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中国（上）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8
ISBN:9787508640969
作者:周其仁
页数:248页
内容概要
北京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教授，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2011年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公共经济学家等。
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
1978年从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在杜润生先生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
1989年5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访问学习。1991年秋进入UCLA，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春季起，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并应邀为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长江商学院开设课程。
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已出版作品有《货币的教训》《中国做对了什么》《病有所医当问谁》《世事胜棋局》《收入是一连串事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挑灯看剑》《数网竞争》《产权与制度变迁》等。其中《货币的教训》与《论中国》和《乡关何处》同获2012年新浪年度十大好书。
书籍目录
“城乡中国”开篇的话
｜第一部分｜城市的功用｜
城市的能耐
经济密度甚于人口密度
探查方法的一个交代
抑制城市成长的传统原因
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
城市化滞后拖累经济转型
重工轻城，由来已久
城市偏向导致城市化滞后
｜第二部分｜自由乃城市之基｜
录以备考的迁徙自由
限制迁徙自由的理由
老大哥的坏榜样
制度安排非同小可
城乡分割影响深远
经济自由是城市化的根基
城市化加速的第一推动
政策背后是权利安排
抽象的目标很重要
用抽象的原则保障具体的自由
城市化的权利不平衡
｜第三部分｜地权的演变路向｜
土地产权的变化线索
先国有化、再市场化的由来
土地急就章的得与失
香港地制的另一面
民地是如何转为官地的
城市土地国有化之谜
城市土地国有是全盘土地国有第一步
国家权力与国民财产的边界移动
城市设立程序与城市边界
国家进入居民私产的跳板
｜第四部分｜主导机制的分叉｜
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呼之欲出
征地权是行政主导城镇化的一把利器
这又是哪一门“市场竞争”
画地为牢的土地资源配置
“还权赋能”，意义不凡
说说“还权赋能”的来历
从放权到还权
如何应对改革触发的深层风险
｜第五部分｜确权走新路｜
“确权”究竟何难之有？
“血战到底”的悬念
兰田村的重要一课
数目字的城乡差别
土地不准流转的由来
“土地转包”开了第一个口子
厘不清使用权，何来转让权
湄潭的贡献（上）
湄潭的贡献（下）
告别苏联特色的集体经济
拖泥带水的新体制
作者简介
《城乡中国》内容介绍：中国虽然大，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是城市，一是乡村。中国的人口十几亿，也可以说只有两部分人：一部分叫城里人，另外一部分叫乡下人。城乡中国深刻的分野，促使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就写出他著名的《乡土中国》。
今天，虽然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可是城乡之间依然有着巨大的差距，甚至鸿沟越来越大，导致中国发展中的大多数重点难点，都在农村，都在城乡之间。周其仁教授在《城乡中国》中指出，没有农村、农业和农民状况的根本改善，国民经济是搞不起来的。因此，近年来关于城镇化的讨论始终不绝于耳，成为政府、大众、舆论、专家学者热议的焦点问题。
5年来，周其仁教授及其同人陆续以实地调研的形式，深入调查了中国很多地方城乡的情况，在《城乡中国》一书中，将城乡之间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后果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娓娓道来，试图增加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认识，找出沸沸扬扬的城镇化改革的症结，消除城乡之间的巨大分隔。也期望让更多的读者通过《城乡中国》了解和思考今日的中国和未来的发展，找到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契机和触发点。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2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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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的逻辑很清晰。经济聚集高于人口聚集（测度：地区/全国GDP占比与地区/全国人口占比），如果前者高，那么会向城市聚集，这也是形成大型城市的动力。改革开放前的城市化特征“工业化领先于城市化”（非第一产业GDP占比以及非农人口占比）。中国城市化的特征即为“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城镇建设用地占比与人口占比）。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是因为土地划入城市的权利大大抢过了人口进城的权利。背后制度变迁过程1987年民营企业可以合法注册登记，土地资源亟需流转可供建厂投资。故此年中央政府修改土地法律，从“严禁土地流”转变为”有条件允许转让使用权“，土地使用权住宅70年、工业50年、商业40年期限是从香港殖民政府借鉴而来的。香港又是受1997年租期限制以及土地供应垄断而决定的。（P110 香港地制的另一面）。城镇化的制度基础，包括三大支柱——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经由行政审批设立城市、国有土地才可合法出让，以及一把利器——征地权，总的特征是高度的行政主导或政府主导。中国城市化在宏观非最优的微观基础：作为本地政府。其行政和经济权力属地化，对他们的最优解，只能是增加本地范围的供地，兴建本地内的设施和其他项目，才能在本地区的净收益。而农民可以去其他地区投资、经商，使集聚更明显。一定程度上批驳区域竞争。克服方法唯有使土地市场自由流动，而非地方政府增加供应。三言两语把问题能说透真不容易，周其仁就是少有的具备这种发现真问题能力的学者。所谓的新型城镇化再新也应该而且只应该落实到“还权赋能”上来。土地制度的三大基石与一大“利器”皆为各级政府所控制，美其名曰“区域竞争”，实际上仅仅是在局部最优的配置。不可流转前（如现在），土地性质变更后，农民不能拿到应有的土地流转报酬；而以现今制度约束放开流转，面临权力与资本的合力，农民能有足够的保障去拿回应得的收益？存疑。愿世代必进后胜于今。 -
逡巡中国路，彷徨城乡间——读周其仁《城乡中国》李华芳在研究城市化成为热点的今天，回顾中国城市化的历史，实在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其仁老师这本《城乡中国》，适时完成了这个工作。在周其仁看来，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意味着经济密度甚于人口密度。也就是说，人往城里走，是城里的边际收益高于农村，只有到经济上的边际收益在城乡之间大致相当，这种流动的趋势才会趋缓或者停顿下来。通俗而言，就是只要去城里讨生活的能比农村赚更多的钱，那么城市化就不会停止脚步。对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而言，城市化简直就是个福音。但现实却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周其仁着眼于制度分析。对城市化来说，一个直接表现就是人口集聚到一个城市。但是人口集聚到底是城市化的因还是城市化的果，却不是很清楚。两者显然是正相关的，但理解其中的因果关系并不容易。如同周所言：“中国城市化进程历史性落后的原因，在于人口聚集受到抑制，难以对经济聚集做出积极反应。这个猜测包含以下有待探查的问题：当限制人口聚集与经济聚集的哪些关键条件被改变，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重新加速启动，并日益变得激越昂扬?”（p.14）将城市化作为一个待解释的现象，通过考察历史变迁，如果人口的限制政策的变动，产生了促使人口进城集聚的效应，那么似乎可以证明人口集聚是因，城市化才是果。中国的户籍制度一直为人诟病，其在实质上限制了“迁徙自由”。从历史上看，“迁徙自由”写入中国宪法已是困难重重，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农民进入城市都是受到限制的。这一来是基于农业生产的理由，如果农民大量进城，那么就会降低农业产出。当然相较于自由原则而言，这种功利主义的考量其实并不一定站得住脚。实际上大量农民留在农村，也不一定能提高产出。因为大量农民之间的激烈竞争会降低单个农户的收入水平。二来却是基于维护城市利益的理由，如果农民大量进城，就会降低城市居民的福利。这个理由倒是和如今继续维护户籍制度的理由如出一辙。但这个理由却忘记看到由于人口集聚带来的巨大收益和外部性。尤其是由于人口集聚催生的创新以及由此带来的市场扩展。中国的这套“管制人口流动”的模式实际上并非原创。周其仁的研究表明，这套模式还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过来的。所以周其仁把这个叫做“老大哥的坏榜样”。因为这是为了国家的整体目标而侵蚀了个人的具体自由，而自由恰是城市化的根基所在。不管是基于农业生产效率的理由控制人口流动，还是为了维护城市福利的理由控制人口流动，都是从一个功利主义的视角来看待“迁徙自由”，而没有将“迁徙自由”当成一个原则来看待。而且这种区别对待城乡居民的做法，隐含的前提就是将中国人分成三六九等。但等级社会与城市化其实是格格不入的。周其仁写道：“等级社会怎么可能推进城市化？历史数据放在了那里：1960年我国城镇化率为19.7%，可是到1978年的城镇化率只有17.9%。这就是说，18年间中国的城镇化率不但没有寸进，反而下降了近两个百分点。真比苏联老大哥还出彩，因为那里的记录是城市化率仅在1939~1940年间出现过 0.4个百分点的下降，那还是因为发生了苏联卫国战争!”（p.66）中国的城市化还是要感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因为这将人的经济自由度放开了一点，即便是这么一点点有限的经济自由，就已经使广袤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如其仁说的那样：“经济自由是行为主体对机会以及由机会带来的机会的选择，而这恰恰构成城市化——人口在空间上的流动与集聚——的微观基础。”（p.67）1984年中国“允许农民进城落户”，这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政策冲击。为什么要放开这一条呢？实在是经济条件差，原来的做法行不通了。加上改革的大方向在80年代初期开始确立，给政策松动带来了契机。是以，在其他条件都没有巨大变化的情况下，这一政策调整使得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允许农民进城落户”实在非同小可，一来是权利上落实了“可以进城的权利”；二来是允许农民进城时有经济自由，因为并没有规定农民进城到底要做什么，这就意味着可以选择自己能发挥本事的行当，获取收入。而后尽管城市化进程加速，但是土地城市化的速度远远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也就是说，尽管有大批土地从农地变成了城市用地，但原先附着在农地上的农民并没有因此就改变户籍，统统变成了城里人，和原先的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城市福利。这个土地城市化远远快于人口城市化，进一步加大了从原先工农产品剪刀差以来的城乡差距。那么这又是怎么造成的呢？这其实是因为中国法律对土地的相关规定，最终造就了土地“先国有化而后再推出市场”的做法。这种做法与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主要依赖GDP增长率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土地财政。一头是国有化农村土地变成城市用地可以带来财政收入，另一头是只要农民不变成城里人，那么用在农民身上的财政支出可以少一些，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很容易算清楚这里的账。所以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就“顺理成章”了。地方政府成了这土地城市化进程中的先头兵。这就不难理解何以中国的城市化是政府主导的，同样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土地的城市化要快于人口的城市化了。展开来说，这是因为“征地权”赋予了地方政府很大的权力。地方政府可以将原本私人和集体的土地通过先征用变成国有用地，再出让。尽管在土地后续使用中，已经采用了市场化的措施，例如土地招拍挂等。但问题是在土地供给的准入阶段，行政是唯一的手段。这也难怪其仁老师感叹：这算哪门子市场化？这种供给端受到控制的“瘸腿市场化”源于1982年的中国宪法将城市土地划归国有。却没有想到这一规定会在21世纪的中国，引发国家与民争地，冲突频发。这实在是因为法律框架本身的限制所致。中国目前的两种土地形式，不管是集体所有还是国家所有，都没有为私人权利留出足够的空间。这样一来私人对土地的使用、转让、收益等一系列权利都得不到充分保障，其利用土地的经济自由就受到了损害。周其仁利用详细的历史材料解释“城市土地国有化”的由来，以及由此造成的对个人土地权利和农村集体土地权利的损害。归结起来就是一点，行政权力通过将“土地国有化”作为跳板，得以进军居民和农户私产，国家权力切实侵入了私人领地。逡巡中国路，彷徨城乡间。中国的城乡差距本来就大，加上国家与民争利进一步扩大了差距。要缩减这种差距，一方面固然要进一步实现人的城市化，另一方面也要解决土地制度上的缺陷。周其仁认为解决之道在于“还权赋能”，将农民的权利交回给农民，或者说至少部分交回，这就足以产生巨大的经济自由。就像“允许农民进城落户”只开了点口子，就促成了快速的城市化一样。当然确立农地的产权有困难，正所谓“厘不清使用权，何以来转让权”。但中国的好处是地大，各个地方能作为改革的试验场去试一试。例如周其仁看重的湄潭“增人不增地”的经验，或许就能为农地确权走出条路来。湄潭的经验是“延长农地承包期，并且在承包期内，各户人口的变动不影响土地数量”，这样一来，因为计划生育或者其他措施导致的农户人口变动，就不会影响农村土地的公平分配。而后再考虑农地在用途上的出路。但先期根据村集体将农地权利确定下来，却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其仁老师此书历史材料梳理得好，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尽管语言平实，但加上其仁老师亲身见证诸多历史关键事件，笔底却是波澜壮阔。实在是一本研究中国不可多得的佳作。李华芳，2013， 周其仁论“城乡中国”，根本在于还权赋能，2013年9月9日，《纽约时报中文网》，http://cn.nytimes.com/books/20130909/cc09lihuafang/ -
近几年，官方话语逐渐以城镇化的字眼取代城市化一词，最近更是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说法，惹得各路学者发疯式的一阵跟随，跟开年会一般好生热闹，会议没少开，笔墨没少费，至于新在何处？呵呵，弄明白并讲的出的，恐怕凤毛麟角了吧。能够无视那些噱头，用平实的话语讲清楚中国城市化的来龙去脉，足见做学问的态度以及作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功底之雄厚，研习过不少相关文献，但直到读过本书，才终于有了开窍的感觉，只当是自己愚钝好了。作者在第一篇简明扼要地交代了几个观点。首先，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低自不必说，但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就与西方国家的城市发展拉开了距离。现代化以中国的城市成长缘何受到抑制？答曰以农业为本的经济结构、抑商政策倾向以及频繁战乱的共同结果。其二，即便是以最新的数据计算，中国的城市化率/工业化率也远低于全球的平均比值，更比说与发达国家的显著差别了。根据经济规律，工业化活动本该自然的引起人口分布的变化，然而没有出现理所应当的结果，就要从抑制人口流动这一现象背后找到人为的反向因素。其三，与前一问题相关的自由迁徙权利由此引出，为何别人有，我们无？答曰从历史中找原因，不用理想化地高看他国，人家的自由迁徙的权利也是在其无足轻重的时候被承认下来的，英国早期城市化阶段，生活质量城不如乡，上流社会看中并推崇的是田园生活。相比之下，中国早在工业化之前，权力、财富、文明就集中于市，我们早把城市看得太重要了，进入城市分一杯羹的意图才会遭遇更多的管制和敌意。官方偏爱城市的观念明确了，制度和政策又是如何管住了想要进城的腿呢？作者在第二篇中正本清源，答曰老大哥的坏榜样。原来以国家强制力限制公民迁徙、农民进城的传统不是中国内生的，而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回来的，在“一边倒”的冷战背景下，夹杂着浓厚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与迁徙自由不相容”的观点，进入了中国。当然，从中国实际出发，官方也给出了限制迁徙自由的理由，包括盲流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浪费国家钱财、加重政府管理负担、损害农业生产等。至于如何理解和评判这些理由？就需要考察当时的情况、当时的观念和现象本身的客观性与严重性了。总之，老大哥的榜样、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观念以及遭遇到的实际情况混合在一起，催生了一整套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最终导致了“农民恒为农民”的结果。阶级斗争几十年，结果却高出了一个结结实实的身份等级来。既然官方不承认迁徙自由权利，宪法写过（1954）但又没执行、后来干脆直接取消了（1975），等级社会本身又是不可能推进城市化的，那么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又是如何展开的呢？第二篇的后半部分谈到了这个问题，答曰原来那一套实在搞不下去了，人心思变，底层被逼尝试、摸索别的办法，上层才凝聚出“不改革死路一条”的共识。从农村的经验看，底层闯一闯、试一试，高层看一看、想一想，上下互动，终于有了机会推动体制方面的改弦更张，于是才有了《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那几段文字（p71-72），“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农民进城豁出了一个合法的口子。当然，这也不是瞎改，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逻辑环节，即经济自由与城市化以及更一般的空间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经济自由是行为主体对机会以及由机会带来的机会的选择，而这恰恰构成城市化——人口在空间上的流动与集聚——的微观基础。过往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急剧扩大的经济自由加快了中国城市化的速度，而更高质量的城市化，则需要经济自由得到更完备的权利保障。一来，保障地方的权利，即中央给出的目标抽象要比具体好；二来保障普通人的权利，即便是但从经济自由这单一角度论，涉及的权利也是多维度、一揽子的。这就引出了公民的自由居住权与国家的征地权孰重孰轻的问题，从现实来看，一眼便明。第三篇就大家都关注的地权好好说了一番。开明宗义，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现状，本质是土地划入城市的权利大大强过了人口进城的权利。前文提到，农民进城在政策上开了口子，虽然响应的比例不大，但抵不过我们农民的基数大，乘出来的总量还是造就了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人口城市化进城，随着人口向城镇流动和集聚，城镇的范围就要有所扩张。但是，无论是正常的人口驱动或是工业驱动还是后来的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土地“变性”或“流转”在82年的宪法、《土地管理法》和《刑法》中可是严令制止的。那如今“土地城市化”蔚然成风的局面是如何出现的？关键的变革发生在1987年，“非公经济”，特别是外资的合法落地引来了现实而紧迫的问题，人力、建材、机器设备、原料都有了“市场流转”，但是它们总要坐落在一块土地上吧，计划经济体制造就的国土资源划拨制度还能够变通的解决内资民企（带上“红帽子”等），但外资企业这一块就没辙了。当然也有小规模的外资还敢化化妆，但是大型外资就不愿意了，最终就推动了1987年中国政府大幅修改土地法律的决断，从严谨“土地流转”的传统立场变通为“有条件允许转让”。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由此区分并运转开来。但是这里要注意的是，能流转的是国有土地，可不是不加区分的公有土地，换言之，在中国的场域内，属国有的城市土地能流转，属集体的农村土地可不行。这才导致了此后波澜壮阔的征地运动，即土地先国有化、再市场化的进程。自己没有注意过公有制的不同分类的历史和现实，所以读过这篇真是长了知识。知道了个中缘由再看征地问题，想起了课堂中因农家身份而带有敌视城市子弟的观点，真是白瞎闹腾了一番。殊不知人家城市居民曾经也是有私宅民地的，被征的时候哪还容得你意见表达，一纸通文收归国有，你就是有想浇汽油的勇气，恐怕也没那个机会了。所以别相互怪罪了，都不容易。此为闲话。回归正文。土地流转的巨大收益不断刺激地方政府征地的神经，但是土地流转及其后的一整套构想的由来又在何处呢？原来，目前国内地方政府颇被诟病的“土地财政”，正是源自于香港经验。1986年深圳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方案的要点“出让国有土地的长期使用权一次为城市建设筹措资本”的做法来自霍英东的“一语惊醒梦中人”——“你们有土地，怎么会没有钱？钱可以从土地中来”。土地流转制度一经建立，展开了又一副在自然不过的经济画面，实际的收益带来了未来的预期本来是最自然不过的经济逻辑，但在中国政府主导、垄断土地资源、法制建设不健全的宏观制度背景下，形成的就是我们现今谈到的“土地财政”+“土地金融”模式。谈至此，著述一开始就指出的当前中国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症结就有了丰满的解释——地方政府的“土地饥渴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府主导的城市化。为此，我们也就有理由将“整县改市”的地方政府行为联系起来，其背后的动机不仅有行政级别的提升、城市财政的充盈、官员编制的增加，还有更为重要的是合法入市的国有土地蓄水池容量的增长。主流行为的道理疏通了，反其道而为之的个案就会格外刺眼，成都方面（川渝地区）自割巨大的既得利益、“还权赋能”之举自然就进入了作者视野。在第四篇中，作者介绍了成渝城乡统筹的试验做法，如仁和社区如何通过村庄整治、抓住占补平衡的机会以及后来的“土地挂钩”让农民更多分享城市化的收益。从逻辑上看，农民为了自己的收入增长而要求“还权赋能”好理解，但政府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主动提出向农民“还权赋能”？特别是在“三个集中”如火如荼并做出了不错成绩的情况下，这样自废武功的行为就更让人想不通了。对此，作者在长期经验研究的基础上给出的推断是——遭遇到某种“成本的急升”。一则，这种中央向地方的放权改革有相通之处，长期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逐步积累了奇高无比的运行成本，达到了不堪忍受的程度；二则，蕴含在集体所有制下的各种制度安排之间的摩擦以及权利边界的先天模糊，导致改革的风险不断加剧，随着土地流转改革的面越广、推进力度越强，改革替侵权背黑锅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改革的大方向和出路有了，但是实际操作时仍然问题重重，因为自上而下的方案，无论初衷好坏，总是要遭遇地方性知识的冲击。这就有了第五篇的“确权”之难和走新路的必要性。来自贵州的湄潭县为此做出了贡献，它不仅首创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方案，解决了人口变迁与“不变的承包制”之间的矛盾，而且用实际经验和辅助做法印证并说服了怀疑者，这种做法是可行的。虽说白给的土地白不要，但事实上因为人口变动总是要频繁变动土地关系，扰乱了农民的生产周期，并且分获的土地不仅更加破碎而且数量也相当少，这种得不偿失的公平分配在农民之间没什么市场。那新生和富余的劳动力怎么办？他们的出路有无、好坏势必成为这一方案落实并可持续的关键。根据湄潭的经验，多管齐下，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人口可以流动的背景下，一来生活压力会推动他们自然向有经济发展机会的地方（外出务工）或领域（多种经营）集聚、谋生，二来地方政府也会鼓励农户开发非耕地资源和发展家庭工副业以及帮助或安排更多的就业机会等。按书目的编排简单梳理了一遍，大的脉络抓了抓，补充重要史料之余串起了自己之前比较零散的知识，当然还是落下了很多重要的内容。作此笔记，也是给自己一个提醒。做研究，一要有大气魄：城市化好不好、搞不搞？总体上好，大趋势不可逆，干净利落的定调即可；但凡纠结于这一问题的暧昧论述，直接可以当草纸。二来要想办法往精细里做，不调研，没出路；那些高瞻远瞩、哲学层面的宏大探讨，留给自诩的学术带头人去做吧。
精彩短评 (总计5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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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 -
读研最后一年，适逢参与了一个湖南新型城镇化方面的项目，值此期间登上了周教授的博客，当时零零散散读了一些本书中的文章，时隔三年再来读这本书，新型城镇化依然是个大的政策方针，农村土地流转、土地财政、小产权房乃至房地产税等依旧没有解决方案，中国的城市化遵循着老路子走得磕磕绊绊，也给未来发展埋下很多隐患，或许可以追溯到建国时土地归国家所有的大方针的确立 -
深入浅出，政策和实例结合很好，解决了一些疑问。 -
过时的很严重 -
周老师在这本书中，对建国以来的土地制度娓娓道来，城市化的本质是人口集聚，但人口城市化赶不上产业城市化，户籍制度阻碍了实质上的城市化，阐明了城市与乡村的土地市场割裂，城市的土地可以先国有化在市场化，但是农村的土地不可能有这一机会。 -
作者是改开时期很多政策出台的亲历者，也是靠近决策层的学者，文章写起来当然有的放矢，读起来可以了解不少情况。 -
逻辑清晰，文字生动，给周老师点赞 -
现在对征地拆迁之类的总算懂个皮毛了。 -
想了解中国，首先就是要了解中国农村。要想了解中国农村，首先要了解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这可以说是整个中国从古至今的基础性制度。 -
周老师的学识，学养，经验十分深厚，来源于其对理论的熟稔，事实的清楚，逻辑的清晰，对社会经济的实情的掌握尤为难得。此书可谓醍醐灌顶，如开一扇明窗。 -
周教授的文字很容易懂，而且文章的逻辑也很清楚，全书的逻辑脉络清晰。对小白来说，了解建国后城乡土地有帮助 -
获益良多 -
易读性强，构架清晰，逻辑连贯
认真做了笔记
对于了解建国以来土与权那些事儿大有裨益
实践了解国家决策，人民利益，国有化，资本主义等等等等多重矛盾体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然而下本木有耐心一直拖着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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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城市和农村、还有土地权从什么时候开始能买卖。 -
不喜此书的语言，不够精炼通畅，过多使用废话性比喻和故事性例子，如：“好比驾车前行，如果正前方冒出一座山，或者出现一堵墙，那我们就无法直行，只好绕道选择其它可能的通行之路。决定经济政策和办法的时候究竟什么才是碰不得的山或墙呢…非要去碰撞，车毁人亡”。通篇都是这样的语言…冗长又不精妙 -
城乡之间看似是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均衡的差别，周其仁教授却通过一个又一个现实问题，抽丝剥茧，追本溯源，找到了其关键症结：工业化超前，城市化落后—>人口的城市化落后于土地的城市化—>民地变官地的土地批租制度—>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说来说去，发展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而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土地，而土地在谁手里？房价取决于地价，地价取决于垄断性的卖方（地方政府）。更深一步，目前的分税制度又决定地方事权大于财权，仅靠土地财政增加GDP简直是最有效途径。于是，土地制度所连带的高房价、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相关医疗教育福利制度陷入了“死循环”。 -
中国城市化历史和进程，但过于简单，专栏文章的合集，没有详细和逻辑性的论述 -
考据使得那么多中国城乡的问题被剖析得很清楚，虽普通人都能读清楚 -
一本不想看的书看完了 -
从农村到城市，中国的城乡进程讲述的很详细，历史脉络清晰。 -
从小到大课本里的土地土地土地 像一个无关痛痒的词摆在那里 看过背过就过去了 看了这本书终于有些形象深刻的认识 -
把深刻的道理说透彻，把复杂的现象明晰化，很难得的一本能轻松读下来的经济书。 -
又一本听名字收藏的书，有电子版 -
主要是讨论地权，由地权蔓延出的人权枝桠略有涉及。 -
对于现代中国的城乡现状的历史和缘由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于理解现实世界的中国有莫大的帮助 -
新时代城乡中国的经济学解读， -
之前在看老外写的经典城市规划史和设计教材。感觉此书内容更贴近当前现实。
周老师思路清楚，方法论明确，案例充分，历史分析说理逻辑正常，读着读着欲罢不能啊！ -
周老师写得真好。把脉络和道理都说得明明白白了，也算理解今日之中国从何而来了。遗憾的是，书中提到的顽疾很多依然无解般的存在着。 -
大开眼界 -
周老师看得明白，表达得克制。 -
周先生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独道的研究视角，的确，中国从历史到现在，都是乡村，农业，农民占主体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务工人员涌入城市，政府鼓励将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难道这一切就是城市化，是经济活力的表现吗？工业，外贸高速增长的同时，高楼林立，超级大城市数量的增加，gdp日益攀高的数字……就意味着高枕无忧了吗？如果不切实抓好基础，这样的繁荣还能持续多久？ -
之所以会看这本书是因为三年多前一天晚上听了周其仁的演讲。现在已经记不起具体的观点了，只是记得当时觉得他说的蛮有道理。在演讲中，薛提到了自己的这本书，于是就一直想着要看。用微信读书把上册的电子版读完了。城乡分割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分析的比较到位。要找时间把下册读了，比较期待 -
很有收获，尤其是对农村土地权利划分的历史和问题的梳理。不过前面实在是啰嗦，差点放弃。 -
理解当下社会的变迁 -
语言上没有《产权制度变迁》那么学术和规范，但其实我更喜欢这种学者随笔类的文章来介绍中国城乡矛盾和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娓娓道来，没用什么学术概念却把事情说得很清楚。 -
了解中国土地政策不能不读……不过过于啰嗦 -
要了解今日中国城乡之间的巨大分野，就不得不提新中国成立以来土地所有权的历史变迁。工业化早于城市化，城市土地收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流转承包变局，原来都是多米诺骨牌中的一枚，一个问题解决后，没想到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
学到了很多 -
真的没有读懂，就记住了个城镇化 -
深入浅出的讲述当代中国城乡问题的根源，特别是土地问题。 -
让人很受启发的一本书。周其仁教授从城市化的话题入手，从经济聚集和人口聚集谈起，把土地财政、人口迁徙等问题用易懂的语言、明确的史实、扎实的调查串联起来，讲得非常明白。说到底，这里面最关键最核心的还是“确权”。 -
城市的形成主要是由经济效率提升而驱动，城市面积集中度、城市经济集中度、城市人口集中度可衡量是否处于健康的城市化进程。产权的确立和预期对于人的行为影响太大。 -
比大多数的学术著作可读性强，所有制讨论必读书 -
土地问题真的好复杂…难怪几年前完全不懂。其实没怎么讲城镇化，借着城镇化的题目直奔土地而去了。有启发的是如何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理解政策。 -
对土地流转，城镇化发展感兴趣的可以看看，语言非常具有可读性，作者的逻辑性也很好，周其仁先生是国内研究这些问题比较著名的学者了。 -
土地供给制度是理解中国房价的钥匙 -
周教授带你重回历史现场 -
深入浅出，洞悉一切 -
土地 -
中国很大，不过这个很大的国家，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块是城市，另外一块是乡村。中国的人口很多，不过这十数亿中国人，也可以说仅分为两部分人：一部分叫城里人，另外一部分叫乡下人。今天中国的许多经济问题都可以由土地问题说起，包括城镇化、土地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