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與我》书评

《太后与我》笔触坦率　揭慈禧太后的情人之谜

慈禧太后晚年有个来自英国的情人？慈禧太后被袁世凯用手枪打死？在故事的耸人听闻程度上，很少有一本书能达到《太后与我》的这种境界。《太后与我》（Décadence Mandchoue，直译为《满人的衰落》）一书近日几乎同时推出中、英文版。作者“北京隐士”巴恪思（Edmund Backhouse，史学界通译“白克浩司”）用惊人“坦率”的笔触，描述了他作为慈禧太后情人的经历以及晚清贵族高官之间频密的同性恋情，穿插了无数真假难辨的政坛内幕，勾起了不少人的阅读欲望。故事从位于八大胡同的男同性恋场所“淑春堂”开始，作者由此登堂入室，融入了满清贵族高官的隐秘圈子。书中说，庆亲王奕劻、恭亲王溥伟、辅国公载澜、贝子溥伦等等，都有龙阳断袖之癖。当时官员按规定不得狎妓，故晚清部分京剧男伶填补了这个空缺，其事多见于野史笔记，但具体人物细节则有待考证。无论如何，本书作者本人的性取向是比较清楚的，他终生未婚，却总是有个男管家。接下来的故事更加波澜迭起。白克浩司自称在八国联军入城之时保护了颐和园的珍宝，回銮之后完璧归赵，得到太后欢心，由此开始了与七旬老太太的情色生活，参与、见证了可惊可叹的宫闱秘事。作者是语言天才，不仅谙熟欧洲文学名著，对中国禁毁小说用语也驾轻就熟，在英文原稿上用汉字反复注出房中术语，以此取信于人，也有炫耀的意味。译者不无夸张地将此书称为“当代的《金瓶梅》”，卖花赞花香，也属人之常情。在性描写字数上，该书确实超过了兰陵笑笑生的名著，至于文学成就的评价，则尚待论定。高人有言：性与政治均甚肮脏。谈性之外，作者更将笔墨泼向政治：大学士孙家鼐、邮传部尚书岑春煊密谋将太后与作者“捉奸在床”，不果；醇亲王福晋（荣禄之女幼兰）指使御膳房厨师下砒霜毒杀作者这个“奸夫”，未遂；载沣、奕劻、军机大臣毓朗、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策划废掉太后让光绪“归政”；慈禧得知密谋，即派太监绞死光绪，准备立溥伦为帝并处死袁世凯；接着，袁世凯在召见时拔出手枪，“向太后连发三枪”……清朝最后几年波诡云谲，光绪、慈禧在短短两天内先后驾崩，过于巧合，给阴谋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光绪之死，无论是毒杀还是有意耽误，都可在合理范围内加以解释。孙家鼐、岑春煊、幼兰、载沣、奕劻等人的“阴谋”，立溥伦为帝的传言，均属想象力过于丰富的无稽之谈，这些都可以从档案史料、利害关系的严密分析中加以证伪。至于袁世凯在宫内开枪的事，不用说，大家都会知道是假的。作者是何方神圣？造假的动机是什么？译者自陈“并未听说此位人物”，确实是孤陋寡闻。白克浩司曾因伪造《景善日记》名动欧亚。围绕《景善日记》的真伪，几代学者浪费了不少精力，直到1977年，英国学者特雷费·罗珀“上穷碧落下黄泉”，写成《北京的隐士》一书，揭开白克浩司一生真相，才算尘埃落定。1986年，《北京的隐士》由齐鲁书社出了中文版。白克浩司（1873～1944年）出生于英国一个中产家庭，才气横溢且雄心勃勃，但花钱如流水，肄业于牛津大学，因负债累累而与家庭决裂，被迫到中国躲避，很快学会汉文，在驻京外国人圈子中凭嘴皮子、笔杆子讨生活。他曾受雇于使馆、跨国企业，一战时受英国军方委托从中国购买军火，从未做成一笔生意，反复遭遇失败却都侥幸过关；曾打算当学者，差点当上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唯一的成功，就是1910年他和英国记者濮兰德合著的《慈禧外纪》（China Under Empress Dowager，《景善日记》即收录于此），该书一出版就轰动全欧，一版再版，只因他能运用出色的汉学知识大量掺假。这部回忆录是他去世前一年，因瑞士医生霍普利的怂恿而动笔，此时他已经没有造假出名骗钱的动机，在“回忆录”中大肆吹嘘与政治高层的关系，渲染与名人之间的同性恋情，只是出于永不泯灭的虚荣心和长期的性压抑，如此而已。（本文原发于2011年6月10日《世界博览》）http://culture.ifeng.com/3/detail_2011_06/10/6931030_0.shtml

转自：傅国涌

自1898年到北京，这个叫埃蒙德·巴恪思的英国爵士长期生活在中国，曾是京师大学堂的教授，英国驻华外交官，1944年死在中国，身后留下一本惊世骇俗的英文回忆录手稿，在尘封六十八年之后，中译本以《太后与我》为名首度在香港出版（王笑歌译，新世纪出版社）。巴恪思在书前誓言记录的绝对是事实。他自述与慈禧太后自1902年开始交往，直到1908年慈禧驾崩前夕他们还有接触。他与慈禧之间“秽乱清宫”的细节叙述触目惊心，当时慈禧已是七十老妪，却性欲旺盛，他要靠春药才能满足其需要，多次细致入微的性生活细节描述，明代小说《金瓶梅》的场景也不过如此。在他的笔下，晚清宫廷，从慈禧太后、王公贝勒、达官贵人到太监、宫女、伶人，过的都是淫乱污秽的生活，男女之间还算是正常的，更多的是男与男、女与女、人与兽……许多王公、贝勒、大臣、将军榜上有名，他本人也癖好同性恋，只有与慈禧太后例外。恭亲王溥伟，庆亲王及他的儿子载伦、载振，差一点取代了光绪帝的“大阿哥”溥儁，贝子溥伦，肃亲王的次子，大学士荣庆，将军张勋、姜桂题……在他笔下都是同性恋，慈禧太后甚至要微服密访他们常去的浴室，亲眼看他们淫乱。慈禧让太监、宫女称呼他为洋侯，给了他很高的待遇，而他利用慈禧的宠爱，游走于王公大臣和男宠之间。在大量不堪入目的性描写间歇，他也记录了慈禧与他的一些闲聊，1903年的一天，慈禧问起他是否读过她最近的诏令，把革命者沈荩在宫外鞭笞而死。“今年是我的幸运之年，如果没有日俄战争，我会下令为我明年十月的七十大寿举办庆典。处死沈荩，我也非常犹豫。然而他是第二个康有为，我别无选择。你们外国人认为我残暴，却对他的挑衅一无所知，我不得已才对他极端处置。”这一记录为沈荩之死提供了新的材料。当沈荩惨死之后，西方人闻之胆寒，《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把慈禧叫做“那个该杀的凶恶老妇人”。当年9月14日的天津《大公报》报道，各国公使夫人在觐见慈禧太后时都为沈荩喊冤，慈禧也颇有悔意，面谕廷臣，会党要严拿，但千万不可株连良善，以致丧失人心。这则报道与他的回忆科研相印证，特别是语气。巴恪思记录，慈禧死前不久与他说过：“我不信任袁世凯，此人虽能干，却不择手段。”“或许我该启用张勋，我唤他是我的‘巴狗儿’。”他说，辛亥年袁世凯重返朝廷，要他修改《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为袁评功摆好，每年可得到3500英镑直到他死虽然巴恪思的回忆录因为缺乏其他有力的旁证，只是一家之言，无法完全采信，但不可忽略，这位英国人提供了观察晚清宫廷和上流社会日常生活的一个新视角，他的视角主要是性，特别是那些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权贵们的性癖好，他们在怪异的性生活中寻求刺激，飘飘欲仙，乐在其中，压根没有想到这个朝代正在陨落，荣华正在逝去。性的背后是政治，性和政治某种意义上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说，他记录的性事不无夸张和荒诞，晚清宫墙内外的骄奢淫逸、残暴、迷信则是是毋庸置疑的。二十年后，当军阀孙殿英掘开慈禧的墓穴，打开棺木，那干瘪丑陋的尸身裸露在七月毒辣的阳光下，他禁不住叹息说：“即便是不朽的汉尼拔或恺撒，最终也是尘归尘，土归土。”

小说当历史传记、回忆录来卖，真是够了

类似的还有最近国内开卖的《李鸿章回忆录》，前几年曾被改编成电影《安娜与国王》的《国王与我》其实也是对于虚构作品(Fiction)与非虚构(Nonfiction)应该是清楚告知的，出版商不该这么含糊其辞。保健品还必须写上“本品不能代替药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