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书评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困局与顶层设计

在当下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化同义）不仅仅是各级政府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一个牵动各方神经，极具社会热度的重大问题。在官方语境中，它带动的社会转型将会是未来三十年高速发展的希望所在，期待它为民族复兴提供澎湃动力；在专家学者，它推进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引发了经久不衰的激烈争论，也为他们提供了研究的课题和展示水平的舞台；在平头百姓那里，政府围绕它所作的土地、房价政策的即使非常细微的调整，将会给每家每户的切身利益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面对这一事关中国改革方向和未来发展命运的重大问题，存在争议和分歧在所难免，但政府、学界与民众对它诸多认识模糊、逻辑混乱、以至彼此误解，则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华生，作为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价格双轨制、国有资产管理、股权分置改革三项重要变革的主要提出者和推动者，在对以往城镇化的定义、方向、目标以及失误进行了反思，剖析了成渝地区地票实验的得失，并在借鉴日本、韩国和台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城镇化道路必须转型，转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道路上来的一系列见解和主张。一、核心是人的城镇化，真正实现农民进城安居乐业城镇化是什么？作者直截了当的提出，所谓的城镇化就是农民进城，农民变市民，从乡村社会转为城市社会，相应的城市边界和规模扩大，更多的农用地转为城市建设开发用地。这正是针对此前有关城镇化只知道摊大饼扩大城市规模，只知道搞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所造成的只见房子不见人、以至出现大量“鬼城”的城镇化观点的一种最直接、最有力的批驳，而与最近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相呼应。其实，早在其13年前的2001年，作者即在《时代财富》第二期发表《批破垄断坚冰》一文，旗帜鲜明的提出了“破除户籍垄断，实现人的城市化”的主张（附录二），足以可见作者的先见之明。为什么要城镇化？与当前官方文件中将其定位成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手段、或者与有些专家简单的认为是一种发展红利不同，华生先生从“中等收入陷阱”为切入点，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加以考察，认为城镇化是农业乡村社会到工业化信息化的城市化社会的转型，是继采集—狩猎的自然社会、种植—养殖的农业社会之后的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第三个阶段，而进入城市化社会之后，随之而来的则是农业人口的大幅减少，对周边环境依赖程度的降低，对各类资源耗费的减少，以及劳动生产率、土地利用率的大幅提高，进而实现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是人与自然关系、产业结构的一次重大调整。如何实现城镇化？他认为，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口改变职业和居住地的过程，也就是农民变为市民、乡村社会变为城市社会的过程，这一过程充满艰险，是对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成功追赶发达经济体的国家能力或社会能力的集中考验。它的表征是土地的城镇化，而核心则是人的城镇化，也就是让大量的农民及其家属在就业的城市有体面的居住条件和环境，有稳定的就业和可靠的收入，真正的融入所居住的城市。对于当下中国来说，城镇化的主体就是进城择业的原农村人口——即农民工。新型城镇化就是不但让他们有工作、有收入，还要能住下来、住得稳，最终实现大多数人口在城镇里的安居乐业。这是象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核心挑战。二、难点是避开土地陷阱，有效打破利益固化格局　　　进诚安居自然需要在大量土地上建筑大量的房屋及基础设施，而土地是人类和财富之母，城市化转型期城市土地及其附属建筑物迅速成为国民财富的主要载体和经济增长的集中价值体现，如何对这种价值公平分配，成为对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成功追赶发达经济体的国家能力或社会能力的集中考验。现在，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了某种程度的社会阶层固化，而由于我国城市建设扩张迅速，城市土地价值急剧膨胀，相应的规划不全不严、法制基础和观念薄弱，强势阶层非法攫取土地增值收益的现象屡见不鲜，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利益分配。当前土地管理制度下，集体土地只能由政府收归国有之后进行招拍挂的方式变为建设用地，已经相发了非常大的矛盾，钉子户之类的消息常常见诸报端，以此为基础的土地财政更是多受诟病。对这种现象，华生先生并没有象很多所谓的专家那样，站在为农民说话的道德制高点上呼喊什么土地私有化、什么农民自主城市化之类的口号，而是在对西方国家，以及日本、韩国、台湾的城市化经验进行认真的分析后指出，因为土地的特殊性，以及城市规模经济产生交叉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土地所有权与开发权的分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任何地方都没有完全私人的土地开发权。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经第二轮土地延包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使中国农民“已经和正在拥有承包农用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转让的完整权利”，这基本上与私有产权等价。但是，因为经济发展、移民就业、政府规划以及用地指标控制等多重因素所造所的土地开发权的巨大增值及其公平分配，本就不可能通过土地私有化得到解决，闹得沸沸腾腾的征地拆迁中的对抗并不会减少，反而会大幅提高城市化的成本。从根本上说，当前这些问题并不是专家所争论的土地所有权或者补偿标准高低的问题，而是土地转用即非农开发后的权利，即附带着巨大财富的土地非农开发权的分配，这才是我们城市化转型能否成功跨过土地陷阱的关键。 最大的难点在于小产权房。在城市发展中，提到征地拆迁，最令各级政府头痛和争执最为激烈的应该算是小产权房。华生先生对于小产权房前因后果以及面临困境的分析是最为透彻的。他驳斥了学界认为小产权房是城郊农民和政府争夺土地增值收益、试图自主城市化的努力的论调，认为造成当前小产权房泛滥的原因是因为政府规划不明及法治缺位，是个人抢占社会管理的土地开发权的直接结果，城中村“握手楼”就是最现实的“公地悲剧”。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目前存量巨大的小产权房都是一个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成为兴建基础设施，扩大城市规模的拦路虎，其现状早已难以为继，解决办法分歧极大，简单的进行合法化注定不是解决之道，政府也没有力量全部拆除，那样不但要面临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还有可能影响政治稳定，这是政府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的。　　　最大的障碍在于户籍壁垒。农民成为市民，面临的最大的政策壁垒就是现行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对此华生先生没有专章讨论，倒是在书的附录二中作了论述。华生先生论证道：“所谓只有土地城市化而没有人口城市化和市民化，就是户籍制度改革滞后脱节的结果。”因为户籍制度的垄断和封闭，在城市就业的农村流动人口因为受到户籍制度的歧视和挤压，他们无法享受到附着于户籍之上的诸多的制度性福利，再加之收入预期和职业安全的不稳定，其居住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社会需求也是多少受到扭曲和压抑的。而且，“拥有合法的城市户口的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比例相对于发达国家，正好完全倒置，是我国经济结构最大的不合理，是国家内需不足最根本的原因，也是我国社会发展阶段落后的最显著标志和贫富差距拉大占比重最大的因素。”但骤然废除又会面临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成本，各方面难以承担。所以，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就必须改革当前城乡二元分享的户籍制度，实现农村和城镇人口的双向自由迁徒，使两者享受平等的权利。三、解决是继续推进改革，加快城市化转型顶层设计　　　华生先生是以价格双轨制、国有资产管理、股权分置改革三项重要变革而闻名的，他最擅长的就是进行机制设计。同样，对于我国的城市化转型，他也根据我国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现实条件，提出了自己整套的顶层设计，在第九章《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的道路转型》中作了精彩阐述，这是本书的最大亮点和最有价值的部分，最能体现华生先生的水平。　　　首先，是要实行挂钩，推进各项机制联动改革。人口的迁移是以就业和更好的谋生机会为导向的个体选择和市场行为，但当前这种建设用地无偿计划分配往往与人口的实际流动方向不匹配甚至相反，还直接导致了地方建设用地饥渴症和见地不见人的增减挂钩体制，是造成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和市民化脱节的制度原因。所以，要将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制度改革联动起来，实行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与外地人口本地市民化入户挂钩的方法，以此“更好地顺应和发挥市场在城市化形成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形成哪个城镇能吸纳更多的市民化户籍人口，哪个城镇就可以分配到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的正向激励机制。”最终斩断地方政府为土地财政而产生的征地卖地冲动，彻底改变当前城镇建设违反经济规律大干快上所造的有城无市、有房无人的“鬼城”现象。这里，他解决了我长久以来的一个疑问，即现在很多农民已经进城安居乐业了，但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还在，还是一个农民身份（我就是这样的既得利益者），农民也要有一个退出问题的。华生先生的制度设计是，当农民从农村迁出户籍而去异地城镇落户的时候，转为城镇户籍的农民在申请城镇保障房的同时必须处置在老家的宅基地，购买商品房的，在农村的宅基地及住房则被纳入拥有的总体房产数交纳相应的不动产税。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大的机制。 其次，是要开征新税，以经济手段调整利益分配结构。在这里他借鉴日本、韩国的经验，一是提出要实行以财务平衡为原则的新型征地制度，将征地全过程的成本和利益分配公开化透明化，政府拍卖土地价格仅以弥补土地一级开发、达到收支平衡为限，彻底斩断政府在征地活动中的利益瓜葛。二是借鉴国际成熟经验，对征地补偿实行房地分离，在对土地的公平补偿以外，对建筑物仅按重置成本扣除折旧补偿，而且对获得的拆迁补偿款开征所得税，使违建抢建因无利可图而自然消退。三是改革房地产开发模式，实行地价公示、房地分离，使开发模式多样化，改变现行的开发购地和预售模式为分期拿地、一次开发，改变税收调节机制，消灭开发商囤地牟利现象。四是顺应当前宅地和房产成为国人财富主要载体的现实，以对房地产的收入调节为切入点，在买卖环节对房屋交易的净所得征税，建立对城市居民房地产财富和收入的完整调节机制，通过合理的税种税率设置，开征不动产税等，真正捍卫社会公正和分配公正。小产权房也在这一机制得以解决。华生先生不但提出了宏观的措施，即便对于国人最拿手的“阴阳合同”这类细微问题也提出了将交易合同在交易大厅公示的办法，以防止制度漏洞。其实，近来新闻媒体一直在曝光广州房地产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两份合同”现象，就是人们以此规避税收的行为。这些措施的目的是要通过征税来调节土地非农使用利益的分配，但其最重要的基础是不动产登记制度，如果使这个登记能够稳妥可靠，真实可信，是一个难题。最后，要加快完善推进城市化转型的配套措施。所谓的改变体制换粮换奶，将地方政府拔出卖地财政陷阱；城市规模布局和特大城市的发展模式；人口城市化和市民化的进度规划；城镇化引领和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制度安排等论述较为简略，但其中确实不乏真知灼见，不再一一置评。他针对在台湾已经出现的牟利资本和富裕的城镇居民下乡置业的奢华需求，也提出要从占有土地以及二套房等开始普遍征收不动产保有税加以预防。实际上，他书名中的“转型”就包括了城镇化的社会转型以及我们城镇化道路转型两层含义，我的介绍也非常不全面。而在我看来，他的建议的确可以称得上是国士之策。当然，具体到现实中是否可行，还有待验证。但是，通过此书我们可以对我国的城镇化历程以及未来的道路选择有一个更高、更深的理解，原来的城镇化道路早已难以为继，必须尽快实现转型。所以，当下我们最迫切的就是要根据现实情况作好道路转型，真心期待我们的高层能够综合各种看法，广纳意见建议，真正抓住土地开发权所形成巨大财富增值的公平分配这一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现代化转型中的主导性线索，通过一系列的顶层机制设计，最终实现公平分配，为城市化转型加油助力，以成功迈过土地陷阱，尽早实现我们的城市化转型，跨入现代化社会，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一本可当做武侠小说来读的学术著作

判断一本书是否是一本好书并值得推荐，我通常会从三个方面来考察：一，书中是否体现了作者的思想魅力（如严谨的学术精神、真正的独立思考能力或超乎寻常的创造性）；二，书中涉及的主题是否是真正重要的问题，当然什么是真正重要的问题，因人而异（比如梁漱溟说的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三，这本书与其他同类别、同主题的书相比，有无特色和过人之处。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的话，肯定地说，这本书在这三个方面都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这本书的作者华生，是经济学界的实力派人物，个人经历也极具传奇色彩（此处省略一万字，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百度一下）。如果非要给他贴上一个标签的话，他应该是一个“问题型”学者而非“知识型”学者，一向以研究解决现实问题、用“机制设计”来推动改革而著称。可是如今“媒体经济学家”盛行，如何判断其不是又一个徒有虚名之辈？城市化问题是事关中国改革成败的关键议题，房地产、土地财政、地方债、收入分配、户籍制度等重大问题都与城市化相关；而对于如何推进城市化，学界至今存在着重大分歧，同时各个利益阶层站在各自立场把改革推向不同的方向，在这样错综复杂的背景之下，华生还能否如之前的改革那样，拿出一个漂亮的“机制设计”方案？我带着这样的疑问开始阅读，试图从书中找到答案。不得不说，在翻开这本书之前，我没有想到，一本探讨城市化与土地问题的经济类专业书籍，竟然是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宏大视角来切入的，而且一开篇就提出一个挑战经济学界主流观念的论点：“比较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名词大家一定不陌生，在大众媒体不懈努力的普及之下，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什么？“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世界银行提出来的吗？怎么可能是个伪经济学命题？华生在一开篇就向“中等收入陷阱”的主流观点开炮，可以想见，其后的内容必定要对时下流行的种种观点进行拨乱反正的抨击，火药味充足，值得围观。当然，作为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这里必须要指明，学术著作不意味着必须艰涩难懂、掉书袋，而同样可以引人入胜），比提出观点更重要的是论证过程。因为观点人人都可以有，但如何辨明观点的是与非，必须要靠论证。以我的经验，未经严格学术训练的人在写作时，往往只顾论述自己的观点，而完全不顾相反的观点及其论证，因此难免落入自说自话的困境，结果就是：你的观点再完美，也只是一家之言，和别的观点相比，看不出你的优势或者高明之处在哪里。之所以能看出华生不是泛泛之辈，就是这本书的任何立论，都是建立在对现有观点的考察之上：这些既有观点的产生背景如何？客观合理性（如果有的话）在哪里？有哪些局限性？为何现在不再适用（如果曾经适用的话）？历史经验怎样？国际经验怎样？总之，在对既有观点的论点、论据、可行性等细节进行充分考察的基础上，再水到渠成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办法，有理有据，有图（表）有真相，其中闪烁的智慧之光，让读者不禁会心一笑。比如，说到区分公益性与经营性建设用地来征地的办法，华生毫不客气地直接指出，“在城市化扩展的现实情况中，公益性用地占地一般要在三分之一左右，而且是纵横交错、星罗棋布在开发用地之中。用条征、点征法去征收公益用地，让挖去这些条横和点块的剩下土地去市场谈判，只是书生的闭门造车，而根本不可实践和操作”。又如，说到如何解决房产买卖中的阴阳合同问题，华生给政府支一招：“其实解决阴阳合同即虚假合同的问题并不复杂，只需将交易合同在交易大厅公示，允许其他人包括保障房机构价高者得，所谓阴阳合同自然立即消失。因为这时卖方如果以远低于市场价格签售住房，自然会被其他买家稍微加价就可优先买走，而卖方在公开市场监管下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更高出价的成交。”总之，一路读下来，都有称得上是“惊世骇俗”的言论：为什么农民没有自主开发土地的权利？为什么城乡土地不能“同地同权”？为什么小产权房不能合法化？往往是让读者先是眼前一懵，然后再在其逻辑严密、抽丝剥茧的层层论述中接受其观点。引用亚马逊上一位读者的评论：“此书虽是学术著作，读起来堪比武侠小说！”需要指出的是，在华生眼中，“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显然是不可取的，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不仅不能撒手不管，而且应该扮演更加积极和强硬的角色。为了“维稳”需要而息事宁人、向城市周边的被征地农民进行巨额补偿的做法只会引起更大的社会不公，因而被华生坚决反对。这可能会让被“自由主义”霸占了头脑的读者有些许不快。但同时，华生也绝非现有土地制度的维护者，他反复指出，政府得以“强硬”的前提，就是其自身不能在土地分配中获利，换言之，切蛋糕的人不能拿蛋糕。这在土地财政已积重难返的今天，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对此，华生提出了自己的“新型城镇化制度框架”，可以说，这是在反复掂量了可行性（既包括改革动力的现实性，又包括方法的可操作性）之后的又一重大“机制设计”。这一机制设计能否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又一里程碑，让时间来给出答案。读完此书，头脑中突然冒出一句政治极其不正确的话：人类社会的进步，必须要靠少数走在时代前面的智者，在全局洞察与深思熟虑后设计出行动蓝图，而并非靠大众的盲动或某个意识形态就能解决问题。

城市化与土地财政可能都是陷阱

去年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土地新政之一：改革征地制度，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给我的感觉是国有土地卖得差不多了，终于向集体土地下手了。接着就有深圳新闻：12月20日，隶属于深圳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的原农村集体工业用地以1.16亿元的价格，成功在该市土地房产交易大厦挂牌出让。按照现行《土地管理法》来说深圳的这次土地拍卖其实是违法的，《土地管理法》第63条关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规定。（据说是特事特办特批了）十八大报告中的重头戏之一是：推进城镇化（城市化）。说条经济新闻：1月23日财政部公布信息：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0.1%，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增幅为7.1%，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为12.9%，地方财政总收入68969亿元，其中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41250亿元，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60%,同比增幅更高达44.6%。看到了吧，卖地收入有多赚钱（基本是空手套白狼），对地方财政有多重要。但问题是这么赚钱又赚这么多钱，怎么还会有地方政府债务危机？这些钱是怎么花的？都到谁的腰包里去了？这背后的微妙应该搞清楚，但估计是不会让我们搞清的，所以这个问题不在讨论之列。土地财政是土地价格上涨推动房价上涨的罪魁，国有土地卖得差不多了，开始盯上集体土地这块肥肉，这就是城市化的利益动机。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数据：到2010年为止，全国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24.88万平方公里，其中农村建设用地规模约为16.4万平方公里（约2.46亿亩）（应该不在18亿亩耕地红线以内吧），占比高达65.9%。按照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平均价格计算，2.46亿亩土地总价超过130万亿，要按2013年的价格还不止。背后有多大的利益啊，不敢想。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这两个问题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也是最为人诟病的腐败滋生的温床。对政府来说城市化与土地财政只是保持GDP增长保证税费财政收入的工具，但对老百姓来说城市化与土地财政可能只是剥夺自身利益的陷阱。就好比在地上挖土，挖好了可以挖出个鱼塘，可以养鱼获利，挖不好就是个大坑，积一潭脏水垃圾，滋生蚊虫老鼠害人。华生的《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一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在探讨城市化与土地政策的。讲中国土地政策的历史变革，与国外的政策经验对比，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对策。华生不讳言批评土地财政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土地财政政策是目前中国很多社会、民生问题矛盾的根源。世界上土地国有的国家寥寥无几，朝鲜、古巴、老挝，越南虽也进行了土地改革但本质上还是国有。中国土地所有制分两种形式，一是国有，二是集体所有。上次去泰国，泰国导游在曼谷机场接机，在车上问我们那里建机场要多久，我们回答也就两三年吧。她又问我们知不知道泰国曼谷机场建了多久？我们猜10多年吧？她说是40年。因为泰国土地私有，机场用地都是一家家谈下来的，人家不愿意走我们就没办法建。到市区里面也看到街道上到处是电线杆子，密密麻麻的电线，很不美观，很多破旧房子夹杂在高楼大厦之间很不协调，我们问为什么电线不走地下，旧房子拆掉建新的，他们回答走地下要经得业主同意的，成本太高，旧房子拆不拆是业主的事，他们没法干涉。不像我们国家这么厉害，直接征用。我们好意思说我们其实也是有《物权法》的吗。华生指出中国城市化转型的三大不利因素：利益掣肘、路径依赖、后发劣势。城市化过程中牵涉的四大团体：政府、被城市化的城郊农民、开发商建筑商、城市居民，他们在整个城市化过程中利益不均衡；政府对土地财政如鸦片般的依赖；目前的城市化基本侧重于土地的城市化，而忽略了人的城市化，畸形发展；中国城市化模仿发达国家，技术模仿容易，但是制度模仿不来，后患无法预计。按说城市化（包括旧城拆迁改造）这应该是一个多赢的局面。政府补偿出让土地者，卖地获取收益，开发商建筑商建房获得收益，被征收被拆迁者获得相应房产或现金补偿，政府、开发商、待拆迁（待征用）户几方都得利。但地方政府勾结开发商，采取掠夺的方式，强拆强征，坑蒙拐骗，胡萝卜大棒一起上，与民争利，我们那拆迁来谈判的都是市政府组织部、宣传部的人（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是在替谁服务？），各地上访最多的可能就是拆迁户，很多人都是亲身经历过或见识过的，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双重折磨，大多数人都是顶不住强拆者的攻势，举手投降，少数最牛钉子户、自焚的、爆炸的经常上头条，基本上中国人都知道怎么回事，老百姓就这么点利益，不拼死力争怎么保障以后的生活。不由让人想起那个地主与长工的故事（不知道的自己去找度娘），具体我就不细说了，对“拆那”（china）拆迁过程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看李承鹏的《李可乐抗拆记》，虽然是小说，但是很大一部分非虚构。亚里士多德说过：“文学比历史还真实。”有时候真是这样。这背后的规则就是：政府得大头——卖地收入占三成，开发商得中间——各级机关部门审批好处费买通关节、税、费占三成，建筑成本占两成，利润一到两成；拆迁户得小头，多少这就看拆迁时你跟开发商去闹的结果了，会闹的（钉子户）一般就能多的一些（置换比例高一些，每个地方每个开发商每个地块都不一样的），不会闹不敢闹的基本就贴点钱旧房子换新房子，小房子换大房子，城郊居民按面积一般可以能换几套房，房价一涨，他们就可以享受到房价上涨的利益，城市居民大部分就一套房的房价涨了也是空欢喜，就一套房卖了就没地方住了。任志强说过，中国人其实不缺房。这应该是事实。一方面，原城市居民基本上每户一套还是有的，多于一套的也不在少数，农村居民住房是有富余的，很多青壮年都进城去当农民工了，家里的房子都空着，城郊居民应该是最富裕的一群，因为地理位置优势，城市化除了旧城改造，城市扩张最先就是城郊居民一是他们住房宽裕，可以出租，拆迁也能拿到几套。真正缺房的是那些“刚需户”——农村户口进城务工想留在城市发展或成家的、大学毕业到城市工作成家的、结婚后不想和父母一起居住的城市居民等等。另一方面大量空置房，最可靠统计是2010年中国电力部门有数据显示半年内电表读数为零（基本可认定无人居住）的房屋有6450万套，这几年房地产持续火爆，我估计这个数据达到上亿也不为多。我今年春节回家，与去年春节回家也就隔了一年时间，很多地方去年还是一片田野，今年已经是高楼林立，一座小城新建好的楼盘不下十多处，而且基本上都是大型楼盘，还有很多在建中的。这些空置房大多数应该是在房叔房姐这样的官宦阶层或者炒房者手中，普通老百姓没那么多资本花上百万购房空在那里。去年年初就有政策要实行房产实名登记信息公开制度，说是今年6月份开始执行，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给那些非正当得来的官员权宦房叔房姐们处理名下资产，不知道他们处理的如何了，反正没看到房价下跌就说明大户还没走。所以我认为华生提出的以征地财务平衡替代卖地牟利财政基本是没什么指望。城市化的目的一是为了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为开发农村土地为商业用地开绿灯；二是为了保持GDP增长用城镇化带动产业上升；三是为了地方政府摆脱债务危机。不牟利怎么行？华生提出我们的城市化只是土地城市化而没有关注人的城市化，这一点我是完全赞同的。早年的时候政府征用土地会有征用土地工招工名额，土地被征用的人家可以安置人员进工厂工作，现在国企基本属于垄断福利企业了，想进没门，私营企业又不收，基本没有安置工作一说。但是失去土地的人干什么呢？据说很多地方拆迁补偿就是几万块，根本买不了房，去打工，又没有技能，连生活都成问题。所以华生提出应该规范失地农民的利益补偿是有道理的，但是更应该考虑他们未来的出路，替他们找好出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像深圳城中村拆迁这样的，一夜暴富成为亿万富翁。我今年回家还听朋友说起关于我们那里这类拆迁户的故事，说我们那里拆迁安置小区什么生意最好？开棋牌室的。被拆迁者一般都能拿到三、四套房，卖掉一套房换来的钱用来装修自己的房和子女的房，再有多余的房就拿来出租，然后基本不用工作，每天在家玩、打麻将。很多像这样情况的人家就等着拆迁被征用，然后他们就可以过上富裕的生活。估计这样带来的社会问题政府从来没有想过对策。再说说最近比较热门的小产权房问题。到底是放还是不放？这是个问题。书中数据说全国有66亿平方，是全部商品房住宅面积的一半，深圳更厉害，小产权房占全部住房面积的一半。小产权房的最大优势是价格低，据说深圳关外小产权房成本价在3000块不到，因为土地基本不要钱，审批税费低，甚至都没有，建筑又是自己建，没什么中间环节；商品房用地有70年期限，小产权房无限期也就是没有使用期限。劣势就是无红本房产证，不能上市买卖，现在只能采取律师公证私下转让的方式，但户主不能更名。深圳已经有政策出台，深圳市政府决定从今年4月1日起，将部分历史遗留违建“转正”为商品房。小产权房一旦放开对政府又是一大笔收入，据说深圳这边就可以收到30万亿（不知真假），对小产权房业主也是一大笔财富，补地价、税费就可以直接上市交易了，当然关键在于补多少地价、税费，如果按目前同等地理位置商品房与小产权房差价补那就没戏，商品房是建筑符合标准、配套设施齐全、容积率符合规定、物业管理正规，小产权房设计、规划、设施、物业等等都是无法与正规商品房相比的，但是据说深圳规定是原住民460平米以上的只要每平米补交100元，那可是赚大了。对于商品房市场来说无异于洪水猛兽。

以创新的土地治理制度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这不仅是一个陷阱，还是一个痛的话题？关于土地：我们能想到的是房价!关于土地，我们能想到的是祖辈!关于土地，我们能想到是城乡差距!关于土地，我们能想得到是公平正义!关于土地，我们能想到的是正在经历的城镇化!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更是强调：要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完善农业保险制度。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允许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这些，足以看出国家对于土地的重视。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中指出，目前我国城市化转型的问题不再是“农村、农民、农业”的三农问题，而是“农民流转、农民离开家乡打工、农地转成非农用”的新三农问题。中国的城市化管理道路要从“从土地城市化”真正走上“人的城市化”，也指出了核心是重新调整“土地开发权”，实现利益均等化和人力资本的升级。这样的阐述，完全是按照一个学者的视角解读当前中国社会深化改革中土地问题。《土地制度改革不同思路评析》、《土地开发权的分配：理论与海外实践》、《小产权房失控的困境与保障房的弯路和歧义》、《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于成渝地票试验》这些都是现实性问题的精辟论述，足以见一个学者对于现实真切而精准的分析。《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该书具有极强的学术性和思想性，重视理论和现实的结合，引发对于当前土地问题，中国城市化转型过程中的问题的深思。不管是提出问题，华生还提出了建设性的构想。《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的道路转型-土地、户籍与财税配套改革的总体构想》，《中国城市化转型道路选择》等等都为当前改革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整本书都在试图寻找一种创新型的土地治理制度，由此来实现我们政府提出的：以创新的土地治理制度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改革的细化具体目标。

从《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看房价问题

从自耕自足的农业社会转化为工业信息社会，21世纪中国和世界都将进入城市化社会，这已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程。且不说什么城市化转型，究其根本是在名和利之间周旋。在社会进步无形中正如达尔文所谓的优胜劣汰之说，一般来说，在自愿交换和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质本身就能提供充分的致富机会从而增加激励，也如亚当•斯密所说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制每个人的追逐自利的行为，从而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于是乎有一大批的劳动力正在向城市涌进。换一句话说：城市化转型最为明显的变化的绝大多数人口改变职业和居住地的过程，人口逐渐不断向城市聚集，相对农村原先只是根据土壤肥沃程度区分的土地价格差异和级差地租，城市开发土地的价值可以上升到农村肥沃土地价值的几十倍、几万倍乃至几千倍，这也正是如今房价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所以对于土地权人来说，现在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拥有多大土地的产权，而是拥有哪里土地的产权。在这城市化转型轰轰烈烈进行当中的时候，华生用他洞明世事的眼光、犀利并且深入浅出的笔端著作了《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讲到土地当然要联想起曾经高谈许久的三农问题：农民、农业、农村。而随着城市化发展特别是房价的攀升，三农问题逐渐淡化，如今土地问题特别是农村土地非农转用问题上升为社会的焦点。面对如今的土地乱局，华生不为纷纭所迷惑，提出要从根本上认识土地及三农问题，才能解决问题，这对于中国城市化乃至现代化转型和改革的取向非常重要。华生总结出新三农问题为：农用地的流转和规模经营；农村土地的非农开发使用；农民离乡进城务工。其中难点和症结为土地非农开发使用。我们对于土地权利归属、农地开发利用的级差收入归谁等土地问题或多或少都存在分歧和盲点，而书中作者用细腻的说法为我们一一解答了当下的土地问题。土地产权随着社会的变迁不断地更新改善，城市化面临的主要核心问题为：农村移民城市如何在城镇中再次安居为市民。实质其实就是土地权利的再分配。所以华生指出城市化转型所面临的真正问题与其说是土地所有权的形式，不如说是土地开发权的归属和分配。不免让人感叹华生的慧眼，看清了问题的本质，让人不禁再次反思如今的房价问题。关于房价问题我已无须说辞，很多人都已经有很多话要说，房价居高不下已经成为了多数人心中的梗。而这个时候，有一种让人觉得很合理却又不合法的商品房出现了，这就是小产权房，居然是关于城市化转型和土地经济问题的书本，怎能少了这一节。故华生也大挥手笔阐述了小产权房失控的困境和保障房的弯路和歧义等问题，为我们剖析了什么是小产权房、小产权房是如何产生的、小产权房是否合法以及小产权房的核心问题等。关于华生的论述，唯一让我持有不同意见的是：在在结语中他说发达 国家那里才有真正的美丽、富裕和生态的乡村。我想处于发展中的中国乡村也并不缺乏美丽、生态和富裕，正如罗丹说的：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当然，华生的著作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也许可以成为突破如今房价瓶颈的“利器”。

一个经济学家的眼光，深度和良知

2013，中国经济变革之年。无数的城市摊大饼已经过度，无力为续。城中村宛若贫民窟，却又成为外来务工人员最无奈的选择。亿万外来务工人员辛勤着，守望着，却没有一个归宿。政府大楼日益奢华，机场火车站等建设的也超过了发达国家的规格。本地拆迁户摇身变为地主，成为新一代寄生族。...................我们的货币量在飞涨。淹没在楼市里的大量资金换来了低通胀的假象。我们拆了建建了拆的浪费着资源，房子建多少永远都不够。我们鼓励着投机，鄙视着勤劳。我们喊着产业升级，科技进步却重视着土地，轻视着人才。我们的中国梦，是近了，还是远了？......................既得利益者在偷笑，贫富差距在扩大，实业在进一步萎靡，知识在被歧视，人们在迷茫。谁的梦已经站在破碎的边缘。再不转变，我们的M2会无止境的放大。稍不注水，银行体系就无以为继。再不转变，我们的实业会进一步死去，只留下钢铁水泥玻璃这些产能过剩的行业进一步肆虐。再不转变，高昂的城市成本会进一步吞噬技术进步的土壤。再不转变，我们的能做事的企业会越来越少，大学生就业只会越发艰难。知识只会越发被社会歧视。再不转变，我们的雾霾只会越来越严重，城市成本会越发高昂。农民会越发贫困。再不转变，我们的贫富两极将更加显著，基尼系数将进一步扩大，财富移居国外，国内冲突严重。有的专家信口雌黄，有些专家空口滔滔。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不用提被圈养的八哥，在呀呀学语。但是依然有人在迷雾中前行，在大雨中疾呼，在冰雪中行走，埋头思索，奔走调研，学考中外，思考着如何转变土地财政，如何稳健的实现人的城镇化迁移，提高我们的城镇化质量，为这一代和下一代们的综合素质提升提供一片土壤，让人才素质提升的力量和稳定的内需，成为我们经济继续腾飞的源动力。任世界动荡招摇，都能茁长成长。如何转变土地财政，地产蛋糕怎么划分，人口和就业如何市场化的调整，小产权房如何纠正，各地试行制度的优劣点分析，翻开这本书，正是一位经济学导师，站在学者的立场，一步步解析，有站在一个执行者的角度，去分析可能有的后果。如此，才可称上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如此，才成就了本年度最值得一看的经济学著作。

猪和狼的故事

看这本书，才知道，原来中国也有保障房，可惜，可惜，好的政策因为种种原因，面积过大，申请者必须是拥有当地户籍的人，而拥有当地户籍的人大多是有房子的种种原因，保障房成了一些人以权谋私的东西。看这本书会想起一个故事“猪和狼的故事“，这本书，可以说是在用数据严谨地分析了狼如何造成上述故事里猪的困境。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中国也走上了房产带动经济的道路。这是对资金大佬们，来钱最快的一条道路，却是对百姓们，最可怕的一条道路。 现在的中国，正是城市化转型的关键期间。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问题是成了事关中国改革方向和发展命运的重大问题，但同时又极其复杂，不仅在实践中出现了土地财政、地方债务、高房价等连锁问题。作者认为目前城市化转型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农村、农民、农业”的老三农问题，而是“农地流转、农民离乡务工、农地非农用”的新三农问题。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要从“土地城市化”真正走上“人的城市化”，并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其核心是重新调整“土地开发权”的分配，实现公民权利的均等化和人力资本的普遍升级。城市化转型的制度设计与实践，围绕这一主线展开，重重难关和纠结就迎刃而解。　　记得戚其义的《创世纪》里曾经有一句台词：你看外面那些买房子的人，他们不过是想有片瓦遮挡风雨，想有张床睡个安稳觉，但是就连这么小小的愿望，也那么那么难。 不知道，什么时候，猪想要套房子的愿望，没那么难。

破解中国土地迷局的一部力作

华生先生近年来，大作频出。继《中国改革：中国做对的和没做的》、《中国股市：真问题和假问题》之后，又推出了这部意欲破解中国土地迷局的力作《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 我国政府现在面对的一个重要困局之一是土地财政问题。现在房地产的房价调控问题，政府不可谓不重视，但是收效甚微，在不触动卖地财政的情况下，这个问题要彻底解决，看来是困难不少。实事求是来说，中国政府也是对当前的土地制度很关注的，而且也在积极探索改革的新途径。比如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农村土地管理制度进行了比较完整的阐述。在这个决定中指出：改革征地制度，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依法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社会保障。但在实际的土地征用过程中，政府征收经营性建设用地和靠卖地搞建设的土地财政不仅没有停止，规模反而越来越大。征用农民土地要按同地同价原则足额合理补偿的原则也执行的很不到位，近年来很多土地纠纷问题大都是由此而起的。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按同地同权原则流转，也是存在不少困难，很多历史性问题，农民宅基地也无法得到比较公平合理的解决。总的来说，土地问题的乱象越演越烈，关键主要是因为改革思路还很不明晰，卖地财政还在不断扩张。地方政府对卖地财政的依赖也只能不断加深。土地改革关系中国改革发展的全局，必须下定决心做好顶层设计，搞好制度建设。原则是不能再走靠剥夺农民利益的城市化道路了。土地财政这并没有错，但问题是中国不是像西方靠城市土地和房产征税的土地财政，而是靠剥夺农民土地的土地财政，这就会产生很多问题。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彻底改变政策导向和制度设计，要把土地出让收益，全部或主要用在农民身上。解决土地问题，关键是要把主要收益为失地农民服务，为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市的安居服务，这才是对乱征地的釜底抽薪之举。中国有必要建立一个全国土地市场，有了土地市场，可以为农民进城安居提供第一桶金，而且这样可以使城市土地的供给变得更加充沛和多元，这样有助于城市的高房价和高安居成本的下降，城市化就比较好推进了。华生先生提出的建议：为了防止农民失去土地以后流离失所，对于转让宅基地的使用权，需要与在城市落户挂钩。城市化不是全部农民卖地进城，而是那些在城市就业的农民的城市化。如何破解现在城市发展中的土地财政问题，华生先生提出用财务平衡来替代土地财政，这也是个很有见地的一个解决方法。所谓财务平衡就是政府在城镇化中需要土地时，把征地成本、补偿以及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一起计入地价，形成一个基础地价。成本是多少，基础地价就是多少。这样做的最大的好处是透明，政府在里面没有任何利益，也就不存在债务问题。因为土地成本是多少，地价就是多少，这不会产生新的债务，地方政府也不能从中捞到什么好处。以后地方政府要盖办公楼，也需支付基础地价去买地。这是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城镇化中常采用的方法，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就采取这样方法和政策，值得我们借鉴。财务平衡使得整个城镇化的成本不会太高，而且财务平衡还体现了政府的服务性和中立性。财务平衡的土地制度，多卖地政府也得不到钱，这样政府就没有动力去征没有必要的地，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土地财政问题。从操作的角度来说，推进财务平衡的土地制度比征收房产税等一些税收政策，阻碍还小一点。总的来说，这是一本对破解中国土地迷局很有启迪的理论著作，值得相关决策者和感兴趣的读者参阅。

一如既往的高质量，思路清晰

之前有说要看华生的新书，但是种种原因书没能到手。前段时间看到亚马逊上有《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的签名版，毫不犹豫下单了。难得春节时期有空把书看完，收获不少。新书的主体在于人的城镇化和土地政策研究。华生的书强就强在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措施和方法。说一下大体思想吧，未来二三十年人的城镇化是重中之重，所以户籍制度必须放开，并为农村进城定居人口提供就业和住房保障。为了不出现离乡不离土的情况，可以开征固定资产税，农村的自建住房和保障房都包含在固定资产之内，让进城农民主动放弃原住房换取保障房。土地财产权和开发权必须分离，这是国际惯例，政府应该在征收固定资产税的同时放开70年产权的说法，居民永久使用土地，但是要想在原土地上改建或改变土地用途则必须经过批准。对几个近期热点问题开出的药方：1.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将现有政府资产清查打包出售偿债，发行城市债、改革现行财政税收制度。2.房企拿地后开发进度缓慢，依赖土地升值获取暴利：通过中间机构计算建筑面积按每户均分后将土地直接卖给个人，房地产企业仅仅作为土地开发商参与建设，不得借地价牟利。拿地价格、建筑面积等应公示。房地产企业不得大量拿地长期不开发，拿一批地开发一批，开发完后再拿下一批。3.一线城市大饼越摊越大：提高一线城市的拿地成本和生活成本，适当发展卫星城市，重点发展创意、设计等高端产业，不得在一线城市新建工厂、大学等。4.农民进城的财政支持：可以借鉴德国、日本、台湾等地区的“减步”法获得土地、资金，利用土地增值获得收益，并利用地方债使财政透明。刚看完，能想到的大概这么多，我的描述比较混乱，建议还是看原著吧。借用书中的一段话结束：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又有着最漫长和最辉煌的农业文明的历史和包袱。能否在今后二三十年中完成城市化转型，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是对中华民族的智慧、集体行动力的巨大考验。走得好走得顺，我们可以走上东亚模式的成功道路，同时又因为我们自己巨大的体量而具有大不相同的历史意义。走得不好，贪腐失控、贫富悬殊、各种社会矛盾积累爆发，我们也可能走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南洋道路或拉美、中东道路，社会动荡、革命早熟、长期缠斗，城市化现代化的转型延长推迟半个世纪，到本世纪末才能跟在全球城市化大转型的末尾，进入下一个世纪。当各种不同的认识和利益把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推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的时候，让我们祝中国好运。

理论书之于普通群众的意义

华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影响我国经济进程改革中的价格双轨制、国有资产管理制、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者和推动者。初识这本书，觉得有点晦涩难懂，但是深入的读下去，对作者的笔触有些深刻的体会，正是因为，房价居高不下，小产权房的问题一直悬而未解，各地征地风波频发，所以才让这位经济学家在本书采用了尽量通俗的语言尽量通俗易懂的去解释其中的经济学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的确是平头百姓切实关心的问题，或许，解释的越明白去经济学化越彻底，也就能更加的启发民智。就我个人而言，很长一段时间对经济学根本不感兴趣，但是正如那句理财老话：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所以，阅读这样的经济学书刊，还是很有必要的，起码他给我解释清楚了一些我未曾关注但是却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问题。其一，中等收入陷阱以及讨论其的积极意义。传统意义上一般人都会认为，“一个国家可以遵循最初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机制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但却难以再依靠这套战略和机制继续从中等机制跨向高收入”。纵观各国经济的发展，似乎好像也和这个理论暗合。而华生先生给出的大量图标和实例表明，其实中等国家陷阱并不存在，那为什么这个理论会得到广泛的欢迎，尤其是在中国？这就好比，你的家庭现在已经处于中产阶级（其实这个中产，也很难界定，似乎也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小康），你当然希望更进一步，实现家庭的富裕。“中国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就隐含了想要向高级阶段进步的意愿，对于这个发展中的国家而言，当然更加关注这样的理论，不仅仅是国家层面，连我们的国民层面也依然关注。在对这个存在着巨大谬误的理论的讨论中，实际上也存在着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很长一段时间，“全球化”是一个热词，现在也依然如此。也有人不无遗憾的在“全球化”中，看到了消失的村庄看到了古老的文化土崩瓦解，但是，归根究底，“全球化”谁也无法阻挡。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华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角度，既然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存在，那么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体系是成长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也就可以这么说，对于这个高速发展的发展中中国而言，全球化势在必行，也是必须选择的道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以及一名改革的推行者，华生没有片刻的犹豫，他不能拥有一双饱含热泪的人文的眼睛，但是最终，他的理论还是落脚于“人”。关于城市化转型和土地陷阱的讨论，最终也是为了实现“人的城市化”。改革或许就是这样的一件事，过程必然存在着痛苦，也会伤及一些人的利益。在经济学的视野中，必然要将达摩克斯的剑看的更为乐观。总是说“全球化”是双刃剑，在经济学家和改革者的华生看来，全球化利大于弊，不但要积极适应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更好积极的迎合它，为国民谋取最大的利益。其二是农村土地非农转用以及土地流转的一些相关问题。之前没有关注过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土地非农转用和土地流转是社会热点，很多社会化矛盾源于此。印象最深的是“嘉禾事件”。华生先生在书中起码把这个问题理清楚了。历史政策遗留下来的土地问题就是模糊不清的，而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必然涉及到征地。在大时代背景下，集体的利益以及农民个人利益发生碰撞，然而却没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很多问题都是都是基于此，其实质，也是土地权利的再分配。比较良性的征地，也涉及到商业用地和公共用地的问题，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涉及土地财产权和开发权的问题，书中也给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以及一些学术观点，但是解决这样的“烫手山芋”非易事，不能奢望一个人或者一本书就能一蹴而就，在论述的最后，华生例举了韩国的解决方法，希望给决策者一些参考。毕竟，土地问题牵一发而动全局，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纵然是城市户口，但是哪一刻不是生活在土地上，哪一个人未曾考虑过住房的问题呢？其三是理清了小产权房的来龙去脉。不久前我一个朋友要买房，在市区之内一个地段比较好的位置，价钱也相当的便宜，唯一的问题是小产权房。那会我也不太明白什么是小产权房，就以为是没有房本，但是我们买房子都是用来住的，不用来出售，于是还劝她干脆就买下来算了。华生先生的书给我上了比较实际的一课——可能也有很多人和我一样的想法吧，但是目前我们国家这样混乱的小产权房现状，不仅仅是不能出售的忧患，其实还有更多的问题。虽然小产权房的政策一直不明晰，其中的利益交织更是错综复杂，但是归根究底，小产权房的问题无法回避，终究会放在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之下去解决的，而那个时候，你或许会后悔早些时候没有学习一些相关的政策和经济学知识。书里还解释了社会保障房的一些误区以及土地征收的法律法规，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经济学家，不可能将土地问题以及城市化放在宏观的大背景科学理论的考量，但是书中理清的问题以及一些经济学知识，对于我们而言，还真是有所裨益的。这对于我们普通百姓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多了解一些现实问题

读这样关乎社会民生的书籍总觉得现实又沉重，关乎个人的种种也倍感焦虑。早上打开电脑，腾讯跳出新闻又说，广州最近几块土地又流拍了。前日，新闻还说某镇欠的债要苦干几百年也还不清，但是卖了几块地之后，两三年就还完了，还有盈余。今年广州政府债务到期，数据显示也是最近几年还债压力最大的一年，今年的日子要如何过？继续寅吃卯粮？昨天去银行存取款，某商业银行取款时说，少于五万元的，可以到自动柜员机取，潜台词大概是要排队，还要劳动柜台人工。后来又去某国有银行，该银行前台上明目放着一个牌子，上书“只存不取”，往年某时缺钱时，还是遮遮掩掩地说，一次取超过三万的要先预约，如今连这点缓冲都不给，直接拒取了。还有一次在某长途车上，数人闲聊中谈到中国房价问题，某年轻人突然说，中国房价高是中国老百姓的问题，谁让他们要买房云云。听得人好笑又气愤。还有某次，因亲戚结婚，谈到买房，看中了小产权房价平又好，想买但又担心产权问题，最终放弃，还是挤在老房子里暂住。还有某次听某人说清明下乡扫墓，看到农村风光秀丽又宜人居住，想在那里安个家给父母养老，但因宅基地等问题还是放弃等等。皆是现实生存问题。非经济亦非金融出身，阅读华生这本厚重的书，只是苦逼于现实，困惑于土地制度、房产、城市化、人口政策、户籍等等不了解，一遇到这些现实问题就两眼抓瞎（虽然，看过此书，也不一定就清醒），希望获得正确的常识。还有户籍政策，广州这边今年的积分政策，看似比往年又宽松了一点，于是被戏称“抢人入户”。但对于生活成本如此之高的城市，转入户口的优势又在哪里？漂泊在外无所归属的流动人口，压力大，生活质量又差的现状，还不如“挣多几年养老的钱，然后回乡养老”这样和家人在一起更舒服、更有生活保证一些？华生在文中批驳了一些流行的观点，针对热议中的土地市场，提出许多锵铿有力的回答，有些解惑，但还有许多不解和期盼。我们关注的问题，华生在书中一一给予非常专业和理性的回答。他的阐述并不走学术路线，而非常平易近人，有些地方还以图示例，尽量多方分析。在此书中，城市化问题是核心，连带相关的土地政策、新三农问题、户籍政策等症结的探讨，也为中国问题诊了一次脉。在关注本土问题时，还就近分析了台湾、日本一些近似问题及解决之道给予参考。相信读过此书，对中国城市化转型问题也会更多一些深刻认识，对现实也更清醒一点。

听华生给土地经济把脉

很多时候，我们会面对当今社会呈现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思考，尤其是 那些与我们生活紧密相关的事情，比如居高不下的高房价，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不公的体系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城乡二元制和户籍制度带来的地域性歧视，农民工问题等等。假如回溯人类文明和发展的历史，起初人类靠自然的供给和围猎的方式生存，就与鸟兽一般是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的，一切的东西都属于自然的赋予，当然也是免费的，可自从人类懂得了耕种畜牧后，社会便形成了，渐渐地人类开始对地球上的资源开始开发和利用，并把这些资源占据为自己所有，当然土地便是一切资源中最最根本的东西。世界经过了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的发展至今，人类的生活相比远古时期可谓是有了巨大的飞跃，然而带来的问题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更是纷繁复杂和尖锐紧迫。而华生的这本《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的书便是纵观了这样的人类发展历史，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我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根据大量的数据和事实，厘清问题的关键，以人性的角度来分析其中的成因，并对比了几种有代表性的改革建议，最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观点。原本读这种经济理论的问题探讨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情，只有专门研究的人员和事关自己的时候才会感兴趣，不过作者却把这样的话题写得十分生动和畅快，把艰深的经济理论写的简洁易懂，把看似复杂的表面现象经过其有效的梳理后变得清晰明了，把那些宏观层面上的问题用最具体的生活事例来解析，也通过自我的思考作出合情合理的建议，尽管不是全部赞同其某些方面的观点，但毕竟此书对读者理解社会现状和问题的症结提供了很好的帮助，也让学术上的著作读起来轻松有劲，当然更加有助于政府参考和制定出有效合理的政策，从而去推动社会向良性的方向发展。从本书的名字来看似乎只是在讲城市化和土地政策，其实作者还纵观了全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从古典经济学中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理论一直谈到到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经济学说，穿插在具体的案例中解释其根本的原因。尤其是把东南亚，日本、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等我们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在进行对比和研究，以具体的数据在分析其成败的因素，挖掘适合我们国情和值得参照的经验，比如以前的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模式。所以看这样的书也是在了解经济发展的历史，从生动的实例中认清经济规律的走向，学习他国的成功经验。经济的主体是人，而资源的根本是土地，在全球化经济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城市化转型正在加速发展，而土地资源却越来越匮乏，如何制定好的政策，并引导经济向良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是我们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作者回顾了建国以来一系列土地政策的发展历程及其背后深层的原因。对老三农、新三农问题进行了深度的剖析，对为何要把土地所有权和开发权分开进行了务实的说明，对土地开发和建设中的弊病进行了评判，对小产权房、经济适用房等现象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对一些政策试点后的经验和教训总结，最后也结合国情对土地、户籍、财税、楼市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合理的建议。这是在大量的理论和实践之中作出的冷静观察与判断，并以公正而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待命题，还大量借鉴 与我们有同源文化的近邻国家及周边地区的成功经验作出了系统性战略构思。读罢全书，给人的感觉是虽然这是一本经济方面的书籍，而给人的视野却是广阔而深远的！

土地涨价要归公

作者专门研究土地制度，认为土地之上开发建筑物的权利也就是土地开发权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不自由的，对土地开发权管理得好的话可以做到孙中山倡导的”土地涨价要归公”，让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惠及进入城市的打工者，从而带动整体经济稳定增长。作者认为日韩台湾当年的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就是在制度上控制土地开发权，把土地增值的收益用于解决进城农民的居住问题。作者还给出了解决中国目前的土地问题的一揽子财政改革方案（个人感觉作者的这个方案底气不太足，好像不是他的专业）看后感觉比周其仁在《经济观察报》上的《城乡中国》专栏上的连载更深刻。周其仁的连载还没写完，基本是主张土地私有化。不过上周开始周其仁专门不指名地针对作者的观点开始反驳，反驳的也比较有道理，读后又觉得还是周其仁说的有道理。坐等专家辩论。

对土地迷局“望闻问切”

对土地迷局“望闻问切”——读《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文/杨燕明华生的关注目光，从中国的改革（著有《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中国的股市（著有《中国股市：假问题和真问题》）转移到中国的土地上来了。这《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作者：华生，2013年11月出版，CIP：（2013）第237162号）一书，便是对中国土地迷局、土地陷阱的“望闻问切”。正如华生所言，城镇化的发展理应是人的城镇化，那只有用完善的制度规范与制度设计，方可能破解土地陷阱，而这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有非常积极的价值与意义。本书的前言与第一章的“引言”，就是对土地迷局的“望”。所谓“望”，便是对土地财产有个最起码的认知。作者先从中等收入陷阱说起，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并不存在，同时作者认为，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还是有极大的正向价值。接着，作者谈古论今，直言人类跨过的几个发展陷阱。而在引言中，作者则提及了老三农问题，并触及到本书的核心问题——土地产权，从集体制到大包干再到赋税问题，作者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分析之后，作者认为，在城市化转型过程中，我们所遭遇的其实并不是老的三农问题，而是新的“三农问题”，即“农地流转、农民离乡务工、农地非农用”的问题，而这，才是关于城市化转型的核心问题。本书的第二章到第四章，则是作者对土地迷局的“闻”。所谓“闻”，自然是对土地财政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在第二章中，作者阐释了土地财政的异化与土地权利的分离，从“中国的土地财政从何而来”进行了现实的发问，并对其中的各种观点、各种分析进行了客观的阐释，对于土地权之争及开发权所有权的分离，亦有自己的表述。华生认为，土地开发权是揭开土地迷局的总钥匙。在第三章中，作者则回顾了我国土地财产权与开发权分配的历史沿革和现状，并表示：乱象不可持续，改革不可避免。进入第四章，华生则对政府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路与困境进行了分析，并将学术界的主流思想抛出来，认为城乡建设用地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同地同价”应该成为一种可能，同时要废止农民拥有土地开发权。本书的第五章到第七章，则是作者对土地迷局的“问”。所谓“问”，自然是问诊，看看有何对策有何意见。在第五章中，作者以小产权房失控的困境与保障房的弯路来现身说法，作者认为，在现在已经严重分化的社会既得利益的格局下，保障房建设和分配要发挥其设想的社会功能，既需要高屋建瓴的政策，又需要防范政策扭曲的对接措施。而在第六章中，作者以城乡建设用地与成渝地票试验为案例，认为城乡建设用地的政策偏差是并未以农民市民化为根本，而地票的失败则源于本身的缺陷。在本书第七章中，作者着重从土地开发权的分配着手，先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阐释，继而抛出了西欧与东亚的经验，即要不断强化开发权管制，最后作者综合了各方观点，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开发权的分配，理应是规划权归政府，收益权由社会共享。从第八章到第十章，便是作者对当前土地秘籍的“切”。所谓“切”，自然就是开方子。在第八章中，作者讲述了土地征收的法律，其中无论法律如何变化，“公共使用”和“公正补偿”的原则必须坚持，同时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进行了说明。而第九章则是说明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的道路转型中，必须坚持人的城镇化这一目的。在第十章中，作者坦言我国实现城市化转型的确有三大不利因素，即利益掣肘、路径依赖和后发劣势；不过作者也表示，我们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即传统财政模式已经摇摇欲坠、土地财政大头用在城市基础建设上和政府已经明确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只要要我们努力与用心去做，土地陷阱便可破解。正如本书正文最末一句话所言，“当各种不同的认识和利益把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推到一个十字路口的实话，让我们祝中国好运。”而本书中作者对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的“望闻问切”，如果能被决策者听到，甚至听进去，那对我国而言，无疑会“更加好运”。刊于2月19日《经济参考报》：http://dz.jjckb.cn/www/pages/webpage2009/html/2014-02/19/content_86444.htm?div=-1

我们面临的最后挑战

华生在新著《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中开宗明义：“21世纪已经可以肯定是人类社会在总体上完成城市化转型的世纪。”新型城镇化是当前涉关中国国计民生的最重大课题之一，并已被新一届政府明确为经济发展新的引擎。中国这辆正在高速但摇晃运行的列车，能否正点到达甚或超前到达，城市化如何布局和结构，意义重大，首当其冲！而在这其中，必然阻力重重，拉美一些国家有例在先，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但华生开拓性地认为，比较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根本不存在。兹事体大，华生用大量笔墨，有力地批驳了2007年以来颇为盛行的“中等收入陷阱”说，这已然是华生经济学理论的一大卓越创新。但中国的改革现状显然表明，如若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城市化转型的巨大陷阱不仅不能忽略，而且早已横亘在全体国人面前，那么，这个真正的陷阱到底是什么？华生的笔触随后转至东亚五个发达经济体，并重点介绍和剖析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三个同中国人口资源禀赋、人均可耕地和经济赶超模式都较为相似的国家及地区。正是这几个后发国家（地区）的成功案例，动摇了曾经盛极一时的“华盛顿共识”，而它们的成功秘诀无一例外都是：抓住了土地开发权分配这条财富分配的主线！华生新著所指，在这些篇章过后跃然纸面：真正摆在我们面前的拦路虎，乃是土地陷阱！何谓土地陷阱？为何说中国欲实现城市化顺利转型，必须要跳过土地陷阱？事实上，当下的中国，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文论堪称汗牛充栋，在热闹的表象后面，普通读者大概难以看出哪些出自房产商的水军，哪些又出自政府的代言，但无论哪种，其间言论无不将户籍制度和社会福利均等化排除在外，将土地当做一件单独的商品。诚如不久前读过的贺雪峰与周其仁的笔仗，一个将土地财政高高供起，因而见地不见人，陷入“土地城市化”的浅境；一个则祭起土地私有化大旗，将占比3%的中国城郊农民的不当利益摆得比100%的全中国农民的正当利益还重，因而客观或主观上对资本下乡、农民失地推波助澜，似有“见利而忘义”之嫌。这种方向错误、基准偏失、各怀心思的一家之言，误导媒体走向，左右民间观望，更严重扰乱政府决策，正是中国一轮又一轮楼市调控无功而返的重要因素之一，更因此成为深锁中国实施正确的土地制度改革并进而走向真正的城市化转型的理论雾霾！此时此境，华生的新著来得不仅必要，而且及时。作为华生的铁杆粉丝，读罢此书再一次为华生强大的逻辑、严谨的推演、详实的数据和朴素的表达所深深折服，尤其拜服于其字里行间跳跃着的立意之高、学识之深、见识之广。华生指出，当初为了治理土地开发中的混乱腐败局面而引进的政府土地招拍挂制度，已摇身一变成愈演愈烈的卖地财政，正变本加厉地加剧着土地开发的混乱，导致社会财产分配的日益分化及不公平，对社会和谐造成了严重威胁！而通过对政府、学界的土改各种思路和观点的条分缕析，华生一语道破导致各种思想混乱及楼市乱象的根源所在，即他们的出发点都没有落在土地增值效益面向广大的城市化主体，亦即农民工及其家属身上！这就是中国面临的最危险、也因此最需急迫解决的“土地陷阱”！跳出私利圈子，绝不人云亦云，几乎已是华生著作的显著标签。基于此，华生的每部作品都能让读者深刻感受到其客观与独到。如对新三农问题已取代了老三农问题的崭新提法，让人耳目一新之余，不得不颔首称是！新著第六章则对曾经喧嚣一时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地票试验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解剖晾晒，普通读者亦应能强烈感知到，充斥如此致命缺陷的这些“指标交易”，必然将迅速走向完败。章节最后，华生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的城市化”为核心指南的“本地地票、就业地兑现”的新型地票设想，应能让仍然为这二者之盛衰而喋喋不休的学界止声，并为其就此开启一条新的研究之窗，这当是本书诸多亮点之一。华生新著几近两年时间才完成，体现了其一贯的“不为理论而理论”的学术特色，对书中所涉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进行剖析之后，都给予了自己深思熟虑后的精确和完整解答，而全部的解决方案都紧紧围绕“人的城市化”这一鲜明主题。本书最大的亮点就是亮点频仍。如对小产权房的来龙去脉进行深刻剖析后，给出了最切合中国国情的失控诊治方案，读后让人为政府刚刚出台不久的小产权房管理措施深感遗憾！对保障房历史演变的深层展示，让读者首次清晰看到了中国特色安居工程的一路艰辛和混乱，其让人质疑、郁闷和愤怒之种种，都在于没有真正将需要保障的城市化主体亦即农民工纳入保障体系中来，令人深思，引人扼腕！对如何取缔房市交易中的阴阳合同现象，华氏手法堪称简单明快，真让人有直抒胸臆之快感，本人甚至就直接笑出声来！而对限购令中两大错误之处的纠正，更是振聋发聩！金玉之上，钻石闪耀，全书最具重量级的，是针对中国土地使用中四大既得利益集团所制定的新型城镇化的整体制度框架。基于“人的城市化”要远远高于“土地城市化”这一根本观点，从对土地所有权与开发权的深刻剥离入手，华生旁征博引，从美国的土地公共使用到欧洲诸国的土地公平补偿，从日本的减步法到台湾的区段征收和市地重划，从1580年英国伊丽莎白一世的建筑禁令到自由经济旗手哈耶克对土地的不自由看法，充分展示了全世界对“平均地权、涨价归公”、对“土地优先用于公共福利”的普遍性认可、推崇和执行，并牢牢把握、紧紧围绕中国土地历史遗留问题、现实困境和转型目标，开创性地提出了土地与户籍联动改革、土地增值收益回归城市化主体等重大思路，以及以征地财务平衡替代卖地牟利财政、规范失地农民的利益补偿、改革房地产开发模式、改变税收调节机制等具体的对应措施，战略定位清晰，制度框架完善，不仅深具理论创新，更富有极强的操作性，堪称中国城市化转型的现实操盘指导书，在这个杂音纷扰、歧路九出的土地制度改革大时代，不啻为黄钟大吕般的铮铮建言、泣血之作！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中国城市化转型的道路，正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同一条路！如果说土地权益特别是土地开发权的分配是转型过程中的焦点和难点的集中表现，传统城镇化因为对“人”的漠视而必须对之进行彻底纠治，那么，当我们已从本书中全面感受到了城市化转型的重大意义和纷繁乱象，当我们已从本书中深刻感知到了中国特色之土地陷阱的固存和顽劣，尤其是当我们已从本书中豁然领会了伟大道路需要的是如何朴实而精准的制度设计，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后挑战，就是面对中国已经极度混乱和严重不公的住宅及土地分配，怎样亡羊补牢，怎样以上述方向明确又切实可行的制度设计，将其拉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很显然，这是对中国人集体行动力的一次严峻然而意义重大的考验！

重新标注我们的现实

合村并居、两区同建正在我们这里开展，年初走亲访友时，常会突然发现一个村子在名字上消失，变成了某某和谐社区，或者在空间上消失，快速度地完成整村的拆迁，变成集体的小产权房。那些农村住户的灯火在楼上重新亮起，像春晚魔术师手中的扑克牌一样洗来洗去，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忘掉曾有过这样一个村子。　　　我常感叹城县建设的变化太快，快的如果你不是连续性地生存在这个地方，在几万人的小县城里你也会迷失。那些以前的地标性建筑和坐标系都会消失，完全无法重新标注现实与你的回忆。像前几天饭后和姐姐聊天，姐问我：“你知道老汽车站在哪里吗？”“华庆宾馆对面吧，我中考的时候就是在那里住的“华庆宾馆在哪里”“在老红绿灯旁边”“老红绿灯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啊，”姐又问是啊，老红绿灯在哪里？现在到处都是红绿灯了，没有东西能标注我们印象中的地方了。你只能慢慢适应这里，这像一场完全重建的地方，断代一样的生存。我既不是听农民呼声，也不是走基层调研，生活已经是落在了这里，像雪一样，我的邻居们如临大敌般地看着邻村一个接着一个地消失，口号、标语和文件以大局的高度消除个别的混乱，取得秩序上的审美。从平房到楼房，被拆迁、被上楼，就是新农村建设吗？人们在接受着医疗补助的同时，观望着自己的生存空间的改变，等待着一副全新的图景展开，就像白天穿旧毛衣干活，晚上睡觉前，惊奇地看到亮起一连串的火花，这种变革如同魔幻现实主义一样，茶余饭后，我们等待着自己的房子腾空而起。　　　我之所以读《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是想从中找到我们的方向在哪里，我的农村老家要到哪里去？这是农民身份的消失和另一种生存现实的重新标注。土地和房产几乎是农民财产的全部，眼见过各种不得不接受的拆迁后，终于现实变得不再稳定，每天就吃喝拉撒、生活忙碌，站立居住在巨大的乌龟身上，而乌龟却浮在无边无际的海上。土地和房产是个体立足的空间，是内在世界形成的框架，是定义生活现实的图钉。现在，我常驻在了家乡这个小县城上班，骑着电瓶车朝九晚五，却又常常感觉不到自己脚下的路，我更多的同龄人涌入一线城市，他们健谈、目光如炬，手里捏着硕大的三星note型号，不知他们的内心是否找到了归属？　　　“只有公平分配才能保障城市化的大规模移居不是贫困人口的空间平移，而是有体面居住条件和环境从而可融入的市民化，否则只会造成贫困和机会不平等的转移，还会因为人口集聚产生的近距离对比，使贫富差距更加令人难以容忍从而造成社会撕裂和对抗、争斗日益尖锐化，而这正是我们在战后发展中国家一再看到的图景。”（《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p38）　　　我顺着这条转换演变的现实看过去，“就业和住所是农村移民融入城市生活的基础，其他的所有权利和保障不过是这二者的附属物。”生存空间与职业空间的融入，而不是人的移居才是真正的融入，我们如何融入城市？在农村这个巨大的乌龟要下沉的现在，我们如何在城市化中重新标注现实？我看到书中所附华生老师的建议信，我也看到春晚对农民工各种的歌颂和福利爱心，我们属于这个城市吗？新农村建设里能重新找到我们的记忆吗？这现实能让我们觉得真实而不是空空荡荡的巨大骨架吗？（文/玟涛 2014年2月10日）

妙手医国：为中国城市化诊脉

我并非经济学科班出身，所受的经济学训练仅限于大二时两个学期的宏观、微观经济学课程。故而我选择读这本书，并非出于学术兴趣，而是迫于现实需要：父母现在居住的房子即将被拆迁，我们挑选新房时，在城郊发现了一套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房子，户型非常合理，光照非常充足，环境非常安静，价格非常低廉。可是，这么好的房子，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是小产权房！要不要买这套房？全家都深陷纠氛围之中，想买，风险太大；不买，又难以割舍。多方打探，包括上网查询，都是众说纷纭。无意间发现华生这本《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中专门开辟一章来讨论“小产权房失控的困境”，早就听闻华生理论素养与实践经验俱佳，于是决定一读，希望获得启发。原本打算功利化的只读“小产权房失控的困境”一章，哪知才读了4、5页，便欲罢不能，决定好好通读全书。一则因为这本书虽是经济学著作，但作者并无兴趣玩弄专业术语，而是深入浅出，可读性极强；二则作者极为冷峻深刻，比如在讨论“小产权房是否应合法化”时，只用短短一段话边驳斥了学界“对于小产权房明显宽容甚至支持”的看法，有时站在公众一边盲目批判政府成为部分知识分子的一种政治正确，一种偷懒的做法，但这种行为却使知识分子丧失了应有的独立。华生能够突破这种政治正确，从一种独立客观的立场进行论述，确实值得敬佩。通读全书，我更加感觉到这种独立与冷峻，惟其如此，也让华生有如国医，对中国的城市化转型进行了妙手诊断，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如果按照施特劳斯研读文本的方法，本书的前言都会显得十分有趣。一般书籍的前沿都不会太长，超过10页就算是长的了，而本书的前言部分居然长达51页。在前言中，作者不厌其烦地指出现在中国流行的“中等收入陷阱”在比较意义上并不存在，并讨论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中真正跨过的几种发展陷阱，且得出了中国目前所要面对的时代挑战乃是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问题，这二者事关改革与发展大局。诚然，城市化乃是历史发展的大势，也是现实中正在进行的轰轰烈烈运动，与之相关的土地问题自然也无可忽视，我们改革中出现的不少根本问题，都回避不了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问题。然而无庸讳言，我们国家的城市化转型，到目前为止已经积累了不少问题，形成了“病灶”，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华生对中国的城市化问题进行了细致诊疗。在接下来的第一章，华生敏锐指出，当年李昌平提出的“农村、农民与农业”这老三农问题，已经在实现了“免除皇粮乃至补贴农业”后得以解决，已经不再是城市化转型所面临的问题。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新的三农问题，即农地流转、农民离乡务工和农地非农用却成了城市化转型无可回避的难题。显然，新三农问题要比老三农问题棘手的多。而在新三农问题中，由于中央政策存在部分程度上的互相矛盾，比如鼓励农地流转又严格耕地保护，在操作层面带来龃龉，而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更是加剧了乱象，使得农地非农用成为新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也给中国的现代化与城市化转型带来了巨大挑战。除了农地非农用这一挑战，中国的城市化转型还面临土地财政、地方债务和高房价等诸多问题。华生在本书中对于这些问题的产生、危害都做了细致分析，并参照发达国家和地区经验，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务实性建议。比如对于土地财政的异化与土地权利的分离都做了细致考察，并站位高远，对土地改革的几种思路进行了评析。可以说，通过把脉，华生把中国城市化转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都详细地介绍给了读者，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对其思想一一介绍，读者还是自己精细研读此书，必能在作者的论述中对相关问题有一清醒认识。当然，诊脉不仅仅是为了发现病症，更重要的是合理用药，消除病症。华生认为，破解中国城市化转型中的症结，务本之道在于提升对于城市化的认识，要摆脱以前那种肤浅的“城市化就是土地城市化”认识，树立“人的城市化”这一核心理念。这一建议可谓拨云见日，毕竟真正的城市化，必定是彻底把农民变市民的城市化，这里面包括了身份的改变、思想的改变，是实质的改变。改革开放后，经济学渐成显学，大批一流人才投入经济学研究之中。然而尴尬的是，进入新世纪10余年来，中国的经济学还是停留在译介与学习阶段，原创性稀缺。华生这本书，在原创性与现实关怀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度，这，是不是中国本土经济学家突破译介学舌瓶颈，而进入原创性供给阶段的节奏？

制度移植，或者中国特色？

前段时间，熔断机制推出当日股市即连续大跌至停盘。四天之后，熔断被暂停。这项制度本身的初衷是好的，前期肯定也是研究了很长时间，但是，未预计的问题还是不少（以散户为主的投资结构本身就具有较强的跟风特性）。制度移植，缺少了原有的环境，难免水土不服。这就说到才读完的这本书上：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三个关键词都是当下热点，围绕它们的政策更是热点：新型城镇化、地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小产权房、保障房。。。这里许多都是看上去十分“中国特色”的制度。这些制度绩效又是如何？移植固然不好，自己摸出来的路子就真的对？以后就真的可以继续走下去？本书以极其理性的方式对有关土地的中外政策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开篇先谈“中等收入陷阱”，作者认为，每个收入阶段都有“陷阱”。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即只有中等收入阶段，才难以跨越），但是存在相对意义的中等收入陷阱。再向中高收入跃进的过程中，由于动力机制不同（跨越低收入主要靠投资，高收入主要靠人力资本、技术发展），许多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止步不前。从世界范围看，只有少数几个东亚国家成功转型。去除城市国家（香港、新加坡），我们把目光聚焦于日本、台湾、韩国。它们的经验将为我们带来重要启发。从世界宏观历史进程，回到中国实际，再谈新三农、老三农问题。因为这个是城市化的前提。作者认为，80年代的农村改革，已经将土地所有权实质上的从生产队（村集体）下分到家庭个人，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同时随着农业税的免除，老三农问题（农民、农业、农村）基本解决。与此同时，当前我们遇到的是新三农问题：农用地的流转与规模经营，农村土地的非农开发使用，农民离乡进城务工。这里，首要的问题是农民进城务工，解决好这个问题，另外两个水到渠成。说完农村，来看城市。核心是土地财政问题。对此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其一，认为土地财政是中国特色的制度。“通过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对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开辟出一条以土地为信用基础，积累城市化原始资本的独特道路”。另外，土地财政比税收成本低，同样赋税水平，间接征收远比直接征收对民众刺激小，房产税将可能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尽管其蕴含着金融风险，并带来了贫富差距，但不能轻言放弃。其二，认为“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开发，因而侵犯了农民的财产权利，阻碍了市场机制发挥土地供需平衡的调节作用。暗含的解决方法是打破政府的土地垄断”。作者认为两种都存在偏颇之处。第一种对土地财政带来的社会公平问题过于低估。第二种，未能看到土地所有权与土地开发权的分离。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土地开发中用途与规模的管制也是相当严格的。对比“东亚模式中政府中立、财务平衡、土地增值收益优先用于移居者安居”，我国土地财政问题重重。作者一再强调：土地所有权与开发权的分离，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秘钥。之后作者对我国土地财产权开发权进行了详尽的爬梳，对现行改革思路进行了评述。着重研究讨论了小产权房问题、地票制度和保障房问题。接着，作者开始了对国外经验进行阐述。对土地所有与开发分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介绍了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土地征收的法律原则与法律应用一章尤其让人眼前一亮。公共使用、公平补偿、减步法。三个原则点破了征收的核心是社会公正，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彻底化解潜在的危机，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最后，作者对城乡土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制度设计框架。1）用地指标与户籍指标挂钩，多少地，多少人。2）财务平衡，规范补偿，改革税收机制，实现土地增值的公正分享。3）逐步终止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早日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4）作者还对城市布局、进度规划、农业现代化等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总的来看，上述所有制度可能都需要决策层下极大的决心以承担维稳方面的压力（减少补偿后，郊区农民的反抗）。同时，也要求更完善的法治环境（首当其冲的收税的问题）在我看来，无论是制度移植，还是所谓中国特色，政策设计需要的不是假借大概念（如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正确，也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不闻不问，关键还是清晰的理性分析，扎实的经验研究。当然，本文的总结也是又一次未结合实际的政治正确。

以制度设计破解土地陷阱

房价飙升、农民工待遇问题、农村空心化、贫富悬殊、内需乏力、环境污染……这些都是困扰当今身处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难题。这其中，历史遗留、全新挑战、现实矛盾互相纠缠，又牵扯到经济、社会、民生、国计等方方面面，实在可说是纷繁芜杂。不过，真正具备洞察力的明眼人，其实不难发现，以上这些看似无比复杂纠缠的许多问题，其实背后都与一个要素密切相关，那就是“土地”及其权利归属问题。而引发种种乱象的根本原因，正是当下土地制度的缺陷以及随之而来的城乡二元体制对整个社会的桎梏。华生无疑是这样的明眼人，而这本《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正是其以“土地问题”为核心，为中国实现成功转型，走出发展困局而做出的铮铮建言。说起本书作者华生，我也算是他的老读者了。在先前的《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一书中，其实对城市化转型为主导的社会改革已有颇多论述，而本书自可看成是这种思路的一脉相承，以及对“土地问题”核心的进一步深化论述。可以说，这一选题反映的正是华生把握问题的不凡功力。其特点概括地说，就是“准、全、实”三个字。所谓“准”，就是能够找准根本原因，把握主要矛盾。这是华生作品给人的第一印象。如上所述，如今中国社会，乱象丛生，各方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而华生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土地制度问题实是这种种乱象的肇始。为何说土地是一切的根本？因为正是国家对土地的垄断造就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隔离二元体制，从而引发出户籍歧视，农村衰落凋敝，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沦为弱势群体，贫富悬殊加大等系列问题。而政府对土地的随意支配，则催生了地方政府的卖地财政，不断推高房价地价，并造成土地饥渴，引发侵占耕地，强拆强迁，小产权房泛滥等众多公开矛盾，进一步加大贫富悬殊，阻碍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转型的迟缓又导致现代化进程受阻，生产力和消费力无法释放，内需拉动不足，经济发展后继乏力等系列后果。可以说，不解决土地问题，那么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就无从谈起；而离开了对土地问题的探讨，中国的改革与转型也就只是空谈。所谓“全”，就是看待问题全面，综合，而不是片面，武断。土地问题，牵涉广泛，错综难解。对此若没有全面的把握和深刻的洞察，那就极易陷入盲人摸象，以偏概全，背离现实的错误中。而在本书中，华生所展现的全局视角无疑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书中围绕土地问题，既有对历史沿革，形成原因的探讨，如老三农问题，土地国有制度沿革问题等；也有对现实问题，当前政策的分析，如对土地增减挂钩，地票试验得失的说明；还不乏对欧美先发城市化国家和日韩等东亚后发追赶国家成功城市化的制度借鉴和案例说明，以及学界对土地制度的不同意见和争论。可以说，本书纵向考察和横向比较兼备，理论构建和实践经验并重，充分体现了作者全局兼顾，整体认识的开阔视野，也正是有了这种开阔视野，才能够具备找准症结，对症下药的能力。而所谓“实”，自然是指务实的态度。作为机制设计的倡导者，这种“务实”无疑是华生个人主张的核心所在。全面洞察，准确把握，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要做到一个“实”字，首先就要讲究实效，避免空谈。可以说，随着土地问题渐成社会焦点，围绕其的不同观点争论也所在多有。不同的学者也提出过不少“解决办法”。华生与他们的显著不同，就是摒弃空谈，探讨实际可行性。他并不像有些学者一样，对土地产权私有过度神圣化，以为一旦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困境就能迎刃而解，而是毫不留情地指出某些学者的方案其实是纸上谈兵，缺乏现实可行性。他更以欧美国家的发展为例，指出即使土地私有，其所有权和开发权也是分离的。私人土地的规划开发，也一样要符合公众利益而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理论构建接受实践检验而不是脱离实际，是华生提倡的不二原则。华生的务实，还体现在实事求是，实话实说上。这就要求对土地现状的形成原因不粉饰，不遮掩，而是客观指出，合理批判。可以说，如今的土地困局和社会畸形，与历史上的错误政策，僵化体制，扭曲导向，混乱思想脱不了干系。如果现在不承认并检讨过去犯下的过失，走过的弯路，那么将来就要犯更多的错误，走更大的弯路。近年来，虽然中央已经将城镇化建设列为社会改革的主导方向，但依然滋生出野蛮拆迁，赶农民上楼，城市化成本激增，中央令不能行，地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问题，可以说就是未能正视过往错误而导致犯下新的错误。华生在书中对此有着严厉的批评，明确指出这是一种“见地不见人”、“见利忘义”的做法，其后果可能是将中国带入“土地陷阱”而不能自拔。因此，只有直面过去的错误，才能面对当前的挑战。而务实最终便是要落到实处，这也正是机制设计的精髓所在。华生不是市场万能的信奉者，他不认为政府对此应该袖手旁观，无所作为，而是要因势利导，主动对已经成为社会发展束缚的户籍制度进行坚决改革，以推进社会进程。在书中最后，他提出了一系列基于实际的制度改革理念，倡导以合理的政策来破除政府垄断，调整利益格局，实现城镇化和现代化，帮助社会完成转型，进而消除贫富悬殊，房价高企，人地分离，分配不均，身份歧视等一系列问题，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从其远大蓝图和目标，足以体现华生的“务实”，绝非迁就现实，安于现状的“现实主义”，而是脚踏实地的同时怀揣理想的实干精神。而也唯有具备了这份实干精神，理想才不会沦为空想。如何评价华生的观点与建言？应该说，作为一个深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者，我本人在土地问题上，对于华生的观点并不能全盘接受，甚至在情在理都更偏向华生在书中有所批判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一方。但是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不得不在心里承认，他对脱离现实，一厢情愿的理论的质疑是合理的，他对现实问题的考量是全面的。对现实问题的探讨，决不能蜕变为主义之争，观点之争，否则有利无害。何况，华生虽强调在土地问题上不能完全放任市场而需要国家的介入，但绝非要退回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全局掌控的老路上。他反对政府对改革做巨细靡遗的规划，也认为这点实际上无法做到，而是认为中央应该把握大方向，以明确目标引导改革前行。他并不排斥市场，甚至是强调市场的积极作用的。政府在市场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退出，但绝不能盲目私有化而导致经济寡头化，而是发挥自己在法制建设和二次分配上的积极作用。当然，作为“切蛋糕的人”，政府不能予取予夺，更不能为自身私利而任意妄为，而是要接受监督和制约。这种政府与市场并重的观点，无疑是令人服膺的。而且，华生在书中明确提出，社会转型所需要的城市化，应该是“人的城市化”，而不是为了什么抽象的经济发展或是GDP政绩。为此，他坚决反对那种“为城市化而城市化”，甚至“变成明目张胆掠夺农民土地, 体现政绩的样板城镇化, 变成资源环境无法持续承载的城市化”,以“避免现已被广泛接受的城镇化口号被接过去演变为一场新圈地运动的灾难”。土地改革和现代化的根本，是为了人的进步和发展，是为了给予勤劳、智慧、创新的努力应得回报，而不是陷于土地资源的侵占和争夺。唯有如此，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源泉才不会枯竭。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在华生倡导的制度设计的诸多细节中都有所体现，而并非只是一句空泛的口号。无疑应该作为决策制定者的最高指导原则。实际上，在阅读本书前，对于中国社会的现状，我其实是颇为悲观的。居高不下的房价，难以打破的户籍歧视，根深蒂固的城乡隔离，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使得中国这艘航船依然徘徊在“历史三峡”之中而无法看到前路。改革的举步维艰，旧有体制的尾大不掉，更是让人不免产生无力感和挫败感。所幸的是，我们还有如本书作者这般在困境之下仍心怀天下，不忘自身社会责任的有识之士。本书中那种直面现实困难却不失乐观的精神更是给人以深刻触动。是的，现实固然有重重难关，但绝非不可改变。形势的严峻，其实正是倒逼改革的最大动力。与其怨天尤人，愤世嫉俗，不如直面挑战，以自己的行动使其有所改变。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发展，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如作者所说，如今的困境，是对国人集体性动力，即国家和社会能力的突出考验。在这个接受考验的过程中，既需要机制设计和上层决策的高瞻远瞩，也一样需要每个国人的积极参与和身体力行。当中国社会再次来到十字路口之际，让我们也如作者在本书结尾那样，充满信心地说一句“且祝中国好运”吧！--本文载于2013年12月16日《中国证券报》，转载请注明

区域经济学说的就是吸血这件事

大二时房地产经济学课堂上老师问我们，一线城市的房价短期内会涨还是会跌？有同学说，会跌，因为政策不允许，一定会指向保护刚需。我说，会涨，因为一线城市都是吸血的城市。北京吸了河北的血，广东吸了广西的血，规模经济一旦已经形成，人与房的本质关系就是供不应求，只要人们还是不考虑户籍未来地涌入北山广深，市场价格曲线任是国家也拦不住。现在再看当时的想法，未免显得有些稚嫩。城市的产生就是人们进行空间即区位选择的结果，而这个区位选择的基础就是集聚的规模经济、公共产品和外部性。华生先生在此书里的很多观点都是独到而凌厉的。城市化转型问题的本质是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而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其实就是土地增值的利益分配。制度设计的指导思想无非是将土地增值应用到城市化主体即民工身上。方法论无外乎两种：第一种，放进城；第二种，撵回去。前者放宽户籍，匹配教育医疗，彻底安置外来务工人员，让乡村变回野生动物保护区，以贫困省市的彻底没落，耕地上升，来取得城市化的快速扩张。然而我认为，以当前农业效率来说不匹配，所以更有可能采取第二种做法。以土改的方式使得农村人口更加受益，这种受益将明显作用于农用地、集体用地的身份转变上。而土改的方向似乎也是如此。那么问题来了，用来补贴的土地增值，不是已经被前十年的疯狂基建给透支完了吗？一屁股烂账政府做的到吗？做不到，于是人们继续涌入一线城市，反正回去也活不下去了，反正家乡的血也被抽干了。哈耶克在探讨一级权利持有者与二级权利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时候，提出了对所有规划受益者证收费用去补偿规划受损者的主张。这种主张与目前政府征地补偿有着相似之处。而事实上，除了利差并没有真正使得边远拆迁者收益外，匹配这样的征地补偿制度需要有高度清明的政治制度相匹配。而我们没有。粗放式的后遗症使得现在的地方政府的状态像什么呢，吃惯了牛排后要下乡的孩子。我们说，城内小产权房的问题可以慢慢来， 宅基地的问题要循循善诱。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小城市已没有更大的需求，而大城市的房市让人无缝不钻。2020年2.5亿的人口缺口，将逼着孩子们终将逃离他们日渐衰落的家乡。

当学霸与土地制度研究 ――读华生《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

当学霸与土地制度研究――读华生《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文/渔歌年后，我开始读华生的这本书，许多人问我：“你搞文学的，这么严肃的经济学著作和你的专业有关系么？”。当着人家的面儿，我没敢摆出所谓“知识分子”式苦大仇深的架子，以免显得我 “多读了点书”就得关心国家大事，经济、社会都得样样来，仅微笑了之了。如今，大家都不想在学习上表现地十分专注、野心十足，因为稍微多读点儿书，人家就看不惯了。尤其在校园里，人人自称“学渣”，与之相对应的“学霸”也时常被“学渣们”提及，而且“学霸”已然由褒义转为贬义了。其实，当学霸本身无可厚非，但与土地陷阱相似的是，学霸如农民工一样起早贪黑，兢兢业业，换来的却是学渣们羡慕嫉妒恨地嘲讽。更有甚者，不睡懒觉是学霸，去图书馆是学霸，背书包是学霸，睡前读书是学霸，边吃饭边看书是学霸……任何可能与学习相关的活动都会被说成是学霸。在这个强调谦虚谨慎，守拙装傻的时代，当学霸就是装逼，而且得担负极大的舆论压力，这样，许多“有志之士”便在这种压力下退了下来，那些依然坚守在学霸的岗位上的人，恐怕早已非同常人了。华生便是这“非同常人”中的一个吧？若非当初是学霸，这几十万字的研究何来，这充满人文气质与家国情怀的文章何来？作为学者，华生教授以丰富的数据与案例分析说服读者；作为经济学家，他又表现出严谨的逻辑与鲜明的社会关注性。至少有三个方面体现了他的这本书的价值。首先当然是用相当多的数据与案例说明事实。本书开头并没有直接进入城市化与土地问题的讨论，而是将关注的眼光投向与之似乎并不相关的问题上――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作者拿出相当多的数据说明“比较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存在”，再从战后亚洲的“东亚模式”分析出了对外开放和社会转型的对于欠发达国家寻求转变的意义，进而提出城市化的转型对于提高经济收入的重要性。其次，层层剥茧式地分析问题使得全书经得住逻辑与科学的拷问。其中，对城市化及其土地政策问题的分析是全书的精要之处。从否定城市化转型面临的是“农村、农民、农业”的老三农问题，到对新三农问题理论――“农地流转、农民离乡务工、农地非农用”的阐述，再最终找出中国城市化问题的节点，即土地开发权的分配是解决土地与城市化问题的关键，中国的城市化转型不仅仅转的是“城”而更应该走“人的城市化”道路。另外，作者并不把眼观局限在本国的城市化历程与实践上。本书视野极其开阔，除了对“孙中山先生100年前对城市土地快速升值让少数人垄断牟利而提出的‘平均地权，涨价归功’”等看似过时理论的参考外，华生还把视野放入到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经验与教训中。城市化过程中楼市政策的中日韩比较、几个专栏对台湾和日本的土地政策分析也具有其本人特色。这让本书既包含了中国城市化转型理论的精要又借鉴了国外城市化发展的实践经验。总体来看，本书从城市化转型问题出发，以土地开发权作为节点，最终将“人的城市化”作为精神要义。可见，华生作为学者和经济学家，他在冷峻的分析语言之外，热切地关注着城市化转型过程中不同利益博弈主体的生存问题，这继承了鲁迅等启蒙家的“立人”理想。因为在关注城即物的现代化与转型问题的背后，他更加关注着人的问题――尤其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中国农民，是“人”的视点。我想，华生的著述和理论除了为中国现实问题出谋划策之外，其深刻的人文修养和强烈的家国情怀更应该被学界、被社会所称道。

《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城市化动了谁的奶酪

房价飙升，普通市民怨声载道；农村空心化，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农村大学生为了未来意义上的城市化，甚至不惜抛弃所谓城市户口；当众多拆迁男、拆迁女一夜暴富之际，又有多少人因为拆迁陷入生命困局……众所周知，城市化是大势所趋，但城市化又成了困扰当今身处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难题。根源何在？《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将为你揭晓答案。新城市化能解决好土地问题吗？《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的作者华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现任东南大学、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中国股市：假问题和真问题》等专著，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等奖项，被誉为“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重要变革，即价格双轨制、国有资产管理制、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者和推动者”。新城市化不仅在实践中出现了土地财政、地方债务、高房价等连锁问题，在学术界也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议和分歧。华生老师在《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中旗帜鲜明地指出，目前城市化转型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农村、农民、农业”的老三农问题，而是“农地流转、农民离乡务工、农地非农用”的新三农问题。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要从“土地城市化”真正走上“人的城市化”，并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其核心是重新调整“土地开发权”的分配，实现公民权利的均等化和人力资本的普遍升级。城市化转型的制度设计与实践，围绕这一主线展开，重重难关和纠结就将迎刃而解。历史总会证明些什么　　回顾历史，人类在采集和狩猎的自然状态中经过了几十万年的进化和演变。那时，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完全依赖自然界的恩赐，因此其实还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以人为中心和导向的公产和私产的财产制度。只有从采集和狩猎的自然社会飞跃进化到种植和养殖的农牧社会之后，才标志着人类从史前的蒙昧和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状态，也开始了人类财产权利制度安排特别是私人产权制度的历史。人们无法用任何一种单线条连接的方式如奴隶制或封建制，来定义或描绘分散多元的农牧文明所呈现的社会经济形态及文化的绚丽多彩，而城市的出现与持续繁荣则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改变。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农村人口基数快速下降，而随着现代经济增长对知识和人力资本的依赖，人均收入提高的资源环境消耗也会相应降低。然而，人类在跨越工业化城市化转型陷阱，进入后城市化阶段的同时，也会面临一个更长期的能源资源和环境，乃至人性陷阱的挑战。我们今天虽然可以看出若干端倪，但其实并不真正清楚。　　不难想象，人类在进入城市社会之后无论还会经历几个发展阶段，但最终可能多少和我们的祖先一样，与生态环境陷阱在漫长的岁月里长期角逐并共存亡。可以肯定的是，人类不是因为任何一种宗教或意识形态而诞生的，也不会沿着任何固定或人为设想的意识形态框架而发展，而是适应着这个种群生存和谋生方式，不断地探索和改造其社会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　　每一代人只能回应自己时代的挑战。处在21世纪初期的中国，我们面临的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历史和国际背景下，一个相对微观和具体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转型问题。《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给我们带来的感觉可用一个四字成语来形容——醍醐灌顶。

不患寡，但患不均

房屋是财富导向，然而当国民普遍收入不足以担负起买房的开支时，房地产市场仍旧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这让人不禁疑惑，究竟高居不下的房价是真实反映了市场供需，还是多重利益结构下的产物？中国房价不可能下跌，这似乎成为了一种共识，但我一直坚信没有什么东西是只涨不跌的，然而要探究个中原因，却是难以从万般头绪中抽丝剥茧。如今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拉大、耕地减少、环境污染，城市化集聚效应的畸形发展，这些问题无不与城市化如何继续发展紧密相连。华生的这本书实有点拨一二的作用，从官方立场、学界观点和政策实施成效多方面考察中国土地问题的症结所在，纵向跨越了改革至今的中国农民问题，横向囊括了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点出解决农地非农用利益分配问题和农民工市民化，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才是摆脱中国城市化僵局的可行之道。华生重塑错误的观念，认为土地所有权和开发权分离是中国体制独有的产物的想法只是流于表面，且不论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开发权一直是独立于所有权的分配方式，就自由经济的角度来说，也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国富论》里有一段话相当经典：“我们能享有晚餐，不是来自于屠夫、酒商、或做面包者仁慈利他的善心，而是诉诸于他们谋求自利的私心。”因而人们通过产权来明确自己的利益范围，然而土地所有权和开发权的分离与私人产权的精神并非背道而驰，一旦牵涉到公众利益，寄希望于市场自由竞争环境下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是不切实际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寻租的现象屡见不鲜，小产权房乱象丛生，法不责众的心理更是演变成如今这一副尾大不掉的景象。中国房地产市场则早已成为特权人士逐利的温床，从旧城改造到土地储备，从住房公积金补贴到经济适用房申请，土地早已成为寻租地！在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下进行利益分配改革，其结果必然是在不断欠旧账的同时背负新债。华生对土地改革制度主流观点的几大误区进行梳理，针对已经积重难返的土地市场，问出了这样两个振聋发聩的问题，如何实现农民价值和效率最大化？如何改变煎熬着中国的要地不要人的压迫做法？这两个问题直指中国新型城市化的要塞之处，不能光是土地城市化，人口城市化需并行推进。一方面，土地改革需要财税改革先行，即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政府将征地成本和利益分配公开化透明化，恢复地块的平衡，让增值收益回归农民工。另一方面，将地与人挂钩，让农民工市民化的自我流动成为城市化发展的导向，而这就需要户籍制度的开放，为进城农民提供安居乐业的基础，这意味着地方政府需考虑自己的负担能力，是否能提供公共服务，如此一来，就能约束城市化的不合理扩张，比起按硬性指标发展来说，更有效率，且能节约资源。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归根结底也是地方政府、银行信贷和房地产商不正常的共生链关系所导致，只有政府改变税收制度，改变房地产商牟利方式，才有可能将房价回归至正常轨道。要实行这样的改革，必然因牵动各方利益而困难重重，但至少这将是个可行的利益再分配过程。土地虽因其稀缺性而使住房问题始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贫富不均和严重分化才是核心问题。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到：“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在中国新型城市化的进程中，如能让“居者有其屋”，利益回流，从增长至平等，将是一大幸事。

学者不做马屁精

作者曾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风云人物，如今处江湖之远，但不忘初心，风采亦不减当年，本书是作者对于我国城市化与土地问题的反思。作者认为，当前城市化转型中的土地问题与传统的土地问题是不一样的。城郊土地的增值是由于人口集聚和城市化引起的，增值收益应由全社会共享，简单地放开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只会导致城郊农民暴富。应学习日本、韩国与台湾在转型时期的经验，推进我国的城镇化。以上观点，华生在多次研讨会中均已谈到，因此并不陌生，而且对于作者提到的涨价归公，我也是有保留意见的。使我触动较大的反而是附录中的两篇文章。一是中央大举推进新农村建设之际，华生致信胡温，言明在城市化的大潮流中建设新农村，实际上是一种逆潮流而动的误导性投资。学者不应成为政府的马屁精，但在这个时代，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却也不易，指出当前政策中的罅漏，实际上是一种“国士”精神。二是对于当前房地产泡沫的反思。作者通过详实的数据比较，指出当前城市居民改善性需求中追求过大户型的住房，实际上导致了住房面积总量不低的情况下住房套数严重不足的结构性问题，於我心有戚戚焉。

让我们祝中国好运

　　我的家乡在国内某著名的湿地。好几年前这里就张罗着要“生态移民”，可是到今天也没动真格的。究其原因，无非就是当下流行的“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人往哪里去”表面上倒好办，把县城的西郊改造一下，多盖一些楼，就能安置下这些移民。问题是，“人往哪里去”问的并不是要住在哪里的问题，而是真正的“安置”，你让这些离开耕地和牧场的农民们以什么为生？“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就更为突出。暂且不论这些人进城之后的谋生问题，单是改造西郊，“多盖一些楼”的钱就不知道从哪出。从农村移民不同于在城市里以及城市边缘的征地，那些地政府征过来再转到开发商手中是很值钱的；而“生态移民”让出来的土地别说不能成为建设用地，甚至都不能成为耕地。政府花了很大力气从县城西郊征来地、开发商又花很大成本盖了大楼，结果换来的土地都送给了大自然，无论这件事多么利国利民造福子孙，却换不来GDP和实实在在的好处，恐怕也就没有几个人愿意干。就算有人不计利害得失要做一些好事，可是如此浩大的工程又需要多大的人力物力和精力，谁又愿意如此吃力不讨好呢？　　窥一斑而见全豹，全中国涉及土地的问题大抵都是如此。有些事明明可以利国利民造福子孙，但人们或因利益或嫌麻烦而不去做；而有些事明明贻害无穷，可是人们往往为了眼前的利益而饮鸩止渴。然而到了今天，形式已经开始倒逼改革，再饮鸩恐怕真的要毒发身亡，而哪怕只是拖延恐怕也会是养痈为患，“君有疾在肌肤，不治将恐深”了。　　于是，在中国的土地问题如此复杂而严重的情况下，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和论述也就越来越多。华生教授最近也推出了力作《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华生教授是我比较推崇的一位经济学家，他的学养和直言的性格自不必说，而且他还曾经提出和推动过一些经济改革，是一位说话有人听的教授。在本书的一开头，华生教授就指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在真正意义上存在，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最大的一个参加价值就是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没有顺利地完成城市化：“在全球100万以上人口的国家和独立经济体中，尚未完成城市化转型或者城市化率虽然很高但城市仍存在相当规模贫民窟（暗示着其农村居民也存在着普通贫困化）、没有实现可融入市民化的国家（典型的如拉美国家），没有一个真正稳定进入高收入的发达经济行列。高收入的发达国家……都是已经完成城市化转型（城市化率在70%以上）同时实现了可融入的市民化（城市中没有规模意义上的贫民窟）。”而中国新一届政府就是要致力于城市化转型，这个转型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在上述引用华生教授的结论中，有一个词很关键，就是“可融入”。这些年，我国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数量相当大，究竟有多大，从一个方面就可以直观地看出来，那就是“春运”；同样，这些人大多都没能真正融入城市，这一点也可以从春运直观看出来——如果进城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都已真正融入他们生活和奋斗了一年的城市，又何必加入轰轰烈烈的春运大军？所以，在中国城市化转型进程中，什么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农村土地集约等问题都不是核心问题，核心的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真正成为市民。　　农民工成为市民的阻力主要有两个：一是安家——住房问题；二是落户——户籍问题。而有的城市是有了户籍才给你房子——限购；同样有的城市是你在当地买了房才给你落户。这样就是双重枷锁双重限制，把农民工牢牢阻挡在城市之外。“很显然，在大多数农民还没有从农村移居出去之前，任何外力推动的公司化都是有害无益的。”　　争论安家和落户哪个对农民工的影响更大或是先解决哪个的问题意义不大。这里真正的问题是城市到底想不想让农民工融入进去。可能有一些官员会说，我们也想让他们融入啊，要不然我们申请那么多建设用地干吗？然而，一些地方确实越来越多地申请建设用地，房价却越来越高，容纳的进城农民工更是相当有限。对此，华生教授给出了一个极具建设性的建议，即让建设用地指标和融入农民工的程度挂钩，也就是你融入的农民工越多，给你的建设用地指标也就越多，反之相反。如果真的按照华生教授这个建议实行的话，那么首先就会改变当下地方政府的卖地财政，谁都知道，卖地财政已经走到尽头，但一些地方政府仍然不愿放手，就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靠资源发家的不劳而获。“中央政府必须痛下决心，对传统的以谋取土地净收益为特征、靠拍卖商住用地的房地产财政模式进行根本改革，代之以政府财务平衡为指导原则的征地收益分配模式。”这样，拿地就不再是单纯为了“地”，而是为了要住在地上的“人”。从根本上说，政府拿地就是为了安置人，只是现在的卖地财政让这个根本变成了累赘，完全本末倒置。现在要推行城市化，就要回归本源。　　如果真的回归了拿地的本质，把拿地搞G“地”P变成“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那么其他的问题就都是枝节问题。“只要我们真正抓住了‘人’这个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农民工城市化’这个城镇化的主体，城镇化的道路就不会走偏，各种难点问题包括在土地和住房上问题上的种种认识纠结就会迎刃而解。”　　除了华生教授提出的这样比较重大的建议之外，一些小的合理建议也不少，比如用公示的方法消灭阴阳合同，比如引入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方法等等。其实，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有没有好办法，而在于想不想改变，敢不敢改变，愿不愿不改变。华生教授在本书最后说：“当各种不同的认识和利益把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推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的时候，让我们祝中国好运。”

致我们终将失去的清纯

致我们终将失去的清纯雾霾！橙色预警！！全国范围连续多天！！！为了报复我们对于大自然的破坏，雾霾已经成为我们挥之不去的诅咒了，清纯的空气已经成为稀缺资源，在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我们不得不活在浑浊之中。……这似乎和土地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事实上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反思与思考，离不开土地。《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是华生老师对于城市化进程与土地政策的研究，也是他对于“农地流转、农民工离乡务工、农地非农用”新三农问题的剖析。在此基础上的延展和讨论，似乎可以给我们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作为一名主流经济学家，也可以给政府决策提供必要的参考。对于房地产疯狂的原因，各路学者都会从他们所在的位置做出相应的判断，并且得到不一样的结论，对于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政策所扮演的角色，相信不同的研究角度会得到不一样的论断。城市化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变化，伴随着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的同步发展，给人民生活带来的改变同样显著。土地所在的陷阱，是政策制定者自掘，还是发展的必然，这个问题需要学者的深入分析。有一点肯定的是，克服发展中出现的伴生问题，将是人类发展的永久命题。不论是西方国家甚至是港澳台土地政策对于我国的启示，还是包括华生老师在内的国内学者专家提出的发展妙计，在政府权力控制的发展轨道中，最终都只能是摆在决策者桌前的一个参考，而对位未来的走向，我们还不得不多一些期盼，仅仅是期盼而已。在城市化进程的当今中国，土地经济已经成了GDP奇迹的动力，而环境的破坏已经让更多的人失去了对自然的回忆，甚至是未来发展的信心，不知道这一片经济热土上，还有多少圣洁的土地！不知道这一个传奇国度中，还有多少清纯的空气。在房价终于出现松动的今天，在雾霾遍布全国的现在，再次讨论一下城市化以及土地政策，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目前的困境，更重要的是如何面对未来的生存，如果我们不考虑发展的话。一位美国酋长对于政府购买他们部落土地时曾经说过关于土地的话，这句话会不会让我们浑身颤抖，还是若有所思？原文摘抄如下：这是我们已知的，人类并不拥有大地，人类属于大地。就像我们体内都流着鲜血，所有的生物都是密不可分的。人类并不自己编制生命之网，人类只是碰巧搁浅在生命之网内，人类试图去改变生命的所有行为，都会在自己身上得到报应。有报道说，我们的雾霾治理，至少需要三十年，我掰着指头数一数，悲了个催的，看来退休之前享受不了清纯的空气了……2014-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