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年代的公民政治
出版社: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4
ISBN:9789881970381
作者:童小溪
页数:435页
作者简介
本书抛开阴谋论、宫廷斗争论等陈腐观点，通过分析四清，文革初期50 天的“运动群众”与群众运动，及其后的造反与镇压，理清了文革的大体脉络，揭示了群众在文革中的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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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童小溪，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4月1966年 5 月，《五·一六通知》文革運動已經開展了近一年之後才公布，在此之前幷不爲參與運動的億萬群衆所廣泛知曉和引述。1966 年 8 月 8 日，《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它毋寧說是提出了一種法律的精神和開展運動的路綫，按照 1966 年 8 月 13 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十六條‘貫穿著一個基本精神就是 ：信任群衆，依靠群衆，放手發動群衆，尊重群衆的首創精神。就是說，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衆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從這個角度說，‘十六條’是體現了文化大革命所特有的群衆大民主的綱領，也是結束劉少奇和工作組版本的文革、開始毛澤東和群衆版本的文革的階段標誌。”（p112）“在北京的中央,于 8 月 21 日、22 日和 9 月 11 日分別發出三份政策性文件 :《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中央軍委指示)、《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中央批轉公安部)毛澤東“九·七”指示和中央四項决定，以及 8 月 23 日《人民日報》社論《工農兵要堅决支持革命學生》，與其說是有效地令行禁止，毋寧說是直接透露了全國各地黨委普遍地動用軍隊、出動警察鎮壓學生、 鼓動工人農民圍攻學生的的嚴重情形。 ”（p141）1966年9月，九月反扑“從 1966 年 8 月 8 日‘十六條’發表到 9 月底，是文化大革命群衆運動脫離官僚控制和官方運動模式的第一階段。”（p169）1966年10月5日，軍委、總政治部發出《關于軍隊院校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 “在運動中不許挑動學生鬥學生，要注意保護少數。凡是運動初期被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所謂‘反革命’、 ‘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應宣布一律無效，予以平反幷當衆恢復名譽，個人被迫寫的檢討材料，應全部交還本人處理。黨委或工作組及別人整理的整他們的材料，應和群衆商量處理辦法。經過群衆和被整的人同意，也可以當衆銷毀。” 1966年10 月 6 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由首都三司發起、 有十萬人參加的“向資産階級反動路綫猛烈開火誓師”大會，江青讲话全文：同志們，同學們 : 你們好！我受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問你們好！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全體同志問你們好！向你們致崇高的無産階級革命的敬禮！我們支持你們這種大無畏的無産階級的英雄行爲，我們學習你們這種不怕困難，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我們堅决和你們站在一起！捍衛和執行黨中央十一中全會關于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條！一個真正的無産階級革命者一定要掌握原則，掌握政策。希望同志們在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掌握穩政策，學會善于運用鬥爭的策略，最重要的是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則基礎上，在鬥爭的考驗過程中發展和傳達左派隊伍，團結大多數願意革命的人，團結那些受蒙蔽的人，孤立和打擊那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黨中央在十月五日批准了軍隊關于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通知，現在，請張春橋同志向同志們宣讀好不好？(答：好！) 1966 年 11 月 20 日,中央批轉中共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任何廠礦、學校、機關或其他單位，都不許私設拘留所、私設公堂、私自抓人拷打。這樣做是違犯國家的法律和黨的紀律。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後指揮這樣做，必須受到國法和黨紀的嚴厲處分。從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處理。中國共産黨北京市委員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假如摒弃掉‘兩個司令部’說法中的陰謀論成份，把它看成是精英層鬥爭和群衆層鬥爭之間的聯盟關係的形象概括的話，這個概括就是恰如其份的。一方面，是毛澤東以及他的思想追隨者，與基層造反派群衆聯合、和各種各樣在十七年和‘五十天’中受到不合理的壓抑的人群的聯合，另一方面，是劉少奇，以及大量害怕群衆、厭惡‘動亂’的黨政軍幹部，與未來中國‘接班人’梯隊——高幹子弟主導的組織聯合，幷對教育程度低、聽話馴服的基層保守派群衆的操縱利用。”（p192）“從‘激進的保守主義’角度來考察‘老紅衛兵’現象，另一方面，從世界歷史範圍內的反體制、反權威的群衆運動的比較視角來考察普通群衆的 ‘造反’。”（p235）“實際上,‘血統論’所表達的情感、倫理，比國家政策範疇的‘黨的階級路綫’,更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分成 三六九等的無情現實。在新中國這個力圖消滅階級差別的社會裏，存在著社會精英與非社會精英這樣明顯的區別, 而社會精英集團不僅是一個高度緊密、高度同質化的內部 小圈子、特權俱樂部,而且具有高度自覺的自我意識。”（p254）“筆者幷不能够提出一個十全十美的解釋，但傾向于認爲：應該把‘老紅衛兵現象’，和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國家、 中國革命等具體歷史事件相聯繫，把它看成是激烈革命變動的歷史大背景之下的特殊産物，具體說，是在激進革命環境下‘保守主義’所呈現的一種特殊形式。造反派指控，‘聯動’的實質是‘保’，恰如其分，它和古今中外歷史上的其他‘保守主義’具有很多共同的特徵。其特殊之處在于：它在形式上吸收了激進革命傳統的表面東西，這就是構成‘聯動’的不可分的兩面：形左、實右。它既是革命的嬰兒，又是反動的後代，它是革命和反動的奇特結合。因此稱它爲‘激進的反動’，或‘狂熱的保守主義’ 。”（p291）1966年12 月 16 日，召開“北京中學批判資産階級反動路綫誓師大會”周恩來、陳伯達、康生、 江青出席了大會幷講話，“大會宣判了反動對聯死刑,敲響了‘東西海糾’的喪鐘。”“也許今天人們還未正視的是：恰恰是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人民免受政治迫害的權利，群衆性的反迫害運動，一度曾成爲一個中心命題。同樣，這裏幷不否認：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當中群衆遭受迫害的事例惡性增加了，實際上正是文化大革命把‘迫害—反迫害’這個杰納斯兩面神的矛盾面貌發展到極端。”（p166）“全面地看，文革中的鬥爭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關思想理念和體制的鬥爭。那些敢于‘炮打’高層領導人的革命小將們，幷非是因爲有‘內部情報’，或有‘後臺’，而是出于追究思想和路綫上的是非，以及對‘造反精神’的追求，無論造反派或保守派都是如此。”（p393）1，一开始就强调了写作视角是“下层的历史”，在群众的文化大革命里，群众是怎样被发动的，怎样疯狂的，又是怎样被鞭笞得体无完肤甚至丧命的。这也是一直以来我的疑问，如果说这是一场毫无必要的、完全无理性的运动，那么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存在，除非所有人在同一个时刻集体失去自我意识。这也是更年轻的小朋友聊到这个问题时的疑问，他们是傻吗？他们当然不是傻。2，作者按照两年文革的框架，重新回看以“五十天”为代表的群众运动。这也是本书的最大贡献，区分1966年和1967年、“老红卫兵”与“造反派”、“破四旧”与“夺权”，正面肯定以静坐、游行、绝食来维护权利的群众运动。3，正史、野史，宫廷内斗、权力斗争，讲法有很多。一直以来我不愿意触碰这一段历史的原因是因为不相信在人类文明史上会发生这么愚蠢的事情，这种感受当然源于面向群众的党史对于文革的全面否定和闭口不谈的态度。感谢这本群众史，重新解读1966年和1967年群众运动的正面成分，解答了多年来的疑惑。这并不是一场“竟然”会发生的时代错误，而是一场几乎“无法避免”的执政危机。4，末了倒是又想起那一句，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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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野史，宫廷内斗、权力斗争，讲法有很多。一直以来我不愿意触碰这一段历史的原因是因为不相信在人类文明史上会发生这么愚蠢的事情，这种感受当然源于面向群众的党史对于文革的全面否定和闭口不谈的态度。感谢这本群众史，重新解读1966年和1967年群众运动的正面成分，解答了多年来的疑惑。这并不是一场“竟然”会发生的时代错误，而是一场几乎“无法避免”的执政危机。 -
这是本被低估的书，尽管理论的部分带有左派特有的冗杂和宏大的叙事，可是这其中的对问题的真诚探讨非常值得一读。若有关文革史的书不借鉴这本书实在就是种遗憾，然而，眼力所及，中文学界尚无参考，真是悲哀！正统和非正统的史学家都不借鉴这本书，恰恰反映出了中国文革史研究的贫困。这本书的宏观理论和微观历史算是结合得比较好的（其实可以更好），理论部分因为案例的关系看着也不乏味。不过微观部分还是可以更深入一些，比如，我所要涉及的领域，而深入以后，对理论的思考可以更加的有力，这是本书的一点遗憾，但可以理解。最后，我觉得不管是哪种观点，只要它认认真真的从历史的角度去探讨去研究，其价值就应该值得肯定，历史研究不是匠人的研究，不应该拒绝思想涉入其中 -
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可以与马若德的文革起源结合在一起看。后者重点在文革之前，分析的是之所以发生的原因；而此书则重点在文革中，是从底层的角度来观照。文中引用了大量当时的材料，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只是作者过于鲜明的政治立场，让这么一部历史著作，差点变成了一部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