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07
ISBN:9787500064046
作者:(英)哈耶克
页数:611页
作者简介
三卷本的《法律、立法与自由》由“规则与秩序”、“社会正义的幻象”和“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三部分组成。本书是第一卷。尽管哈耶克费了很大的力气探讨法律与立法的关系，本书却并非是一部专业的法律学著作。他的法律理论是以解决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关系的问题为旨归的。同时，法律理论在哈耶克的著作当中又成了理解个人自由与社会治学之关系的重要途径和基本前提。
哈耶克对于组织持悲观态度。他认为，所谓的秩序其实可分为“自生自发的秩序”与“组织秩序”，而这两种秩序是完全不同的。它们分别由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来支配。既然社会规则主要体现在法律，那么也就有自由的法律与立法的法律的区别。通常我们所说的“社会的”或者分配的正义，只是在组织秩序中才具有意义。而它在自生自发的秩序中，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大社会”或者卡尔・波普尔所谓的“开放社会”当中，则毫无疑义且与之完全不相容。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即使自由民主制度模式占据支配地位，因为代议机构（比如议会）既制定正当行为规则（如立法）又指导或管理政府，而必定导致自由社会的自生自发秩序逐渐转变成一种服务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联盟的全权性体制。正是这样，民主体制一步一步远离了它最可靠地保障个人自由的初衷。
在第一卷当中，哈耶克建构起他的自由理论，他重点论证了自由为什么是一个重要价值的问题，自由在哈耶克的整个社会哲学中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哈耶克指出，自由就是不受制于不正当的强制，这样，个人在社会当中必须具有确实地获得保障的领域。而法律就是自由的基础。
但是有组织秩序的法律，也有自生自发秩序的法律。即所谓的公法与私法。为了防止混淆公法与私法，就得把法律与立法区别开来。它在学理上建构起了社会秩序规则的二元观，把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区分开来。肯定了“私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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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民主权利的分立】1.有关立法机构之功能的原初观念的丢失：阻止国会因关注行政工作而使立法工作沾染上行政工作的任何色彩——而这个问题恰恰是我们在本章中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P302）2.现行代议制度是出于政府治理的需要而不是出于立法的需要而形成的〖探讨当下议会组成的根源〗：我们希望，而且我个人相信这种希望是有正当理由的，无论是制定那些对所有的人都具有约束力的一般行为规则的活动，还是管理或支配那些由政府掌控的各种资源和机构的活动，都必须受到多数公民之愿望的指导。然而，这却未必意味着，这两项不同的任务应当由同一个机构来承担，而且也决不意味着，这样一个民选机构所做的每一项决议都必定拥有我们赋予那些以适当方式认可的一般行为规则的那种效力与尊严。（P302）恰恰是政府治理而不是立法工作渐渐变成了代议机构的首要任务，所以这些代议机构若要有效地完成政府治理任务，它们就必须在其内部形成一个赞同某项行动纲领的多数。现代议会制度的这个特征，事实上完全是由这些民主政府治理（democratic government）的需求而不是由那些民主立法（democratic legislation）........然而，这决不意味着一个主要为了指导或管理政府而组建起来的机构也适合于担当严格意义上的立法工作（亦即确定一个恒定的法律规则框架的工作）（P303-P304）自由人组成的社会与全权社会之间的区别乃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自由的社会中，这种权力只能适用于那些为了实现政府治理的目的而专门划拨出来的有限数量的资源，而在全权的社会中，这种权力却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社会资源（甚至包括公民本人在内）。因此，自由社会所隐含的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的预设便提出了这样两项要求：第一，即使是多数也只应当在使用那些专门用于公益事业的资源的时候才可以享有不受约束的权力；第二，每个公民及其财产不受任何（哪怕是立法机关的）具体命令的支配，而只受平等适用于所有的人的行为规则的支配。（P305）权力分立始终意味着，政府的每一项强制行为都必须得到某项普遍的正当行为规则的授权，而这种普遍的正当行为规则则是由一个并不关注特定且即时性政府目的的机构所制定的。（P305）3.拥有具体指导之权的机构不适于从事法律制定的工作：当这种一身兼有二任的机构履行政府职能的时候，它事实上是不受任何一般性规则约束的，因为它可以随时制定一些使它能够去做即时性任务要求它去做的事情的规则。（P306）只有当多数在决定特定问题时受它所不能改变的那些规则约束的时候，法治（the rule of law）才能够得到维护。当议会只能用一般性规则去约束政府的权力并且不得直接指导或操纵政府的行动——亦就是不得通过指导或操纵政府行动这种做法而把它命令政府做的任何事情都变成合法的事情——的时候，那种受议会控制的政府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法律下的政府。（P307）如果一个议会的首要任务就在于决定应当做哪些特定的事情，又如果它在议会民主制度中的任务就在于监督它的行政委员会（亦即所谓的政府）......这种立法会一步一步地增进政府机构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ary powers），而且还会渐渐地变成一种帮助政府实现其特定目的的工具，而不再是对政府活动设定的限制。（P307）4.现行“立法机关”的特性是由他们所承担的政府治理职责所决定的：代表们之所以倾心关注政府治理而非立法工作，实是因这样一个事实所致，即这些代表都知道，他们能否再次当选将主要取决于他们所属的党派在政府治理方面的成就，而不取决于他们的立法工作.......今天的党派一般来讲都不是以党派成员对价值达成的共识为基础的，而是为了实现特定目的而团结起来的。（P311)就制定限制政府行动的规则这项任务来说，所需要的议员显然与那些主要关注如何为他们的支持者谋取特殊利益以确保自己再次当选的议员完全不同......他们在日常事务中已然赢得了人们的敬重和威信，而且他们的当选也完全是因为人们相信他们更具经验、更明智、更公平，进而还能够把全部时间都用来考虑一些长远的问题，比如说如何改进那种调整各种行动（包括政府的行动）的法律框架的问题。〖限权与技艺〗（P312）5.党派立法会导致民主社会衰败：虽说民主这个术语没有被人们简单地当做平均主义的同义词，但是我们却必须指出，民主这个术语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指称贿选过程（process of vote－buying）的代名词，亦即那种可以被用来指称安抚与酬报那些特殊利益群体.......对这种情形应予负责的并不是民主本身，而是我们今天正在实践的那种特定形式的民主。（P315-P316）6.唯建构论的主权迷信：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民之多数（或者他们推选的代表）应当可以自由地把他们达成共识的任何东西都变成法律予以颁布，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也必须被视作是全智全能的；实际上，这种观点乃是与人民主权的观念（the conception of popular sovereignty）息息相通、紧密勾连在一起的。这个观点的错误既不在于它认为所有的权力都应当由人民来掌控，也不在于它认为人民的愿望必须经由多数的决策来表达，而毋宁在于它相信权力的这种终极渊源必须是毫无限制的，亦即主权理念本身是不受限制的.......这些唯建构论者力图把所有的人类制度都视作是某个原初设计者的设计结果或者是某种其他刻意的意志行为的结果。然而，社会秩序的基本渊源，却并不是人们作出的那种要采纳某些共同规则的刻意决策，而是人们所持有的某些辨别是非的意见（opinions）。再者，使大社会成为可能的因素，也不是刻意地把行为规则强加给人们的那种做法，而是这些行为规则在那些并不知道普遍遵循这些规则具有什么后果的人群当中的不断扩展。（P316-P317）〖批判主权的建构论错误〗主权观念乃是以一种极具误导性的逻辑推论为基础的，因为这种推论始于这样一个假设，即现行的规则和制度都源出于一种旨在创造它们的统一意志。然而，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社会是决不可能从这样一种能够把它所喜欢的任何规则强加给人民的先行存在的意志（pre－existing will）那里生成发展起来的，因为这种由自由人组成的社会乃是以下述两项条件为预设的：第一，所有的权力都必须受到人们据以组成社会的共同信念的限制；第二，没有共识，也就没有权力......人们之所以服从权力机构，并不是因为他们想使它为所欲为，而是因为他们相信一些人会按照某些共同的正义观念行事......正是共同规则的存在，才使得那些类似一盘散沙的小群体结合起来并组成了社会。〖规则先于社会〗（P317-P318）尽管我们决意“使自己只受好人的统治，而且只要统治者不公正，我们就会把他赶下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赋予了统治者以无限的权力或者赋予了统治者以我们业已拥有的各项权力！权力并不是从某个议席中衍生出来的，而是以人们根据他们就某些原则达成的共识而给予它的支持为基础的，因此，权力的有效性也必须以这种支持所认可的范围为限。（P318）因此，从根本上讲，那种认为某个权力机构的全智全能乃是它所拥有的权力的渊源使然的观点，实是一种倒退.......这种现象决不是民主的必然结果，而仅仅是这样一种极具误导性的信念所导致的一个后果，因为这种信念宣称：第一，一旦民主程序得到采纳，那么这架确认多数意志（the will of the majority）的机器所产生的所有结果，事实上就是与多数意见（the opinion of a majority）相符合的；第二，多数经由这种民主程序而能够达成协议或共识的问题之范围乃是不存在任何限制的。当然，上述那种信念还得到了另一种幼稚观点的推波助澜；而这种幼稚观点居然认为，人民（the people）正是以这种方式“一起行动的”；此外，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种神话般的观点，即“人民”正在做着各种事情，而且“人民做事”在道德上也要比个人采取单独行动更可取。最终，这种幻想竟产生了这样一种稀奇古怪的理论，即由于民主的决策过程总是趋向于共同善的（common good），而共同善被定义为民主程序所产生的一系列结果。这个理论的荒诞不经之处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事实得到明证：那些不尽相同但都具有正当根据的民主决策程序，有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P319-P320）7.对代议机构所拥有的权力进行必要的界分：当普通老百姓不受任何规则约束的时候，他们所采取的行事方式却有可能比任何知识精英甚或一个受着规则束缚的君王都更为专断。情势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人们相信普通人是信错了人，而是因为人们由此而赋予普通人的任务实是人之能力所不能企及的......所有终极性权力机构都应当受到正义标准的约束，而且也只有在它准备遵循一项将在所有相似的场合中都予以适用的原则的条件下，它才有自由去做它想做的事情。（P321）真正的立法从根本上说是一项需要远见的任务......因为立法必须是一项持续不断的任务，亦即一项必须持之不懈地以渐进的方式去努力改进法律并使之与新情势相适应的任务——尤其当司法（jurisdiction）无力与事实和意见之迅速变化保持同步发展的时候，我们就更需要用立法作为救济手段了.......那些忙于拉拢支持者和忙于处理那些需要即刻解决的迫在眉睫的问题的政客们是不可能有时间去关注和研究这些问题的。（P323）严格意义上的立法任务之所以与立宪任务不同，还有另一个原因，即真正的立法任务所关注的规则要比一部宪法所包含的规则更具普遍性.......一部宪法从根本上来说乃是一种上层结构（a super structure），它的目的就是要为实施现行的正义观念提供服务，而不是为了明确阐明或规定这些正义观念，因为一部宪法不仅预设了正当行为规则系统的存在，而且所提供的也只是一套实施这些正当行为规则的常规机制.......如果要避免这种混淆，我们就必须确立一种分为三层的代议机构制度（a three-tied system of representative bodies）：一层机构关注那种具有准恒久性的宪法框架，只是间或在这个宪法框架被认为有必要加以修改的时候才对它作出修正；另一层机构承担如何以渐进的方式改进一般的正当行为规则这项持续不断的任务；而第三层机构则关注当下的政府治理活动，亦即管理或调配由它掌控的资源的问题。（P323-P324）8.democracy 抑或 demarchy尽管我们仍在使用民主这个术语而且还认为应当捍卫它所描述的那种理想，但是这个术语却已经不再能够表达一种毋庸多加解释人们便能够信奉的明确观念了.......那么我们不得不造一个新词来指称它。我们所需要的乃是一个能够表达这样一种事实的新词，即只有当多数用遵循某项一般性规则来证明他们想正当行事的意图的时候，他们的意志才会具有权威性并对其他人具有约束力。（P325-P326） -
【第十四章】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1.政府的双重任务：〖并非完全主张政府“无为”、“放任”〗我们认为，在发达社会中，政府应当运用它所享有的经由征税而筹集资金的权力，并由此而为人们提供市场因种种缘故而不能提供或不能充分提供的一系列服务.......我们甚至还可以认为，即使政府因为人人都自愿遵循传统的正当行为规则而不再需要使用强制，我们还是有强硬的理由把另一种权力赋予政府当局，使它们能够要求其居民纳税并用这些税款去资助上文所说的那些服务。我们认为，大凡在能够用市场为人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的场合，诉诸市场可以说是最为有效的方法；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在市场无法提供这些服务的场合，我们就不可以诉诸其他方法了。一如我们所知，在某些情形中，亦即只有当所有的受益者都被要求对某些服务承担各自费用的时候，这些服务才能够得到提供；这是因为这些服务不可能只为那些交纳费用的人所独享。因此，在这些情形中，显然只有政府才能够有资格动用这种强制性权力去要求所有的受益者为这些服务承担费用。（P332）一如我们所知，正是政府拥有强制性的权力，这才使它能够在提供那些无法经由商业途径提供的服务的方面获得它所必需的资源；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作为这些服务的提供者或组织者，政府也应当能够运用强制性权力.......最为重要的莫过于下述两项工作：第一，我们必须把政府所承担的这两项截然不同的任务明确地界分开来；因此第二，当政府践履它所担当的服务性职能（service functions）的时候，我们不能把我们在政府实施法律和抵御外敌时赋予它的那种权威性也同样赋予它。（P332-P333）2.集体产品：如果个人知道，只有当强制被适用于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所有的人的时候，强制才能够得到实施，那么他同意接受强制就是合乎理性的，当然条件是这种强制也得向所有的其他人适用......当相关的集体产品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欲求的或至少不是相当多数的人所欲求的时候，为了提供这种集体产品而实施强制的做法是否还符合道德，就确实大有疑问了.......每个人之所以同意依照相同的统一原则为“公积金”出资，乃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希望用公积金来资助他们所欲求的服务，那么他们这种希望所能够实现的程度就肯定是与他们为公积金出多少钱紧密相关的。只要每个人都可以指望从公共财富中获得他所需要的服务，而这些服务对他的价值又大于对他提出的付款要求，那么服从这种强制便是与他的利益相符合的。（P336）就许多只能满足某一特定地区之居民的需求的集体产品而言，如果对各种服务的管理之权乃至税收之权都由地方当局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掌管的话，那么人们就更容易趋近上述目标了.......我们实际上是认为，如果我们想为提供集体产品的问题确立一项令人满意的制度性安排，那么我们就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把这项任务委托给地方当局去承担。（P337）在严格意义的集体产品情形中，以及在某些使个人活动的部分结果变成了某种集体产品（或集体危害）的“外部效应”的事例中，我们据以提供这些服务的方法实际上仍是一种较次的方法（an inferior method），其原因便在于用市场这种更为有效的方法来提供这些服务所必须具备的那些条件还不具备。如果有关服务能够经由市场这个自生自发机制的指导而得到最为有效的提供，那么我们依靠市场来提供这些服务就仍是可求的；当然，我们在依靠市场提供这些服务的情势中采取下述做法亦是极为可求的，即一方面我们用中央决策这种强制性措施来实现筹措资金的目的，而另一方面我们则尽可能地把组织这些服务之生产的工作和在不同的生产者当中分配这些可供使用的资金的工作交由市场所具有的各种力量去决定。当我们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不得不诉诸刻意组织（deliberate organization）这种办法的时候，我们必须始终牢记这样一项指导原则，即我们为此而采取的任何措施都不得侵损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的运行，因为我们还必须依凭这种市场秩序去实现我们所具有的许多其他的而且也往往是更为重要的需求。（P338）3.对公共部门的界定那种被普遍称之为公共部门的领域，不应当被解释成由政府独享的一系列职能或由政府垄断的一系列服务，而应当被视作是政府为了提供它被要求提供的服务而运用由它掌控的一定数量的物质资产。就此而言，政府所需要的只是那种根据某项统一原则强行筹集资金的特殊权力；但是除了此项权力以外，即使在管理或调配这些资金的时候，政府也不得享有任何特权，甚至还应当像任何其他组织一样，遵循一般性行为规则并接受潜在的竞争。（P339）这种公共部门的存在，当然会产生如何调整它们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今天则是通过立法手段加以决定的。然而，为了这个目的而制定的“法律”（law），却在性质上与那些被我们一直视作是真正的法律（the law）的普遍行为规则截然不同......从性质上来看，为了达致这个目的而需要的规则，显然属于那种旨在实现特定结果的组织规则，而不属于那种界分私域（private spheres）的正当行为规则；此外，这些规则的内容也主要是由效率或便利方面的考虑所决定的，而不是由正义方面的考虑所决定的。（P340）毋庸置疑，政府为其提供的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问题而制定的那些专门规章对于公众来说是极为必要的，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对当前盛行的一种思潮做坚决的抵制，因为这种思潮力图把上述那种规制观念（conception of regulation）扩展适用于那些由私营企业以商业方式提供的所谓的公共场所（pubic places）.......但是，在向公众开放这些私营服务设施时所必须遵循的这些规则却属于另一种规则范畴，因为它们与那些为了人们使用由政府提供并维护的公共设施而制定的规则多少有些不同。这些规则的内容并不是由设立这些私营服务设施的目的决定的，而且这些规则的目的也只是通过告知每个使用这些私营服务设施的人在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进入的任何场所里可以信赖什么东西以及可以做什么事情的方式来保护这些人的。（P341）4.独立部门：“公共部门”不应当被认为是一系列只有政府才能加以实现的目的，而应当被理解成人们在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更好的方法的情况下要求政府予以满足的一系列需求......用政府的强制性权力去筹集资金的做法通常都不是一种唯一的或最佳的选择方案.......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满足这些需求的服务不仅是许多人所需要的而且也具有集体产品的所有特征，但是却只会有相对较少的人去关心这些服务。市场的大长处便在于它不仅为多数服务，而且也为少数提供服。（P342）我们应当牢记的是，早在政府介入那些领域以前，在今天被公认为是集体需求的那些需求当中，有许多需求在过去都是凭靠那些具有公益精神的个人或群体所做的努力（亦即为他们认为重要的公共事业提供资助）而得到满足的。公共教育、公共医院。图书馆、博物馆、剧院和公园，最初都不是由政府创建的。（P343）就此而言，那种把整个服务领域界分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业已为人们接受的二分法，是颇具误导性的.......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在商业领域与政府治理领域之间保有一个第三领域乃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个第三领域就是人们所谓的独立部门（independent sector）：它常常能够而且也应当能够以更为有效的方式为我们提供大多数我们于当下仍然以为必须由政府提供的服务。如果这样一种独立部门能够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与政府展开直接的竞争，那么它就的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政府行动所具有的那种最为严重的危害......低效状况。（P344）5.税收与公共部门的规模：即使每个人都期望自己从这些服务中所获得的益处能够与自己所交纳的税款大致相当，不同的个人在他们之间也只可能对应予提供的这种服务的量达成真正的共识......有关的决策程序应当使人们能够以理性的方式对公共开支之额度作出限制性的决策。这个论点似乎提出了这样两项要求：第一，应当把个人据以分摊税额的原则事先确定下来；第二，所有投票赞同某项特定开支的人都应当知道，他们必须按照某种前定的比率为这项特定的开支交纳费用，进而做到收支平衡......那种认为采用民主票决的方式能够对公共开支的额度作出理性且负责的决策的观点，实际上隐含着这样一项预设，即在每项决策中，每个投票者都知道他必须为业已确定的开支支付费用.......上述票决方式只会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多数不可能根据可供使用的资金数量来确定公共开支，而只会在事后通过筹集资金的方式去满足一项前定的公共开支所需要的资金，这是因为多数在决定这种公共开支的时候根本不会考虑它所需要的成本。显而易见，这种过程最终会在广大民众的心目中形成这样一种倾向，也就是把政治压力以及对其他人的强制视作是迫使其他人对一个人所欲求的绝大多数服务项目支付费用的捷径。（P345-P346）6.安全或保障：即使是在“最小国家”中，这项职责也必须由政府来履行；而这项职责就是抵御外敌的职责.....然而这些任务如果由地方政府来承担，原本是可以得到更为有效实施的。据此我们可以说，爆发战争的危险，始终是中央政府不断集中权力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之所以提及这个问题，也只是为了提醒读者注意：上述情势乃是政府为什么可以控制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随意使用的物质资产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P349）颇为遗憾的是，这种力图确使所有无力供养自己的人都能够得到一种统一的最低收入的努力，却与那些确保一种“正义的”收入分配方案的目的勾连在一起了——但是，这两种目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正如我们在上文业已指出的那样，那种“正义的”收入分配方案会促使人们去竭力保障个人已然达致的特定收入标准。显而易见，这种保障乃是一种特权，它不仅不可能被授予所有的人，而且也只能以恶化他人的生活前景为代价而给予某些人。（P350）7.政府对服务的垄断：长期以来，政府一直对两个极为重要的服务领域拥有着垄断权（或特权），这就是政府在发行货币（issuing money）方面拥有的排他性权利与它在提供邮政服务（postal service）方面所享有的排他性权利。政府之所以对这两个服务领域主张垄断权，并不是为了使人们得到更好的服务，而仅仅是为了增强政府的权力。.......就政府垄断邮政服务而言（在美国只是通信服务方面的垄断），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它之所以存在，实是因为政府想要控制公民之间的通讯联系，而且除此之外亦更无其他理由可言。众所周知，邮政行业并非政府首创，而是它从私营企业手中抢夺来的。（P352）政府为了蒙蔽和欺骗公民，一直都在滥用它对货币的这种垄断权；因此，废除这种垄断权的目的，主要在于使政府发行的货币面临着被一种更为可靠的币种所取代的可能性，进而通过这种方式对政府发行的货币施以一种极为必要的限制.......货币之所以必须得到保护，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来自国家的威胁。货币输出者或另一种货币的提供者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事实上是最好的监督者，因为如果他们可以自由地进行他们的交易活动，那么他们就能够迫使政府提供可靠且诚信的货币。（P353-P354）8.信息与教育：虽然人们有极为充分的理由支持政府资助教育的做法，至少是支持政府资助普通教育的做法，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这种教育也应当由政府来管理，更不意味着政府应当对这种教育享有垄断权。（P358）9.其他关键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政府或其他机构对某些产品或服务之质量的确证或鉴定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会涉及到政府对某些特定活动的许可问题.......至于这些产品和服务必须得到确证或鉴定的要件是否是准许出售它们的一项充分条件的问题，很可能只是一种权宜问题。实际上，对于维护法治和保障市场秩序有效运行来说，所需要的乃是这样一项条件，即每个符合明文规定之标准的人都享有得到所需证明的合法权利，而这就意味着当局决不能用控制许可证的方式来调整市场供给的问题。（P359-P360）另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乃是对没收或强制购买（compulsory purchase）进行调整的问题；一般来讲，没收与强制购买乃是政府为了履行它所承担的某些可欲的职能而必须拥有的一项权力......就此而言，我们必须做到下述三点：第一，这种权力的使用必须被严格地限定在那些能够由一般性法律规则予以界定的场合；第二，法律必须对全值赔偿的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第三，行政当局所作的决策还必须受制于独立法院的审查。（P360）最后，我们必须再一次提请读者注意......把中央政府所承担的许多这样的职能转交给地方性政府去承担是很值得的。的确，我们还必须强调指出，我们应当把最高权力机构的任务严格限定在一个从本质上说极为有限的领域：向所有的个人、组织和政府分支机构实施法律并维续秩序，而把实施所有肯定性服务的责任都交给较小的政府机构去承担。只要那些地方当局在向其居民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必须根据它们不能改变的法律彼此竞争，那么政府所承担的大多数服务性职能就不仅有可能得到更为有效的践履，而且也极可能得到更为有效的控制。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为了使中央政府能够担当起抵御外敌的任务，人们一直都在努力使它变得强大有力；这无疑是必要的，但也是颇为不幸的，因为正是这种必要性酿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其间，制定一般性规则的任务与提供特定服务的任务都落入了同一个机构之手，而且还致使这两项任务之间的界限变得越发模糊不清了。（P361） -
【第十二章】多数意见与当代民主1.对民主的日渐失望：〖描述了当代民主的形式所带来的不安，既然民主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就必须维护民主这一语词最为本真的含义。即使是在有着浓厚宪政传统的英国，也产生了“议会至上”这一有关无限民主与无限权力的错误观念。民主一旦发展成无限民主，就与宪政绝缘了。〗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早就有所洞见，一如他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在法律不具有至上性的地方……，由于多数并不是以个体而是以集体的形式拥有至上性的……所以这样一种民主制度根本就不是一种宪政”（P270）2.普遍盛行的民主制度所具有的致命缺陷：在英国为我们这个世界贡献出那项弥足珍贵的代议政府制度的同时，它也给我们带来了议会至上（Parliament Sovereignty）那项可怕的原则；而根据议会至上这项原则，代议机关不仅是最高的权力机构，而且也是不受限制的权力机构。“不受限制的权力机构”，有时候被认为是“最高权力机构”的一个必然结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最高权力机构”的权力是可以加以限制的，但却不是受另一个更高“意志”的限制，而是“人民之同意”（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的限制，所有的权力以及国家的统一都依赖于其上。如果人民的这种“同意”只允许制定并实施一般的正当行为规则，又如果除了实施这些正当行为规则以外（或者除了某种灾变事件导致秩序蒙遭严重破坏的暂时情形以外）任何人都不得享有实施强制的权力，那么即使是最高位置的权力机构也是可以受到限制的。（P271） 尽管法治（或法律的主治、法律的至上或法律的至高）的观念预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人们应当根据规则的特性而非其渊源来界定法律，但是当今的情势却恰恰相反，即立法机关不再因其制定法律而被称为立法机关，反而是法律因其源出于立法机关而被称为法律，也不论立法机关决议的形式或内容为何。（P271）3.民主理想的真正含义：严格地说，民主所指涉的乃是确定政府决策的一种方法或一种程序（a method or procedure），因此，它既不指称某种实质性的善或政府的某个目的（例如某种实质性的平等），也不是一种能够被确当地适用于非政府组织（如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军事机构或商业机构）的方法。显而易见，正是人们在上述两个方面滥用了“民主”这个术语，才使得该术语丢失了它原本具有的明确含义。（P273）虽说民主本身不是自由（除了意指那种不确定的集体自由亦即“人民”之多数的自由以外），但是它却是保障自由的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作为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惟一能够以和平方式更替政府的方法，民主乃是一种极其重要但却具有否定性的价值——这种价值的作用可以与预防瘟疫的卫生措施相比拟：尽管这类措施的功效是我们很难意识到的，但是没有这些措施却可能是致命的。（P273）〖肯定了民主的价值所在——作为一种类似于“预防瘟疫的卫生措施”，民主仍然是当今社会保障自由的最为关键的措施，因此，关键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民主，而在于澄清一些错误的观念，以保障真正的民主精神的妥善落实。〗只有在确使人们遵守大多数人或至少是某个多数所认可的正当行为规则的时候，才应当准许实施强制（P273）…….如果所有的强制性权力都必须以多数意见为基础，那么这种强制性权力的适用范围也就应当以多数所能够真正认可的范围为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所采取的每一项特定行动都必须得到多数的具体认可。毋庸置疑，在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中，要求多数做到对政府机构所开展的具体活动之细节都一一予以认可，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政府的活动细节还包括它们对如何使用供其支配的资源这类问题进行决策这样的日常事务。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它却确实意味着：第一，个人只应当有义务服从那些必定能够从多数所认可的普遍规则中演化出来的命令；第二，多数人的代表所拥有的那种权力只有在管理和使用那些供其支配的特定资源的时候才不受约束。（P274）〖“多数原则”的意义不在于要贯彻“绝对多数”，而在于确立“多数认可的正当行为规则”之效力，任何行为都必须以遵循正当行为规则为基础，不能认为多数所赞同的任何一项规定都是合乎正义的，都是符合正当行为规则的要求的。〗那种相信多数在特定问题上的意志决定了何为正义者的信念，还进一步使人们产生了一个在今天被普遍视为不证自明的观点，即多数不可能是专断的…….（Arbitrary）这个术语被专断地界定为并不是根据民主程序决定的时候，上述认为多数不可能是专断的观点才似乎是一个必然的结论。然而，所谓“专断的”，其真正意指的则是那种不受一般性规则约束的某项特定意志所决定的行动——而不论该项特定意志是某个人的意志还是多数的意志。（P277）4.拥有无限权力的民选议会的弱点：在现行制度中，每个小利益群体都能够实施它所提出的要求，但是它所依凭的方式却不是说服多数并使多数相信它提出的要求是正义的或公平的，而是对那些已得到人们基本同意的核心群体施以威胁，即如果不满足它所提出的要求，那么它就会拒绝给予它们在试图成为多数时所必要的支持。（P279-280）…….. 起决定作用的乃是多数之间所进行的讨价还价或交易，而不是就不同主张的是非曲直所达成的实质性共识。（P280）……. 那种不断向特定群体施以小恩小惠或馈以厚礼的做法，都是赤裸裸的腐败现象；而他们所认为的腐败现象之一便是这样一个事实：多数政府（majority government）所提供的并不是多数真正想要的东西，而是构成多数的每一个群体为了谋取其他群体的支持以求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必须同意给予这些其他群体的好处。（P280）…….. 上述那种腐败现象并不是所有代议政府或民主政府的一种必然属性（a necessary attribute），而只是所有依附于众多群体之支持的无限政府或全智全能政府的一个必然产物。（P281）……. 腐败的政府也一定是弱政府：由于执政的多数派无力抵御来自其内部之组成群体的压力，所以它就必须尽其所能地去满足它需要得到其支持的那些群体的愿望，而不论为此采取的措施对其他人有多大危害……. 它却根本无力遵循一条一以贯之的行动路线，而只能像一个醉汉驾驶的蒸汽碾路机那样偏来摆去。（P281）……. 不断迎合小派别的这种必要性，最终却产生了一系列纯系偶然多变的道德标准（P282）……. 因此，现行的无限民主政府这种机器，炮制出了一整套新的“民主的”伪道德规范（pseudo-morals）；换言之，这些伪道德规范乃是这样一种机器的产物：这种机器使人们把民主政府惯常做的事情或者特定群体能够经由操纵这种机器而从民主政府中勒索到的东西视作是一种社会正义之物。（P283）〖无限民主议会使得政府成为了一种飘忽不定的“弱政府”，因为它不再坚持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念，而是在不同时期选民的不同要求中不断更换自己的政治追求，以获得执政的地位，这样一来，正义或道德的观念就会变得扭曲或模糊不清，因为他们在提出这些要求时常常会宣称他们是符合“道德”的。〗5.有组织的利益同盟与准政府机构：这些有组织能力的群体经由它们所取得的那种不断扩大的势力，进一步扭曲或扰乱了利益分配的状况：它不仅使利益分配越来越无视效率的要求，而且也使得利益分配越来越与可以想见的任何公平原则背道而驰……. 现代民主制度的这种发展趋势中还存在着这样一个维度，即它在本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还生成出了一种由行会、工会和专业性组织构成的庞大且极其浪费的准政府机构（para-government）；在很大程度上讲，所有这些机构都旨在实现这样一个目的，亦就是如何把政府所能给出的优惠待遇尽可能地搞到它们各自成员的腰包里。（P284）……. 在这些情势中，政治党派事实上已经蜕变成了有组织的利益群体之同盟（coalitions of organized interests），而这些同盟的行动则是由它们各自机制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它们所认同的任何一般性原则或理想所决定的。（P285）……把不同的利益群体在一种讨价还价的民主制度（bargaining democracy）中依照上述方式而确定的行动纲领说成是多数之共同意见（the common opinion of the majority）的表示，实是一种十足的欺人之谈。（P286）……. 种讨价还价的交易做法，也决不能被视作是人们在存有分歧而又不得不就某个并不能完全满足任何一方之利益的居间路线达成协议的时候所必须达致的那种妥协。在一系列讨价还价的交易中，一个群体的愿望之所以能够得到满足，乃是因为它满足了另一个群体的愿望（而且常常是以牺牲未经与之商讨的第三方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这类交易或许可以决定一个同盟实施共同行动的目标，但是并不能够说明该同盟中的人会普遍赞同由此而产生的全部结果。此外，这种结果甚至还可能与多数中的不同成员在有机会投票时可能赞同的那些原则完全相悖离。（P287）……. 他们不仅会在压力的驱使下用自己的权力去调配或动用属于政府的资源以满足支持他们的选民所提出的特定要求，甚至还会在压力下用自己的权力去动用所有的社会资源（包括个人的资源）以满足支持者提出的特定要求。（P288）……. 如果在一个制度中，那些支配政府资源的人不受不可变更的规则的约束，那么这种制度就注定会蜕变成有组织的利益群体的一种工具。（P289）6.认同一般性规则与赞同特定措施：既然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无所不知，那么不同的个人所具有的那些分立的欲求就常常会在结果方面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这些个人想达成共识的话，那么他们就必须对他们所具有的那些欲求进行协调。……. 也只有当这些个人逐渐接受了那些能够指导所有特定的措施并为多数所遵循的一般性规则的时候，他们才会容忍自己的愿望被忽略不计。（P289）〖真正的妥协艺术之所在，在于相互均遵循一般性规则，然后对自己的要求予以退让，才能避免民主协商中的冲突。〗………在大社会中，人们只能就一般性原则形成一种真正的多数观点，而且也只有当多数仅限于制定一般性原则且不干涉特定之事（即使具体的结果与其愿望相冲突）的时候，多数才能够对市场过程的结果施以某种控制。（P291）……. 在任何社会中，人们就一般性原则达成共识通常要比他们就某个特定问题达成协议更容易…….. 我们通常都无法明确知道（而且也从未用文字表述过）那些我们完全知道如何依其行事而且通常还会使不同的个人在判断方面达成共识的共同原则。一如我们所知，要明确阐明这些共同原则或将它们形诸于文字，往往是极为困难的。然而并不能够否证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之所以总是能够就特定的道德问题达成共识，完全是因为我们已就那些适用于这些道德问题的规则达成了共识。（P292）…….. 因此，被视为具有相关性的那些东西，决不是某一具体事例本身，而始终是该具体事例作为某类事例之一而具有的特征，或者是该事例依照某项特定的规则而可以被归入某类事例之一所具有的特征。（P293）〖未阐明的道德共识使得人们在无意识间趋向于共同的行为，基于特定事实背后的无法形成于文字的原则更为重要〗
精彩短评 (总计2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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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谈论的是法律与自由，第三卷阐述了自由与民主的巨大差异与联系 -
哈耶克，老僵尸。加半 -
“第一译者”风波 -
相比《自由憲章》，這一本在阐述他的核心思想方面是更加詳細了，但在很多地方是冗長重複了——老哈真是不厭其煩地強調“自生自發的秩序”、遵守共同的抽象的“正當行為規則”是“大社會”（或波普爾說的“開放社會”）得以產生和維持的基礎，政府的活動、法律的制定和修改等都必須以此為前提。 -
2012年9月10日阅毕第二卷，11月1日阅毕第三卷。 -
The system of periodic election of the whole body of representatives
is well designed not only to make them responsive to the
fluctuating wishes of the electorate, but also to make them organize
into parties and to render them dependent on the agreed aims of
parties committed to support particular interests and particular
programmes -
今天看书看的好兴奋 -
建议看英文原版，翻译版，因为是天朝的出版社，做了太多故意的曲解。 -
神分 -
对现代民主的批评非常有意思，并提出了药方。缺陷就是比较罗嗦。 -
不再赘述 -
高山仰止 -
要看法理学吗？ -
今年最后一本书 -
看得泪水涟涟的一本书。开始觉得懂得Hayek用了许多年，可能还要再用许多年 -
自由扩展的秩序，我曾经是哈耶克的拥趸 -
哈耶克传记说没有政治学经济学的深厚背景是无法对此书做正确评价。对的。 -
中国人何时能获得自由？ -
晚年的哈耶克给人的感觉就是突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
哈耶克的文字让你只能点头再也做不了其他事的。 -
上次看了一半，那時候大衣男二號還在。這次一口氣的花了五天看完，在Tap Coffee結束了他。每次看完哈耶克的書，就有種想要把他的作品一口氣讀畢的衝動，看韋伯和米塞斯的書也是如此。 -
自由！！！ -
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