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14-2
ISBN:9787108048387
作者:(日)沟口雄三
页数:347页
内容概要
作者:(日)沟口雄三 译者:龚颖、赵士林
沟口雄三，（1932—2010）著名汉学家、中国思想史学家。1932年生于名古屋市。195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1967年名古屋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修毕。历任埼玉大学教养部助教授，教授；一桥大学社会学部教授；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沟口雄三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前大东文化大学教授，因罹患帕金森病，于2010年7月13日凌晨1点，在东京都练马区一家敬老院逝世。
沟口历任一桥大学与东京大学教授，以研究中国宋代至现代思想史而享誉学界，并是日中专家研讨项目“日中知识共同体”的骨干成员。著作有《作为方法的中国》、《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中国的冲击》等。
书籍目录
代译序
被分有的法则：中国历史的基体
儒教史宋代至近代
中国的思想
作者简介
《中国思想史(宋代至近代)(精)》由作者沟口雄三两部通论性的思想史著作构成，《儒教史》从“儒教”的角度梳理从北宋王安石经朱熹、王阳明到李贽、戴震，一直到20世纪的大同观的思想中，儒家观念的发展脉络（从天理向公理的转换）和在社会政治层面的屈折展开。《中国的思想》则是面向普通读者的普及性读物，主要通过与日本同类概念的比较，探讨了天、理、自然、公等中国思想史中的核心概念的特质，并对这些概念从宋代到近代怎样完成了质的展开，分别做了重点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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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25岁的沟口雄三从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后，遵循日本长子继承家业的传统，经营家族土木测绘公司，直到其步入正轨后，方才交棒给弟弟，以32岁的“高龄”重新入爱知大学攻读中国思想史。在这段学术空白期，精通汉语的沟口除了经商外，还积极从事中日友好活动。他在名古屋组织中国展览会，却意外遭到了中国代表团的“审查”，要他表态是否支持文革与武斗。沟口拒绝回答，结果竟因此被从筹备委员会中除名。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对沟口的治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无论是研究李卓吾、公私问题或其他，皆暗含了他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和政治的深切反思。沟口的一个基本立场是，对中国的研究必须跳出欧洲框架，既不能将其“置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延长线加以理解”，又不能以“民主”、“自由”为尺度对其妄加指责，应该“空着双手进入历史”，从中国出发去研究中国。《中国思想史——北宋至近代》正是通过回溯至宋明清，通过对中国思想内在脉络中“天理”、“仁”、“公”等概念变迁的梳理，发掘近代中国各种貌似反常事件、意识形态的内在理路。二十世纪初，内藤湖南提出了著名的“唐宋变革论”，指出以唐宋为分界点，中国自六朝以来形成的“上品无寒流，下品无士族”式的门阀贵族制度宣告终结，建立起了以皇帝为核心、以科举选拔的士大夫为行政主体的官僚式中央集权制，经过元代的异族统治，明代的废宰相立内阁过程，最终在清代达到顶点——也就是说，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绝非谭嗣同所说的“两千年秦制”，或五四反传统话语中一成不变的君主专制“孔家店”，而是光谱一般的渐变过程。虽然“唐宋变革论”自提出以来，不断地被气贺泽保规等学者所补充，被陆扬等学者所质疑、纠正，但它比五四的极端反传统观点要立得住脚，已是不争的事实。沟口雄三的中国思想史，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理论的变体。他认为，对于建立何种中央集权体制，“宋代建立后的前150年，即整个北宋时期都耗在这种尝试和探索中了。”宋室南渡后，这种探索犹未停止，由此形成了大致两套方案：一是北宋的王安石路线；二是南宋的朱熹路线。和西汉桑弘羊和王莽一样，王安石主张扩大政府职能，甚至实行某种国家社会主义。他认可《周礼》中的“一君万民”理念，即所有民众，都是皇帝治下之民。于是亲自编纂重义理与经世的《三经新义》作为州县学校的教材，“变学究为秀才”，培养实用型官僚以取代唐代的文人士大夫。同时颁布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使经济活动进一步控制在政府手中——熙宁变法高估了政府的执行能力，推行至基层时往往已变味，且因过度压缩地主和士绅的利益空间，推行不到十几年，至元祐便被推翻。王安石变法在士大夫心中留下了极恶劣的映象，很多人甚至认为，1127年开封被金兵攻破，北宋灭亡都得归咎于此。读黄宗羲和全祖望的《宋元学案》，可发现此类言论比比皆是。高宗南渡后，士大夫势力重新抬头，代表人物便是朱熹。朱熹颇为重视被王安石讥为“断烂朝报”《春秋》，不仅因为董仲舒正是从中抽绎出限制君权的“天人感应”论，还因为春秋游士和二程、张载等士大夫“昂扬的经世责任意识和自负气质”非常相近。沟口认为：“朱子希望官府和豪户能够共同治理乡村，这一设想正是他和王安石之间的最大差异，因为王安石主张的是官府一元化的统治策略”，“以后的历史发展印证了朱子思想所具有的先驱性。”朱熹敏锐地看到，皇帝和其官僚作为有“人欲”的个体，很多时候是不值得信赖的。他主张用义捐救恤、社仓法来取代青苗法，并积极联合在朝在野的士大夫，抟聚成一股类似于六朝门阀那样与皇帝“共天下”的力量。朱熹路线的核心是道德主义：一方面要求皇帝“存天理，灭人欲”，选贤与能，放手由他们治理国家；另一方面则要求地方豪门秉持“春秋之义”，克制自己兼并土地的欲望；底层民众则恪守本分——各个基层相互体谅、配合，成就“万物一体”之“仁”。与近代西欧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限制君权不同，明清时期中国的实际政治体制，毋宁说是朱熹路线的进化版：“齐民”、“封建”并用，中央与地方相互牵制。县级以上，由科举选拔出的官员治理，直属中央政府并受其任命；县级以下的乡里，则是乡绅领导的地方自治。这种二元并行体系，摆脱了君民一体结构对于明君贤臣的过度依赖。即使王朝更迭，中央行政机构屡经变迁，县以下的治理方式却基本不变，社会整体保持安定。南宋时期，带有现实批判色彩的朱子学一直未得到体制的认可，甚至一度遭禁学处理。直到明初被立为官学前，朱子学“在民间是自主地盛行于各地的。”沟口认为，完成“朱子学的大众化”的，正是通常被认为是与其相对立的王阳明。王阳明主张“满街皆圣人”，在他那里“天理”的担当者“不限于官僚士大夫阶层，也扩展到了农工商阶层”。但阳明“知行合一”说的“知”指人的道德本性，而非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知识”，打通“知”与“行”之间藩篱的关键仍然是“克私”，这一点与朱熹完全相同。阳明学说中最富争议的是“无善无恶”的“四无说”，在他生前，两大弟子王龙溪和钱绪山已反复争论，此后更是在明代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阳明提出“无善无恶”的本意，其实是指在心本体内不要设定理，借此鼓励人们摆脱固有社会道德观念的束缚，独立地去寻求“至善”。可是若将“无善无恶”论无限扩充，认为日常行为都无需受任何善恶观念束缚的话，那么“恐怕就难免要承认人的欲望也是至善即理这一点。”这种肯定欲望之“私”的主张，在阳明学的重要分支泰州学派代表人物李贽那里达到顶峰。研究生阶段师从入矢义高研究李贽的沟口认为，这位异端思想家并没有无条件地认可人们的所有欲望，他肯定的“私”只是“衣食住这些为保证人的社会性生存所必需之物”。万历年间，朱子学官学化的弊端开始显现：“存天理、灭人欲”不再是向上要求皇帝克制欲望的诉求，而是向下用礼教控制民众的说辞。李贽高倡“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理”，就是排斥任何人自居“天理”，自上而下地将其强加于民的做法，他“大胆推翻以往的儒家以维护道统为轴心的历史观，发展了一种被认为是功利主义的、重视民生的历史观，实际上这也是他被视为异端的主要原因。”这种新历史观认为，人民的生存权至高无上，只要能使“百姓卒免锋镝之苦”，连五代冯道这种遍仕四朝十二君、毫无气节的人也值得赞颂。若能保证温饱，加强君权是可以接受的，基于这一看法，李卓吾甚至骇然将秦始皇评为“千古一帝”。东林党人对这种言论深恶痛绝，作为以江浙知识精英阶层为主体的政治团体，他们如同十七世纪英国的辉格党一样，致力于对抗皇帝及阉寺的一元化专制，伸张“富民”，即乡村地主阶级和城市工商阶层的利益。明朝、南明相继灭亡后，东林后裔黄宗羲隐居著述，撰成《明夷待访录》，书中反对君主的“大私”，主张要安定“自私自利之民”——注意，这里的“民”并不是“人民”，而是“富民”。吊诡的是，这一主张在经济政策上，竟被清朝统治者所接受。作为外来政权，满清为巩固统治，不得不与地方精英合作。明代盛极一时的皇族、勋戚等特权大地主自清初起逐渐衰落，商人地主、非特权庶民地主占有土地则增加。曾经居于首位的民和皇帝的对抗，也退居其次，富民阶层与贫民无产阶层的矛盾则上升。黄宗羲的民本理论最终胜利了，可是“胜利的果实却被异族摘取了”。所以沟口认为，清代并未出现岛田虔次所言的“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而是按其固有逻辑继续发展。明代社会始终活泼泼地，在于中央和地方权力二元结构的相互制衡，可到清中叶，地方乡绅、富民阶层与皇帝、官僚等公权力却开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们“试图共同稳定秩序，而作为秩序意识形态的天理则发挥着专门压抑下层民众生存欲的作用。”生活在这一时代的戴震由此感叹道：“人死于法，犹有怜之；死于理，其谁怜之！”而鲁迅所描述的“吃人的礼教”，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更为严峻的是土地问题，“康乾盛世”过后，清末相对于明末人口猛增7.5倍，耕地面积则只增长了2倍，兼并现象严重：“土地被少数地主阶级霸占，而绝大多数人则是无产农民。”清中后期学者多重经世，并围绕井田等土地问题展开广泛讨论，正是反映了社会对于“均平”的强烈诉求。咸丰、同治年间，随着清室力量的式微，《明夷待访录》、王夫之《黄书》、唐甄《潜书》等禁书被刊印，明末的民（富民）本思想与种族主义复活。同时，经过太平天国运动，谭嗣同《仁学》、康有为《大同书》的阐发，新造的民（庶民）生思想与激进平均主义理念也渐渐兴起。相较而言，前者多是两百多年前的老调，已不适合当下；后者才更符合废除土地私人占有，实现公有化的大趋势。同盟会-国民党更多地继承了前者，共产党则继承了后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最终归于共和国而非中华民国，绝非偶然。中国人有一种“维护传统的顽强性”，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例外。他们表面上看比国民党要反传统得多，但恰好是他们更好地吸收了宋明理学、清代经世学的遗产，只不过加上了马列的外壳罢了，比如把“天理”化用成“历史必然性”，把“仁”、“均”化用成“大公无私”，把“德才兼备”化用成“又红又专”，等等——这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如说是“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化”。沟口总结道，由于中国革命深深扎根于传统之中，因此不可能像近代欧洲那样以私人财产权、思想自由和权利为基础，“它无可避免地只能成就一场为‘公’的革命。”（已发表于8月4日《经济观察报》，转载请注明出处。） -
书很好，但是编校真是醉了。关于“·”的使用不规范。其一，表示连接时候本应该使用小连接符“-”，“自然·道德·政治”，“天理·人欲”诸如此类用法不一而足。其二，在后一篇的翻译中，表示名和字的区分，古籍中不加区分，台湾书作也多用此法，比如“程颢明道”，“颜元习斋”，或者像大陆一样在名字后打个括号程颢（明道），加个点“颜元·习斋”真让人有点方。关于称谓的问题，出现很多“人称临川”“人称明道”“人称濂溪”，应当为临川先生，明道先生，濂溪先生。还有一些细节的问题，比如把王安石的学问称谓王学，而在已知语境中“王学”专指王阳明的心学。（P10）P58《章句》、《集注》应为《大学》《中庸》章句，《论语》《孟子》集注。P108“条分缕析”翻译为“条理段落”需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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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与乾嘉 ；中日文化理与私不同(理的不同与近代科学物理的关联，私的不同与中文化中公的概念与欧洲私有财产的关联；理气二元论到理气一元和欲望；明清之际作为人的主体性不断扩张。中日不同，儒家的道德等级秩序和儒家天理观念(非汪共同体)二者缺一不可。中体西用也许对传统的保留废弃革新再生。 -
在这本书中，沟口雄三对天、理、自然、公、私等观念的内涵在中国的发展演变，作了深刻而独到的阐述，实在是别开生面；而他对中日之间这些观念的比较研究，也启发了对两国近代以来历史进化殊途的思考。 -
本书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宋代至近代的儒教史，其二是中国的思想，这两部书都写的普及性比较强，内容也相对浅显，但是贯穿着沟口独有的观点。儒教史中，是擅长用社会史来解释儒学发展。中国的思想是根据关键词撰写的思想概论。可以与沟口相关著作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从论文向通俗读物的转化。 -
左派思想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似乎是此老的一贯预设。 -
最有启发处：1、明末清初实学之风非仅表面所见为阳明学之反动，实为阳明学五经皆史等观点动摇了经典的权威性而产生的暗流。2、关于“公”“私”：梳理了儒教在革命思想中的那道流，关于土地革命和清初以来的田制讨论这条线，也很有启发。读思想史著作有时觉得线索多得令人混乱，但乐趣亦在此。就像最近看的《暗杀》电影，一开始头绪繁多，诸条线索并进，很佩服导演将这些梳理并展现给看官。 同样佩服思想史的梳理者。 -
书开头已经说了这本书的性质。难能可贵的是沟口先生的历史脉络感非常出色，结合自己对思想史的看法，形成的思想史不是死的而是具有强烈现实感的，可以结合他的几篇论文来看，此处不多说了…… -
精华在前一半 -
某种唐宋变革论的变体：认为宋代的天观已从有意志、有主宰性的天变成了有自然法则、法理性的天。 -
这学期做宋代画论的报告时尝试过思想史视角切入，用了沟口雄三所说的唐宋“天”观转变，理论层面倒是有相通的可能性，但最终还是被老师要求必须做具体的画作分析...... -
后半与前半颇有些重复，但是多了中日之间的比较，谈公/おおやけ、私/わたし，简要但是精当，同时联系中日在近代转关时的政治走向，有启发。此外介绍朱子、阳明学在日本的受容的部分算是扫了下这方面的盲。 -
中国的思想可以说是最全面完整的体现沟口整体认知的小册子 -
立場屬左派史學，觀點比較新穎，但論證過程不是十分嚴謹。其主要觀點陽明心學是對朱子學的深化、清考據學本質並非反對陽明心學與我的看法十分接近，看後有一定啓發。 -
分两篇，儒教史看的比较认真，中国的思想略翻了翻，儒教史还是很好看的，条理很清晰，撼动了很多“通常的观点”，而新的观点都是有史料佐证的，所以人云亦云真的是往往谬以千里。 -
用词很好，至于其他并无太多特色 -
这本既深刻又精炼，激动。张口就是“回到历史情境本身”云云其实也很无力，沟口氏则能将各时期的思想潮流很好地勾连起来，尝试讨论各种概念生成的社会背景，及其在思想史脉络上的位置，确实对“内在于中国历史脉动中的左右着历史运动基本方向的向量”有精准的把握。可惜的是全书无一注释或参考书目，几处提到“以往的研究”或“一个年轻学者新近的研究成果”，门外汉都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啊……泪目。/ 后半册读得相对潦草。人名字号有几处错误。 -
儒学脉络中强调了王安石、卓吾和戴震 -
前半部《儒教史》精彩异常，以"思想史－社会史"洞透宋以降儒家思想发展之动力，对王安石与朱子－阳明之论述尤显独到；后半部《中国的思想》由于是广播稿整理而来，厚度逊之。「孙歌的序甚好」 -
本书由《儒教史》和《中国的思想》这两本小书组成，前者是学术著作，后者则是面向大众的普及性读物。在《儒教史》里，作者重点介绍了王安石、李贽、戴震等在传统儒学中被遮蔽的思想人物；而在《中国的思想》里，作者通过与日本的对比研究，详细阐述天、理、自然、公等基本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内涵。无论是专业著作还是大众读物，作者总能言人所未言，察人所未察，实在让读者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