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内战》书评

政策的成功与失败

在本书里，胡素珊从另一个角度里阐述那一段的历史，没有叙述具体的战争过程，而是关注于国共两党的政策来展开，可以看出共产党胜利不仅仅是军事的胜利，更是政策上的胜利。虽然共产党在一些政策的执行上也产生了一些错误，但是就在于共产党有一个纠错的能力，能够把错误更正过来，所以能够把错误的损失降低到最小。而国民党则是从开始就是执行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尤其是在城市的接受上，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都损害了当时群众的利益，引起了人们极大地不满。虽然在其后也做了一些政策上的纠正，但是也不能够在纠正过来。所以国民党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当时的大众知识分子并不一定对共产党有多大的好感，而是对国民党政策的失望，国民党硬把这大批的知识分子推向了共产党一边。当时的知识界虽然发动了多起游行运动，那是因为还对国民党抱有极大的希望，才有此举。最后对国民党失去了细心，在当时选无可选的情况之下，才来到了解放区。这种对共产党保持着一定的怀疑态度也为建国后的一些政治运动埋下了伏笔。因此，国民党的失败根源在于政策上的失败，所以共产党能够成功，除了其自身在军事与政策上的成功之外，国民党自身的失误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了解一段历史，发现一种新视角，换一种新方式思考

这本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内战》是该书的第二个中文版本，出版过程满坚信，编辑出版总历时16个月。如今，终于在众人的期待中图书上市了，并且获得了非常好的预售成绩。它能提供给读者的，是：了解一段历史，发现一种新视角，换一种新方式思考。

内战中国共两党的装备及技能[书摘]

一、对汉奸的处理不善1945年，日本投降后，用日本日和汉奸来维持日占区的法律与秩序。因为，市民暴乱比共产党构成的威胁更严重。傀儡政府官员变成国民党员，伪政权官员在办公外挂一块招牌，即可完成转变。伪军头目李守信，曾任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蒙古军司令，卢沟桥事变前，李已投靠日本，第一批叛国替日本人打仗的中国将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任命李为10路军总司令，另一个伪军将领门致中任9路军总司令。青岛地区皇协军军官李先良，胜利后任命为青岛市长。姜鹏飞，在大连和沈阳替日本人工作，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驻守在河北东部的新27军指挥官。城市舆论开始背离国民党，接管时期标志着政府抗战无能的最终发展形式。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南京已经解放，岗村次宁仍然在外交部大楼办公，9月4日，南京报纸还要接受日本特工的检查。平津地区的全部汉奸和叛国者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处罚。二、腐败处理敌人资产上，显得不够公平合理。接收官员只关心：金子、车子、房子、日本女子、面子。没有任何制度保障，规定的有效执行取决于官员的操守。任何东西，只要被认为是敌人的资产，都会成为第一个声称拥有所有权的人的财产。日本人移交给中国官员的所有资产一开始都附有详细的清单，日本人保有副本。由于大部分接收官员拒绝提交原始清单，日本人将五大箱清单副本交给蒋介石协助调查接受官员腐败事宜。虽然证据确凿，政府依然没有果断措施，调查组没有权利强制实施惩罚建议及措施，调查完毕，案件转交地方当局。三、国民党经济政策西南地区战时工业因为缺少政府的订单而迅速崩溃。蒋介石政府的50亿美元带宽的工业救助计划并不能满足重庆附近工业和矿业的需求。蒋介石政府并未兑现战后对内地企业的忠诚的补偿，这让共产党看到了获取政治资本的大好时机，共产党发表声明支持重庆工业界的诉求，并答应救济失业工人。敌占区工厂主要求归还被国民党政府接收了的资产。光复地区经济完全停滞，上海和天津的九成工厂完全停产。政府确定未伪币对法币汇率过低，导致伪币大幅贬值，苏浙地区的中小企业家蒙受巨大损失。要求对日占区的学生进行再教育，学习孙中山理论、蒋介石公开讲话、中国历史及地理、时事及军事训练。学生只有再教育课程中取得及格分数，方能继续学习。同时，教师也需要参加专业能力及对国民党忠诚度的测试。接收官员、撤退到内地的学生对光复地区的人普遍有一种优越感。从1937年到1945年，物价上涨2000倍。1927年开始，公开镇压工会，所有工会活动变成官方资助和监管。1929年出台《工会法》，把所有的工会活动都置于政府监管之下。共产党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被取缔并转移至低下。1946年，仅上海的罢工和劳动纠纷就达到1716起。四、对待学生反战运动学生愿意承认中国共产党成为联合政府中的合法实体。政府对学生粗暴的压迫手段把他们推到了对立面，甚至是共产党的阵营。美军帮助运送了50万的国民党军队，5万海军陆战队为政府占领了北京、天津、青岛等。美国人为政府39个师装备了成套装备。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项目提供了50亿美元，大部分送到了国统区。1946年6月，美国签署一份租界法案信贷协议，增加对中国的贷款。1946年8月，国民党对共产党发动战争后，美国批准将90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以赊账的方式卖给国民党政府，作价17.5亿美元，包括小轮船、车辆、建筑材料、空军供给、通信设备等。1946年平安夜，一位北京大的女学生被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强奸，引发12月30日全国8所高校的抗美游行。到次年1月底，广州、昆明、台北等二十多个城市学生组织了示威游行、集会和罢课。1947年5月，美国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表示要重建德国和日本的意图，与战后占领政策背道而驰，这样做的起因是冷战的发展和美国想要在欧亚建立反共的前线。对日本的仇恨与东亚地缘政治的担忧再次引起学生的紧张，1948年5月4提，上海120所的大众学生成立“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5月底，北平建立起相似的华北学生反美抗日联合会。毛泽东1939年的声明称：他们往往带有个人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但依旧承认学生运动对革命作出的贡献，认为它是建立这样一个统一战线的先锋。因此共产党人对学生运动予以公开或秘密的鼓励，将其作为动员民意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一条途径。共产党在组建全国性学生组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学生普遍反映行动是直接和自发的，政府用专制是手段将学生推向了共产党，使得对共产党煽动的指控失去了意义。学生的经济困难包括通货膨胀和经济失策造成的直接损失，毕业后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在生活成本攀升和共产党控制领域逐渐扩大的双重打击下，可供职位数目本身也在减少，1947年，北平应届大学生有三分之二找不到工作。一份1948年国民党报纸《东南日报》的调研显示，15.9%的人赞成内战到底，72%的人赞成成立联合政府，8.4%的人认为中国应该分治，3.7%的人赞成共产党一党专政。

战在军事之外

国民党何以会在内战中失败，众多说法，众多分析，众多解读。本书是从军事以外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从国共两党在对待农村、农民、城市、工人、知识分子、土地等方面来分析双方政策的不同，以至于产生不同的结果。虽然史料掌握有限，但作者依然提出了一些和以往传统观点不全一致的看法，比如土地革命是否像共产党所说地在当时当地发挥了那么大的作用。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共产党是如何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土地政策，以维护自己的胜利果实。小时候学习，我们党自己总结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统一战线。现在大了，看了更多的书，更觉得此总结深刻到位。比如胡素珊女士对土地改革提出了其调整甚多等，其实这并没太大关系。不可否认的是，土地革命有时激烈，有时和缓，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统一战线——能够在革命尚未成功时，更广泛地团结更多的人，以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取得最终胜利。至于这过程中到底有多少荒蛮行为，其实不用追究也知道很多，但这也许是一个要夺取统治权的政党必须作出的牺牲，更何况还是一个信奉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组织。虽然俄国十月革命很文明，但谁也不能否认肃反运动的残酷和古拉格的非人地狱。而苏联一直是我们的老大哥，如果没有苏军的支持，我们想打败全幅美军武装的国民党肯定是没有可能的。所以，说到底，还是赞成高华的观点，一切的成败还都要看战场上的军事结果。成王败寇。当然后方的政策对前线战场是有影响的，会起到相辅相成或牵制阻碍的作用。但军事失利和战果才是历史评判的有力标准。谁也不能否认毛在军事战略上的天才，看不到这一点就只能失败。所以，还是想去看讲述军事斗争的史书，此书可权当一补充。

战在军事之外

国民党何以会在内战中失败，众多说法，众多分析，众多解读。本书是从军事以外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从国共两党在对待农村、农民、城市、工人、知识分子、土地等方面来分析双方政策的不同，以至于产生不同的结果。虽然史料掌握有限，但作者依然提出了一些和以往传统观点不全一致的看法，比如土地革命是否像共产党所说地在当时当地发挥了那么大的作用。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共产党是如何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土地政策，以维护自己的胜利果实。小时候学习，我们党自己总结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统一战线。现在大了，看了更多的书，更觉得此总结深刻到位。比如胡素珊女士对土地改革提出了其调整甚多等，其实这并没太大关系。不可否认的是，土地革命有时激烈，有时和缓，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统一战线——能够在革命尚未成功时，更广泛地团结更多的人，以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取得最终胜利。至于这过程中到底有多少荒蛮行为，其实不用追究也知道很多，但这也许是一个要夺取统治权的政党必须作出的牺牲，更何况还是一个信奉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组织。虽然俄国十月革命很文明，但谁也不能否认肃反运动的残酷和古拉格的非人地狱。而苏联一直是我们的老大哥，如果没有苏军的支持，我们想打败全幅美军武装的国民党肯定是没有可能的。所以，说到底，还是赞成高华的观点，一切的成败还都要看战场上的军事结果。成王败寇。当然后方的政策对前线战场是有影响的，会起到相辅相成或牵制阻碍的作用。但军事失利和战果才是历史评判的有力标准。谁也不能否认毛在军事战略上的天才，看不到这一点就只能失败。所以，还是想去看讲述军事斗争的史书，此书可权当一补充。

国民党在大陆为什么不肯搞“土改”？

“土改”打败了国民党，这是长期以来流传甚广的现代神话之一。这个神话的基本逻辑是：“土改”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使他们“翻了身”，满足了他们千百年来的渴望，共产党因此拥有了稳定的兵源，考虑到当时农村人口所占比重极大，则国民党事实上失去了多数人的支持，因此丧失执政基础。不能说这个解释就是错误的，但失于简单。首先，这么好的办法，为什么国民党不去模仿？其次，为什么在一些地区，农民并不欢迎“土改”，只好靠暴力来推行？第三，土地交给农民后，为什么解放后又通过集体化收回？第四，在传统社会中，农民的意见对历史影响究竟有多大？民国取代清朝，也未必得到农民的认可（一般来说，只要不是大多数人极端反对，一个政权总能维持下来），可为什么在1945—1949年，民意如此重要？类似的问题还可以问很多，值得深入分析。国民党的土改尝试近代以来，政治者关注地权，带有普遍性。一是源于农业社会的传统价值观，认为农业是“国本”；一是国门洞开后，中国经济从南北格局转为东西格局，沿海城市迅速发展，大量优质劳动力向此集中，而流入城市的多是农村中层，富户与赤贫往往留在乡村，导致乡村冲突加剧，社会趋于解体。伦敦脱险后，孙中山曾说：“暂留欧洲，以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而孙的“心得”，即1899年，孙中山在与章太炎、梁启超的讨论中，“提出土地国有、授耕者以田的主张”，并在1902年在越南设立的兴中会分会的誓词中加入“平均地权”。 1926年北伐时，国民党提出“二五减租”方案（减租25%），1927年5月又颁布《佃农保护法》，在1930年6月公开的《土地法》草案中，规定地租额为收获总量的37.5%，如能遵照执行，农民负担确实大大减少。国民党采取了渐进道路虽然国民党也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但采取了渐进道路。即：先“减租”以调整租佃关系、“提高佃农生活”，再由政府以“赎买”的形式把地主“多余”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 首先，中国社会当时阶级分层不明显，许多地主仅够温饱，夺其地均分，农民所得亦有限。第二，传统乡绅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打击这一阶层，乡村可能失序，不仅政府税收困难，养老、教育、慈善等问题亦无人组织，成为政府负担。第三，执行能力不足，1928—1929年张静江在浙江省推行“二五减租”，导致18万国民党基层党员被地方士绅武装枪杀，6千多国民党乡村党部被捣毁，只好作罢。现实是，提高执行力，政府的成本就会提升，可靠农业那点产出，根本养不起。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曾计划将保长、甲长亦纳入公务员系统，使其雇员规模超千万，这显然不切实际。 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面临日本巨大威胁，无暇深入土改，随着抗战爆发，工作重心不得不全面转移。解放前农村贫富差距有多大1938年，梁漱溟到达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两人争执不休，各执己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歧就是：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贫富差距不明显，没有阶级区分，不应强制没收地主土地，而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村阶级分化确实存在，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一切无从谈起。梁漱溟曾在山东邹平搞了7年“农村改革”，而毛也曾在湖南等地农村进行过调查，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山东邹平是当时土地分配相对平均的地区，而湖南在军阀战争时期地处南北拉锯战前线，无论哪方上位，第一件事就是征税，能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得到重用，农民苦不堪言。从整体看，当时农村的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由于统计材料不完整，只能举出一些个案。以甘肃定西县农村为例，1934年地主自耕占地为20%（地主户数为总户数4.7%），半自耕农为40%，佃农为40%。 据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0年编印的《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资料》统计，江西1949年以前原白区地主、富农共占人口11.3%，占有土地44.6%；湖南1949年以前丘陵地区，地主、富农占人口9.2%，占有土地64.1%。 而据1873年的统计资料，当时英国贵族拥有土地73.9%，而他们只占土地拥有者（不是农村全部人口）的1.4%，而剩下的98.6%土地拥有者，仅拥有26.1%的土地。 根据山西省永济县吴村档案估算，土改前该村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421，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355；土改后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272、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228。 而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2年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74。贫富差距客观存在，但是否达到激化的程度，值得推敲。土改的蠕变效应虽然土改确实减少了乡村的贫富差距，但它也是有成本的，亦可能导致“蠕变效应”。所谓“蠕变效应”，是指一个行动初期目标并不大，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得不去解决关联问题，带来投入增加，可投入越多，派生出的关联问题反而越多，最终从一个小问题变成一个大问题。比如“一战”就是典型的“蠕变效应”，战争开始时，绝大多数参战国认为几个月就能结束，英国初期甚至未采取义务兵制，可最终却变成激战4年、造成1600万人死亡的惨剧。土改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很快便出现了土地私人买卖的问题，产生出新的兼并和新的贫民，尤其是后者，给政府带来负担。其实，以山西省永济县吴村为例，在成立高级社前，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进一步下滑到0.266，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下滑到0.209，贫富差距显著缩小，但对可能出现的贫富分化，让决策者忧心忡忡。 分的究竟是谁的地在许多农村，即使将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平分给农民，农民收获亦不多，未必能唤醒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那么，群众是怎么发动起来的呢？首先，没收地主财产并平均分配，这是一种有效的运动方式。看到能立刻分到财产，加上积极分子先到先得，起了“榜样作用”，普通民众亦会紧跟。乡村社会相对封闭，为防止报复，人们更倾向于采用暴力手段。“由于单纯地追底财，用尽各种刑法。甚至有的拿出底财，也要打死。” 暴力一旦蔓延，便会失去理性，在1946年河南土改中，仅冀南二地委复查中便死了2033人，其中地主782人，仅占38.4%，富农530人，占26.6% ；中贫农721人，高达35%，有的全县土改大会甚至直接被称作“杀人大会”。 其次，当时农村普遍存在“公田”，低的占总数10—30%，高的占30—50%，公田收入用来养老、祭祖、办学、治病，满足低层次社会需要，虽主要掌控在富户手中，难免有贪腐，但整体看，这是一笔重要的社会资产。而土改中被大量分配的，恰恰是“公田”。 “公田”面积大，分配后农民得利多，但原本由社会提供的那些福利，只好由政府承担起来。土改后，当出现贫富分化的苗头时，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外，在实际操作层面，政府也不得不采取措施。毕竟贫富在享受同样的福利，承担同样的责任，纵容下去，难免出现“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的局面。从集体化，到严禁城乡自由贸易，再到半军事化管理，很可能是为了应对土改的蠕变效应而采取的举措。土改成败看团队其实，中共推行土改也非一帆风顺。由于解放区彼此间隔，导致各地重视程度不一，一度进入凝局，对此，在1947年9月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上，认为地方党组织渗入了“地主、富农和坏蛋”，各地区开始整党，晋冀鲁豫边区1700人集中开会85天，调查每个与会者的“阶级成分、思想和行为”，部分人受到惩罚。会议后，宣布在对现有党员全部调查结束前，停止注册新党员。 在一些地区，整党甚至请农民来参与。在土改中，基层团队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干部既要熟悉农村，又要秉持公心，在不可能被充分监督的前提下，他们的表现决定了土改的成果。在抗战中，北方农村基本被日本占领，但日军兵力只够维持交通线和大城市，中共在农村的巨大空间中得到充分锻炼，而国民党抗战主要资源来自南方农村，为了税收，只得更加依靠乡村精英阶层，无法通过土改来磨练团队。其实，在县长林诗旦带领下，1942年国民党在福建龙岩进行的土改取得成果，但只是“赎买”土地一项际借贷高达10.2亿元，此外对全县进行了大规模培训，按此投入，当时全国14省82个县级政府118.7万名行政共需经费7.6亿元， 显然不具普及价值。投入不足，则人们最终选择了制度的解决方案。国民党输掉了农村对比土改前和土改后，其实政府汲取资源的能力没有显著提升，所以在不同时期，土改程度不同。在抗战时期，土改基本未推广，而在解放战争中，双方来回争夺的地方，中共也没有推行土改，对可能丢掉的解放区和新得到的解放区，亦采取了暂缓土改的政策。中共非常了解土改的负作用，毛泽东明确说过，短期看，土改会影响生产。但为什么还要坚持土改呢？因为土改的最大红利是打掉了农村原有的精英阶层，使农村走向中农化。1948 年初，中共中央估计中农已占到老区乡村人口的50—80% ，其中新中农有达一半以上。据1952 年山东9 个典型乡44 个典型村调查，贫农占总户数的比例约为15—20 % ，中农比例达到70—75 % ，富农比例约为1—2 % ，多者占到4—5 %。 精英层被破坏，国民党失去了对北方农村的掌控能力，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不得不继续依靠南方乡村的资源，已承受8年痛苦的人民自然不满，国民党失去了乡村的支持。相反，通过土改，中农成了农村的主导，他们有一定资产，又害怕失去，人人自保，社会呈原子态，干部动员的效果得以最大化。而副作用是，也出现了权力财富化的倾向，比如1954 年，郭集乡32 名党员中已有10 人上升为富裕中农，其中6 人剥削雇佣劳动；1 人上升为新富农，剥削雇佣劳动40 %。莱阳地委约有5 %的党员雇工，多者达到9 %。德州地委400 名区乡干部雇工的比例，1950 年为3.8 % ，1952 年已达17 %。 但，与国民党在大陆最后时期惊人的贪腐相比，这一切并不醒目。中产阶级没能左右历史在胡素珊看来，“因为土改，所以农民走上前线”的逻辑并不通顺，而是“因为土改，国民党失去了乡村的控制能力，导致统治动摇”。那么，城市的情况又如何？以往研究多倾向于中产阶级抛弃了国民党，但胡素珊反问道：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的腐败已达到峰值，“劫收大员”令民怨沸腾，为什么国民党大陆政权此时没有垮台，而是拖到了1949年？确实，1948—1949年的通胀惊人，但城市的各单位都会给员工发米发柴等，市场交易已成辅助，只对没单位的边缘人员生活有影响。况且，此时知识分子的收入只有三轮车夫的几十分之一，后者才是真正的中产阶级，他们并无特别的政治立场。通过数据分析，胡素珊认为，当时知识群体更希望走第三条路线，而走不通时，支持国共的比例基本各占一半，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运动不断的原因之一，因为城市知识人的支持远不如乡村那么多，所以他们要到农村接受改造。胡素珊认为，城市持平，而乡村一边倒，则共产党的胜利有其必然性。当家都有当家的难或者，可以尝试回答一下本文开始提出的四个问题了。为什么国民党不去搞土改？因为土改的作用是在乡村建构新的精英阶层，在战争压力下，国民党拿不出更多资源来做这件事，特别是其缺乏足够的干部储备，土改至少在初期会降低农村生产力，土改以分“公地”为主，使乡村社会的自主能力更脆弱，对于这些风险，执政党难免望而却步。为什么在一些地区，农民并不欢迎土改？因为土改试图重建农村社会精英层，对已贫困化、趋于解体的乡村，它有组织价值，而在相对富裕、阶层差距不大、宗族血脉联系较强的乡村，自然不受欢迎。土地交给农民后，为什么解放后又要通过集体化收回？因为土改出现了蠕变效应，土地均分后，有的农民善于经营，或利用权力，迅速发达，成为富农，有的农民不得不卖地，又成为贫农，要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必须取缔土地市场，进而取缔个体劳动，当然，土改在意识形态上亦有无法合拍处。最后，为什么在1945—1949年，民意如此重要？其实，民意未必更重要了，但历史书写的方式让它看上去显得很重要。编辑上留有遗憾本书是现代史研究中的名著，特别是对土改的研究，具有里程碑价值。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叙事之外，作者通过档案研究开拓出了一条新路，无怪乎杨奎松先生称赞本书为“这是任何想要了解国共关系史……的读者，非读不可的重要著作之一”。本书1997年曾引进出版，此次再版重译，可称功德，只是编辑过于粗糙，错别字、病句太多，实在有负这本学术名著。“土改”打败了国民党，这是长期以来流传甚广的现代神话之一。这个神话的基本逻辑是：“土改”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使他们“翻了身”，满足了他们千百年来的渴望，共产党因此拥有了稳定的兵源，考虑到当时农村人口所占比重极大，则国民党事实上失去了多数人的支持，因此丧失执政基础。不能说这个解释就是错误的，但失于简单。首先，这么好的办法，为什么国民党不去模仿？其次，为什么在一些地区，农民并不欢迎“土改”，只好靠暴力来推行？第三，土地交给农民后，为什么解放后又通过集体化收回？第四，在传统社会中，农民的意见对历史影响究竟有多大？民国取代清朝，也未必得到农民的认可（一般来说，只要不是大多数人极端反对，一个政权总能维持下来），可为什么在1945—1949年，民意如此重要？类似的问题还可以问很多，值得深入分析。国民党的土改尝试近代以来，政治者关注地权，带有普遍性。一是源于农业社会的传统价值观，认为农业是“国本”；一是国门洞开后，中国经济从南北格局转为东西格局，沿海城市迅速发展，大量优质劳动力向此集中，而流入城市的多是农村中层，富户与赤贫往往留在乡村，导致乡村冲突加剧，社会趋于解体。伦敦脱险后，孙中山曾说：“暂留欧洲，以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而孙的“心得”，即1899年，孙中山在与章太炎、梁启超的讨论中，“提出土地国有、授耕者以田的主张”，并在1902年在越南设立的兴中会分会的誓词中加入“平均地权”。 1926年北伐时，国民党提出“二五减租”方案（减租25%），1927年5月又颁布《佃农保护法》，在1930年6月公开的《土地法》草案中，规定地租额为收获总量的37.5%，如能遵照执行，农民负担确实大大减少。国民党采取了渐进道路虽然国民党也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但采取了渐进道路。即：先“减租”以调整租佃关系、“提高佃农生活”，再由政府以“赎买”的形式把地主“多余”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 首先，中国社会当时阶级分层不明显，许多地主仅够温饱，夺其地均分，农民所得亦有限。第二，传统乡绅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打击这一阶层，乡村可能失序，不仅政府税收困难，养老、教育、慈善等问题亦无人组织，成为政府负担。第三，执行能力不足，1928—1929年张静江在浙江省推行“二五减租”，导致18万国民党基层党员被地方士绅武装枪杀，6千多国民党乡村党部被捣毁，只好作罢。现实是，提高执行力，政府的成本就会提升，可靠农业那点产出，根本养不起。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曾计划将保长、甲长亦纳入公务员系统，使其雇员规模超千万，这显然不切实际。 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面临日本巨大威胁，无暇深入土改，随着抗战爆发，工作重心不得不全面转移。解放前农村贫富差距有多大1938年，梁漱溟到达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两人争执不休，各执己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歧就是：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贫富差距不明显，没有阶级区分，不应强制没收地主土地，而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村阶级分化确实存在，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一切无从谈起。梁漱溟曾在山东邹平搞了7年“农村改革”，而毛也曾在湖南等地农村进行过调查，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山东邹平是当时土地分配相对平均的地区，而湖南在军阀战争时期地处南北拉锯战前线，无论哪方上位，第一件事就是征税，能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得到重用，农民苦不堪言。从整体看，当时农村的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由于统计材料不完整，只能举出一些个案。以甘肃定西县农村为例，1934年地主自耕占地为20%（地主户数为总户数4.7%），半自耕农为40%，佃农为40%。 据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0年编印的《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资料》统计，江西1949年以前原白区地主、富农共占人口11.3%，占有土地44.6%；湖南1949年以前丘陵地区，地主、富农占人口9.2%，占有土地64.1%。 而据1873年的统计资料，当时英国贵族拥有土地73.9%，而他们只占土地拥有者（不是农村全部人口）的1.4%，而剩下的98.6%土地拥有者，仅拥有26.1%的土地。 根据山西省永济县吴村档案估算，土改前该村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421，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355；土改后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272、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228。 而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2年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74。贫富差距客观存在，但是否达到激化的程度，值得推敲。土改的蠕变效应虽然土改确实减少了乡村的贫富差距，但它也是有成本的，亦可能导致“蠕变效应”。所谓“蠕变效应”，是指一个行动初期目标并不大，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得不去解决关联问题，带来投入增加，可投入越多，派生出的关联问题反而越多，最终从一个小问题变成一个大问题。比如“一战”就是典型的“蠕变效应”，战争开始时，绝大多数参战国认为几个月就能结束，英国初期甚至未采取义务兵制，可最终却变成激战4年、造成1600万人死亡的惨剧。土改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很快便出现了土地私人买卖的问题，产生出新的兼并和新的贫民，尤其是后者，给政府带来负担。其实，以山西省永济县吴村为例，在成立高级社前，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进一步下滑到0.266，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下滑到0.209，贫富差距显著缩小，但对可能出现的贫富分化，让决策者忧心忡忡。 分的究竟是谁的地在许多农村，即使将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平分给农民，农民收获亦不多，未必能唤醒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那么，群众是怎么发动起来的呢？首先，没收地主财产并平均分配，这是一种有效的运动方式。看到能立刻分到财产，加上积极分子先到先得，起了“榜样作用”，普通民众亦会紧跟。乡村社会相对封闭，为防止报复，人们更倾向于采用暴力手段。“由于单纯地追底财，用尽各种刑法。甚至有的拿出底财，也要打死。” 暴力一旦蔓延，便会失去理性，在1946年河南土改中，仅冀南二地委复查中便死了2033人，其中地主782人，仅占38.4%，富农530人，占26.6% ；中贫农721人，高达35%，有的全县土改大会甚至直接被称作“杀人大会”。 其次，当时农村普遍存在“公田”，低的占总数10—30%，高的占30—50%，公田收入用来养老、祭祖、办学、治病，满足低层次社会需要，虽主要掌控在富户手中，难免有贪腐，但整体看，这是一笔重要的社会资产。而土改中被大量分配的，恰恰是“公田”。 “公田”面积大，分配后农民得利多，但原本由社会提供的那些福利，只好由政府承担起来。土改后，当出现贫富分化的苗头时，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外，在实际操作层面，政府也不得不采取措施。毕竟贫富在享受同样的福利，承担同样的责任，纵容下去，难免出现“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的局面。从集体化，到严禁城乡自由贸易，再到半军事化管理，很可能是为了应对土改的蠕变效应而采取的举措。土改成败看团队其实，中共推行土改也非一帆风顺。由于解放区彼此间隔，导致各地重视程度不一，一度进入凝局，对此，在1947年9月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上，认为地方党组织渗入了“地主、富农和坏蛋”，各地区开始整党，晋冀鲁豫边区1700人集中开会85天，调查每个与会者的“阶级成分、思想和行为”，部分人受到惩罚。会议后，宣布在对现有党员全部调查结束前，停止注册新党员。 在一些地区，整党甚至请农民来参与。在土改中，基层团队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干部既要熟悉农村，又要秉持公心，在不可能被充分监督的前提下，他们的表现决定了土改的成果。在抗战中，北方农村基本被日本占领，但日军兵力只够维持交通线和大城市，中共在农村的巨大空间中得到充分锻炼，而国民党抗战主要资源来自南方农村，为了税收，只得更加依靠乡村精英阶层，无法通过土改来磨练团队。其实，在县长林诗旦带领下，1942年国民党在福建龙岩进行的土改取得成果，但只是“赎买”土地一项际借贷高达10.2亿元，此外对全县进行了大规模培训，按此投入，当时全国14省82个县级政府118.7万名行政共需经费7.6亿元， 显然不具普及价值。投入不足，则人们最终选择了制度的解决方案。国民党输掉了农村对比土改前和土改后，其实政府汲取资源的能力没有显著提升，所以在不同时期，土改程度不同。在抗战时期，土改基本未推广，而在解放战争中，双方来回争夺的地方，中共也没有推行土改，对可能丢掉的解放区和新得到的解放区，亦采取了暂缓土改的政策。中共非常了解土改的负作用，毛泽东明确说过，短期看，土改会影响生产。但为什么还要坚持土改呢？因为土改的最大红利是打掉了农村原有的精英阶层，使农村走向中农化。1948 年初，中共中央估计中农已占到老区乡村人口的50—80% ，其中新中农有达一半以上。据1952 年山东9 个典型乡44 个典型村调查，贫农占总户数的比例约为15—20 % ，中农比例达到70—75 % ，富农比例约为1—2 % ，多者占到4—5 %。 精英层被破坏，国民党失去了对北方农村的掌控能力，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不得不继续依靠南方乡村的资源，已承受8年痛苦的人民自然不满，国民党失去了乡村的支持。相反，通过土改，中农成了农村的主导，他们有一定资产，又害怕失去，人人自保，社会呈原子态，干部动员的效果得以最大化。而副作用是，也出现了权力财富化的倾向，比如1954 年，郭集乡32 名党员中已有10 人上升为富裕中农，其中6 人剥削雇佣劳动；1 人上升为新富农，剥削雇佣劳动40 %。莱阳地委约有5 %的党员雇工，多者达到9 %。德州地委400 名区乡干部雇工的比例，1950 年为3.8 % ，1952 年已达17 %。 但，与国民党在大陆最后时期惊人的贪腐相比，这一切并不醒目。中产阶级没能左右历史在胡素珊看来，“因为土改，所以农民走上前线”的逻辑并不通顺，而是“因为土改，国民党失去了乡村的控制能力，导致统治动摇”。那么，城市的情况又如何？以往研究多倾向于中产阶级抛弃了国民党，但胡素珊反问道：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的腐败已达到峰值，“劫收大员”令民怨沸腾，为什么国民党大陆政权此时没有垮台，而是拖到了1949年？确实，1948—1949年的通胀惊人，但城市的各单位都会给员工发米发柴等，市场交易已成辅助，只对没单位的边缘人员生活有影响。况且，此时知识分子的收入只有三轮车夫的几十分之一，后者才是真正的中产阶级，他们并无特别的政治立场。通过数据分析，胡素珊认为，当时知识群体更希望走第三条路线，而走不通时，支持国共的比例基本各占一半，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运动不断的原因之一，因为城市知识人的支持远不如乡村那么多，所以他们要到农村接受改造。胡素珊认为，城市持平，而乡村一边倒，则共产党的胜利有其必然性。当家都有当家的难或者，可以尝试回答一下本文开始提出的四个问题了。为什么国民党不去搞土改？因为土改的作用是在乡村建构新的精英阶层，在战争压力下，国民党拿不出更多资源来做这件事，特别是其缺乏足够的干部储备，土改至少在初期会降低农村生产力，土改以分“公地”为主，使乡村社会的自主能力更脆弱，对于这些风险，执政党难免望而却步。为什么在一些地区，农民并不欢迎土改？因为土改试图重建农村社会精英层，对已贫困化、趋于解体的乡村，它有组织价值，而在相对富裕、阶层差距不大、宗族血脉联系较强的乡村，自然不受欢迎。土地交给农民后，为什么解放后又要通过集体化收回？因为土改出现了蠕变效应，土地均分后，有的农民善于经营，或利用权力，迅速发达，成为富农，有的农民不得不卖地，又成为贫农，要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必须取缔土地市场，进而取缔个体劳动，当然，土改在意识形态上亦有无法合拍处。最后，为什么在1945—1949年，民意如此重要？其实，民意未必更重要了，但历史书写的方式让它看上去显得很重要。编辑上留有遗憾本书是现代史研究中的名著，特别是对土改的研究，具有里程碑价值。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叙事之外，作者通过档案研究开拓出了一条新路，无怪乎杨奎松先生称赞本书为“这是任何想要了解国共关系史……的读者，非读不可的重要著作之一”。本书1997年曾引进出版，此次再版重译，可称功德，只是编辑过于粗糙，错别字、病句太多，实在有负这本学术名著。（未经作者允许，请勿转载）

窑洞问对，道出真谛

夜读是著，有所感喟；以往认识，多须厘清。国民党失败与共产党成功，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彼此并不互为因果，各有其运行逻辑。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固然腐败，其党魁谓腐败亡国，反腐亡党，此疾愤之言，皮相之论。腐败只是令执政党输掉舆论，舆论并不能决定局势。大局早已由三巨头在雅尔塔秘定。世界格局的安排，东西方阵营的划分，决定了中国版图的颜色。所谓关外割据或是划江而治，都不可能。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在延安整风运动即埋下决定性的种子。延安整风使共产党脱胎换骨，完成了领袖加组织的党政军一体化形态的构建，从此无敌于天下。尤其是组织的异化作用，如同核裂变之威力。抗战胜利，作为国家元首与执政党领袖的蒋介石声望高炽，但是，他未真正成为领袖。尽管私淑列宁，效法联共，但国民党未得秘辛，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的统一组织。党内派系林立，军队私人化，思想混杂，主义多元，使得国民党与共产党对阵时，前者如同看似庞大的朽木，后者如精悍的铁棍，二者相击，结果可想而知。作者着力于1945年至1949年间的国共较量，不上溯，不旁涉，笔墨集中。但是，不在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大潮下观照，无法解释和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红色浪潮之汹涌，红色信仰之浸透，英美大本营是鼹鼠连窝。杜鲁门马歇尔抛弃蒋介石与国民党之谜，随着密档陆续昭揭，也不再匪夷所思。两阵对垒，江山易代，无非是街陌巷里之谈资；胜负因果，成败镜鉴，至多是史家骚客的素材。所谓资治通鉴，良愿而已；所谓殷鉴未远，无奈的哀告罢了。2000年历朝历代，几位明君能吸收前朝教训，力挽狂然、止衰运起中兴。倒是窑洞问对，道出真谛。汪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