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思想界國是訪談錄》章节试读

《當代中國思想界國是訪談錄》的笔记-第139页 - 中国人的民主价值观实证研究报告

史天健说：百分之八十多的中国人认为民主比专制好，但中国老百姓要的民主是民本主义。人民以不同的标准在评价政府，并非简单的选举就能够满足。对政府和学者而言，这意味着：你在进行制度设计的时候，要发展什么样的民主？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如果知识精英对民主的需求与人民的要求不一样，到底应该先满足人民的要求，还是知识精英的理想？
他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比如农地灌溉，这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是大家的共同利益。我现在从外边引入一个新的制度，然后大家都选举某人当干部。那么我们一定假定，这个人应该有权威，他跟你要钱修水利，你就应该给他。他只要不贪污，把钱用在正处，你下次还应该给他。但是我们发现，很多地方，事实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比如我们调研的一个村子，原来那个村干部很坏，大伙选出一个好人。这个人跟大家说，咱们要浇地，这是大家的事，每户交十块钱。可是有两户就是不交，这个人为了大家的利益，就拿出自己的钱替那两户交上。第一年水就这么浇了。到第二年，其他人说，去年有两户人家不交钱地也浇了，那我们为什么要交钱？于是二十户不交了。村干部说，这下我交不起了，结果庄稼都旱死了。到第三年，大伙再选一个流氓上来，你交不交，不交我大嘴巴抽你，这才解决问题。
还有一种情况，即使有了新兴的政治制度，老百姓还是依靠传统的制度来解决问题，比如宗族。大家有事就去找族长，由他把人动员起来，问题也解决了。而只要传统的制度能够解决问题，没有人费事去选举。
还有一个例子，也是很有意思：
选举很规范，可是村主任选出来以后，三分之一的老百姓跟我说，大伙不能听他的。我说不是你们选的吗？为什么不能听他的？他们说：”我没选他呀，谁选他谁听他的。“
其实道理很简单，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一个长期痛苦的博弈，要观察，要实践。
关于媒体监管，史天健认为，控制媒体不见得对共产党有利。他举了自己2006年对厦门和成都的调查为例。两个城市的差别在于，厦门可以”听敌台“，可以看台湾电视。结果显示，关于对美国民主的态度，厦门人比成都人保守，尤其是厦门看过台湾新闻的人，对民主没有那么多浪漫幻想。其实从学者里也可以看出端倪，大体上说，土鳖里面鼓吹美国民主就是好的人是比较多的。反倒是那些有长时间海外留学经历的人要冷眼一些。当然，我说的只是一个大概，而且是自己的大概而已。

《當代中國思想界國是訪談錄》的笔记-第282页 - 重建我们民族“精神的骨架”

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体系是由它的知识精英构建的。精英自上而下界定本民族文明各层次的核心价值观，最终形成一个正统的社会主流体系。在现代社会，知识精英包括四类人：大学的人文社科类教师、政党领导人和政府高级官员、主流媒体的管理和从业人员，以及大型企事业机构的管理者。
……核心价值体系是在论战中形成的，也是在批判中创新和进步的。用粗暴的行政手段压制争论，是一个主流价值观体系僵化衰落的根本表现。思想不可能靠行政压制占据上风。相反，压制言论使对方的思想更容易流行，因为公众本能地要求了解和关心受到行政压制的思想。
……主旋律成为官气十足的党八股之后，就不是主旋律了。要求人们认真学习的党的文件谁都看不懂，也不爱看，就不叫党的文件了。报刊亭不卖《人民日报》，这报纸也就脱离人民了。……自“五讲四美三热爱”开始，我国官方文件里的“大众语言”日渐拙劣，成了毫无生气的“新八股”。深宫里的秀才拼命制造二、五、八、三、六、九之类的廉价数字口号，官僚气十足的字眼——全面、完善、大力、充分、深化、加强、健全、推进，等等——弥漫在所有党和政府的文件里。这种语言成为笑话，被芸芸众生恶搞，遑论团结知识精英了。

《當代中國思想界國是訪談錄》的笔记-第115页 - 中国民主的三个视角、三种表述

视角一：房宁
1、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实行什么样的民主，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客观历史环境。
2、从民主是一个历史的、具体概念的眼光看，中国的民主历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民族自决阶段：民主如果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那么在中国，这个多数人首先应该是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民主的初步实现，即实现了主权民主。
（2）社会平等阶段：即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和保障。
（3）政治参与阶段：目前就处于这个阶段。
3、自由主义者的关键误区是把民主的形式当作民主的内容。
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解决了人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制度就是好的制度，就体现了实质民主。因此，不能脱离具体的环境、人物来抽象地谈民主，比如将中国和美国的民主直接做比较，不仅讲不清楚，而且是一种误导。
4、参见《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
视角二：杨鹏
1、中国政治改革面临五大压力：
（1）民众政治权利平等意识的觉醒；
（2）天命观念的终结和竞争契约意识的兴起；
（3）西方政治价值和政治力量的压力；
（4）党内外对政治改革必要性的共识；
（5）党内领导集体替换的规则压力。
2、执政党应该积极主动地成为民主政治改革的推进者和掌握者，最妥当的办法是分两步走，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
视角三：潘维
1、中国传统社会不存在严格的社会等级或阶级划分，催生了民本意识形态和皇权领导下的文官制。
2、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核心是儒家式精英党领导的、党政合一的中国式民主制。类似中国传统社会，一旦共产党退化了，整个政府乃至整个社会也随之退化。如果这种退化再伴随着外部强大压力，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就会遇到极大危险。
3、中国的问题是制止腐败，但选举不能制止腐败。相反，选举导致腐败，因为选举游戏制造腐败。在西方，选举产生的腐败是靠法治来控制的。在发展中国家，反对党靠反腐败选上台，也因腐败而下台，政党轮流上台搞腐败，选举成为腐败机会之轮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选择，应该是实行党政分开，建立法治政府。应该坚持中国政治智慧的一个优良传统：“治吏不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