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瑙河之旅》章节试读

《多瑙河之旅》的笔记-第1页

他的替身便遵循让·保尔的建议，一路搜集并记录的不只是视觉意象，还有老旧的开场白和戏单、车站的闲聊、史诗与争战、丧葬和形上的铭文、剪报，以及贴在小酒馆和礼拜堂的告示。
保加利亚的投降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和随后一个文明的终结有决定性作用，卡罗利伯爵谈到这起事件时写道，他活在这起事件的时代，但当时并未了解到其重要性，因为“‘在那时，那个时刻’还没有变成‘那个时刻’”。小说里也是如此，比方说滑铁卢战役对士兵东戈来说，他在打仗的时候，战役并未存在。然而，在我们所生存的纯粹的现在，唯一的面向，是没有历史的。……古希腊哲学家泽诺否认有弓箭射出箭的动作，因为在每个单一片刻中，箭都是静止在空间中的某个点，而一连串不懂的片刻不会构成运动，所以也许可以说，不是这些“没有历史的动作”片刻的持续创造了历史，而是由于历史的书写所带来的互联关系和添加创造了历史。
但是将法体与合法性对立，诉求于“温情”价值（社群、情感亲密度等）以对立于韦伯的“除魅世界”（Disenchantment）以及民主的冷漠，便意味着毁灭那些政治游戏的规则，那些使人为他们认为神圣之价值而奋斗的政治游戏，也就是建立一个独裁的法体，而否定所有合法性。召唤爱以对抗法律，是对爱的亵渎；那是利用爱为武器，剥夺其他人的自由，也剥夺爱本身。
若一个人怀着有成见之嫌的形上体系，任何措辞或态度或人性的肯定，在他听来都会显得很低能。
没有坚定信念的人，会在期待结果之中消耗殆尽，而那结果总是尚未到临，也从未存在。那是一种阙如的生命，不断在希望中被消灭，希望痛苦的现在已然过去，或者流感痊愈、通过考试、结婚、提出离婚申请、做完一项工作、开始度假或者受到医师诊断之后，痛苦的现在就会过去。
萨维尼却加以反对，他诉诸习惯法、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的辩护，以及保护这些差异的法律，认为这些都是历史有机演化的结果，而非来自某种“抽象的”理性主义。
……受到苦痛的怀旧情感和井然有序的严格所驱使。他们浓烈的内在情绪，被狭隘的社会习俗所包围，如置身令人窒息的野草间，于是情绪经常被扭曲，化为怪诞诡异的无所节制。
他所受的整个养成教育，阻碍他清楚地区分他的国家和政权，即使是在那样的时刻；……他们迟钝地不信任德国最高指挥部许多成员打击纳粹主义的提议。灌输尊敬和忠诚的德国式教养，在隆美尔所做的决定中必定发挥了显著作用；尊敬和忠诚本身是伟大的价值：忠于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支持自己的人，也忠于自己的荣誉誓言；但这种教养方式是如此根深蒂固，无法动摇，即使原有的土壤已变成臭气冲天的沼泽烂泥。
也许他了解了，最终众人皆在前往虚无的推挤中还彼此伤害真是愚蠢。
“我感觉到某种高贵的情感，感觉能够说出既甜蜜又真诚的东西，但时间并不是把它们摧毁，而是把它们给模糊了。”
如果要描述地狱的真正景象，就只能不折不扣地引述，不加评论，不带人性。用愤怒或同情陈述故事的人，会不知不觉地美化，把某些精神的力量传到纸上……
他所经受的经验无法想象，而词汇和表情又不足以表达，两者之间总存在使人麻痹的落差，使之几乎如同一桩例行公事。
对微小事物的速写（脸上的阴影、脚步的轻盈、一个动作的残暴或不顾一切）
十八世纪时，土耳其人觉得“土耳其人”这个字眼对他们是一种侮辱，而他们的历史就是不同民族之间长期无休的斗争，这些源于中亚草原的部落民族是在奥斯曼帝国行将灭亡的时候才开始意识到他们有共同的认同。
这个区域的泥土特别适合尸体快速腐烂，十九世纪的政府和土地所有者也知道这一点。
那些完美、任人摆布的人体“地形”，那神经末梢和粘梢网络，保护着我们的器官，使我们能反射、发明或游戏十四行诗的各种变化，为一张脸而神魂颠倒，想象上帝的存在。这个蜡像展览馆不是恐怖之屋，因为真相使我们自由，而了解人体由什么东西构成，使它更值得我们去爱。
“我的城市也是我的国家，是罗马，只要我是安东尼，身为一个人，这就是宇宙。”
他注意终极和实质的事物，知道一个人是由他所相信的价值所组成的，这价值以高贵或鄙俗的痕迹烙印在人的特征之上，这确实是可能的情况。他写道：精神援引在其中形成的意象，而每个人的价值完全是依据他所重视的价值而定。这或许是一个人的本质中最令人不解的直觉，了解其生平和本性的关键：我们等于我们的信仰者，我们供奉在心目中的神祗，而这宗教，不管崇高或迷信，都在我们身上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烙在我们的面貌、举止上，变成我们存在的模式。
“海顿在此，大家放心！”
旅人正在逃离现实的受制，那使他陷入不断反复再反复的限制，去寻找自由和未来。
萨克森人虽因其名而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整体，最开始时他们却都是来自德国各个不同的地区，有“萨克森人的希罗多德”之称的史家Friedrich Teutsch这样告诉我们，他带着遗憾纠正他父亲，也是一位著名学者的Georg Daniel Teutsch所持有的一元论观点。
让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也许是一种更严重的懦弱，隐约渴望出众，共谋为文化辩论设定基调。他们可以宣称已达成目标，创下了令人羡慕的记录。
但事实上对于那本书或那位不可思议的作者，一个必定面临过巨大灾难和虚无的作者，他什么都没说。甚至没有表达出那位作者的沉默和缺席，那个他我，吞噬他的黑洞；虽然如果将之呼唤出来，或许将造就另外一部伟大作品。相反，他修润峥嵘头角，以和解的权威的语气调解正反是非，好像希望向我们保证，事实上所有一切多少都是它应有的样子。结果是，他同时说了太少，又说了太多。
我环视着那些杂乱的房间，曾经有一个不知名的小男孩在这里玩耍和成长，一位以忠诚为训、抗拒死亡加诸人类之厄运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