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偕隐》书评

卢岚：法国文学往哪儿去？ 文: 云也退

卢岚：法国文学往哪儿去？文: 云也退编辑: 程晓筠《外滩画报》2014年04月04日 第585期萨特在世时的誉满天下，同身后的寂寥形成了鲜明对比。“新世纪是一个女人”，这句话在2000年听有些奇怪，在1900年听就很贴切了。那年的世博会举办地，巴黎，在园区的大门上方树立了一个六米高的女人石膏塑像，她身上披着时尚界名流、服装设计师帕基设计的宽斗篷和晚礼服——这真是最最法国的做派了。这届世博会迎来了五千万名游客，埃及把一座寺庙和一座古墓都带了来，英国展出了全世界的殖民地，德国搬来了蒸汽机车头，世博会上有一个全景电影放映厅，有齐柏林飞艇，有各种芭蕾舞表演，有横跨西伯利亚的特快列车车厢体验……甚至游客们可以领略到最先进的战争技术，完全预料不到十四年后，欧洲将会上演真实的血腥大戏。没有哪个城市比巴黎更适合举办划时代的世博会了，因为法国人就喜欢时新货，而且有把任何东西都变成时尚的能力。如人所知，巴黎在17世纪开始成为一个“神话”，因为波旁宫廷权力太大，要想发达，必须博得凡尔赛宫里那一小群人的喜欢。于是，文人墨客之间明争暗斗，想方设法扶抬自己的名声，服装设计师、成衣匠、染料匠、金匠、刻钻艺人都渴望着自己的作品能得到王室的青眼，进而吃香全国。大众媒体也是从法国发端的，1672年问世的一份报纸《潇洒墨丘利》，将法国人推入了唯时尚马首是瞻的生活方式，媒体说流行什么，他们就穿什么、听什么、读什么、谈什么，亦步亦趋，紧紧跟随。文学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像在法国这样渗透了时尚业的规律和质素。法国人重视知识分子，世博会举办的两年前，左拉就德雷福斯闹剧（编注：1894年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的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被革职并处终身流放，法国右翼势力乘机掀起反犹浪潮。此后不久即真相大白，但法国政府却坚持不愿承认错误，直至1906年才为德雷福斯平反）发表《我控诉》，这个里程碑事件为更多的文化人参与政治、讨论政治树起了榜样。二战之前，哲学家阿兰、小说家纪德、右翼文人夏尔·莫拉斯都被相对应的人群视为旗帜和偶像，但是法国人遗忘一位知识分子的速度同样惊人，堪比第三、第四共和时期执政党的更迭。例如加缪，他的文章和小说，还有他本人在国外的名声如此之大，1960年他去世后，法国竟然就没什么人读他了，大家的注意力都被萨特等一干左派，还有新兴的结构主义理论家吸引了过去。萨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在世时的誉满天下，同身后的寂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加缪不同的是，萨特的出名就更加带有明星的味道和时尚的水分，比如《存在与虚无》这么本洋洋六七十万言的哲学书，跟现在的新媒体、大数据情况差不多，人人都在谈，却没人知道它究竟说的是什么。正因为大众喜欢跟风，乐于接受明星，知识分子们当然也乐于去竞争领军人物的地位，谈论那些最为热门的话题。等到热门一过——热门总是会过去的——之前大红大紫的那些人，忽然之间就无人问津了。卢岚在随笔《萨特总价的贬值》里，引了若干时人贬毁萨特的话：“萨特就是‘恶心’”，“在所有政治斗争中，所有哲学和社会分析中，萨特都弄错了”，“萨特是现代池塘里的一只丑小鸭”。同时卢岚也举了一些左派人士为萨特的辩护语：“萨特并不爱荣耀，他宁可少些闹嚷”，“另一个萨特，一个完全不同的萨特，大家不认识，我却欣赏” 。两种态度都是典型的，反方将亲苏、亲马克思主义作为要害来打，正方则拿出一副知情人的口气说“萨特先生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子”。卢岚站在反方一边：“萨特是一个患病时代的产品，他企图思考，却误入歧途。而那个时代给了他一个他所不曾拥有的庞大躯体。”须知，“萨特的时代”从二战后持续至1980年，算上两次大战之间，被凡尔赛和约绊住脚步的二十年，法国几乎患了六十年的“病”。萨特死时，正是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上任的前一年，一般认为，密特朗时代之后，法国的政治生活才算走上了正轨。卢岚曾师从梁宗岱，后入法籍，长年旅法作文化观察。她对法国人的毛病很清楚。在另一篇随笔里她这样写：“在法国这样的国家，一个大作家的逝世，既不能盖棺定论，亦非入土为安，很可能还有另一段路程要走。说不定什么时候，总统一道法令下来，他被从墓地翻出，以最隆重的仪式，迁葬到国庙‘先贤祠’。”这篇随笔作于2003年，其时大仲马进入先贤祠，与雨果同一墓室。果如其言，六年以后，萨科齐动议把加缪也移葬祠中，遭到作家之子的反对，后者认为这是在利用和“消费”父亲。我曾以为先贤祠是法国人重视文化的象征，后来才醒悟到，法国正是因为多了这些有形和无形的“神坛”，才会有那么多内耗，那么多势利，那么多一哄而上又一哄而散的故事。从这些随笔看，卢岚的文字和识见都谈不上多深，也许这正好说明，卢岚像一个真正的法国人那样在发表看法。对自己国家让人遗憾的事情，人们往往懒于分析，三分批判，剩下七分一笑而过，就像中国人爱用一句“这是在中国嘛”来解释很多荒诞现象一样，法国人说到自己犯过的错误时也是漫不经心的（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倒是相反），一半是出于骄傲，另一半也是出于追逐流俗的习惯：为什么不把过去的事看作纯粹的八卦轶闻呢？虽说作家都是一个个互不相同的个体，不过，使用“某国文学”这样的大概念仍然不算偏差，因为处在同一水土、共享同一文化传统的作家总是有共性的。法国文学，在新世纪以来逐年失语，气若游丝——这似乎与法国在文化版图中的地位无关，至今卢浮宫、塞纳河、左岸、圣日耳曼德普雷仍被文学迷看作朝圣的终点。也许，互联网的普及致使英语“第一国际语言”的地位日渐巩固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每个国家的作家都知道，要想走向全球，要么得用英语写作，要么就要得到高质量英译的佐助。看看时下的最热门的文学书单——法国都去哪了？再看最重要的法国文学奖——龚古尔奖，眼下的影响力不知被英国布克奖甩到了哪里。这个奖的奖金很少，只是能带来极为可观的销量，普鲁斯特的七卷本《追忆似水年华》在作者健在时所获的唯一荣誉，就是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发表后得到的龚古尔奖。一百年后，我们发现除了普鲁斯特外，曾得过龚古尔奖的法国名作家真的数不出谁了：有太多太多的流星，在该奖荣誉册上留个姓名后就消失不见。就此，卢岚只是简单说了两三个文坛轶闻，又说很久以来，法国人都在谈论这个话题：得一次龚古尔，就意味着江郎才尽。“自觉已经抵达彼岸？高出不胜寒，没有勇气继续执笔？还是荣誉缠身，包袱太重，瞻前顾后，难以落笔？”她只有一连串随意的猜想。我却感觉，答案可以从法国人崇尚时尚的习性里去找，这种习性，很自然地催生了出名趁早、“写一本书吃一辈子”的想法；不是作者无才，而是他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因为他知道读者也没有耐心，他们很快会遗忘自己，就像遗忘先前的那些大师——所以，捞一票就走是明智的。时尚的逻辑是：只要过时了，不管价值和质量如何，就是不好的。介入文学、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结构主义、新小说派、新新小说派，一个接着一个过时了，法国越来越像一个大型的产品推介会，每个人上来站几分钟，亮相合影说几句，然后心平气和地把话筒交给下一个人。因此，200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确是一个惊喜：法国还有勒克雷齐奥这等人物在！他（当时）活了68岁，写了近48年，几乎每年都在汲取新知，发表新作；他勤奋得让人忽略了他的存在，而继续把目光投向那些新冒出来的人物与话题——看似悖论，实则正常。在《勒克雷齐奥的浪子三弦》一文中，卢岚说到了这位作家的常青属性：“你拿他没办法，一如时间拿他没办法。”很遗憾的是，她仅仅赞扬了勒氏的世界公民关怀，却没有对他之于当代法国文学的异质性作任何阐述。卢岚也没有提到，勒克雷齐奥早年的风格与他后来的大相径庭，他的成名作——1963年发表的《笔录》其实是一部深受新小说派影响的实验作品，把文字像拼贴画一样组织起来，以营造特殊氛围为能，情节和人物面目均模糊不清以至近无。而新小说派，卢岚在《格里耶与“新小说”》一文中说，应该为法国文学的衰落负责。“法国文学毕竟被破坏了。战前，美国读者和出版商，对法国作家总怀着热忱，读的都是他们的翻译作品，但新小说将他们的热忱和胃口扫荡殆净。你的东西人家读不懂，甚至不可读，还读来做什么？主题死了，风格死了，故事情节也死了，还算什么书？……这一竿子就打了一船人，其他作家也深受其害。”这种说法当然有道理。不过，我们仍有必要把新小说派的盛衰放到那个大环境里来看：对于求新的一味追求催生了它，罗伯-格里耶发布宣言，宣布过去的文学都入了歧途，这种类似艺术先锋派的做法盛行于一代代法国作家之中，以至于今天，在所有已成往事的流派都被抛弃甚至否定的基础上，创新的空间已经非常之小。香奈儿、巴黎世家、迪奥、路易•威登——法国的时尚名片依然坚挺而威武地指挥着每一季的新潮流，文学，这种产生于前工业时代、靠摆弄有限的几十个字母立业谋生的古老工艺，却不敢像时装品牌那样，动不动就整个什么“复古风”。现在，它还能往哪儿去呢？《与书偕隐》，（法）卢岚著，三联书店2014年1月版，35元。

作家——孤独的夜行者

《与书偕隐》，名字起得太贴切了。作者在法国待了几十年，对得了龚古尔奖的一位位作家们的书评，很能引起我找寻他们作品阅读的欲望。从这个角度讲，这本书很成功了。作者评价其他作家的角度很有趣。“里克尔写罗丹，你觉得像鸠占鹊巢，他入侵罗丹的天地，将罗丹的世界变成自己的世界。……艺术之都教会了他，关键在于目光，如何看待事物。你可以出轨出格，可以玄妙晦涩，可以天马行空，重要的是道出所以然。……在阐释罗丹和他的艺术的时候，实际是里克尔跟自己的梦想、疾病、幻觉、战栗、恐慌进行着激烈的纠缠。”（当里克尔遇上罗丹）“他要写一部没有寓意，没有教训，没有主题的书。要以最贴切现实的手法，来复制生活中的基本存在，以及人性中的本能和原始质素。不带诗兴，但文笔必须像诗歌版浓密，除了全方位的艺术，再没有别的野心。这部书必须有自己内部的力量，像地球的运转，无须外力支撑和推动，价值就存在于其内在风格。……‘高尚’、‘幽雅’之类，只像奶油般浮在荒谬的政治、宗教、社会生活的表层，福氏将它一勺子揭走，类似爱玛的‘第二种生活’的沉积就现出来了。虽说跟人类与生俱来的荒唐，法律不能拿它入罪，哲学家也认为不一定是过错。两副面孔，两种声音，双重生活，像黑色白天的交替，就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边。”（解读福楼拜）“‘我从哪里来？’无论从哲学角度或现实角度，并提出问题时，一切都很明白，一旦提出反而糊涂了。但你可以抛诸脑后，耸耸肩头就过去了，继续让它没有故事，没有浪花，没有答案。但于莫迪阿诺却不一样，他眉头紧锁，愁眉苦脸地上下求索，为此写出了一大堆书。”（与身世捉迷藏）喜欢某一部作品，总是想要了解更多写这本书的人。人们总是不经意间将作者塑造的人物套在作者的头上，或者认为是作者的一部分。如果既定的假设没有实现，失望、愤怒就随之而来。卢岚描述作家们的状态尤其精准：“如果你相信，作家既然可以创造一个与现实平衡的世界，他们一定意志坚强，思想行为堪作师表，有本事度人度己，殊不知，这只是一厢情愿。其实他们跟常人一样，可以敏感脆弱，可以思想行为极端，可以跟社会格格不入。唯是爱、恨的确比常人强烈一些。他们是孤独的夜行者，写作于他们，就像以唱歌来给自己壮胆。他们笔下的人物可以使英雄、模范，完人，但其本人绝非如此。他们揭露人的懦弱，不负责任，转眼间可以给自己吃一枪。作家拥有常人一般的德性，而手头上多出的那管笔，大抵像乌鸦的聒噪，或黄鹂的转喉，是老天爷给他们的特别赠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