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章节试读

《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的笔记-第21页 - 三、 喜怒无常

三 喜怒无常
握有主宰一切权力的君王，自然是恣意肆欲喜怒无常的。
韩非深知此，他说，龙也是一种虫，可以驯而骑之，“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倘若有人触到它的逆鳞必定要被咬死。他还提醒人们说：“人主亦有逆鳞”。
为了说明君王所特有的龙的性格，韩非还讲了一个很生动的故事：卫国的法规定，凡私自驾君车者要处以刖刑，而卫君宠臣弥子瑕，因母病。矫驾君车以出”。卫君知道后称赞说，“孝哉”，为了母生病的缘故，擅自驾我的车，顾不得犯刖罪。后来，弥子瑕与卫君游果园，弥子瑕自己贪吃蜜桃，将剩下的一半给卫君吃，卫君高兴地说，“爱我哉”，这么甜的桃子，自己舍不得吃，留给我吃。日长月久，卫君对弥子瑕的悄感淡薄了，加上弥子瑕又犯了一些过失，卫君重新回忆过去两件事说，弥子瑕曾经擅自驾我的车，又曾经将他吃剩下的桃子给我吃。弥子瑕所做的那两件事，还不是那两件事，变不了，而卫君先是称赞弥子瑕，后是要惩处他。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爱憎之变也”。君王有爱于臣下，臣下即使有所不当也是好的!君王有恶于臣下，臣下即使没有过失也要获罪。有时，甚至还“有功见疑”、 “有罪益信”。对此韩非曾举两例加以说明。一是魏将乐羊攻中山，其于在中山被中山君烹，并送一杯羹给乐羊，他坐幕下，一饮而尽。文侯对堵师赞说：“乐羊因为我的缘故而吃儿子的肉。”堵师赞回答说：“连儿子的肉都能吃，还有什么他不吃，文侯因“赏其功而疑其心”。
另外一例是，鲁孟孙猎而获麑，派秦西巴“持之归”，麑母跟着后面啼叫，秦西巴“弗忍”，还小麑于母麑。孟孙归，求麑，秦西巴回答说：“我不忍心放还给母麂。”孟孙大怒，将秦西巴“逐之”，过了3个月，又召回并以秦西巴为他儿子师傅。有人问他说，你过去责罚他，今又召回来做子傅，这是什么原因?盂孙说，他不忍麑，又能对我儿子有歹心吗?这是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爱憎的变化，也即是心理的变化，这是最难掌握的。所以在《说难》篇开头写道，在这里说的难，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难，是说被说者之难，不是说者说不清，被说者听不清的难，也不是说者不放胆讲以至问题没有阐述清楚的难，而难就难在不容易知被说者的“心”。做臣子，要想辅佐君王建树卓越又能避免杀身之祸，就要善于揣摸君王的心理。
君王的心理与普通人不同的地方有两多：多疑和多变。
君王多疑不是天生的性格，而是他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君王周围危机四伏，不可信的人固然危险，可信的人更危险，这就叫做“人主之患在于信人”。
臣子之所以要奴颜婢膝取得君王的信任，是因为屈服君王的权势，实际上，他无时无刻不在“窥觇其君心”，以求私利得逞。一旦“人主怠傲处其上”，他就要“劫君弑主”。或者讨好“人主而大信其子”，乘人主之子“以成其私”；或者讨好“人主而大信其妻”，乘人主之妻“以成其私”。请看，妻子如此近，儿子如此亲，“犹不可信”，此外还有什么人能相信呢?
君臣关系和一般的人与人关系一样都是利害关系。当着君王活着对群臣、妻儿有利，他们希望君王长寿；当着君王活着对群臣、妻儿不利，他们希望君王早死，如同制车子的希望人们升官发财，做棺材的希望人们夭亡一样。儿子因为母亲失宠而丧失了继位权，则“冀其君之死者也”，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的君王，“则身死见疏贱，而子不得继位”，则“冀其君之死者也”。历史记载，君王正常死亡居半，另一半都是奸臣利用继承权之争而杀害的。
韩非认为，“人臣有五奸”：一是滥用“财货”收买人心以取得声誉；二是广为“赏赐”将君王身边的人拉拢过来；三是潜心结党以扩大势力；四是任意赦免罪犯表示有生杀手夺之威；五是身穿华艳的服装，口发狂言怪论，受人财货评论是非，以“眩民耳目”。这五奸，为“明君”所疑，为“圣主”所禁。但是，由于人臣玩弄了权术，而使“主不知”。这才是最危险最可怕之处。
所以，君王要小心提防并以君王的权术对人臣的权术。如《韩非，内储说上》载：周主丢失“玉簪”，命令“吏”寻找，过了三天还未找到下落，而周主自己另派人在“家人之屋间”找到。因此周主训斥吏说，你们找了三日“不得”，我令人找， “不移日而得之”，我知道你们不忠于职守。“於是吏皆耸惧，以为君，神明也”。这个故事不一定真实(在历史上类似这样的事未尝没有)，但说明了君王猜疑、提防臣子到了疑神弄鬼的地步。

韩非列举君王对臣下的猜疑种种：与君王议论大臣，有离间的嫌疑；与君王谈论左右侍从，有炫耀自己权势的嫌疑；夸耀君王之所爱者，有找靠山的嫌疑；谈论君王之所恶者，有试探的嫌疑；说得直截了，有笨拙的嫌疑；说得细致周详了，有琐碎的嫌疑；陈述简略，有胆怯的嫌疑；畅所欲言，有傲慢不恭的嫌疑。嫌疑引起杀身的危险，杀身往往因嫌疑所致。所以，韩非又将这种嫌疑称之为“身危”。“身危”又有种种：无意中点破了君王内心的机密者，“身危”。察知君王借一种公开的行动以掩饰内心的另图者，“身危”。猜测到君王内心谋划，事泄遭疑者， “身危”。与君王情感不深而进言奏效或不奏效者，“身危”：借宣扬礼义以抖出君王的毛病者，“身危”。谋略得当君王独占其功而知其谋者，“身危”。要君王做他不愿做的事，要君王停止他所示愿的事，“身危”。
时时处处，一言一行都会引起嫌疑，每一嫌疑都会引起君王心理的变化，众多的嫌疑就决定了君王的心理复杂多变。一时晴一时雨，诡谲莫测，今天将你视为功臣，明日将你以仇人而处之：今天将你视为君子，明日将你以小人而弃之；今天将你视为正直可信者，明日将你视为虚伪奸诈者；今天对你以师事之而言听计从，明日对你恨之如仇下狱处死；今天爱之不愿你稍离左右，明日恶之，驱你于千里之外；今天信之，愿将江山托付于你，明日失宠，千里河山无你立足之地。与这样的君王最难对话，最难相处，动辄得咎，言辄得咎。时时处处使人有恐畏感，有危险感。故人云：“伴君如伴虎”。
君王既要利用臣子又不信任臣子，臣于既要依靠君王又畏恐君王，这种微妙的关系，就决定了君臣之间要玩弄权术了。·法、势、术的术，主要是一种权术，这种权术，有的用在内政上，有的用在外交上，更多的是用在君臣之间，君对臣用权术，臣对君也用权术。
臣子用术来对付君王喜怒无常复杂多变的心理。臣下向君王进言，如何既能自由驰骋自己的意思避免杀身之祸，又能进一步取得信任重用呢?韩非曾为此列了13条说君王之术。
第一，进言者应夸赞君王自己认为得意的事情，掩盖他认为羞耻的事情；
第二，君王急谋私利，进言者应将私利说成合乎公义，并纵容他大胆去干；
第三，君王有卑下的念头，想干而又有所顾忌，进言者就要故作姿态，抱怨他为什么不去干；
第四，君王想做实际做不到的事，进言者不要硬顶，面是揭示这件事的缺陷，称赞他不去做的明智；
第五，君王想要夸耀自己的才智，进言者就应为他自逞才智提供依据，而又要假装不知道；
第六，进言者要为人说情，既必须用好的名义加以阐明，又要暗示此事合君王私利：
第七，进言者要劝阻君王做危害社会的事，不仅要说明做此事定遭议论，而且还要暗示此事有害于君王本身；
第八，假如君王不喜欢露骨的赞誉，进言者就赞誉与君王思想行为相同的另一个人，借以达到间接赞誉的目的：
第九，假如有人跟君王有同样卑污的行为。进言者必须毫不含糊地加以掩饰，说他没有什么过失，借以达到间接为君王饰非的目的；
第十，假如有人跟君王一起遭到的失败，进宫者必须否认有什么失败，借以达到间接挽回君王的面子；
第十一，君王在夸耀自己的能力时，进宫者不应劝他做办不到的事，以免让他露马脚；
第十二，君王自以为勇于决断，进宫者就不要揭他在这方面的短处；
第十三，君王自以为谋略高明，进宫者就不要扬出他在谋略方面的失措而使他困窘。
韩非这十三条说君之术，都是教人学会讲假话讲违心的话。除了个别条是婉言规劝君王不要干不利于社会的事外，其他或者是为君者讳；或者纵容君王谋私。不敢揭露君王的丑恶思想和行为，尽是迎合和助长君王的虚荣，骄横、独尊、自私的意识。当时，韩非为法术之士献这些说君之术是为了实现“振世”的宏图，即使如此这些手段也是卑劣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时是崇高的目的、卑劣的手段：而更多的是卑劣的目的，卑劣的手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专制主义制度下的君臣关系。连韩非都说，这是要求人臣以役仆的身份讲“宰虏”之语言，甚“污”，甚“耻”，只是不自以为“耻”而已。韩非倡导这种臣下对君王或君王对臣下的术，可以说完全是法家学说的糟粕，是专制主义制度派生出的污垢。一边是操有生死予夺之权的君王；一边是无生命财产保障的臣下；一边是至高至尊神圣不可侵犯；一边是在苟且偷生下求贵求富。这些君臣之间的极不平等的关系，迫使臣下向君王阿谀奉承、讨好，讲假话、讲违心的话，即是真实的思想，也要通过假话、违心的话表现出来，因为臣下随时随地一言一行都怕触犯了喜怒无常的君王。
喜怒无常是专制主义君王的特有的性格；假话，违心的话是专制主义臣民的特有的语言；这种性格、语言都是特有的心里反映。总之，这种性格、语言、心理都是专制主义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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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的笔记-第11页 - 第二章：主宰一切

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 谢天佑
目录
一、无秩序中的秩序
二、主宰一切
三、喜怒无常
四、攀龙附凤
五、明争暗算
六、急流勇退、明哲保身
七、时时小心、处处提防
八、作“良臣”，不作“忠臣”
九、苦心支撑，力避嫌猜
十、失掉后台的改革者

二、主宰一切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有一个逐步发展过程。商鞅重于法，申不害重于术，慎到重于势，韩非总结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思想，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理论。
韩非批评商鞅治理秦国只重视法治而不注意术：他说，商鞅治秦，设计伍连坐法而相告发使不得藏奸，“尝厚而信，刑重而必。号令严厉，不可假贷，所以秦国富兵强。但是由于商鞅不懂得术的重要，无以“知奸”。秦虽富强了，不是君王富强了，而是“以其富强资人臣”。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他自己城“陶邑之封”。应侯攻韩，他自己城汝南之封 。“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所以，秦国每打胜仗就提高了犬臣的地位，每扩大国土就增加了大臣的私封。经过几十年，秦国仍然达不到称帝王于天下的目的。在这里，韩非强调术，是要君王用术防奸，以避免大权旁落。
韩非批评申不害治理韩国只注重术而忽略了法；他说；韩国是从晋国分出来的，晋国伪旧法与韩国的新法交织在一起，故新相反，前后相勃。”旧法干扰新法，申不害本注意以新法代替旧法，统一推行新法只注重术，即使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也避免不了奸臣的谲诈；韩虽然有“万乘之劲”，70年也建立不起霸王之业。在这里韩非强调要有统一的法。术是为法服务，没有统一的法，就没有统一的准绳，术的使用就失去了方向。
韩非批评慎到只知道势的重要，而不知道法更为重要。他说，势就象云雾一样，龙蛇“不托于云雾”，不能腾飞，如同普通的蚓、蚁一样。同样的，尧、舜没有势，如同普通老百姓—样，不要说对付不了掌握势的桀，纣，而且连三个普通的人都管不好。势与什么人结合呢?与尧，舜结合则治天下，与桀、纣结合则乱天下，而象尧、舜与桀、纣这种是“千世而一出”的极少数，而既不是尧、舜又不是桀、纣的中者则世世皆有，若坐等尧、舜，岂不是“千世乱而一治”吗?那将是“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饿者不活”。那将是“越人善游”，而“中国之溺人”不得救，怎么办呢？不要把希望寄托于“千世而一出”的贤人身上，将法与势结合起来，使治天下者“抱法处势”。这样，即使“中者”亦能使天下治。“中者”常有，天下常治。在这里，韩非强调不是人与势的结合，而是法与势的结合，也即是强调的不是人治而是法治。
法，术、势之间，应构成法与术、法与势、势与术这三种关系，而在三种关系中，韩非只提及二种关系，即法与术的关系和法与势的关系，说明他是以法为核心构成与术，势的关系。韩非固然指责商鞅忽略术，但是，在他看来术只是保证法顺利推行的手段。韩非固然肯定慎到对势的重视，但是，他指出势必须与法结合，不与法结合的势，不如无势。韩非批评，申不害面临新旧法“相反”、“相悖”的局面而“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仍然是强调法，只是区别旧法与新法。总之，法是主体，是内容，是方向，是政治性质的规定性，也可以说，法是韩非的思想理论的总概念，综合他的论述，这个总概念大致包含如下几点：
第一，性恶论。这是与儒家德治相对立的。法家与儒家柑反，认为人性恶，人生在世都是为了私利，而且这种追求私利的思想不为亲疏好恶所左右。造车子的木匠希望人“富贵”，制棺材的木匠希望人“夭死”。不是造车子的心肠特别好、制棺材的心肠特别坏，也不是出于爱或出于憎，而是由于。“人不贵则舆(车子)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的实际利益决定的。从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不能靠道德说教解决，君王不应指望以德治理天下。慈爱出忤逆，“慈母不能以爱存家，君安能以爱持国?
第二，暴力论。法家认为赏罚是治理天下的。“二柄”，但对这“二柄”的使用有所侧重。韩非说“重刑少赏。很显然，他是主张侧重于罚。他认为要等待人自觉地改恶从善是不可能的，如同“恃自直之箭”，“恃自圜之木”一样的不可能，只有外力强制。因此，有效地制止人犯罪的手段，不是赏赐而是刑罚。如普通的布帛，一般的人不愿放弃：在烈火中的销金。虽是强盗也不敢取，这就是因为没有危险所以不放弃普通的布帛，因为怕手被烧所以不敢取珍贵的金子。
法家是很严峻的，这“严”有两层意思：一是轻罪重刑；二是严格按法行事。韩非托古说今地举例说，古时候舜下令治水，有的人太积极了，在舜令还未下达之前就行动了，舜因其“先令有功”而杀之。禹召集诸侯朝会于会稽，而防风之君后至”，禹因此而斩之。这就叫“先令者杀，后令者斩”。还有，秦法规定，老百姓不可随便杀牛，然而秦襄王病愈，有的老百姓杀牛庆贺。有人拜贺襄王说“王的圣明超过了尧、舜。王惊讶地问：“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今王病愈，百姓杀牛祷，我以为尧，舜也没有这样的享受”。然而，襄王对此不加奖励，而且罚了严里正与伍老屯二甲。有的臣子感到不可理解，王解释说：罚他们二甲，是因为违令而祷。不能因为他们爱寡人而就更改令，令不立。“乱亡之道也”不可不严格执行。这些钳子都是说明法家主张严格执行法令，而且几乎严得不近情理了。这表面上看起来是冷酷；其实是一种“爱”或者说是“以刑去刑”。因为“轻刑罚”，人们做坏事不怕，反而使犯罪遭杀戮的人增多，这等乎是“为民设陷”；反之，“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饧於民也”。
为了说明严刑重罚的重要，韩非曾讲了这样的故事：
有位叫董阏于的人，为赵上地守，到石邑山中察看，涧谷悬深，山峭如壁，因而向身边的人说：“这里，曾经有人到过吗？”。回答说：“没有。”又问：“小孩、痴聋、狂悖之人曾经到过此地吗?。回答说：“没有”。又问：“牛马犬彘曾经到过此地吗？”回答说：“没有”。最后董阏于大为感叹地说：我有办法治理好这个地方，我的办法就是严刑重罚不宽容，譬如入涧有必死的危险，“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
第三，独裁论。君王处于至薄至贵的位子，谁不垂涎?所以，至尊至贵的君王也是至危至险的人物，他的周围危机四伏。韩非概纳为“八奸”。一曰“同床”；即“贵夫人、爱孺子”，使用巧言好色迷惑君王。乘醉饱之时而求其所欲。 二曰在旁。即“优笑侏儒，左右近习”、“内事”唯唯诺诺，“外为行不法”。“三曰父兄”。即“侧室公子”，挑拨大臣与君王之间的关系，从中得利。“四日养殃”，即臣子利用民脂民膏为君王“美宫室台池”，“饰子女狗马”以娱乱君王之心，而自己背着君王谋私利。“五曰民萌”，做臣子的散发“公财”。向百姓行小惠，使誉归于己，怒归于君。“六曰流行”。即臣子指使说客以巧文之言，笼络君王，使对养客之臣言听计从。“七日威强”，即做臣子的“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土”，为己谋利为己树威，损害了群压百姓的利益，也即是损害了君王的利益。“八曰四方”，做臣子的故意利用国与国的矛盾以威胁、要挟君王，或者“重赋敛、尽府库”，以事他国，或者“举兵”边境以牵制内部力量。
威胁君王的势力有后妃、爱子，叔伯、兄弟、优伶，侍从、臣下。其中最有威胁力量还是大臣。
应该说君王治理天下离不开群臣。“人主以一国且视，故视莫明焉；以一国耳听，故听莫聪焉”。少了群臣的耳目，如何做得到?法家同儒家一样，很重视君王的纳谏。韩非说，古时扁鹊治病，“以刀刺骨”；君王治危国，以忠言“拂耳” “刺骨，故小痛在体而长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国”。又说，假如殷人尽是敢言的比干，则殷不亡。这就是群臣对君王辅佐的重要性。但是，韩非却强调“君臣之利异”这是因为：“人臣太贵，必易主位”；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总之，大臣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危险的，“万乘之患，大臣太重”
因此，君王一方面“不亲细民”、“不躬小事”。另一方面又要大权独揽。韩非说，君王的“权势不可以借人”。对君王来说，失权势，只其一人；对臣下来说，得权势则百人之众，失权势阔人面对有权势的百人之众，怎么不成两眼抹瞎的君王呢，历史证明，“人主之所以失诛大多是因为大权旁落为权臣所。
所谓大权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赏罚之权。“赏罚者，利器也。”“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也就是赏罚之权不可以示人，不可与臣共，君王只能。“使赏罚之威出於己。若是君王听臣下行赏罚之权，“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即轻视)其君，这样的君王名义上统一着天下，实际上天下并非为他所有，可以说是“亡君”。
这样独揽大权的君王，对人民的力量是极端渺视的。韩非说。有些不懂得如何治理天下的人认为要治理天下就得“得民之心”。若是必须“得民之心”，又何必要伊尹、管仲呢?。“民智之不用，犹婴儿之心也”。分不清利与弊，分不清大利与小利，与这些人没有什么道理好讲，所以对人民只有“修刑重罚”。实行残暴的专政统治。君玉把人民视为无知的婴儿，那么，对他身边的群臣则看作是什么呢？是任意使唤的奴仆。
臣下言不当，当死。一是“效而不言不忠”。“不忠当死”。二是不能谋划不当，不能说错话，“言而不当亦当死”。第一点，是人力所能及的；第二点，则是人力所不及的。这就是说君王自己有犯错的权力，而君王以下的包括大臣在内都不得犯错。即使讲错了话也要砍头。是何等无理的苛求?
既要使用臣下，又使他们互相牵制。韩非说，君王之所以犯错是在于用臣下的问题。怎么用呢? “必反与其所不任者备之，此其说必与其所任者为雠，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今所与备人者，且曩之所备也”。也就是说为了君王不受臣下的控制要有意挑起不在任者与任者之者的矛盾，以不任者牵制任者。任甲而以乙来提防，任乙而以丙来提防。今天以丙来提防乙，就如同昨天以乙来提防甲一样。君王要求臣下对他绝对忠诚，但是君王在群臣之间要有意设置互相牵制的关系。
君王对臣下一览无遗，臣下视君王高深莫测。使臣下互相监视，可以“以十得一”，从而在上的君王达到“以一得十”出效果。这样就“奸无所失”了。而君王则应“周密而不见”，把自己内心世界严严实实地藏起来，不让臣下知道自己的爱憎。甚至君王与臣下语言思想都要“隔塞”，“辞言通”则“主不神”；君王与臣下之别，一个是不可揣摸的神；一个是完全可以控制的奴仆。
诸如此类都表明臣子是君王的奴仆。
如前所述，在法、术、势系列中法是核心，那么，在性恶论、暴力论、独裁论系列中，哪一论是核心呢?因为，人性恶，所以要用暴力对付，而暴力唯有掌握在君王手中因此自然是独裁论为核心。这两个系列的结合就是韩非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的构成及其实质。
最后，我们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作如下表述：皇帝主宰一切，除了皇帝外，没有独立的个人，没有享受权利的个人·没有被尊重的个人，而只有这样两种人：或者是被皇帝吸吮血液的奴隶；或者是听任皇帝使唤的奴仆。奴隶和奴仆把皇帝视为神，而皇帝却把周围的奴仆和脚底下的奴隶都视为饿狼，时时刻刻在闪着蓝眼睛要向他抢权夺财，他要时耐刻刻紧握棍棒，狠狠地揍他的奴隶和奴仆，使他们俯首贴耳不敢反抗；而且最最要紧的是这根棍棒只许他一个人掌握，千万不能让别人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