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照相馆史》书评

影集｜《中国照相馆史》（1859-1956）

关于照相馆的现状，最近引起我注意的是在我居住地附近有一家“美星照相馆”，每次我经过它时都关着门，从橱窗里的广告看得出，很久以前已经开始兼营房地产了。大众点评上关于“美星照相馆”的评论原本也不多，最后一条停留在2012年2月16日：“开在这里也有十几年的光景了吧，店面基本没变化过，里面也有拍照的业务”。待询问过晚间在附近乘凉的阿姨，原来美星照相馆已经在几个月前由于土地回收而关门了，房地产业务和照相馆业务一起关停。这不由得让我想象，照相馆的鼎盛时期是什么时候？中国最早有摄影术传入的时候，照相机的价格和体积还远没有达到能普及到户的程度，这时除了有传教士和外国报道摄影师开始记录中国的风土人情和王公大臣的肖像，中国本土摄影业的发展是否是从照相馆开始的？老照片收藏家仝冰雪先生的新著《中国照相馆史》现在就在我的办公桌上。精装，布面封面，近400页丰富的内容，彩色印刷，内容涵盖照相馆从西方传入、本土化，到与社会产生关联与互动的历史过程，内附大量照相馆历史图片及那个时代的人的肖像。作者仝冰雪先生曾编著叶景吕影集《一站 一坐 一生 : 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叶景吕的生平经过了从清朝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更迭，他每年都要留下一张影像，并在每张照片旁留下他的手写笔记，将个人、家庭、国家的大事记交织在一起。这62年的影像都是在福州的各个照相馆拍摄的。翻到《中国照相馆史》的《本土化探索之路》这一章，会看到叶景吕的62张肖像并排缩印在两页的跨度内。今人可能一年就会拍摄无数张个人照片，但未必如同当时的叶景吕那样是从个人的历史意识出发的。叶景吕不间断地对自己进行拍摄和记录，肖像风格在变，着装也在变。过了一定的年份，肖像照不再仅仅属于个人，而是能从中看得到时代变迁的一些方面。再多读一点《中国照相馆史》，我惊讶地发现，中国早期照相馆功能的丰富性绝不亚于现在的任何一间有活力的复合型商铺。在鼎盛发展的几十年当中，这些照相馆曾渐次用于拍摄、洗印、展示、代售器材、报道、政治宣传，甚至还包括拍电影。在1917年和1939年天津发生特大水灾的时候，鼎章照相馆拍摄并制作的《天津水灾纪念全图》和中国照相馆老板李耀庭制作的印相集和明信片都成为了时事的佐证、旅游的纪念和日后宝贵的图像资料。1876年，日成照相馆曾受《申报》之邀拍摄淞沪铁路上海至江湾段通车的场景，一个月后便开始出售《火车轮图》，供未亲眼目睹过火车的人们传观，同时获得利润。第一部有史料记载的中国黑白无声电影《定军山》由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庆泰为纪念京剧老生谭鑫培60周年寿辰而拍摄，连接起胶片时代摄影和电影的亲缘关系。可以说，早期照相馆的生态已经覆盖了今日摄影从业者所能做的方方面面了。今日的照片冲印店、摄影工作室、报社摄影部、摄影画廊、摄影博物馆、摄影出版社、摄影衍生品经营无不能在早期照相馆的样态中看到一点端倪，甚至当年照相馆多种经营的方式也可为今日摄影相关产业的经营者作一参考，除了——互联网，这个正在为每个行业带来改变的推手，当年的照相馆经营者恐怕还难预料其力量。照相馆经历了从私营，到公私合营，到国营的经济环境，今天社会看起来回到了整体开放的民营环境，重读近代历史似乎也正是时候。《中国照相馆史》立足于“照相馆”这一行当，是一本有大量照片作为主体和佐证的专门史，然而，它还可以被当作一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书来阅读。书中这些曾刊登于《申报》等民国时期报纸的照相馆广告读着也是件乐事，如以下这则：“告 白宝记照相本馆主人习照相业十余年于兹矣。其用功则精研细究， 独出心裁故，臻花样维新，莫名佳妙……一馆分设广东省垣沙基大街。上海英大马路泥城桥宝记谨启”再如这一则：“新法映相得西艺异传……能映化身图本，一身化出三身，怪怪奇奇，令人莫测。更能电气放相，高与人等，又可用蓝色映出山水图画，其所映之相，俱过镜面而历久入新。”在图像还没像今天这样在广告中占据重要分量之时，俏皮的语句、简练的概括就是吸引人用目光“点击”的法宝吧。另外，照相馆兴衰的蛛丝马迹竟在报纸广告中得到了最多的“保存”，这得益于官方对宣传资料的保存，也反映了照相馆毕竟仍属工商行业，没有像文人那样为自身修史的意识吧。最吸引我的要数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个案调查”，两家上海照相馆在时代洪流之中的兴衰跃然纸上。宝记照相馆的开馆主人欧阳石芝是广东新会人，开设照相馆前曾有十余年的摄影经验，曾师从康有为学习维新思想。自1889年开业，宝记始终走在摄影技术前列，其开发的印相方式就有绫绢照、布纸照、玉石照、洋瓷照、白纸照、方瓷照、象牙照等。此外，宝记于1919年购入了可以拍摄上海外滩全景的长条转机，为中国前所未有。戊戌变法失败后，宝记先后关闭分店，扩建，搬迁新址，作为沪上如日中天的照相馆代售过柯达照相器具。此时欧阳石芝已对世道大为失望，开始潜心净业，照相馆业务逐渐交给三子欧阳慧锵及两个女儿打理。宝记照相馆第二代主人欧阳慧锵以照相馆拍摄人像的专长和自身对风景摄影的钻研经验撰写《摄影指南》，开创了中文摄影书籍的先河，使宝记更上一层楼。1912年，宝记与《时报》就拍摄时事新闻图片一事签约，令《时报》的新闻图片报道质量居全国报纸前列……一家照相馆的功能，从记录家庭和私人影像、满足名伶仕女的爱美留念之心，到反映照相工业的变化和满足社会对图像日益增长的需求，其持续又变化的存在方式由市场的需要和生存的多元性共同促成。另一家位于上海的耀华照相馆，前身是德国人沙为地开设的沙为地照相馆，后被自称英商的施德之竞买成功，改名耀华。相比于更早诞生的宝记照相馆，耀华似乎更能开拓新风。施德之曾为耀华照相馆在《申报》上刊登长达半年的广告，在上海最早推出“硕大无朋”的“大像”，针对“倌人”实行半价，挪用动物、服装等道具拍摄人像，利用镜子拍摄“全体像”等等……耀华也曾和在视觉上寻求灵感的中日艺术家合作，出版过《春江花月报》。此外，耀华照相馆同时开办多种营生：代售畅销照片、古画，开设制药厂，出售药料、布景……在巴黎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上，耀华照相馆荣耀地获得了提名奖。切勿以为商人所为仅是经营，耀华照相馆还开创了女子从事照相馆摄影之先例，将原先专为华人照相的西耀华改为专拍女照，由施德之长女梅执掌镜头。晚年施德之从事古董收藏和经营，于1924年被选为精武会会长。1935年，施德之逝世。耀华照相馆成为他一生传奇生涯的缩影。宝记照相馆最后一次在申报上刊登声明是在1934年6月，耀华照相馆也在施德之逝世后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去。跨越了近半个世纪的照相馆老字号没有赶上新中国公私合营的大潮。但大多数的早期照相馆，也在政治气候和经营方式的双重变化中徐徐落下了帷幕。它们已经承载了一段家国的历史，并幸运地在互联网时代中获得了重新被审视的机会。“照相馆”的名字可能更多地是属于过去了，以前有欧阳慧锵、沈石蒂（Sam Sanzetti）这样从照相馆走向社会的艺术家，而今“照相馆”开始越来越多地回返至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中。马良的“移动照相馆”和王旭、杨威的“白夜照相馆”都脱胎于照相馆照片，前者把过去照相馆中用于创新的两件法宝：道具和上色工艺运用到极致，作品富有生动的剧场感；后者忠实于黑白色调，彰显走进照相馆拍照的人的仪表，作品更具银盐质感。艺术家宋东曾创作《家庭成员·照相馆》系列，让每一位来到他的家庭合影录像前的观众站在其中一位家庭成员的位置上与其他成员“合影”，融入艺术家的家庭，成为他新的家庭成员，使他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大，借以重新探讨日渐瓦解的家庭和邻里关系。而施勇从《想象：每个中国人都是黄头发》系列到《憧憬制造》系列，虽没有明确地提及照相馆，无疑借鉴了暗房手法。图片中“一家人”的黄色头发、对话框气泡和东方明珠代替了过去照相馆的照片里红润的面色、云雾的效果和自然风光布景，每次由同样的人物角色在他的作品中“与时俱进”，构成一张张并非写实却颇具现代意义的“家庭合影”。而街道上的照相馆身影正逐渐变少。以冲印为主营的照相馆，大都是改革开放后才开张的吧。它们中的许多都冠有照相器材商的名称，也有像“美星照相馆”这样自己命名的。它们不在《中国照相馆史》研究的时间跨度内，通过沿街店面的变化，仍能看出它们曾经历过发展势头良好的时期。在照相机普及、摄影数码化、网络印相业发展等多重力量“夹击”下，若不是转型为更专门的照相馆（如专门拍摄证件照或大头照）或写真工作室（婚纱照、个人写真），或开办顺应时代潮流的副业（如房产中介），或将再次缓缓落幕了。（本文刊瑞象馆瑞象视点2016-8-5，转载请私信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