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盒子》章节试读

《中国盒子》的笔记-【被删掉的序】马陌上：打开关于未来的想象力 - 【被删掉的序】马陌上：打开关于未来的想象力

【说明：这篇文章原本是我邀请马陌上先生为本书写的序，但在最后出版时被删除，甚为遗憾。在此贴上，一起分享。】
杜君立新书即出，邀我写序。我先声明：以下文字，与本书作者直接相关的，均不是扯淡；与本书及作者不直接相关的，均是扯淡。
杜君立曾说，他能毫不费力地融入农民、商人，但永远无法融入市民。这点跟我相同。我讨厌一切市民以及土著，因为他们总是笑口常开。
切入扯淡正题。在这个资本上升的时代，人们普遍抱有一种信念：笑口常开是面对生活的万应良药。这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生活围绕“笑”这一终极目的而组织；其二，任何有碍此目的达成的事物，都可以通过“笑”予以排除。这种信念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整个国家宣传机器都围绕这一目的转动起来了：以春晚为代表的国家美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视为这台庞大机器的润滑剂。连含泪大师余秋雨都说，赵本山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能惹十几亿人发笑；而以悲情起家的张艺谋国师，也不得不转投赵家班——聪明并具有高端视野的张国师早就明白，催人泪下不再是宣传精神的总指示，如今，要上承圣恩、下蒙黎庶，必须催人笑口常开。这么说吧：用文艺催笑是成本最低的，大大优于用民主、自由、免费就医、教育保障、安全食品等一系列催笑技术——后者是狗日的帝国主义才会采取的蠢办法。
催泪是一门技术活儿，催笑则是体力活儿（当然，也有创意的成分在——用泼绿漆的方式给荒山搞绿化、让小孩披着羊皮爬在草地上充羊以示畜牧业大发展、老父亲过寿升国旗检阅干警仪仗队、放倒秸秆税以及派出所发明的各种古怪死法，都是催人笑口常开这一活计中比较有创意的案例）。可以这样说：“泪下”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高潮，“笑口常开”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高潮（仁慈的统治者总是乐见傻逼呵呵的民众，不像暴君那样乐见民众涕泪涟涟），而“催”则是抵达高潮的技术统称。相较其他文艺，舞台对催泪技术的要求无疑更为精当：一部小说，观众可以阅完即哭，也可以未完便哭，仅就“哭”而言，可以抽搐，也可以号啕，舞台则不许这种种不一。一般而言，舞台下的观众须下泪两次：第一次是悲戚、愤怒与同情之泪，男性观众要眼圈发红，鼻腔呜咽，但止于低声嘶鸣，女性则两肩抖动，四肢抽搐，涕泪横流，但止于悲号；第二次基本是笑中带泪或泪中带笑，是感激、舒心与仰望之泪，观众须透过泪眼看到太阳。是的，第一次泪下时反动派正在蹂躏人民，在奸杀掳掠，第二次泪下时党解救了他们。北京的朱军和上海的余秋雨是该项技术的集大成者，不论在“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还是“青歌赛”的点评席上，他们都能适时地“眼圈发红”，而引导观众“下泪”。这“发红”看似一致，实则有大学问：说到“昔日苦”，是种悲戚的乌红（大概是眼睑周围的静脉充血），说到“今日甜”，则是种桃花般的殷红（动脉充血）。也就是说，催泪派之所以还得临幸与恩宠，是因为他们不失时机地将催泪技术发展成了催人泪中带笑的技术——为了掩盖自己的流派渊源，在泪的向度上，他们常常催到眼圈发红即止，转眼即破涕为笑，这种拿捏功夫实是了得。
无论怎样的“催人泪下”，或者“催人笑口常开”，细思都是一种热气腾腾的艺术，昭示着人性的富足与祖国的红火：对过去的诋毁、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现在的感戴，共同营造了一种乐观主义的、戏剧性的、情感指向的、深信“进步”这一观念的、“热”的现实。这现实对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利，所以朱军、余秋雨、赵本山们在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常常“潸然泪下”的余秋雨毫不忌讳煽情的指责，原因就在于他抓住了一张通吃的大牌；赵本山不顾体弱年迈，携妇将雏，薪火相传，端地将这挠痒痒的独门绝活儿发扬了个光大。
为了博人一笑，各种人间喜剧在国家意志的催产下，迅速而勇猛，一出接一出地上演了。也就是说，一种政治等于跳梁、经济等于拆房盖房盖房拆房拆房盖房盖房拆房拆房盖房盖房拆房拆房盖房盖房拆房（排版工人，请把本页排满）、文化等于郭四娘的大好局面正在形成。还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
本书作者杜君立先生说：有！
郎咸平说：有！
于建嵘说：有！
白发苍苍的吴敬琏先生说：有！
崔卫平说：有！
朱大可说：有！
戴锦华说：有！
栗宪庭说：有！
李银河说：有！
朱其说：有！
罗永浩说：有！
吴怍来说：有！
（排版工人，请把本页排满，人名见《良知录》。）
诚然，苦难是良知的母亲，但我常常在想，这个时代真正的苦难是什么——独裁的梦魇？贫困与饥饿？瘟疫？流离失所？所有这些，尽管在局部地方尚且存在，但毕竟不再是普遍到令人心碎的问题了。既如此，知识分子的絮叨是不是太过矫情？人作为自然界一个类目，难道非要每一个成员在死前都躺在安乐椅上才算解放？即便上述一切都尚且存在，也只存在于新闻中，也就是说：苦难在别处。
我常常在想，苦难既然不再成立，那我们的困惑到底是什么——是活得太久，还是吃得太饱？也就是说，自杀和消食兴许早已变成了这个时代的核心命题，而我们却浑然不觉。君不见，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大娘们都显得那么欢乐，她们占领了广场和公园，踏着无比欢快的节奏，提肛递臀，扭腰送阴，偶尔大喝一声，腾空而起，做神龙摆尾状，双手托胸收势。手举稠扇踩着细密碎步打转的，是白娘子大娘；肩扛花伞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是西施大娘；刀枪剑戢流星锤虎虎生风的，是花木兰大娘⋯⋯但见那钗裙翩翩，言笑晏晏，香汗离离，娇喘微微，此情此景，我真想高歌一曲，献给伟大的党。党能让绝经老大娘的月经再回来——要问月经为什么去复来，党的政策亚克西。
我常常在想，在这个时代，红脸膛的老大爷逡巡于夜总会门口，黑脸膛的老大爷、白脸膛的老大爷与花脸膛的老大爷共用一个姓李的越南女人，跟他们索要公平与自由，是不是非得性贿赂才可成行？我们致力于干掉他们，他们致力于干下一代，诉求如此不同，沟通是否还有必要？若无继续沟通的必要，知识分子的絮叨是否意味着延误战机？
我跟杜君立先生，相识于网络。彼时，他因一篇《黑领的崛起》声名鹊起，一个新的食利阶层在他的勾勒下，其嘴脸跃然纸上。不但如此，他给这个阶层命了名，使其进入汉语，永难翻身。这个自称农民工、客居河南郑州、在“博客中国”指点江山、以“花岗岩脑袋”自喻、钩沉中西、解剖当下的陕西西府汉子，其新锐与博学，令我等极度汗颜。直至2011年，我被迫离开北京、逃往西安，才稍有勇气去郑州拜会他。毫无疑问，那是一次愉快的经历：我们不停歇地谈论了7个小时⋯⋯也就是说，尽目力所及，我们谈论了一切。唯一没有谈到的，是未来。
不但没有未来，甚至连关于未来的想象都没有。对，谁都心知肚明，大家只是在等待。话语显得多余。
且看书。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