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柳的世界：王士禛與清初詩壇側議》书评

評嚴志雄《秋柳的世界：王士禛與清初詩壇側議》

作者：湯志波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新城（今山東桓台縣）人。順治十五年（1658）進士，歷任揚州推官、翰林侍讀、禮部主事、國子監祭酒、左都御史，官至刑部尚書。王士禛是公認的康熙詩壇盟主，主持壇坫垂四十年，其所提倡的“神韻說”在清初詩壇風靡一時。王士禛研究亦是清代文學研究熱點，筆者目力所及，僅本世紀以來出版的專著就有：蔣寅《王漁洋與康熙詩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鳳凰出版社，2013年修訂版）、裴世俊《王士禛傳論》（中國戲劇出版社，2001年）、黃河《王士禛與清初詩歌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王利民《王士禛詩歌研究》（中華書局，2007年）、孫紀文《王士禛詩學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此外實證編年研究如蔣寅《王漁洋事蹟征略》（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全集整理如袁世碩《王士禛全集》（齊魯書社，2007年）、資料彙編如張明《王士禛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著作，亦為王士禛研究奠定了堅實的文獻基礎，可謂成果頗豐。與上述專著重點考察王士禛文學成就、詩學思想不同，嚴志雄先生新著《秋柳的世界——王士禛與清初詩壇側議》（以下簡稱《秋柳的世界》）另闢蹊徑，以王士禛早年成名作<秋柳詩四首>及當時名家之和詩為中心，對這個清詩創作、詮釋中的“小傳統”展開探討，通過詩歌文本細讀，將<秋柳詩>背後隱藏的作者心理活動、易代之際不同身份文人對<秋柳>之回應作了精彩分析，是近年來清代文學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秋柳的世界》除“導論”、“結語”外，共分為四章。第一章“秋柳、科舉、變調——王士禛<秋柳詩四首>新探”，借助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實踐”理論之“行動者”、“習性”等概念，指出王士禛<秋柳>詩背後隱含的心理及精神因素，對<秋柳>之藝術、思想特徵作了重新詮釋。第二章“明遺民對<秋柳詩>之回應——顧炎武、徐夜<秋柳>之賦詠”，以顧炎武、徐夜兩人為代表考察遺民群體對<秋柳>詩之回應。王士禛<秋柳>四章迅速傳播，多是由遺民和詩所推動，所謂<秋柳>詩中“故國之思”，也是受遺民群體箋註、唱和影響。但遺民和詩是否符合王士禛原作之本意，亦需重新探討。第三章“糾結複雜的心事——曹溶與朱彝尊之遙和<秋柳>”，朱彝尊亦為遺民詩人，但作者將其與“貳臣”曹溶一起論述，不僅是因兩人同時唱和<秋柳>，更與其詩歌內涵有關。曹溶和<秋柳>詩背後隱藏著複雜的心事，要與朱彝尊之和詩一同參照，方能明白。第四章“‘秋柳’的回歸——冒襄、陳維崧<秋柳>詩中江南‘朱門’的創傷”，主要考察江南文人冒襄、陳維崧和作。王士禛在大明湖畔參加鄉試，首先想到的是“殘照西風白下門”——江南的秋柳，而見證了明清易幟的江南文人冒襄和陳維崧，和<秋柳>之詩將讀者引入真正的“江南”，賦詠中的語言、情感、經驗終於“回歸一體”。四章雖各成系統，又環環相扣，引領讀者一步步進入清初詩壇中“秋柳的世界”。《秋柳的世界》在詮釋、考證、理論方面均有重大突破。詮釋方面本文僅以第一章中“科舉與賦詩的實踐”為例，文獻考證僅舉<柳洲詩話>圖卷之例，而作者對清代和<秋柳>詩之研究，無論結論還是方法，對明清詩歌研究均有啓發意義。以下分而論之。一、“實踐”理論下的科舉與<秋柳>順治十四年（1657）秋八月，年僅二十四歲的王士禛與諸名士集于大明湖畔，首唱<秋柳>四章。一時唱和者數十人，並很快流傳大江南北，和者益眾，“於是秋柳社詩，為藝苑口實矣” 。<秋柳>詩用典甚多，典故又晦澀而多歧，故產生後箋注不斷，如屈復《王漁洋秋柳詩四首解》、王祖源《漁洋山人秋柳詩箋》、徐壽基《秋柳詩詮》、高丙謀《漁洋秋柳詩釋》、李兆元《漁洋山人秋柳詩舊箋》、鄭鴻《漁洋山人秋柳詩箋注析解》等，多是對其典故加以附會增飾，從而形成種種“政治讬寓式的詮釋”——“本事說”，如懷思故國說，為“明藩故伎”所作說，吊南明福王舊事說，詠明濟南王故宮說，“南雁”指南都遺老說，“西烏”指顧炎武說，“枚叔”指錢謙益說，“福藩故伎”指鄭妥娘說等等，其釋義之爭構成近三百年來文學批評史上的一樁公案 。進入二十世紀，學界對<秋柳>之隱晦典故已多持批評意見，如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批評<秋柳>“用典之拙劣”，稱其“比例泛而不切，可作幾種解釋，無確定之根據” ，日本吉川幸次郎稱詩中典故“使此詩整個的含義變得極其難解” 。種種“本事說”之非已為學界所共識，但對<秋柳>四章主旨之深入研究，卻甚少有新的進展。作者對<秋柳>四章的詮釋，從詩歌產生的時間、地點、緣由等因素考察王士禛明湖賦<秋柳>詩背後所可能隱含之心理、精神因素，在種種“本事說”之外，開拓了新的詮釋空間。<秋柳>四首詞意之隱晦、情調之哀傷，確實會讓讀者產生一種歷史滄桑感，且王士禛幼年經歷了明朝的覆亡，崇禎十五年（1642）清軍破新城，王士禛叔父王與玫、王與朋兩家死難十餘人，其後“甲申之變”中伯父王與胤一家又有多人殉難自殺。流賊的屠殺與異族的蹂躪，給王士禛留下了慘痛的印象，故<秋柳>詩中的哀傷被解釋成“故國之思”，亦非空穴來風。作者不蹈襲前人舊說，運用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實踐”理論，重新審視王士禛在清初科舉“場域”中的實踐，認為詩中的滄桑感很可能與王士禛、王士祿兄弟在舉業過程中形成的深沉記憶有更直接關係。作者據文震孟《藥園文集》、鈕琇《觚賸》、王士禛《池北偶談》等材料，例舉新城王氏在明代科舉傳家之盛，而至王士禛祖父輩，王氏子弟科舉便開始走下坡路，故王士禛在成長過程中，面對科舉承受著特殊的精神壓力。作者將王士禛早年至詠<秋柳>前之成長教育過程以年譜形式編年呈現，殊有說服力。而順治十四年八月大明湖畔秋集，正是王士禛與諸名士為鄉試而來。王士禛此前舉業頗不順利，十五歲出應童子試，被落；十八歲應鄉試，本已定解元，後被移為第六名；十九歲會試，落榜，二十二歲再次會試，中式，但僅得第五十六名，未預殿試而歸。加之其兄王士祿科舉不順，亦對王士禛產生了一定影響。因此作者指出：“新城王氏一族的生存目的有一內在邏輯，即，登第入仕，此一生命實踐代代相傳，內化成一種習性。王氏子弟傾注無限心血，在朝往‘進士’之途上奮力前進，考取功名與仕宦構成他們生命史中的重大‘通過儀式’。”“政治、社會的動盪並不影響王氏子弟讀書應試的堅毅意志。習性，是某些頑固的原則；我們幾乎可以說，王士祿、王士禛是為考試而考試，是王氏家族的集體‘行為傾向’起著作用。”(頁25-26)故作者推測，<秋柳>詩中的“滄桑之感”，或與王士禛舉業過程中形成的深沉記憶有關，早年的考試不愉快經驗、以及對殿試的焦慮而發生，并從王士禛數年後所作<丁酉詩>、晚年所作《古夫於亭雜錄》中找到了旁證。此說發前人所未發，令人頗有耳目一新之感。學界對於<秋柳詩>之研究，亦曾關注過王士禛之心態，如黃河先生在《王士禛與清初詩歌思想》中指出：“他們既不能不承認清廷統治的事實，又對前朝尚存留戀，特別者如王士稹，還常常沉浸在對自己家庭在前明的榮耀這種幸福回憶裡而不可自拔；既迫切希望通過入仕以實現人生理想和宿願，又明確意識到入仕清廷有違于傳統道德觀念與人生操守信念。……在—個這樣的環境中、背景下，王士稹<秋柳>詩的出現，給其時士人這種分裂扭曲心態的釋放和表現創造了一個契機，使他們被扭曲的心態得到一種附著。他們以即本著這樣的心態而稱道<秋柳>。” 雖已察識到王士禛對前明王朝的眷戀與渴望入仕清廷的矛盾心理，但這也是明清之際士人分裂與扭曲的普遍心態，並非王士禛所獨有，未能進一步具體考察王士禛科舉壓力下的焦慮心態。無獨有偶，《秋柳的世界》出版後，周興陸先生獨立完成的<少年記憶與<秋柳>詩之微旨>一文，同樣重新考察王士禛作<秋柳>詩時的當下情景，指出“把<秋柳>詩解釋為諷刺南明小朝廷，只能說是屈復自己心裡意識的主觀投射。進入新朝之後的年輕的王士禛思考更多的是如何憑仗科舉重振門楣”，“獵取功名，晉身仕途，以期重新振興新城王氏家族，這才是王士禛兄弟在清初的真正志向。” 亦已注意到王士禛<秋柳>詩與科舉之關係，并指出其作<秋柳>詩時真正的意圖是“獵取功名”，佐證了作者之觀點，與其結論有異曲同工之妙，兩說可以相互參照。二、<柳洲詩話>圖卷與“手抄本文化”作者熟稔西方文論，使得全書理論色彩較強，但在傳統文獻考證上，同樣毫不遜色。如通過對比王士禛批點《徐詩》與徐夜後人所編《徐隱君詩》，指出王士禛編刻徐夜詩集時對其和<秋柳>詩進行了較多的改動（頁202），這與王士禛“神韻說”的詩學主張有關，對瞭解王士禛文學思想亦有一定幫助。再如對比多種<秋柳>文本，指出《漁洋精華錄》中<秋柳>四章刪除了其小序，是“王士禛（通過門人）去歷史化的一個舉措”（頁201）。但更為出彩的，還在于以顧頡剛後人所藏<柳洲詩話>圖卷為參照，結合中國傳統詩學、書畫藝術與“手抄本文化”研究之相關理論，對<秋柳>詩之精彩論述。1926年，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在福建泉州購得一幅作于順治十四年（1657）的<柳洲詩話>圖卷，畫面中心為王士禛與三位友人圍坐于大明湖秋柳下論詩，圖後另紙有王士禛書<秋柳詩>四首並序，曹溶、朱彝尊和詩及嚴沆、陳伯璣評語。王士禛序云：“……未幾槜李曹子溶、秀水朱子錫鬯先後寄遙和之作，□□陳伯璣歎賞不置，好事者遂屬濼水宗老繪成<柳洲詩話圖>見示，並欲予書詩其上。會予奉揚州司李之命，急束裝赴程，又性不耐小楷，強應以答二三君子意，然□□予行半日矣。” 可知<秋柳>詩多次唱和後已為文壇雅事，由“濼水宗老”繪成圖卷，陳伯璣再請王士禛將<秋柳詩>書於圖卷。作者多年來一直探求此圖卷下落，功夫不負有心人，最後終於得以目驗圖卷實物，并對圖卷中的文字重新做了詳細校正。圖卷中<秋柳>序前半段與<菜根堂詩集序>、《漁洋詩集》中之小序大致相同，但所引部分並不見於袁世碩先生主編的《王士禛全集》，不僅作為佚文對全集可作增補，更有意義的是，<柳洲詩話>圖卷之文字與通行本對比有多處異文，如圖卷中題記云“僕本恨人，性多慷慨”，而通行本中作“僕本恨人，性多感慨”，結合王士禛時赴揚州推官之境遇，作者對“感慨”與“慷慨”之區別作了細緻分析，進而考察王士禛題圖之際的心理狀況，並結合圖卷中王士禛所鈐“余亦澹蕩人”閒章，指出該異文“是自我形象經營的舉措、行動者製造意義與價值的刻意策略”（頁8-9）。對於曹溶、朱彝尊和詩之異文，亦有細緻論述，如朱彝尊和詩在通行本《曝書亭集》中作“亡國尚憐吳苑在”，而<柳洲詩話>圖卷中作“故國尚憐吳苑在”。結合當時政治背景及朱彝尊、王士禛不同身份與心態，作者認為圖卷中的異文不僅是王士禛對文辭優劣去取之考量，還有“政治正確”之意圖，亦有一定道理。學界對王士禛<秋柳>詩之研究甚多，但運用手抄本文化理念並結合<柳洲詩話>圖卷作深入闡釋，尚屬首次。正如作者所云：“以民國年間重新發現的一幅圖卷、一首詩為研究素材，比勘相關異文，思考相關問題，一步一步走進文詞背後那紊亂而又豐腴的文化、歷史世界中，對‘傳世本’背後的那些作者，加深了瞭解以及不瞭解。” “手抄本文化”理論近年來逐漸為學界所重視，以田曉菲《塵几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為代表，田著指出：“……在文本平滑穩定的表面之下，律動著一個混亂的、變動不居的世界。這就是手抄本文化的世界。這個世界，一般讀者無緣知曉，因為它只在少數殘存的早期異文中留下些許痕跡，而就連這些痕跡，也常常遭到編者無情的刪除。” 在印刷術普及之前，文本常以抄本形式流通，而之前學者對手抄本的研究，更多是選擇作為“底本”或“參校本”校勘其異文，最後整理出一個通行的“定本”，形成了文本“平滑穩定”的表面狀態。“手抄本文化”理論提醒我們更要注意那些變動的異文以及那些被編者刪除的文字，這對社會史、文化史、心態史、政治史研究均有重要價值。過去我們更多關注稿本、抄本，用書畫作品校勘者亦是少數，遑論進行“手抄本文化”研究了。其實明清以來文人與書畫家交流頻繁，很多文人本身就是著名書畫家，書畫傳世作品甚多，其中不乏重要詩文可資參校者，因此在確認其真跡基礎上 ，辨別書畫作品之異文，是考察詩人當時創作（書寫）心態、詩歌創作過程的重要依據。手抄本文化理論在文學研究尤其是明清文學中有更廣泛的應用前景，作者以<柳洲詩話>圖卷探討<秋柳>詩之成功範例，值得我們學習借鑑。此外，作者通過<柳洲詩話>圖卷指出王士禛在大明湖畔賦詩至<柳洲詩話>圖卷製成，再至和作題於圖卷，可以看作是“一樁不斷衍生的書寫事件”，“秋柳詩社”可以說是王士禛啟動、策劃又全程參與的一次唱和活動（頁3）；<秋柳詩>這樁書寫、傳播、詮釋事件中，王士禛除了是原詩作者外，還須以一“行動者”視之，均是將文獻考證與理論完美結合，限於篇幅，不再展開。三、從回應到回歸：清初詩人和<秋柳><秋柳>一出，和者甚眾，王士禛曾不無得意地回憶說：“順治丁酉秋，予客濟南。時正秋賦，諸名士雲集明湖。……予悵然有感，賦詩四章，一時和者數十人。又三年，予至廣陵，則大江南北和者益眾。” 唱和<秋柳>之傳統在清代一直延續，但對於如此眾多的和詩，學界卻少有研究。目前僅見張宇生<顧炎武<賦得秋柳>詩新解>及拙作<清代和王士禛<秋柳>詩初探>兩篇論文。前者主要考察顧炎武<賦得秋柳>一詩與王士禛、徐夜詩之微妙關係，認為其主旨是悼念魯王 ，然對和詩分析較為簡略。後者選取清代十餘人所作<秋柳>和詩，分為遺民詩人、閨秀詩人、科舉得意與失意之人四組略作探討，主要考察王士禛原詩並無“故明之思” ，對和詩本身亦未深入展開論述。《秋柳的世界》選取顧炎武、徐夜、曹溶、朱彝尊、冒襄、陳維崧六人和詩，作為三組分章闡釋，這是學界首次對和<秋柳>詩之系統研究。較早唱和<秋柳>者為王士禛從兄徐夜，同年顧炎武作<賦得秋柳>，對<秋柳>唱和亦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顧炎武之詩曾引起學界爭論，上世紀三十年代黃節先生指出，顧炎武此時與王士禛並未相識，其<賦得秋柳>並非為和<秋柳>所作。此說一出，爭議遂起，王蘧常、王冀民兩位先生在箋注顧炎武詩時均加以反駁，對黃節之說多有商榷，<賦得秋柳>為<秋柳>之和詩，幾為學界定論。但作者經過仔細考辯，指出徐夜和詩作于順治十四年八月十七日以後至九月間，九月顧炎武與徐夜相會於濟南，得見徐夜之和詩，<賦得秋柳>亦作於此時。顧炎武<賦得秋柳>其實更多是唱和徐夜之詩，“涉及士禛處則偏取一端而發揮其故國舊君之思，言下且不無調謔原作之意”（頁105），“賦得”二字已是暗示非和，而是就原唱、和作而賡作。論據充分，言之有理，不僅徹底解決了一樁學術公案，且對顧炎武<賦得秋柳>中“故國之思”，對王士禛原作“調謔”之意以及徐夜、王士禛、顧炎武<秋柳>詩之“三角關係”作了深入探討。順治十六年（1659）秋曹溶和<秋柳>詩，然與王士禛原詩相比，在用典、辭氣、風調、用韻上差別甚大，且內容晦澀難解，作者自言“曹溶的<秋柳>詩寫得甚好，也卻是我處理諸家<秋柳>詩最困難的一首”(頁200）。通過考察曹溶在明末清初的仕宦經歷，“循著習性、性情與詩歌創作實踐的緊密關係”這一線索，探討此間曹溶行事之大概、情感、思想狀態，指出曹溶詩亦受“習性”之影響，詩中流露出“官運不暢，抑鬱失落；懷人憶往，感喟平生；觸景生情，憑弔先烈前賢”之感喟（頁128）。學界多強調曹溶與明遺民之交往及詩中故明之思，實際曹溶在順治元年（1644）即以御史身份降清，且連升三級，官至戶部侍郎，因清廷內部黨政而被貶黜。故作者提醒我們，曹溶詩中雖或有故明之思，但並不妨礙其對清政府的效忠，對於曹溶詩歌的解析，千萬不能陷入二元對立（明清對立）的思維、邏輯、話語結構中，以免有所遮蔽。這不僅有助於解析曹溶詩歌，對研究易代之際詩人心態、詩文分析，均有啟發意義。與曹溶同時，朱彝尊亦有和作，結合此時鄭成功金陵之役敗北的政治背景，作者認為作為“遺民”的朱彝尊與作為“貳臣”的曹溶之和詩存在互文性、對話關係，“朱彝尊<秋柳>之詩微妙地道出了曹溶的心事”，同樣為我們研究清初“貳臣”與“遺民”在“情誼與文字上的交集互動”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順治十六年，王士禛出任揚州推官，與江南諸名士燕無虛日，建立了龐大的交遊網絡，為其成為康熙詩壇盟主奠定了基礎。學界對王士禛與江南文人之交遊已多有關注，但均以王士禛文學創作為考察中心，對江南文人與王士禛之間的互動研究較少 ,以此探討江南文人之特有心態者更是鳳毛麟角。作者認為江南文人冒襄、陳維崧所作和<秋柳>詩在辭語典故、結構章法方面最接近原作，但在寄託、情韻上卻迥異“貌合神離”，這也正是冒、陳二人和詩之高妙所在。作者敏銳察識到，冒襄和詩使用詠柳詩中較為罕見的“朱門”一詞，陳維崧和詩中突兀出現“江南子弟”一語，“隱隱然就是江南‘朱門’、‘江南弟子’向王士禛此一山東世家子弟幽幽訴說的‘江南——朱門——秋柳’的哀怨故事”（頁13）。二人筆下的秋柳，更多隱喻著明清易代之際江南教坊妓女的悲慘命運。作者認為“‘秋柳’，是明清之交一個豐腴、有效、有力的隱喻”（頁191），是通往詩人生命經驗、情感、思想的重要通道。對於明清詩歌的研究，不能只关注“宏大敘事”，更應通過“隱喻”考察詩歌背後的世界，考察詩人獨特的生命經驗與情感。結語詩歌細讀是作者當行本色，如前期出版的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等著作，堪稱這方面的代表。目前學界對明清詩歌的研究，除對个别名家名作有所深入探討外，絕大部分尚處於原始資料的搜集整理階段，明清詩歌被認為價值不大而缺少關注，遑論對其深入细读。本書對<秋柳>及和詩之細讀，可圈可點之處頗多，對明清詩歌研究頗有開拓性意義。除了傳統意義上考證本事之“考今典”與解釋辭句之“釋古典”外，詩歌之間的意象、意境、字詞、句法結構等細部對照，詩歌之間“互文性”關係，原唱與和作、和作與和作之間的對話，均分析細緻入微。如指出徐夜與顧炎武和詩中的“話題——陳述結構”，冒襄和詩與原唱在詞語、典故、句構、章法上的“貌合”而在寄情、情韻上的“神離”等等，為今後明清詩歌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與方法。作者對詩歌抽絲剝繭式的文本細讀，亦未僅局限于原詩本身，作者指出：“倘若單看其<秋柳>一首，難免如盲人摸象，不得其全豹，甚或以偏概全。”（頁127）對相關材料之佔有也是“竭澤而漁”式的，如論王士禛之<秋柳>四章，作者對其之前詠及柳之詩句、專門詠柳之詩全部摘錄排比，從而指出<秋柳>四章並非其早年詠柳“習性”的延續，其“秋柳”相對此前的“春柳”，是一個斷裂（rupture），“秋柳”之“柳”為王士禛處理此一物象的新發展，而“秋柳”之“秋”，則是王氏詩藝“習性”之延續（頁47-53）。再如學界對顧炎武<賦得秋柳>中“賦得”二字之論爭，作者對顧炎武現存詩歌中所有“賦得”體一一考察，再結合<賦得秋柳>創作時間、背景，指出“賦得”真實含義（頁76-83）等，均以資料翔實、考證細密取勝，亦可見作者用力之勤。作者對王士禛<秋柳>及六人和詩做了精闢而深入的論述，但清代和<秋柳>詩眾多，僅選取六人之作，未免讓讀者產生意猶未盡之感。如閨秀和<秋柳>者甚多，王士禛自稱：“順治丁酉，余在濟南明湖倡秋柳社，南北和者至數百人。廣陵閨秀李季嫻、王潞卿亦有和作。彼二年，余至淮南始見之，蓋其流傳之速如此。” 清嘉、道間梁章鉅云：“王漁洋<秋柳>詩，當時閨秀和者至數百家。” 若能將現存閨秀和詩蒐集作為一組加以論述，相信會別有新意。作者指出王士禛原唱<秋柳>背後所存在的科舉壓力殊有新意，其實和<秋柳>之詩人中不乏進士乃至狀元等科舉得意之人，如雍正五年（1727）狀元彭啟豐有<秋柳四首追和王阮亭先生原韻> 、乾隆十年（1745）狀元錢維城有<秋柳四首追和漁洋山人> ，與王士禛鄉試前壓抑、焦灼心情不同，他們科舉前的和詩更喜用“柳汁染衣”、“李固袍新”之典故，以預兆自己高中，心態積極向上 。將進士群體和<秋柳>之作蒐集對比，亦頗有意義。且<秋柳>詩之影響絕不僅局限于中國，若將視野放大至域外漢籍，考察東亞詩人之和作，定會有新的收穫。期待作者能將<秋柳>和詩蒐羅完備，假以時日，相信會有更加精彩的著作問世。 刊于臺灣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