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所终：大清帝国的衰亡》章节试读

《天命所终：大清帝国的衰亡》的笔记-第26页 - 新君继位：为什么是溥仪

慈溪太厚钦定溥仪继位的消息传到醇王府后，众人反应各不相同：有惊喜交加的，也有诧异不安的，更多的是额手相庆，奔走相告。一时间，整个醇王府就像炸了锅一样，乱作一团。最有意思的是，载沣的母亲刘佳氏，也就是溥仪的祖母，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场就晕了过去的。
不过，别以为她是高兴得晕过去的。老太太一醒过来，她不是庆贺自己的孙子要做皇上了，而是大不敬的对慈禧太后破口大骂

《天命所终：大清帝国的衰亡》的笔记-第16页 - 光绪之死：千古疑案中的合理逻辑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的一个傍晚，天色渐暗之时，一位名叫赵士敬的士人与朋友吃完饭后在一起谈天说地，突然窗外有大光亮，同时还伴有隆隆霍霍的响声，似雷非雷，似鸟非鸟。这时，院子外的仆人突然大叫：“呀，这么大的一颗流星啊！”赵士敬等人听后急忙出屋观看，只见天上真有一颗大的流星从西北掠过，声如巨雷，尾长数十丈，光明耀眼，速度很慢，在哔哔啵啵的爆裂声中，最后飞向东南方向陨落。目睹此奇景后，众人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紫微星堕落，要出大事......

《天命所终：大清帝国的衰亡》的笔记-第2页 - 宫荒：王朝的气数已尽

御史尸谏：皇位世系不能说乱就乱
光绪五年（1879年）的早春三月，正当西北的漫漫风沙袭往京城之时，一位名叫吴可读的六品主事突然在惠陵附近的荒僻小庙中服毒自尽。消息传出后，州官弛报，京城哄动，众人脑海里涌现出一连串的疑问：吴可读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其中又包含了怎样的玄机与隐情？

《天命所终：大清帝国的衰亡》的笔记-第8页 - 宫荒：王朝气数已尽

皇帝被坑：“围园杀后”中的惊天密谋
1887年光绪亲政后，随着醇亲王奕譞及其福晋的先后去世，慈禧太后和光绪的“母子失和”现象日益严重。戊戌变法那一年更是演化到极端。戊戌年变法的失败，其深层原因固然是保守势力作祟，但直接出发点却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策划的“围园之计”

《天命所终：大清帝国的衰亡》的笔记-第1页 - 前　言

八旗与旗人社会
明清鼎革之际，满人夺取天下，不能不说带有很大的运气成分。以事实论，灭亡明王朝的并非满洲八旗而是天灾及由此蜂起的农民起义军，而在李自成建立大顺王朝、吴三桂勾结清军入关之际，很可能又是一场瘟疫让大顺军丧失了战斗力。从历史偶然性的角度上说，“清取明而代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借势而为的机巧之举。
不可否认，满人的胜利确有“乘人之危”的嫌疑，但其入关时不过20万兵力，这说明八旗铁骑确有可畏之处。可惜的是，历史并非一成不变，八旗入关时本为强悍之师，清廷历代统治者也希望旗人聚合成一个特殊的军事集团，以长久保持旗人的勇武精神并让统治延续更久。但事与愿违的是，清廷对八旗的“包养”政策最终令旗人成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特殊利益人群。清朝建立数十年后，八旗即丧失锐气，他们不再是帝国的军队主力，而仅仅是作为征服者的象征存在。
1799年，嘉庆在一道上谕中对此深感忧虑：“朕于甲辰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随驾南巡至杭，营伍骑射皆所目睹。射箭箭虚发，弛马人堕地，当时以为笑谈，此数年来果能精炼乎？”六年后，嘉庆再次训诫：“各省营员大者养尊处优，小者偷安徇利，当募补兵额之时，即不认真挑选，率以市井游惰之徒充数。入伍以后，又不勤加训练，其所谓按期操演者，不过列营布阵，炫耀观瞻，循行故事而已。”时人昭梿更是在《啸亭杂录》中记载，守卫宫门的侍卫们平时并不携带武器，“每夏日当值宿者，长衫羽扇，喧哗嬉笑”，圆明园侍卫“乃竟日裸体酣卧宫门之前”。
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曾在《综核名实疏》中这样描述京城八旗：“近见有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问其名色，则皆为巡城披甲，而实未曾当班，不过雇人领替，点缀了事。”再如华胥大夫在《金台残泪记》中所描述的：“（京师）数百里之区，聚数百万之众，游闲无所事，耳目无所放，终日饱食，诲盗图奸，或又甚焉。”
旗兵如此，王公贵族也是如此。光绪朝的怡亲王溥静当时就闹了个笑话，他老人家为免去佩刀的累赘而发明了一招，刀鞘里无刀而只有刀把儿，这样一来，重量是大为减轻，尚武精神可就荡然无存了。作为昔日的军功阶层与清王朝的支柱，这些八旗后裔在清朝两百多年后早已堕落为无用的鸡肋，其“睹旌旗而色变，闻鼙鼓而心惊”，非但无任何军功可言，也实在无事可做。
19世纪中叶，清廷支出的军费高达三千万两白银，八旗与绿营平分秋色。在很大程度上，八旗、绿营并没有作为主要的作战力量出现，而是作为“军费”享用者的角色出现。太平天国之役后，作为“立国之本”的他们实质上成了清廷的负担而不是其他。如甲午战争时期，包括防军、练军、地方勇营的前线军队约三十六万人，而数量大体相当的八旗、绿营却只能在一旁观战。
当然，在两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军起义的过程中，一些旗兵的表现也可以称得上英勇，但结局大体都败得很惨。如鸦片战争中乍浦的旗兵曾奋勇抵抗，战败后城内旗人多自殉身亡；太平军攻下南京后，大约有三万旗人被屠杀；后来的杭州之役也是如此，大约一万人被杀死或自殉。在嘉庆、道光年间的张格尔之乱及同光年间的阿古柏之乱中，前往平叛的东北旗兵和西北旗兵也损失颇大。
随着战争的结束和社会的长期安定，八旗军队在承平岁月中悠闲度日，久而久之，刀枪入库，任其锈迹斑斑，格斗、射箭等技艺也日益荒废。近代以后，随着热兵器的迅猛发展，这些古老的技艺更是成了无用之技。加之职业和驻地的限制，大多数旗人变得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他们在吃喝玩乐、养鸟唱戏等方面或有建树，但娴长骑射、勇猛善战的民族特性却日渐丧失，战斗力也大为减弱。与其说他们是“军队”，倒不如说他们是“市井游民”来得更恰如其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廷对满人的优待是一种“甜蜜的桎梏”。发展到最后，所谓“旗人”，即闲人也。
当然，就王朝的命运而言，旗人社会的空心化还不是最要命的，其中作为金字塔顶尖的皇族空心化才是最致命的。在慈禧太后当政的近半个世纪中，皇宫里再也没有听到婴儿出生的哭声。这种史无前例的宫荒，在整个清朝历史上都不曾出现过，而这大概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气数已尽”吧。

《天命所终：大清帝国的衰亡》的笔记-第162页 - 第四章 风暴：乱世谁顾小民哀

后人们或许要思考的是，历史上的杀戮，各种各样的杀戮，各族之间的杀戮，是否可以成为下一个新的杀戮的理由呢？如果是这样，历史在其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它是让人明智，还是让人愚蠢，甚至是凶残？
如果是后者，那历史本身也应该是“有罪”的——只知道教给人们仇恨的历史，当然是有毒的历史——但更多的情况是，历史往往被政治所利用，最终沦为政治的牺牲品，在偏激甚至有意误导的历史观指导下，如何能培养民众的理性思维并进而营造一个理性社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