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商的诉讼研究

章节摘录

版权页：   2.民事纠纷调处程序 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基层乡里社会及其农户作为国家政治统治的根基，历来备受最高统治者与王朝法律的重视。但局限于基层政府的人力与财力的严重不足，国家对基层乡里社会的管理和调整一直处于典型的“粗放式”状态，州县官主要关注钱粮赋税的征收和严重危害统治根基的刑事案件，而视户婚田土之事为细故，多交给基层乡里自行处断。自此，明代规定，民间田土、户婚、斗殴等一切纠纷，不得直接告官，而是首先经由基层里老人理断，以限制明初出现的大量越诉行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三月十九日，户部在为颁布《教民榜文》的说明中引用明太祖的圣旨：“自古人君代天理物，建立百司，分理庶务，以安生民。当时贤人君子，无不尽心竭力，效其勤劳。显父母，荣妻子，立美名于天地间，岂有坏法之为？所以官称其职，民安其生。朕自混一四海，立纲陈纪，法古建官，内设六部、都察院，外设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名虽与前代不同，治体则一。奈何所任之官，多出民间，一时贤否难知，儒非真儒，吏皆滑吏。往往贪赃坏法，倒持仁义，殃害良善，致令民间词讼，皆赴京来，如是连年不已。今出令昭示天下：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须要经由本里老人里甲断决。若系奸盗、诈伪、人命重事，方许赴官陈告。是令出后，官吏敢有紊乱者，处以极刑；民人敢有紊乱者，家迁化外。” 通过明太祖的一道圣旨，民事诉讼调处的程序基本确定了下来。《教民榜文》共41条，明确规定了里老人的组织机构、选拔制度、职责、理讼的范围、原则、程序、权利以及违背榜文行为的惩处等内容，确立了户婚、田土、债务等民事纠纷与诉讼，必须先经里老人理断的制度。“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经由本官里甲老人理断。若不经由者，不问虚实，先将告人杖断六十，仍发回里甲老人理断”。“凡老人里甲剖决民讼，许于各里甲申明亭议决。其老人须令本里众人推举平日公直、人所敬服者，或三名、五名、十名，报名在官，令其剖决。”对涉及本里之外的民事诉讼案件，“若事干别里，须会该里老人里甲公同剖决。其坐次，先老人，次里长，次甲首，论齿序坐。如里长年长于老人者，坐于老人之上”。 里老人理讼一般在乡间设立的申明亭内进行。明代的申明亭始建于洪武二年（1369年），原先是作为乡村教化、惩戒场所。为了保障里老人理断场所的威严，《大明律》设有专条严厉惩治私自拆毁和毁坏申明亭者：“凡拆毁申明亭房屋及毁板榜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过，洪武之后，申明亭在许多地区遭到毁坏。明中叶以后，里老人对于纠纷也多不能秉公理断。

内容概要

王亚军，男，1974年生，安徽淮北人，安徽大学法学院讲师，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史、法理学，先后发表《尉缭子的兵家思想》、《论吕氏春秋的杂家法思想》、《论徽商好讼的弊害》等十几篇学术论文，曾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级、省级课题。

书籍目录

导论 一、选题意义 二、研究方法 第一章“抑商”法律视野下的商人 一、历代“抑商”立法的成因 二、“抑商”法律下的商人社会地位演变 第二章明清徽商崛起的法文化因素 一、徽商整合理学的“新四民论” 二、明清统治者“恤商”的商业立法 三、徽州宗族法的不断完善 第三章“无讼”下的徽州“好讼” 一、官方“无讼”的主流意识 二、徽州的“好讼”之风 三、官府对徽州“好讼”之风的抑制 第四章徵商“好讼”的成因 一、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二、徽商自身较强的法律意识 三、徽商依仗官府的“政治保护” 第五章徽商诉讼（上） 一、徽商之间的诉讼 二、徽商与民众的诉讼 第六章徽商诉讼（下） 一、徽州盐商与官的诉讼 二、其他徽商与官的诉讼 第七章徽商“好讼”的弊害 一、经营活动的成本加大 二、公平竞争秩序的失落 三、加大经营之外的不确定风险 第八章徽商的诉讼与欧洲中世纪商人诉讼的比较 一、欧洲中世纪商人的发展轨迹 二、比较分析两者诉讼及影响 余论 参考书目 后记

编辑推荐

《明清徽商的诉讼研究》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明清徽商的诉讼研究》将徽商置于“重农抑商”和“无讼”的传统法律文化下，以法学的研究方法来审视明清时期徽商的各类诉讼活动，论证分析徽商在缺乏国家法律制度的有效保护下，主动依附封建政治势力，锻造出徽商“好讼”性格，却带来不可避免的弊害，迫使徽商最终沦为封建性商帮，最终走向衰败的悲剧性命运。最后通过中西比较的研究方法，从宏观方面来分析徽商的诉讼与欧洲中世纪商人的诉讼之间的差异，以证明注定徽商和西方中世纪商人不同命运的法律根源。《明清徽商的诉讼研究》以法律社会史学研究的新的视角，进一步拓展了对徽商新的研究领域，弥补了法律史学术上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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