井字形的方块，即中间的一块为“公田”，其余八块则为“私田”。
“初税亩”者，即取消“公田”，将田按亩而税，收取十分之一。
其实，“初税亩”以前的井田制度，即“私田”由封建主借给佃农，但佃农得替封建主种“公田”，平心而论，这种制度，比罗马的奴隶制度平等得多了。
在井田制度时代，由贵族，即当时之封建地主派农业指导员负责协助扶植农民，在管教上之态度不能称为主人与奴隶间之从属关系，故有说私田收成坏责备官吏（农业指导员）；公田收成坏则责备农民。当时之井田制，“私田”由每家佃农各自耕作，“公田”则由八家合耕之。
当初推行井田制度时，情况理想。《诗经》中也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诗句。渐渐的，农民萌生了尼采之哲学思想，大家不再勤力耕“公田”了，因此把“公田”废去，一律变为“私田”，不再有“公”、“私”之分，均改为征收十分之一的税。
综上而言，土地所有权观念之改变，乃由赋税制度之改变而来。西方专门讲革命，注重订规则；但中国则永无革命，中国之进步并非由革命而来。
《孟子》有云：“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孟子》书中所提及的“贡”、“助”、“彻”，均为古代之三种征税方法。
《孟子》中引《诗经》云“雨我公田”，《孟子》中又提到“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孟子时上距周代已有200年，《孟子》书中提出上述三种税收方法，认为“助”法最佳，“贡”法最劣。“贡”法是取数年来收成平均数照收十分之一；由于收成之好坏每年不同，收成好时有盈余，但荒年连肥料费都不足，故“贡”法不好。“助”法是随年岁好坏而收税，对农民有利。“彻”法是永远固定收取十分之一，不过每年要调查田亩。后来“贡”、“彻”二法并用。每100亩征收七担，收成好并不多收，坏则可报荒，所以租税制度很合理。
有“公田”、“私田”制度时，即有“还田”与“授田”，所有权属于贵族，废除此制前，当时分田公平，这是为要均劳逸，为要使“公田”有适当的照顾，但自废除此制后，农民便可多耕殖土地，便是要“尽地力之教”。
根据《汉书·食货志》所载，战国初年，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即百里平方）。当时封的大国面积为100方里，除去三分之一土地的山泽邑居，其他则可辟为600万亩田，完全耕作，谓之“尽地力”。预算农家有六万户，此处所论及之“尽地力”，是尚在格子线以内，仍在以100方里为中心的单位中。
后来商鞅在秦孝公时废井田。《史记》载曰：“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此项记载，至南宋朱子作《开阡陌辨》从此800年来遂成定论，一定至今。
“开”者，设置之意，或原来是墙而新开设一门之意。有人说商鞅废“井田制”而开发“阡陌制”，朱子以为不然。原意是，井田制是有阡陌，阡陌即是大田岸，后来没有阡陌了，即冲破了格子线而已。
百亩之田之格子线谓之封疆，封疆犹如大围墙，为古代贵族封建分割性之主要标志。封疆内之地便是井田，一井与另一井之间是隔了相当距离。井田的格子线一被冲破，政治上的封建制度亦随即被冲破了。
井田制度之所以要划成一方方的格子，乃是因为外防敌人，内以方便平均分配。
《战国策》中蔡泽有言：“决裂阡陌，以静民生之业而一其俗。”“民生之业”即是指农民之耕作。按照朱子的解释，有阡陌时即是当时有井田制度。农民所耕种之田地仍得归还封建主。但废除阡陌后，农民不论种多少田地，只缴赋税，土地已变成私有，民生便安定了。由此可证明井田制度是有的，历来以朱子的解释最为适当。
所以，《左传·宣公十五年》所记的“初税亩”，以及《史记》所记载的“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都证明了中国古代有井田制度。

《中国经济史》的笔记-第2页 - 绪论

所谓唯物史观，即经济史观。西方人认为有经济形态来决定社会形态，再由社会形态决定一切历史，遂有社会的分期。唯物史观、经济史观的分期则称政治跟随社会，社会跟随经济。于是说 封建社会是农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工商业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则仍是工商业社会。这可说只是部分对，但东方历史决不能如此讲。
对各民族历史演进，当用归纳法讲，再来察看是否有共同轨道。
中国文化石大陆文化，而非海洋文化；是村落文化，而非都市文化；埃及、巴比伦是平原文化，中国则为高地文化，亦非河流文化。

《中国经济史》的笔记-第5页 - 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初探

中国最早之农作物为黍（黄米）和稷（小米），均为高地农作物。
古代农业发明者有“后稷”与“神农”，“后”、“神”均为形容词，有尊敬之意。
《诗经》、《礼记》、《管子》均可证明，春秋以前中国人民主要在山陂陵阪地区种植黍稷等旱地植物。
古代两种盛载祭物的盛器，一曰簋（guǐ），为第一等盛器；一曰簠（fǔ），为二等，当时簋盛放黍稷，簠盛放稻粱。
《易经》：“上古穴居而野处”；《礼记·礼运篇》：“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 夏则居橧巢”，营指散布于高地的窟窿。山居与山耕同时，中国此期文化可称为“黍稷文化”或“陵阪文化”。
中国古代农作物之分期：①第一时期为黍稷文化，此乃指西周以前；②自春秋至战国，主要之农作物已渐由黍稷而为粟麦时期；③最后，则为稻米时期。

《中国经济史》的笔记-第1页 - 1

汉、唐两代经济政策不同，汉代对大商贾重征商税，不许社会有大富之现象。但唐代每丁给田80亩，每家100亩，给予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如欲富裕，则亦不加限制，听任人民各自去打算发财。汉代之经济政策乃不准人民太富有，注重征收商税，节制资本，对人民不分田地，不平均地权，不理你穷成怎样，略近似苏俄的共产主义；唐代则不收商业税，任由人民富庶，亦不让人民太穷，人人分田，平均地权，但不节制资本，略近似美国的资本主义。
如划成两条平行的水平线，一条为上水平线，另一为下水平线。汉代是不准人民冲破上水平线、但不理人民生活在下水平线之下。
唐代则听任人民可冲破上水平线，但不让人民生活在下水平线之下，两者相比，唐代为优。

《中国经济史》的笔记-第51页 - 第五章 两汉时期经济

中国的经济思想派别司马迁经济思想学说董仲舒

《中国经济史》的笔记-第1页 - 1

三、东汉财政支出两缺口：军费及俸禄
东汉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是政府各部门的经常性开支，以军费、官员俸禄为最大，此外如用于交通运输、抚恤赈灾、农田水利及建校育才亦占相当数额。
军费方面，光武定天下后，尽量停止用兵，但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将南匈奴迁徙内蒙古以实边疆，政府得供应粮食、布吊、牲畜及其他财物，每年需支出费用达1亿9000万钱。给西域每年7480万钱，所费浩大。
安帝永初年问以来，屡次出兵，其中五次全军溃灭，"动资巨亿”。又自安帝至灵帝的60年间，对西羌作战战费巨大。安帝永初年间，对羌连年用兵，长达12年之久，费用达240余亿钱，使国库空虚。
顺帝永和元年起，对凉州、并州及关中羌用兵十年，又耗军费80余亿钱，灵帝时与东羌战，又耗费44亿钱。故军费实为政府之庞大支出，使人民负担加重，杂税因而加多。
官员俸禄支出方面，东汉初年，为节省政费，全国裁并400余县、裁撤冗吏十分之九、命地方军人退伍返乡，但东汉官吏仍有7560余员，其下内外诸色吏员14万名以上，仍比西汉时多出2万。尤其桓、灵二帝视大卖官爵，使国库无钱支俸禄。恒帝时曾两次扣减官吏俸禄、亦为东汉末年官员舞弊猖獗原因之一。
至于兴建学校，为国育才方面，西汉武帝时已甚为重视，当时令郡国察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外，并在京师长安建太学培养官员子弟。又令天下郡国兴建学校，以造就地方人才。
东汉光武帝开始，亦极重视人才之培养，建武五年（公元29年）即筹建太学及地方之郡国学校。班固《东都赋》有云："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可见教育之甚受重视，支出亦颇不少。
两汉时政府与王室财政虽有划分，但亦有互相挪用之情形，如武帝以"私奉养"拨作战费；宣帝本始二年以王室钱为平陵徙民起第宅。但在东汉后期，帝皇奢贪成性，便常有挪用国帑以益王室者。

《中国经济史》的笔记-第12页 - 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度（前770-221年）

井田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出现于商朝，到西周时已发展很成熟。到春秋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和牛耕的普及等诸多原因井田制逐渐瓦解。实质是一种以国有为名的贵族土地所有制。
井田制乃跟随封建制度而来，何为封建，即“封土建国”，“国”，即城圈之意，犹如西方之"城"，中国古代之城散开不毗连，“国”与“国”之间为游牧之人所居，谓之“戎狄”，游牧之民无宫室城郭，便是戎狄，其他耕织之民便是华夏，其实两者均为中国人，只不过前者流动四方，后者固定居住。
“井”是灌溉单位，八家共用一井，一块地分九宫格，九百亩，中间一格为“公田”，另外八格为私田，井田所有权全属于贵族。公田由八家共耕，私田分配给八户人家，公田收获归封建主，私田则归农户。
当时封建地主设置官员教导协助农民耕种，由于农民智慧低，如叛离主人，易受城圈外夷狄侵扰，因此贵族与农民之间相安无事，直到“履亩而税”开始，视收成抽固定比率税。

《中国经济史》的笔记-第8页

神农氏，又名烈山氏，烈山两字之意义即将山坡上之草木用火烧毁用作肥料，然后下种。可见耕种之地在山上，是山耕，并非用水利灌溉。
山居与山耕同时。中国此时期之文化，可称为“黍稷文化”，亦即居于山地。山居与山耕同时。推想中，中国古代农业，决无水利工程。
中国最古之文化并非在水边，亦非在平原，而是在高原上。故并无西方人所谓在摇篮中孕育出来的文化，亦非如埃及、巴比伦一般温室中培育出来的花。中国文化乃是在山地上经过日晒雨淋，培育出来的并非花，而是松柏。即使是花，也是梅菊之类。
井田制度是一种随封建制度而产生的政治制度中之一环，并非社会的经济形态，是中国周代有统一的封建制度后而产生的，绝非郭沫若所说的原始共产社会，然而由于周代常搬迁，故可称之为“农业社会武装的殖民开垦”。
p32
在历史上凡敌对的双方有所斗争，往往眼光浅而文化低的一方战胜眼光较远文化较高的一方。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自古以来文化高的国家往往战败。如当时东方之齐国经济条件最高，而秦国最低，秦因而获胜。在西方，犹如北方蛮族打倒了文化经济高的罗马。
p43
女子15至30岁不出嫁的，算赋要按等加收，分为五等。
p51
儒家的经济思想是文化主义的，可称为“轨物主义”。轨是轨道，物是标准，含有礼乐教化的意义。
司马迁支持一切谋利的正常活动，与董仲舒的轻利刚好相反。太史公看不起那些空谈仁义，既不能为政府工作，又不能治生为商贾的游民。没有谋生本领的人，才是羞愧。
p111
中国所谓的奴婢，其实绝不同于西方罗马帝国时代的奴隶，照《韩非子》所记述，中国的奴婢衣食丰厚，并有薪酬。
p158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生活上可算十分自由写意，但弊在国家不统一，社会不安定，贫富不平均，所以不算是一个好的时代。
p268
明代以明神宗万历时期最好，当时社会安宁，人口繁盛，诸凡古代的寺庙大钟，瓷器古玩，很多都是万历年间制造的。但是万历是衰坏的开始；清代最盛美当推高宗乾隆朝，但也正如万历一般，也是清代衰坏的开始。

《中国经济史》的笔记-第1页 - 1

太史公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这番话的意思是：中国自有历史记载以来，自虞舜夏禹起，直到西汉司马迁的时代，2000年来，人人的欲望便是想看尽天下问美丽之色彩，想听尽天下间悦耳的声音，想尝尽天下问美昧的食物。人人想过身心安逸的快乐日子，有自我得意的荣耀人生。这种长期以来的习俗已无法改变了。即使用很高的理论向家家户户去说服他们，也属无效。所以司马迁认为不如照他的意思，让人民放任自由好了。次一等的便是领导他走向一条规定的道路；其次是教诲他们，灌输以哲学，但这已是第三等了。至于第四等，那便是用社会主义的统制计划经济来管制人民。最下等则是与民争利了。
司马迁对农、虞、工、商等各业人士，等同视之。他说："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意即有了农人才有食物，有了虞人才能取出矿藏，有了工匠才能制成各种物品、有了商人才可流通货物。遂使中间各地出产木材、竹子、谷、苎麻、牦牛毛、玉石、鱼盐、漆、丝、梢梓、姜、桂、金、锡、铅、丹砂、犀牛角、玳瑁、齿革、马、牛、羊、旃裘、筋角、钢铁等物，这些都是中同人民所喜爱者。所以在太史公眼中，农工虞商是同样受重视的职业，不分轩桎。因为上述四类业者，是人民衣食之源，不能缺其一。
源头大而国富足，源头小而国贫乏。所以说："原大则饶，原小则鲜。”国家之是否富裕，端视乎上述农、工、商、虞各业是否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以上看，太史公认为爱富厌贫是人的正常心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人为利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即使是千乘之王，万家之侯，或百室之君，他们还担忧着有贫穷的一天，何况是普通人。
军人上战场愿赴汤蹈火，无非为了重赏；乡村少年，杀人掠货，掘坟铸币，无非为了钱财；赵国美女，郑国香姬，涂脂抹粉，媚眼逗人为了财富，即使远走千里，也在所不计。游荡青年，舞刀勒马，也是为了富贵；渔夫猎人，不管早晨或深夜，不理狂风和霜雪，入山谷、进深溪，无非是为了想猎些美味的鱼兽；赌博赛跑，斗鸡走狗，也无非想争胜赌赢。除非靠盗贼奸恶而富有，不然，做农工商贾而致富的，都是分属正当。
司马迁支持一切谋利的正常活动，与董仲舒的轻利正好相反。所以说："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说明了太史公看不起那些空谈仁义，既不能为政府工作，又不能治生为商贾的游民。没有谋生本领的人，才是羞耻。
其实，司马迁的主张，也相当接近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从不义而获得富贵，才是可耻，但用劳力而获得的财富，那是光明正大的。
司马迁指出"致富"是人人的共性。追求财富，在私有社会中是每一个人的社会本能。
司马迁同意"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51的主张。他发挥了管子思想中对"礼"的见解，认为如无物质经济基础，便难以建立社会道德。
司马迁在《史记·货值列传》中提到了世上所出产林林总总的动植矿物，包括农业、畜牧业、伐木业、捕鱼业、采矿业、冶铁业、制漆业、丝织业、金属业、珠宝业等，乃人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食及用之物。则虞、农、工、商应当各守其业，要使得农夫分田而耕，商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勤。如此分工合作，务使货畅其流，工商兴旺发达，增加人民消费能力，共享繁荣生活。

《中国经济史》的笔记-第1页 - 1

3. 卖官鬻爵：东汉之卖官鬻爵，较之西汉更甚。桓、灵二帝时，宦官弄权，政治更为败坏。
如灵帝开西园卖宫，敛财作为私己。二千石的官位，卖2000万钱；一干石官卖1000万钱，余此类推。关内侯500万钱，如依照年资理当升迁者，则出半价或三分之一便可。卖县令（长）则按照各县土地肥瘦各有定价，即视其利禄多寡而定价钱之高低。富者先付钱，后任官；穷者先任宫，后付钱，但得加倍付款。即使三公九卿也有暗价。公1000万钱，卿500万钱。当时曹操之父嵩以一亿钱买太尉，比官价高出十倍。因此造成东汉末年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敛。
此外，东汉时如算赋、口赋的人口税，更赋以及徭役等项，则仍照西汉旧例，变动很少。

《中国经济史》的笔记-第1页 - 中国经济史

p6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发源地均始自农业。埃及有尼罗河，巴比伦有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印度有恒河，中国有黄河，农业靠水利灌溉。
中国最早农作物是黍、稷，均为高地农作物，位于中国北方。古人重黍稷，轻稻粱。
p12 上古时代井田制度。
p51 汉武帝时代的全部经济制度与政策可以代表中国自古至今的两派不同经济思想。一派是以晁错、贾谊及董仲舒为代表，可代表正统的儒家思想。是统制的计划经济。另一派是司马迁极端放任的自由个人主义的经济思想。董仲舒轻利重礼，主张限民名田，弗使富豪再有兼并事情发生。司马迁认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支持一切谋利的正常活动。汉武帝并不采用董仲舒政策，唯独采取“罢黜百家，尊儒家孔子”的意见而已。
p118 三国 姜维继诸葛亮遗志，多次出兵北伐，又得羌胡拥戴协助，战事因缺粮而失利。姜维遂率部在甘肃东南种麦，有长期作战的决心，魏少帝闻而心惊。翌年曹魏以18万大军攻蜀，使刘禅投降，姜维部队闻讯愤怒不已，屯田计划落了空。
此时曹魏政权已为司马氏所掌握。
p138 北魏的均田制度。北魏是鲜卑人拓跋氏掌政。孝文帝时便思改革变法。外国人统治外国人必得与本地人合作。孝文帝聘用汉人，因汉人读书较多，改革方法合乎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北魏行均田制，不论官民贫富，一律平均摊赋税。行均田制用意不在于绝对均给，只求富者有一限度，贫者有最低水平。由于门第反对，故丁牛有限制，奴婢可无限制，遂不受反对。北魏本来是一个部落封建国家，等三长与均田制实施后，政体逐渐从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魏孝文帝命鲜卑族全改汉姓。
伺候隋唐之所以能复兴，实乃建基于北魏之均田制和西魏的府兵制。盖均田制使经济上贵族和庶民的不平等取消，府兵制则在种族上使胡人与汉人隔阂取消，北方经济解决此两大难题后，农民抬头，北周遂完成统一复兴之大业。
p149 西晋藤纸通行全国 剡溪古藤甚多，可造纸，故即名纸为剡藤。东晋时，王羲之担任会稽内史，谢安向他求纸作信笺文书等用途，王羲之即将库存藤纸九万张，悉数赠之。
p169 魏晋南北朝佛寺经济可自足 由于宗教对久经战乱的社会人生特别需要，故造成佛教兴盛。寺院财势大，魏、周两灭佛。

《中国经济史》的笔记-第51页 - 西汉时期经济

儒家的经济思想是文化主义的，可称为“轨物主义”。轨是轨道，物是标准，含有礼乐教化的意义。《春秋》中云：“纳之轨物。”意即协助人生进入一个正确的轨道，是从全体人生文化而发。此种思想自荀子开始。

《中国经济史》的笔记-第43页 - 西汉时期经济

汉代还有按人口出钱的人头税，名叫算赋和口赋，乃自秦代之口赋发展而来。
算赋是无论男女，反15至26岁均要缴税。高祖四年开始，没人每年一算，即120钱，文帝时减为40钱。女子15至30不出嫁的，算赋要按等加收，分为五等，按等收至五算。此乃为了鼓励人口增长，提倡早婚，否则增加算赋。
口赋是征收7至14岁的少年男女的人头税。每童每年20钱，为天子之私收入。武帝时提早至3岁开始纳口赋，不少平民因为付不起口赋，将婴儿弄死。元帝时，接纳大臣禹贡建议，恢复自7岁才开始征收口赋。
缴不起的则做官的努力，罚做苦工，或卖给有钱人，由主人代出算赋。汉代规定，奴隶每人每年由主人缴纳240文。养奴隶者反而占了便宜，因获得廉价之劳动力。亦由此可知汉代已有奴隶出现。
总之，汉代之所以有奴隶，乃是因缴不出算赋、更赋或戍边费而造成。但当时亦有一种善心人愿为穷人代为缴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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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之钱价高，故当时之商业是在上层而非下层。古代商人谓之贾，经营如今日之批发生意，并无铺面。如唐代《太平广记》所载，大门外是小门，由窄巷进入，其内大如皇宫，货物堆积如山。外貌看不出是店，亦无悬挂招牌，而店铺设在大厅之内，此为当时一种经营之方式。另有一种如天桥之市场，等于今日之摆地摊，日出开摊，日落收摊。此为古代在城圈内做小生意之一种方式。
商人做生意时要雇用员工，让其穿丝绸衣服，坐上好车辆，排场大，以便做成大生意。如用车马由十二陵运三万枚橘至长安，尚需一位能干精明之带队人员，此人即是被主人收买的奴隶。但当时此位奴隶外出替主人办事，如替主人押运水果赴外地售卖时，其所享受待遇极为阔绰，事情办完尚可与主人同分黄金。
又如当时之女奴隶，其装扮比皇宫中的宫女还要漂亮，因而当时之少女，便向往做女奴隶。
当时之“奴隶”称为“奴客”，种田称为“客田”。“客”为尊称之意。真正的奴隶有正式文书，“奴客”则无卖身文书。其待遇比普通农民好得多，可乘马车穿锦衣，应酬于王侯将相之间，昂首阔步做其生意。

《中国经济史》的笔记-第1页 - 1

寺院财势大，魏、周两灭佛
北朝佛寺除有丰盛的粮果收获及僧衹户缴纳的谷物作为主要经济基础外，另一重要经济来源即来自僧尼所发放的高利贷。
当时僧曹所收之僧衹粟，本是作为济施之用。即所谓"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弊，亦即赈之"。但僧尼并未以僧衹粟用于赈济贫民，却用来放高利贷。造成"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贫下，莫知纪极。佃民嗟毒，岁月滋深”。即僧尼向贫民借贷所收取之利息比本钱要多。政府虽曾下令禁止，但无实效。农民贫户在高利贷之压力下，遂不得已转为属于寺院之附户。
贫民归附于寺院后，又可逃避政府的力役兵役。于是出家为僧尼者或为寺院佛图户者日多，僧尼竟达200万人。至东魏、北齐时，于是"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所以国给为此不充，王用因兹取乏”。遂造成了僧尼多于民众之现象，政府及王室税收剧减，不敷应用。据《续高僧传》所载，寺院人口达400余万，其中附户达200万人，可谓骇人。如北周时，长安清禅寺即有寺户70余家之多。
由于寺院拥有大量土地与人力，寺户与僧尼又可免纳赋税，使国家税收蒙受损失，遂使主政者对寺院势力不得不加以限制。其条规如下：如需新建寺院，须有50僧人一寺，向政府申请获准者，否则以违教论罪。建寺土地，如属侵盗官地，使得归还政府。
如经查明为无籍之僧时，北魏孝文帝延兴年间（公元471-476年）下令各寺院不准收容；太和年间（公元477-499年），政府曾遣无籍僧人1327人还俗。其孙孝明帝时，因僧徒附户过多，下令奴婢不得出家，诸王亲贵亦不准代为请求，犯者以违旨论；如有僧尼剃度他人奴婢者，则移500里外为僧。并下令寺主及地方州镇里党，不得私度僧人，违者寺主发配远方地方官降级或免职。政府如此严禁奴婢出家或私度为僧，目的为限制寺院劳动力太多。但上述禁令，并无实效。因此有魏、周两次灭佛事件。

《中国经济史》的笔记-第40页 - 西汉时期经济①（公元前206-公元9年）

汉武帝时代经济思想学说

一派以晃错、贾谊及董仲舒为代表，代表正统儒家思想，是统制的计划经济，亦可说是社会主义经济、人道主义的经济思想，儒家经济思想是文化主义，“轨物主义”，轨即轨道，物是标准，含有礼乐教化的意义，董仲舒提倡轨物主义，主张经济生活应有特定的标准和限度。
董仲舒重道德轻物质，主张“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将重财利与否作为区别大夫和庶人的标准，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量）、放弃盐铁官卖、废除奴隶买卖等，均未被汉武帝采用，唯独采用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见。
一派是司马迁极端放任的自由个人主义的经济思想，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 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主张各安其所，天下太平。司马迁则不以为然，认为人的耳目欲望是不会满足的，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倒不如放任人民自由，次一等的领导之，教诲之，以社会主义的统制计划经济管制之。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人为利无可厚非，即便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也担忧有贫穷的一天。

《中国经济史》的笔记-第249页 - 中国经济史

钱穆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宋代出现庄田，庄田主人为庄主，为庄主种田的是庄客。
宋代实行的是均税政策，已非均田政策了。推行“方田制”和“衙前”服役。
欧阳修先在河南省推行方田制，但实行时，弊端百出，地方势力舞弊，丈量不公，使欧阳修放弃了主张。
较欧阳修年轻的王安石在宁波推行方田制，结果亦不理想，但他坚持继续推行，欧阳修并不附和。
司马光、欧阳修是史学家，讲求现实，不再主张行方田制，但王安石只学经学，并非学史学，偏重理论，不太重视实际。大致来说王安石代表南方革新与急进精神，司马光则代表北方人传统保守态度。
p262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有井田、限田、王田、占田及均田等，但自唐代租庸调制以后，改两税制，此下便没有土地制度，一直到清代都是两税制。可以说，两税制前涉及土地分配及所有权问题，而两税制后，却不再讨论土地问题，只是政府如何征收赋税而已，只是事情而非政制，成为一技术性问题。
p277 北方的黄河水患问题。黄河水患多在宋以后，原因在于，一是黄河正道因各种不相干的原因而被牺牲。宋时黄河之道有北流东流之分，本来北流是黄河古道，水流畅顺，且海口广深，但宋人恐契丹借北流为桥梁，守以州郡而使中国全失险峻，故大臣力主东流。到元明两代，为利用黄河之水北济运河，更不愿黄河北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