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年度》书评

寻踪当代文学史的“根系”

如果说学者李洁非的《典型文坛》和《典型文案》是书写当代文学中的人与事的话，那新作《典型年度》即是在寻踪这许多人与事之命运背后的“何所由来”了。一旦要触及这只无形的“巨手”，传统的文学史写法似不足以敷用，于是，《典型年度》更靠拢思想史著作，作者亦言，“完全可以径以其为一本与文学无关的书”。不过，我们要深知，所有的挖掘与铺垫，目的都是要解决以文学来解释文学而无法完成的问题，也就是说，树木有枝叶，若要真正探究深层的内里，要顺着树干潜入其根脉，源头的起因在那里。如《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成为当代文学中的一重要事件，其出炉也忽然，其被批判也起落不定，作者王蒙更是由于此作品更改了人生的命运。要弄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自文学与文坛本身来搜寻是会陷入迷阵、坠入云里雾里的，只有详加探究1956至1957年的国内外大的走向，如苏共二十大、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论十大关系》、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双百方针”、中共八大等，才能梳理出王蒙及其作品所遭际命运所为何来的缘由。这是一种“笨”办法，但于解决问题而言，却是扎实可行的。虽跳出“文苑”外，却仍在五行中。李洁非将笔力大部集中于时政的演进、思想的聚焦，但时代的巨影下匍匐着文学柔弱而坚韧的身姿。典型年度“1972”，林彪折戟沉沙，“九一三”的影响如多米诺骨牌推倒，各种势力重新洗牌，政局的天翻地覆自不待言，而其在国人思想层面的巨大震撼与影响或更为深远。后来时隔多年，有人回顾：“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如新时期文学，按照以前的说法，均认为是文革结束之后绽放出的花朵，其实一切在70年代已经完成，80年代不过是“表现期”（阿城语）。我们可以看到，《典型年度》的写作，李洁非从方法论上显然借镜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他将所遴选的当代史相关年份依次排开，试图构筑一个共和国精神思想历程，自然，亦成为当代文学的“根系”。如果置诸现代文学史，这种梳理的方式是很难行得通的，固然有几个年份可截取，但若想贯穿始终，却难度极大，然而为何当代文学史却可以采取此种方法论呢？这关涉到文学生产方式问题，现代文学的生长虽遭逢社会思潮、流派纷起、局势变幻等因素的影响，但总体上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空间，人言人殊，不同的表达均可获容纳，在如此的情状下，以单纯的年份来勾连整个现代文学史，是不大妥帖的；而1949年之后，文学生产方式发生了全盘的变化，国家意识形态的威压覆盖了一切，当代文学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不再是人或事，而是“形势”——文学之外的力量，不言而明，年份的“画龙点睛”变为可行了，因为年份连接着形势，而形势决定着文学的走向。当方法论的架构搭起来之后，选择什么年度就值得探讨了。比如，为何是1956年，而非1957年？1956年发生如下一些事情：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毛泽东讲《论十大关系》；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这一年份在建国头十七年中实在特殊，其开放、开明之异质性令人惊异，李洁非说，“其斑斓多彩，在‘改革开放’前的全部当代文学中，岂止是首屈一指、鹤立鸡群，事实上，绝无仅有”。而一批青年作家在这一特殊年度里纷纷涌现，如刘宾雁、王蒙、陆文夫、林斤谰、高晓声、邓友梅、刘绍棠、宗璞等，并拿出他们值得称道的作品（当然，翻过年来，几乎均被打为右派）。1956年与1979年有着某种潜在的联系，换言之，1956是1979的“早产儿”，过早地夭折了。另外，1962、1968、1972、1978、1986等年度的择取，而放弃1966、1976等，李洁非都有深入的思考在其内，未必以显在的历史关节点为唯一标的，而是以更深层面的精神震荡为立论的依据。《典型年度》应该是当代文学史的外围写作，作者本人说，“局限于文学话语，许多事确实就像虽然只隔一层薄窗户纸，却永远捅不透……我要绕开文学，到它的后面看一看。后面是什么？我以为是国家的整体精神思想格局”。如果说，以前的写作还可容留文学自由的相应纯粹度，那当代阶段的文学可谓太不纯粹了，这造成了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似乎总有言犹未尽之处。就此而言，《典型年度》的完成度或有缺憾，但确是一种有益的拓展与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