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口下的急診室》章节试读

《槍口下的急診室》的笔记-第237页 - 新冰箱症候群

一般人对援助工作者的支持，也夸大了他们对危险的看法，正如同他们看待警察和消防队员所抱持的心态。由于这些工作涉及冒着个人危险服务他人，人员死亡或受伤登上头条的频率，往往高过工作内容更加危险的伐木工人、渔夫或矿工。援助工作者因工作而丧命的风险究竟有多高？因为缺乏广泛的统计，这个问题没有确切的答案。虽然援助团体会建立成员的伤亡记录，许多团体并未将资料公开，但有些研究人员尝试分析可以取得的资讯。二〇〇五年发表于《英国医学期刊》的一份研究，调查了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八年间丧命的三百七十五位人道援助工作者，包括当地雇员和外地人员。这份研究发现有百分之六十八的人死于蓄意的暴力行为，如枪击、轰炸或触动地雷，只有百分十七的人死于交通意外；遇害的驻外人员平均年龄为四十岁——几乎都不是会因轻忽而犯错的新手。尽管这份研究证实死亡人数在那段时期间攀升——这是援助圈得共同认知，不过也指出救援现场的人道援助工作者人数在那段时间也有增加，所以无从根据统计数字判断当时援助工作的风险是否提高。美国政府设立的“人道资讯单位”的丹尼斯·金近来做了一项调查，检视一九九七年到二〇〇一年间经通报的援助工作者死亡案例，也发现暴力事件是主要死因——将近半数的非意外死亡导因在车上遭强盗或叛军伏击。
援助工作者也有罹患疟疾、伤寒甚至艾滋病毒的风险。但是这些疾病连同地雷、坠机、流弹，都是MSF的救援现场工作者有心理准备要面对的职业灾害（假使他们很天真地没想到有这些风险，出任务之前也会被要求签署令人望而生畏的弃权声明书）。他们远远更不愿接受的事，是愈来愈常有人专门锁定援助工作者予以绑架甚或处决。这类个别的事件已经存在几十年，但近年来变得频繁多了，尤其在伊拉克、阿富汗及北高加索，不过这三个地区的驱动力各不相同。

《槍口下的急診室》的笔记-第249页 - 新冰箱症候群

有人可能以为家乡有你关心的人围绕在身边，正是你要从救援现场引发的压力中复原时想要待得地方。恰好相反，大多数人都说出任务比回家容易得多。“MSF擅长让人准备好前往某处，”彼得·劳伯说，“你也会自动自发准备好。你心想，好吧，我得让自己适应新文化、新地方，于是刻意思索这件事。但没人刻意思考回家需要做准备，因为那是家。要从亚塞拜然回来时，我在那个真的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待了九个月，那里混乱、破旧、斑驳，空荡荡的。三十六小时后，我回到加州南部。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置身超市的蔬果区，吃惊道说不出话来——我数不清那儿有多少种苹果，，震惊地在超市中走动。
“我拜访一位阿姨，我们沿着街道走，一间餐厅后门外面放置了一些箱子，里面是他们丢弃的蔬菜。我看着那些甜椒——每个都只有这么一小点碰伤就被丢弃；比起我之前在市场买到最好的蔬菜，这些甜椒的状态每一个都要好上太多了。我甚至听不进阿姨在说些什么，我目瞪口呆：马路这么平坦，转动圆钮就有热水，好神奇，真的好神奇。你知道电影《浩劫重生》中，有一幕是汤姆·汉克在旅馆房间不停开开关关那个电灯开关吗？我看到那一幕时说：‘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你不敢相信只消扳动一个开关，房间就亮了。
“我回到家真的没办法产生连结；某些任务过后，我有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不好相处。我会骑上摩托车，带着睡袋和几本书，离开六个星期，在那段期间学会一点礼貌。从索马利亚回来后，我根本是个刻薄的混蛋——我讨厌周遭的一切，不是个好人。”
劳伯回忆起比较资深的团队成员如何设法让自己准备好重返家园。“我在MSF上第一堂训练课程的时候，那里流传着一个笑话，叫做‘新冰箱症候群’。你即将出任务，然后回到家，和家人一同坐在餐桌前，你想和所有人谈你的任务——你看见了什么、腐化、死尸、开心的事情，而你的母亲会看着你说：‘嗯，这样啊。我有没有告诉你我们买了新冰箱？’”
MSF成员往往最难处理家人朋友的这类反应。派对中每个人都想听他们的故事、看他们的照片——几分钟的时间。过不了多久，这些听众的眼神就会变得呆滞，心里想着刚刚经过的鲜虾盅。“你回来时会还念一些事情，”莱斯莉·桑克斯医师说，“包括你曾和一群人一同工作，他们全都关注增进民众的健康，改善状况。然后你回到家，发现没有人在意。虽然离家时你怀念家人和朋友，要回去却很困难，因为大家不理解——有些人是不想理解，有些人是没办法理解。你也可能会觉得讲给他们听会让他们承受不了，你很难调适置身这样的处境，因为怕对听众造成创伤而无法分享自身经验。这些还是感兴趣、想听的人；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很多人甚至无法再地图上指出你去过的地方。‘那是在哪一洲？哦，原来那里有战争啊？’你才看过有人在眼前被屠杀，结果即使你去过那个地方也无法激起亲友的关注。”

《槍口下的急診室》的笔记-第290页 - "我们做得还不够"

我们行动时为了帮助身陷危机的人，而我们做得还不够。为处境危机的人提供医疗援助，是尝试保护他们，抵御威胁到他们生而为人的事物。人道行动不只是单纯的慷慨、单纯的慈善，而是力求在不正常中建构正常。我们不仅提供物质上的协助，还企图使人重获生而为人的权利和尊严。身为对的志工团体，我们致力于为需要的人提供提供直接的医疗援助。但我们不是在脱离外界的状态下行动，也不是对着空气空泛发言，而是以清除的意志去推动、激起改变、去揭露不公。我们所做的、所说的都基于义愤，拒绝接受积极或消极地打击他人。这是欧宾斯基医师于1997年12月10日作为无国界医师组织国际主席代表组织在挪威奥斯陆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的演说节录。

《槍口下的急診室》的笔记-第291页

人道主义发生于政治失灵或出现危机时，我们行动不是为了承担政治责任，而是为了优先缓解政治失灵造成的不人道苦难。这种行动必须不受政治影响，政界也必须意识到有责任确保人道主义得以存在。人道行动需要有架构方能施展。
在冲突状态中，这个架构是国际人道法规。它建立受害者及人道组织的权利，并规范国家的责任，以确保这些权利受到尊重，且认同侵害这些权利即是犯下战争罪。今日这个架构显然失灵，我们经常遭到阻绝而无法接触战争受难者，交战国甚至将人道协助用来当作作战工具；更糟的是，我们看见国际社会将人道行动军事化。
在架构失灵的情况下，我们将直言不讳，迫使政界扛起无可回避的责任。人道主义不是终结战争创造和平的工具，它是公民对政治失灵的回应，是即时的短期行动，无法消解对政治责任的长期需求。
而我们抱持着排拒的美德，不容许任何政治失灵造成的道德问题或不公不义被消毒（疑为翻译错误）或抹去，而不能彰显其意义。一九九二年波士尼亚与和塞哥维那发生违背人道的罪行，一九九四年卢安达（大陆称“卢旺达”）发生种族屠杀。一九九七年萨伊发生大屠杀，一九九九年车臣平民遭受刻意攻击。这些个案不能掩藏在“复杂的人道主义紧急事件”、“国内的安全危机”这类名词，或任何其他委婉说法之下——仿佛它们是偶发的、性质未明的政治动荡。语言有决定力，它圈出了问题重点，决定了回应与权利，因此也决定了责任。它定义出某个医疗或人道回应是否恰当，也定义出某个政治回应是否恰当。没人把强暴称作复杂的妇科紧急事件，强暴就是强暴，如同种族屠杀就是种族屠杀，两者都是罪行。对MSF而言，人道行动是：试图减轻苦难、试图回复人的自主、见证不公义的真相及坚持要政界负起责任。

《槍口下的急診室》的笔记-第246页 - 新冰箱症候群

喝酒或者比较少见的用药，是部分MSF成员在救援现场应付焦虑或空虚的方式。一名专案协调员在忆起自己如何在西非的间距任务中不知不觉染上酒瘾。“我们没有每天晚上灌酒、每天早上醒来还宿醉，但就是喝得比正常分量还多一点，恰恰足够上床呼呼大睡，我们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后来几天演变这几周，几周演变成几个月。我对任务负责人提起这件事，我说：听着，你需要和大家谈谈喝酒的问题，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我和其他人一样犯了错，事实上，我觉得自己是罪魁祸首，但我们需要想想用什么来取代冰箱里的啤酒。”
尽管MSF致力于协助其工作人员重新适应家乡生活，但有些人认为MSF往往没有妥善评估人员是否已经准备好再出任务，就派他们填补空缺。欧森记得自己有天重读她的日志时，惊讶自己写到那么多正面经验，因为她脑中浮现的尽是负面经验。“你需要时间认真思考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因为假如继续下一趟任务之前没有摆脱负面经验，你就会全都带着走。我认为很多人太快继续出任务，没有机会再家减压。他们灰机两个星期，接着又继续出任务。这样不对，应该要花一个月，花六个星期，花一个夏天。花些时间重温你和家人朋友的关系，找回你的能量。认识永远这么缺，组织永远会说：你准备好上路了没？让让人很难说不；你越资深，他们越会催你。”

《槍口下的急診室》的笔记-第131页 - 第五章 黄色沙漠中

自古以来，战争、天然灾害、迫害驱使民众逃离祖国。“难民”这个英文字甚至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它首度出现于一六八五年，最初用来指称进入英格兰逃避宗教迫害的胡格诺派教徒。然而，现今对难民的法律定义自一九五一年才开始出现在文献中，当时日内瓦通过《难民地位公约》，指派联合国难民营（简称UNHCR）守护难民。公约第一条定义难民是：“离开祖国或惯常居住地；因为种族、宗教、国籍、归属特定社会团体或政治意见，有充分理由恐惧迫害；由于恐惧迫害，没有能力或意愿寻求该国保护或重返该地。”这份一九五一年的协议试图保护、安置二次大战期间一百二十万流离失所的欧洲人。一九六七年，《难民地位议定书》扩大了难民法适用的地域范围，如今有一百四十五个国家至少签署了两项协议中的一项。
该协议的十九个原始签署国都没有预料到，接下来十年间世界难民的状况将如何演变。二〇〇三年初，全球约有一千零四十万难民，适量大抵等同一九八二年，却远低于一九九二年接近一千七百八十万人的高峰。联合国难民署致力于确保这些难民获得正式身份，让他们有资格寻求保护及协助。如果情况许可时，难民署会协助他们返回家乡，重建生活，但在那之前也要设置、管理营地，供难民取得庇护所、食物及医疗援助。这项庞大工作日渐委由政府组织、私人公司、类似无国界医师这类国际援助机构负责。一九七〇年代晚期至一九八〇年代早期，MSF开始深入难民营，如今将数十年的经验应用于类似环境提供医疗照护。

《槍口下的急診室》的笔记-第74页

《槍口下的急診室》的笔记-第102页

《槍口下的急診室》的笔记-第68页

《槍口下的急診室》的笔记-第244页 - 新冰箱症候群

MSF的现场工作者大多数从未遭到绑架或肢体攻击，但他们都有认识的人经历过这种事，许多人自己也濒临危险：在这种时刻，他们会认为轮到自己遭殃。现场工作者可能见证暴行，或者至少是暴行导致的后果，所有人也都目睹过疾病、饥荒及战争造成的巨大苦难。基于许多理由，他们也可能看淡救援工作带来的心理压力。首先，现场工作者对种种状况很快就司空见惯。新手经常谈到很惊讶自己迅速习惯听见枪声或炮击，刚开始，恐惧让他们睡不着，接着这些声响变得纯粹扰人，到最后则完全不会困扰他们。MSF成员往往也憎恶一般人把他们想像成浴血工作，伴随着子弹从头旁边嗖嗖飞过。这当然不是全部——对许多人而言，甚至根本没有这回事。无疑有些人会怀有抗拒心理，不愿承认自己并非时时能掌控状况，因为一般人无法再长期感觉缺乏保障的环境下工作，但做这种工作可能需要付出情感代价，即使是那些活跃于压力大又危险的不安全地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