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時代瘋狂史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8
ISBN:9789571326191
作者:米歇爾．傅柯
页数:768页
作者简介
本書為法國後結構主義思想家傅柯的重要著作，係衍自其博士論文。其中心議題為：在歐洲的啟蒙過程中，「理性與非理性」以及「理性與瘋狂」如何在歷史的條件中成形與出現。從這一角度，傅柯討論了兩個主要問題：第一，精神病學與心理學作為一種科學，是如何形成與開展的；第二，在舊王室崩潰的過程中，精神病院在 18 世紀末的出現，具有何種意義。要理解傅柯的方法論，此書為不可不讀之作。
這本書談的主要是由中世紀到 19 世紀一部瘋狂的禁閉史；更深入地說，它企圖透過對監禁結構的研究，建立起瘋狂和非理性之間的對話；最後，它也規劃出一份草圖，談「一部界限的歷史－－其內容是一些晦暗不明的手勢，它們一旦完成，便必然遭人遺忘。然而，文化便是透過這些手勢，將某些事物摒除在外。」
－－摩里斯．布朗修（Maurice Blanc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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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的世界没有“船”，只有沉默——一段必定沉默的历史一、从船说起“愚人船”是作为《疯癫与文明》的第一章出现的，福柯用非常文学化的笔法为我们描述了那些巡游在“平静的莱茵河和佛兰芒运河”之上的怪异舟船。但是愚人船做为福柯理论的一个论述起点，一个形象化的事物，是如何进入疯癫者的世界之中的呢？船是一种与“大海”必然联系的事物，船本身是沉默的，它必须以一望无际的大海做为背景才能具有某种意义，也就是说船自身无法讲述自身的意义，与广袤的大海相比就是“沧海一粟，”但却又注定与大海紧密相连，它的沉默就是它的历史。“船”本身给人的意象就是一种漂泊，动荡，始终在彼岸与此岸之间流浪的形象，它被大海所承载并赋予其所有意义，但却又时时面临被大海吞没的危险，可以这样说，它的可倾覆性是其价值的最高体现。没有大海的船，也就没有任何意义。而船的悲哀就在于它必须承受这种无休止的矛盾：自身价值必须依附于大海，除了大海它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语言，但又必须面临这无穷无尽的沉默。“船”既然已经是以一种这样的意象出现的，福柯只不过再在它的上面安置了一群比这艘船更加怪异的人。福柯说“每一次出航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疯人乘上愚人船是为了到另一个世界去。当他下船时，他是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因此，疯人远航既是一种严格的社会区分，又是一种绝对的过渡。”另一个世界，不是与此岸对应的彼岸世界，这里的另一个世界指的是一种漂浮不定，被放逐，处于边缘的，被忽视的生存状态。疯人登上船不是为了达到一个属于疯人的世界，而是由于在被一个社会排斥之后，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它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地。在这里可以说船和疯人是一体，所不同的是，疯人的地位甚至更低。当船的意义被大海所埋葬的时候，疯人甚至没有自己的声音。福柯后来之所以把他的理论称为知识考古学，也是因为疯人没有自己的历史，因此在必须要考察疯癫历史的时候，所选取的对象不是疯癫着的个体，而是愚人船，总医院，精神病院等一系列符号，只能通过这些符号去考察疯癫的历史。可以这么说，从“愚人船”开始就已经为后来德里达所批评的那种矛盾买下了隐患。很显然，这种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我不知道福柯当时是否意识到了这种矛盾，但在这里这种矛盾的存在又是必然的。假设现在需要在头脑中设想一艘船，那么可能大部分人的头脑中船都是一个孤立的形象，可能会有大海，但作为背景的码头形象几乎是不会出现的。码头是什么？其实码头，或者港口其实就是被理性所驯服的一个世界，是被理性所规训的一个秩序化的存在。诚然，这句话的本身，这种分析态度其实就属于疯癫的一种表现，但这种表现恰恰能最真实的揭示出疯癫意象，揭示出大海与愚人船之间的关系，原因就是下文所想要阐明的。二、关于臆想的疯癫很多时候，“臆想”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为什么会有臆想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今天人们经常说得YY其实是一种最好的说明，如果有兴趣的研究的话，这会是一个不错的课题），在很多情况下臆想都是由于想法和愿望与现实相脱节，甚至背离时出现的。每个人都会出现臆想，甚至无时无刻不再进行着臆想，一切在心中被勾勒，未被实现的，不论是存在于过去的，还是将来的，只要现在是被设想的，都可以当成一种臆想。精神错乱者在臆想，正常人在臆想，每个人都在臆想，但事实是，我们并不认为所有人都是精神病人，都是精神错乱者。其中关键的一点就在于，疯癫者的臆想往往导致其行为的实现，即他往往把这种关于未实现的东西上升为一种行为，一种真实的活动。高中在北京时，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在看了《哈里•波特》之后就以为扫把可以飞翔，于是就骑着扫把从自家的阳台上了飞了出去，很不幸的是他摔死了。记者采访他母亲的时候，他母亲说这个小孩从小一直很聪明，没有什么精神问题，不知为什么会这样。既然不是精神错乱者，既然没有任何精神疾病，为什么一个天真浪漫，而且聪明的小孩会做出一件在我们看来如此荒唐的行为。这个孩子的心里所想以无人能知，但至少有一点事可以确定的：扫把是必定能飞的。人们时常这样说“我快被逼疯了，”“某某被逼疯了，”然后我们或者他们就真的疯了，当已经处于疯癫状态的人很少会去思考他是如何疯癫的，甚至并不觉得他是疯癫的。但不幸的是，他生活在这样一个以理性为支配原则的社会，即使他确实没有疯，或者他就是认为“扫把可以飞”这样一件事情，但社会会迫使他变疯。扫把能飞或者不能飞，是一个陈述事件，但显然社会并不满足于一种现实状态的陈述。就像笛卡尔所希望的那样，必须赋予它价值，每一件事情必须在理性的序列中寻找自己的一个位置。理性不需要疯子，但把疯子创造出来的又恰恰是理性。这样一个以拯救和治疗的身份出现的社会，正是当初将其变成疯癫状态的最主要原因。在福柯看来，十六世纪的非理性一方面损害了主体对真理的认识，但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真理的认识，真理需要被疯癫说出，只有被疯癫说出的真理才会更加真实。在这里，疯癫并不仅仅做为理性的对立面，而更像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疯癫使得真理或者理性更加自信，更加合法的说出自己的特权。在第八章，“新的划分中”，福柯提到了穷人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重要性，以论述疯癫在这一时期所遇到的转变，那是因为这时候的穷人就像十六世纪的疯癫一样，虽然不是做为高尚的，引以为傲的东西出现，但至少还多少保留了一些表面的尊严。而这一时期的疯癫，虽然取得了曾经梦寐以求的尊严，似乎被一种人道主义的方式来对待，但事实上它无可避免的被一种更加强化的理性模式所规训了。三、沉默者的历史（是否有历史，如何被表达的问题）在《疯癫与文明》的前言，福柯这样写到：“因为人们出于这种疯癫，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领人紧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一个做为理性对立面的疯子，与理性自身最大的区别在于疯癫者对于自身身处的世界总是被一种原始的自然满足感充斥着，他完全不在乎他周围的世界是怎样的，宁勿说除了他自身之外，与周围无涉，他什么也不是，更不需要那种拯救与被拯救。他的世界总停留在“为什么如此，”而不是“应该如此”的状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福柯说：“在这一点上，疯癫尚属一种未分化的体验。”但是他这里并没有强调“未分化”到底指的是什么？是理性的未分化，还是疯癫的未分化。如果是理性的未分化，那么就意味着在之后疯癫不用寻找自己的合法性，因为这种分化本身就是不合法的，而不合法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分化是对未分化状态的异化；如果是后者，哪就意味着虽然想要表达疯癫的历史，但却承认了理性为统治者的这一前提，因为理性的分化即意味着理性的觉醒，如果这种觉醒时必然的，那么疯癫根本不需要拥有自己的历史。而从“愚人船”到“总医院”再到“疯人院”，“精神病院”的发展，明显的指向后者，疯癫不需要分化，只有理性才需要分化。这一发展就是从放逐，流浪，到紧闭，隐藏，再到彻底清除的整个过程，其最高程度就是从内心上对疯癫者的规训。多少可以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自笛卡尔之后，理性的标准从一种混混沌沌的初始状态已经开始形成了一整套与之有关的体系和话语权。理性已经强大到他无须评价任何东西来获得它的地位和特权，因此在中世纪中那种以理性的说出者为目的的疯癫的形象被弃置一边，不再使用。更为重要的是，在笛卡尔的“我思”中已经完全没有了疯癫的任何地位，我们不能在理性的支配下这样来设想：一个我思的主体是疯狂的。疯狂的话语被完全的剥夺了，理性没有为其保留一丝一毫的位置。疯癫被放逐了，起初它只是一个浪人，随遇而安，率性而为，自由自在的过着其疯癫的生活。以文艺复兴及其之前的眼光来看，这几乎具有一种英雄主义的象征，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和气质几乎与这样的疯癫是紧密相连的。“遗弃就是对他的拯救，排斥给了他另一种圣餐，” 主让人有病，非常乐意于你染上这种病，不仅如此，病人还要非常荣幸的染上这种病。而这种病又是一种罪恶，意味着染病者需要被救赎，于是便更加依赖主。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在自己受到排斥中透过这种排斥实现自己的拯救。” 而更为讽刺的是“将麻风病病人遗弃在门外的罪人却给他们打开了通向天国之路。”这还只是在早期对待麻风病人的态度，这种排斥方式不仅没有随着麻风病的消退而减弱，反而随着对刘敏，罪犯，浪人，精神错乱者的禁锢而加强。在德里达看来，福柯的疯狂史是一部想要摆脱理性来说疯狂自己的历史，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福柯也在努力地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在后期他写了知识考古学，希望能够以一种考古学的态度来对待知识。然而即使是考古学本身也是一种知识，也是一种在理性的约束下形成的体系，它的语言，他的秩序都是理性自身的展开，希望用这样一种语言去说出疯癫的历史是不可能的，其结果也只能是理性再次以胜利者的姿态告诉疯癫，只有我才能书写你的历史。当我们在书写的疯癫者的同时就已经不自觉的把自己划到与之相对立的一个阵营去了。因此，德里达指出：“写出一部反理性的历史,即其考古学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这个概念，那怕是表面如此,从来就是个合理性的概念⋯⋯。历史和理性之价值的书写是不可能用一种考古学的形而上学封闭框架框住的。” 这里就存在这样一个矛盾：疯癫也好，沉默也好，他们的历史该由谁来写出？疯癫在理性历史中的缺席正是有由于其疯狂，所以它不会以本来面目出现在任何理性的历史中，但福柯的主旨可能不在于让疯狂说自己的历史，虽然他似乎是有这个倾向，但我们更能明显的感受到，他更希望把这作为一种非历史的，也就是所谓的“间断性”的历史片段。在这里，其实我们，或者理性又再次陷入自己为自己预设的偏执，因为理性告诉我们，唯有“说出”，才能构成历史，那些沉默者，疯癫者之所以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理性，在我们看来似乎也只有这样一个简单却深刻的原因。但这也许恰恰就是问题的所在，为什么一定要说出才能构成历史？就个人而言，与其说这是一部疯狂史，不如说这是一部关于理性的疯狂史，当理性以一种歇斯底里的架势，以一种近乎于疯癫的冲动，一而再，再而三，无所不用其极的，不论是把疯癫驱逐出自己的领地，还是以医生的方式去治疗，这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疯狂，一种关于疯癫的历史。就福柯的这本书而言，就里面所叙述的而言，理性本身的疯狂史就是疯癫的历史，疯癫不用书写自己的历史。但是这并不会削弱疯癫对于理性对于自己种种迫害的控诉，这就像理性曾经借着疯癫之口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一样，维护自己的尊严一样，这种由理性构成的对于疯癫的迫害和统治才更加真实，更加具有说服力。如果把理性的历史比喻成一条蜿蜒流淌的长河，那么福柯的目的并不在于颠覆这条大河作为一种河流的本身意义，而是要把其中那些时而轻轻流淌，时而狂泻而下，时而浑浊，时而清澈，时而烟波浩渺，时而一眼望尽的状态呈现出来，乃至其中的落石浮叶也一并呈现出来，如果说大河的本身意味着由康德加以明确的那种理性的连续性，那么这些就是福柯希望表达出的那种历史的间断性，当理性以一种主宰者的声音赞美大河的宏大之美，历史之美时，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甚至是被玷污，被掩盖的也需要被赞美。理性的最大缺点就在于藐视一切没有自己理性的人，而这恰恰就是另一种疯狂了。疯癫不需要语言来说出关于自己的真理和自己的存在，如果它这么做了，那么就意味着它已经承认了理性的前置性，它似乎必须在理性面前为自己做出辩护，理性依然做为一个审判者的形象出现。因此，疯癫的历史只能必然的成为沉默的历史，唯其沉默才是其所以伟大的所在。疯癫的历史只能存在于疯癫本身，在于它以自身为实际存在来展开。它不需要为自己辩护，为自己证明，它需要做的仅仅是成其所是，默默地展开自己。如果有天疯癫与理性再次回到福柯所说的那种“未分化”状态，其原因绝不会是因为疯癫为自己辩护了，因为辩护开始之时就已经是一种有罪审判了，理性恰恰不需要经过这种审判。四、愚人的世界没有船，只有沉默“船”做为承载愚人的意象，当愚人踏上它的时候，就已经冒着，或者说承受着被取代，被掩盖的危险和事实。因为疯人这样做虽然可能并不出于情愿，但却是必须的，这有这样才能让自己通过另一种方式出现，而这种方式既可以表达自己的存在和意义，又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被理性所骚扰，唯一的代价就是沉默。愚人的世界没有“船”，当他们踏上船的时候不仅把自己归于沉默，而是将自己隐没于船，船在这个时候已经无法对愚人显示出来，愚人的眼中也没有船，只有沉默。沉默者的历史必然是沉默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沉默者，也不会有这种因为沉默显示出的震撼力量。福柯在“愚人船”这一章的结尾写到：“疯癫在人世中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使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使巨大的悲剧性威胁仅仅成为记忆。它是一种被骚扰多于骚扰的生活，是一种荒诞的社会骚动，是理性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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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千辛萬苦尋得這不可思議的絕版書。一腳掉進傅科的感覺世界，何其魅惑，帶著淚讀完，富有魅力的比喻讓已被理性化歷程宰制的心靈喚醒內心那些神話般閃爍著光芒的遺忘歷史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