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记》书评

为了不忘却的纪念

进入新世纪以后，海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民间人士，开始投入到以口述史的形式，记录和研究民国时期历史的行列。近几年，这方面的好书可谓层出不穷：台湾学者齐邦媛的《巨流河》，台湾媒体人张典婉的《太平轮1949》，和大陆民间人士章东磐的《父亲的战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今年恰值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国内出版界，又掀起了一股出版抗战时期口述史书籍的热潮。这其中，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沈宁先生的《牢记：一个家族的抗战史》，便是不容忽视的一本好书。沈宁先生可谓出身名门望族，他的伯父沈钧儒，是民国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积极参与抗日救国运动；而外公陶希圣，则是蒋介石的“文胆”、蒋经国的授业恩师，抗战时期更因为毅然脱离汪精卫阵营，公布汪与日本人之间的卖国密电而闻名天下。除了这两位亲人外，沈宁所处的大家族里，几乎每一位成员都是民国时期的各界名流。而这本《牢记》，正是详细讲述了他们全家上下，是如何在抗战时期积极投入救国与抗争的事迹的。透过沈宁家族的事迹，我们足以管窥当时全国上下，万民齐心，共击日寇的壮丽场景。书中记录的最著名的两件事，正是作者伯父沈钧儒参与的“抗日七君子”事件和其外公陶希圣脱离汪伪阵营，公布汪日之间的卖国密电的“高陶事件”。得益于作者的亲属身份，史书上仅仅寥寥数笔的上述两大事件，在本书中用长达几十页的篇幅加以描述，其历史细节得以最大程度地丰富。尤其是“高陶事件”，陶希圣逃出汪精卫控制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惊心动魄。相信这些描述，能够为研究这两大事件的学者提供第一首的丰富素材。战争带来的残酷与痛苦，若非书中的形象记述，作为后人的我们非常难以想象。据本书记载：香港被日寇攻占之后，作者的外祖父陶希圣在香港街上逃来逃去长达四十八天，以至于“衣衫褴褛，狼狈不堪，作难民也不用化装”。由于战火连年，各地物价也是差别极大，各自飞涨，以至于昆明和重庆同样分量的米，价格居然差了将近十倍。书中最为让人痛心和震撼的一幕，莫过于在火车站候车室里，为了防止引来日军飞机的轰炸，逃难的民众，居然齐声要求作者的外祖母，掐死当时哭闹不已的“五舅”。战争对于人性的摧残，由此可见一斑。即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仍然有大批的中国精英坚守良知，捍卫民族气节。在上海沦陷之后，作者的姑父王瑗仲宁可穷困潦倒，甚至沦落到卖字为生，也坚决拒绝接受日伪控制下的交通大学的教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姑父”从来没有“大喊大叫自己如何为爱国而牺牲”。在他看来，“民族尊严、爱国情感，是做人的根本，不与侵略者合作，是很起码很平常的事，是中国人的本分”。作者的堂侄沈人燕，作为家中的独子，毅然不顾母亲反对，投身空军阵营，最终在一次事故中撞山殉职。正是因为有成千上万类似王瑗仲、沈人燕这样普通国人的坚持与抗争，中国才能最终在长达八年的战争中获胜，一跃成为世界五大国之一。让人欣慰的是，战争带来的不只有困难和痛苦，也同样有机缘与温情。正是因为战争，作者的父亲和母亲才从身处不同城市，毫无交集的两个人，变成了重庆中央大学的同班同学，进而催生了一段温馨浪漫的姻缘。抗战胜利之后，两人在上海举办盛大而热闹的婚礼。在作者沈宁的笔下，婚礼上各界人士的欢呼雀跃，正是经历了八年抗战、饱经沧桑的国人渴望和平、安定生活的一个缩影。遗憾的是，婚礼举办后没过多久，内战再起，同胞相残，足以让人扼腕叹息。古语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今天，我们重读沈宁先生的《牢记》一书，正是为了牢记和平的来之不易，时刻警惕国内外各种军国主义和好战主义声音的再起。正如沈先生在书中所言：“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写下一个或两个家国抗战英雄的故事，那么伟大的中国抗日战争，将会被后人世世代代牢记。”如此，则作者幸甚，读者幸甚，国人幸甚。2015.7.18晚作于竹林斋（本文首发于“高和分享”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