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中古史》章节试读

《德意志中古史》的笔记-第1页

2012年秋
世界中古史作业
“王权神授”思想，是中世纪前期西欧基督教神权政治文化的突出表现，并通过“涂油加冕”的仪式得以具体展现。虽然这一理念（包含思想和仪式）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具体实践，但总的来说，它经历了“萌芽——成熟——强化——裂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加洛林王朝和德意志王国分别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其对“王权神授”的实践影响到这一理念在整个西欧的发展。文章试图从加洛林王朝初期和德意志王国前期的史实中，选取对“王权神授”理念发展产生关键性影响的事件，简要勾勒出“王权神授”理念的演变历程，并分析这种演变对加洛林王朝和德意志王国王权发展的双向互动。
“王权神授”在加洛林：从萌芽到成熟
加洛林王朝的建立和扩张过程，充分利用了“王权神授”的理念。这种实践也使得该理念在法兰克王国内从萌芽走向成熟。加洛林王朝的分裂，扩大了这一传统在西欧的其他地区的实践。
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可以首先从加洛林第一位国王丕平的加冕典礼来进行考察。
矮子丕平承袭其父查理·马特的功业，掌握了王朝的实权。他具有取代墨洛温王朝的统治的实力，但缺乏“正当性”。丕平以帮助教皇解决伦巴德人的威胁为条件，取得罗马教廷的支持。751年11月，丕平经过（贵族）选举，由修道士美因兹主教圣·布尼法斯行膏油礼，封为法兰克人国王；754年，教皇斯蒂芬连同丕平之子查理和加洛曼膏油为法兰克王国国王。[ 王敦书，《矮子丕平加冕疏证》，[J]，《世界历史》2002（01）]显然，丕平希望通过涂油加冕仪式确认所获得的王权的合法性。
我们是否可以从这一事件推断，当时“王权神授”思想已经被较为广泛地接受，因而涂油加冕礼对于王权合法性的确认有较大的影响。事实上，墨洛温王朝时期，法兰克王国的确有王权基督教化的传统，但这种传统尚在萌芽阶段，而正是丕平及其继任者的实践，使得这一传统更为成熟。我们可以通过“涂油加冕礼”来考察这个问题。
涂油加冕礼是“王权神授”思想在仪式上的表现，其正式性和规范性是衡量“王权神授”思想被接受程度的较为可靠的标志之一。在法兰克王国建立之初，墨洛温王朝已经与罗马教廷联合。不过第一位国王克洛维的即位并没有举行涂油加冕礼，而只是在率众皈依基督教时，由主教为其戴上涂油圣油的头盔。其后的继承者也没有将涂油礼作为即位的必要程序。“7世纪，西哥特王国将涂油加冕礼作为新王即位的一项正规典礼。此后这一典礼才渐渐在西欧流行”[ 孟广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第186页注释]。而加洛林王朝的实践正是这一仪式在西欧流行的关键环节。在加洛林王朝建立之初，这一仪式的举行变得更加频繁和正规。754年，教皇为丕平及其子查理曼和卡洛曼三人行涂油礼。768年10月，查理曼和卡洛曼在分别接受了涂油礼后，分治法兰克王国。800年，罗马教皇为查理曼举行涂油礼，称“罗马人的皇帝”。虽然“加洛林王朝也没有将这种仪式作为新王独享一次的神圣礼仪，也没有成为王国不可废置的一项制度”[ 同上]，但从这一系列涂油礼的举行中，的确可以看到加洛林王朝践行“王权神授”思想，实现王权基督教化的事实。
那么，“王权神授”理念对加洛林王朝有着怎样的实际影响呢？我们是否可以从中窥探“王权神授”理念对王权产生影响的一般性的模式呢？
从理论上说，这种影响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确认了王权的“正当性”。其二是塑造了王权与教会的关系。对权力的“正当性”，有这样一种解说：“任何权力若只依靠强力，不可能持续安定。权力的另一本质即是靠劝说而来。”[ 王建文，《奉天承运—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及其正当性基础》，[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3年 第8页]劝说是为了得到被权力支配者的认可，这种认可构成了权力的“正当性”。在实际情况中，权力的“正当性”有两个维度：获取权力者的正当性、权力本身的正当性。
一，获取权力者的正当性（认可身分）
日耳曼传统中，血缘是继承王位的重要依据。丕平虽然握有实权，却没有墨洛温家族的血统，可谓“有实无名”。因此，丕平才希望通过加冕获得“神授”的王权，使得自己占有王位的行为被承认。事实上，涉及王位争夺的问题上，“神授”总是与“血缘”、“选举”等因素交织。一般而言，血缘往往是最基础的因素。但“神授”可以加强甚至超越“血缘”。英国威廉一世得以取得王位，正是运用“神授”加强“血缘”因素，在与哈罗德的竞争中占有了主动权。丕平强调“神授”，并不是否定“血缘”因素，而是利用神的权威，新建一个的血统。事实上，这使得之后加洛林王朝的血缘传承多了“神授”的保障，神授的意志仍然通过血缘来传递。当然，通过强调“神授”获取王位的君主通常会采取措施，强化“王权”神授思想，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威廉一世和丕平都是这样做的。“王权神授”理念和王权在这一互动中中，都得到了强化。
二，权力本身的正当性（扩大王权的实际控制力）
墨洛温王朝的王权权威建立在土地的基础上。“通过赠送土地给自己的亲信、侍从的方式，维持贵族对王室的忠诚和服务。”[ 从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第437页]但土地资源的枯竭和贵族特权的普遍化使得王权不断衰微。查理·马特的采邑制改革强化了王权和贵族的联系，增强了王权的统治力，但仍然潜伏着离心的倾向。这里需要探讨的是，丕平及其继任者通过强调“王权神授”，确认了权力本身的正当性，是否能够强化王权的实际控制力呢？或者说，我们假定的确有强化的作用，那么这种强化是如何实现的呢？
针对“王权神授”理念对王权的强化这一问题，一种说法是“（王权神授理论）增强了封主与封臣之间的个人关系，把这种个人关系阐述为一种政体形式。”[ 王亚平，《试论袖中世纪封建王权的合法性》，[J]，《史学集刊》2004（04）]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王权神授”思想强化了封建宗主关系，一旦违背对领主的誓言便是亵渎圣意。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王权神授理论使“封建宗主的政治形象大为淡化……拓展作为国家最高公共权威的君权，遏止封建政治离心倾向的增长”。这种说法是否意味着王权是以突破封建关系束缚的方式得以强化的。两种说法有一定的区别，不过后一种说法并不针对加洛林王朝的史实。
对这两种意见，我们可以有怎样的理解？强化王权的方式是否不是统一的，而是随着封建制度不同的发展阶段或不同地区的现实政治状况而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比如，加洛林王朝时期，是封建制度的起步阶段，王权仍然以宗主权为基础，因而王权的强化依靠封建关系的强化。而在封建制度发展后期，王权的增强就需要突破封建关系。
这个问题，希望能和大家进一步探讨。
三，促使王权与教会的紧密结合
“王权神授”理念的直接影响，是王权与教会建立的密切联系。一方面，国王作为一名掌握权力的“教士”，理应承担保护教会和弘扬基督教的使命。另一方面，国王权威是神授予的，教会应当服从于这种权威。
墨洛温王朝初期的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已经以推广基督教作为控制占领地区的手段。丕平利用罗马教廷的支持取得王位，也加强了与教会的联系。查理曼时代双方的关系趋于稳定。国王有权任免高级教职、召开宗教会议、公布有关教义的立法、保障教会征收十一税，将教会事务作为行政事务的一部分。同时，教职人员参与政务。一部分教士参与中央事务，地方的主教参与到主教区世俗事务的管理中。对外扩张既是政治也是宗教需求。被征服地区的反抗即被视为对国王不忠，也被视为“异教”。事实上，这样的结合在英国也有类似的体现。
王权与教会之间如此紧密的结合，在当时的西欧是独特的。这样一种较为成熟的结合方式，成为了与“王权神授”关联的政治遗产。
在各种不利因素的作用下，即使是加洛林王朝拥有的是“神授”王权，也经历了被分割并不断衰落的命运。但“王权神授”理论似乎不是导致其衰落的直接原因，也并没有加速其衰落。
无论如何，“王权神授”理念在加洛林王朝的实践下，成为一种较为坚固的政治传统。法兰克王国分裂后，这种传统继续在东西法兰克王国延续。法兰西和德意志都不同程度上继承了这种传统。作为法兰西诺曼公爵的威廉一世在实现“威廉征服”的过程中，又使这一传统在英格兰得到强有力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加洛林王朝在“王权神授”理念的发展过程中，的确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王权神授”在德意志：从强化到裂变
一般认为，德意志王权是加洛林王权的继承者之一[ 侯树栋，《德意志中古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第47页]。“王权神授”的政治传统显然是继承的内容之一。那么，这种传统在德意志王国的具体国情中发生了怎样的演变？这种演变对王权的发展及“王权神授”理念本身造成了哪些影响？
从历史事实来看，德意志王权与公爵（后期成为诸侯）的博弈是其政治演变的主要线索。在德意志王国前期，“王权神授”理念及王权与公爵的博弈两个因素，促成“帝国教会体制”的建立。在奥托一世时期，这种体制被推广到罗马，成为德意志王国处理与罗马教廷关系的主要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罗马教廷的力量。其结果是双方发生冲突，罗马教廷占有优势。罗马教廷及教皇权力在此事件中得到显著提升，这推动其宣扬“教权之上论”。“王权神授”传统政治文化因此发生裂变，由此影响到整个西欧教俗关系。一下将就一些细节进行具体阐释。
一、王国建立
公元911年，东法兰克国王路易去世。至此，加洛林王朝的统治终结。法兰克尼亚公爵康拉德被几大公国的大贵族推举为国王，并接受涂油加冕。这是德意志王权的发展的开端。
事实上，德意志王权的形成主要由公爵主导的。其形成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其一是对法兰克王权传统的继承，其二是公爵自身现实利益的需求。[侯树栋，《德意志中古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第13页]自东法兰克王国统治后期起，这一地区就面临着来自匈牙利人的猛烈进攻。一个强有力的联合体才能有效应对这样严峻的外部威胁。东法兰克王权的衰微本不足以担此重任，在其统治结束后，各个公国需要重新构建一个强大的力量中心，并形成新的联合体。因此，公爵们才达成了建立德意志王国的共同意向。
从某种程度上说，建国初期，德意志国王的权力来自于公爵。正如历史学家的评论，“他（康拉德一世）的统治地位不是来自他的王室出生，而只是来自部族的选举，即主要依仗部族领袖”[ [德]赫伯特·格隆德曼等，《德意志史·第一卷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第277页]。此后的诸位德国国王，都致力于调整王权与公爵的关系，保持王权的权威。这就是德意志王国和王权产生的背景。
二、涂油与不涂油
德意志第一位国王似乎面临着与加洛林的丕平相类似的难题——权力的正当性问题。公爵组建联合体的意愿及选举的结果构成了王权的权力。这是一个新建的权力，没有“血缘”因素的基础。“王权神授”理念再次发挥了作用，塑造了新的“正当”的王权。虽然施行涂油加冕礼只是对公爵选举意愿的确认，但王权因此在理论上具有了独立性。这使得国王权力得以从接受公爵选举的被动状态中转变过来，是之后王权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然而，第二位国王亨利一世在即位时却拒绝接受涂油礼。对于这一问题，历史学家曾有过精彩的解读：“……因为康拉德一世失败了，所以亨利起初为了巩固王位，不得不走上与康拉德不同的道路。由于与部族公国（公爵的势力）结成联盟的这一愿望较快实现后，他就毫不迟疑地大力抑制公爵们的权力，同时把主教们更紧密的拉到王室一边。这样，亨利又恢复了加洛林的传统。不过……他是在王位巩固的基础上才这样做的。在这一前提下，加洛林的传统才又变成一种力量，能为进一步加强王权服务。”[ [德]赫伯特·格隆德曼等，《德意志史·第一卷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第293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行为表明亨利处理与公爵关系时运用迂回手段。亨利借此向公爵宣布不再执行康拉德时期国王联合教会压制公爵的政策[ 侯树栋，《德意志中古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第31页]。然而“王权神授”理念并没有失去其影响力。一方面，即使是拒绝接受涂油礼的亨利一世也坚持与教会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从奥托一世开始，由教士主持的涂油加冕礼就成为制造一名德王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侯树栋，《德意志中古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第93页]。
三、帝国教会体制
正如之前提到的，在“王权神授”理念及双方现实利益需要的影响下，加洛林王朝与教会之间形成了的紧密关系。德意志在“王权神授”传统的影响下，在自身国情的基础上，继承了这种联系，并使之强化，其结果便是“帝国教会体制”的形成。
在这一体制下，“德意志各级教会机构和高级神职人员作为10世纪德意志萨克森王朝制衡公爵、巩固和强化王权、推行国王一切大政方针的主要政治机器，执行国家的各项管理职能”，教会是“德意志国王政府的支柱”。[ 侯树栋，《德意志中古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第28页]
四、德意志与罗马教廷的相遇和碰撞：“王权神授”理念的裂变
“王权神授”是基督教神权政治理想在中世纪初期的主要表现形式。11世纪中期，随着罗马教廷和罗马教皇权力的兴起，这一理念在思想和实践层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理论上，“教权至上”的学说否定了王权直接源于上帝神授，而主张教权来自上帝，王权为教皇所授。传统的王权正当性的基础被置换。实践上，在授职权争夺风波中，各国王权与教会的紧密结合被打破，教会对罗马教廷的依附性加强。这对各国的王权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在这个过程中，德意志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德意志在罗马教廷兴起的过程中扮演了促进者的角色，但德意志也是受到这一事件影响最大的王国。
奥托一世出兵意大利，建立神圣罗马帝国，是德意志与罗马教廷建立密切联系的开端。自此以后，“罗马教皇为德王举行涂油礼，宣告其权力的神授性质；德王控制罗马教廷，使其摆脱罗马贵族的控制”成为双方关系的一般模式。
从奥托一世控制罗马教廷的动因及处理双方关系的政策来看，“王权神授”的理念是渗透其中的。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密切联系正是德意志“帝国教会体制”在意大利的扩展。
这种联系的建立，对罗马教廷权力的增加有促进作用。奥托一世时期，“奥托特恩权”的推行，扩大了教皇的世俗权力。克吕尼改革运动兴起后，德意志“教会改革派”中的“洛林学派”，为罗马教廷的改革培养了一部分骨干[ 王亚平，《权力之争》，[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 第141页]。但正如后来历史所证明的，罗马教廷权力的增强与德意志对其的控制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主教授职权之争”时爆发出来。这场斗争以《沃尔姆斯宗教和约》的签订为标志宣告结束。但这一事件造成的多方面影响，却在之后的相当长时间中延续下来。
对德意志来讲，这一合约的签署标志着德意志的帝国教会体系逐渐解体。这个条约本身是以教权与俗权的分离为理论基础的[ 侯树栋，《德意志中古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第80]。而且，在教会改革运动中形成的教会自由和教俗分离的观念在这场斗争中被传播并获得了广泛支持[ 侯树栋，《德意志中古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第84]。我们知道，“萨克森王朝和萨利安王朝初期的统治者通过帝国教会体制和对世俗大贵族的有效控制，建立起当时西欧最强大的王权。”[ 侯树栋，《德意志中古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第55]但是，教会这一根支柱倒塌后，王权很难在与世俗贵族的博弈中占有优势。王权的衰落从此成为难以遏制的趋势。
对整个西欧来讲，罗马教廷在这一斗争中的取得的优势进一步促进其权力和权力野心的增强，“是罗马教皇在西欧确立教权权威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王亚平，《权力之争》，[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 第203]。此后，罗马教廷和教皇开始在整个西欧范围内扩展权力，并导致“王权神授”理念在思想和实践层面的裂变。
事实上，在德意志与罗马教廷的历史性的相遇中，王权神授的思想经历了从巅峰到裂变的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