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信与暴力》书评

一点随感

读罢，本想感慨下现在岁月静好。却也觉得一个个体生活在哪个时代都无异，毕竟思维判断的标准也是时代孕育出来的。具体的不幸有很多表现形式，可感觉到的愤懑与无望，别无二致。这么想想，若是以遗忘当初选择的标准为前提，赤裸裸来到世上生活，接受所在地的潜移默化，去哪里更好呢？倒也毫无可比性了。说不上开心还是悲哀，一如这岁月静好，不乏苍凉。

寻求 “公义” 的进程崎岖不平——《新京报》书评

历史中的司法 寻求“公义”的进程崎岖不平今天的政治史时常说，“寻求公义”是人类在近代以来追求的进程。这在罗尔斯（John Rawls）那里得到了经典的阐释，又在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的课堂上得到了新的演绎，而司法可以说是现代政治体系中关于公义最为重要的制度性设计。但我们发觉，在近代政治的理想和政治历史的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又或者，参考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论断，人类的物质文明一直在大踏步迈进，精神文明却始终在原地踏步。　　在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途中，人类要么是依赖神奇的力量，要么停留在冷酷的暴力中。二者交互替代，是司法手段的体现，也是文明史的桎梏。作为历史学家的查尔斯·李，如何揭示这一矛盾的发展，其思想的局限又在哪里？　　共誓与决斗　　从野蛮走向文明　　在未开化的社会，“杀人者或破坏者对于受害者或其同族诸人来说是敌人，而对他们自己的朋党亲故则并非如此”。因此，杀人者无须向社会正义负责，而只需向受害者提供一定的赔偿。这已经被认为是一种仁慈的表现，也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步。“血钱”是这一原则的一个体现。同时，杀人者和受害者都有自己的亲属网络，所以赔偿关系也是连带地社会性的。这就引起了司法程序中的“共誓”制度，也即通过其他相关成员的誓词来判刑或免罪。　　基督教的引入打破了传统的家庭关系，却延续和发展了社会的相关制度。“宗教裁判所建立之初，便引入共誓制度作为其基石，它被这个可怖的审判组织一直维系到最后”。根据宗教裁判所的规则，共誓适用于公开质疑一个人而又没有确凿证据的时候；共誓人的数量由法官裁度；共誓人应是与被告同等地位的人；嫌疑越大，需要的共誓人数量越多。　　查尔斯·李说，在黑暗时代，正义的实施要披着迷信的外衣，诉诸刀剑和运气。然而，能使强者向弱者屈膝，就已经是对人性的伟大征服。“于是，如果执着于保持不公的现状和凶暴掠夺的武士，能够接受用一场公平的战斗或神判来决断他的诉求，他就已经朝承认公平正义理念、放弃与人类社会生活格格不入的个人孤立迈出了一大步”。这就产生了决斗的制度。　　需要注意的是，“决斗诉讼是一种司法制度，而决斗的习惯则是一种几乎存在于各个种族和时代的普遍现象”。这二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决斗断讼在欧洲各部族中成了世代相传的体制的一部分。在他们归化基督教信仰后，耶稣基督取代异教众神成为了最终的诉诸对象，但对刀剑断案的信赖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得到了强化。开明的立法者们认同了这种信赖，并且将决斗当作最切实可行的救济方法，以弥补随处可见的伪誓犯罪。　　【亨利·查尔斯·李眼中的司法简史】　　早期社会　　司法的主导力量：迷信　　群众的誓词是审判的标准；宗教裁判和决斗诉讼。　　中世纪　　司法的主导力量：暴力　　罗马法的复兴，推动了世俗法庭的酷刑；暴力在司法中替代“迷信”。　　近现代　　司法的主导力量：启蒙和理性　　改革宗教，用理性主义建立现代司法制度，但强权仍然压倒公义。　　迷信与暴力　　黑暗时代的挣扎　　“每当人类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便放弃自己的判断力，以自身有限的理性作为试金石，试探造物主不可思议的力量”。神判的产生，即归因于这一思想趋势。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人性的骄傲，而是人性的软弱。这里的问题在于，这样一种类似迷信的方式被基督教的体系接纳和升华，从而被看作人类文明史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即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例外，但也仅限于知识精英的世界；对于大部分普通民众来说，传说和神迹仍在民间广为流传。　　“最有效地促进了神判使用的理由，在于教会”。教会采纳了蛮族的习惯，又使其适用于基督教的信仰和实践。教会将神判视为确定无疑的方式，上帝的回应被认为是无可置疑的。与此相对应的，是民众对于迷信的盲从。他们共同促进了神判的流行。除了决斗诉讼外，确定上天意志的种类还包括：沸水神判、烙铁神判、火焰神判、冷水神判、天平神判、十字架神判、吞面包或奶酪神判、圣餐神判、抽签神判、尸棺神判、圣物起誓神判、毒物神判等。　　12-13世纪，罗马法的复兴，大大推动了世俗法庭反对一切神判的步伐。与此同时，市民社会也频频以自己的常识否定荒谬的神判。然而，未知事物的神秘诱惑，始终将人性与超自然的力量紧密相连。有些表面上被否定了，其生存机制却保存了下来。一个迷信被否定了，总是又接着产生了新的迷信。　　酷刑是对神判的替代，也即用暴力取代迷信。这二者很少共存。如果立法上依赖其中一个，就必然排斥另一个。这是因为，“大众的头脑不是被盲目的信仰就是被冷酷的理性所占据”。如果理性的法官们不愿意诉诸神明，他们就必须想尽办法从嫌犯口中榨取证词。强烈的痛感被认为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为了逃脱痛楚，证人甚至可能会牺牲自己的朋友。这逐渐发展成一套常规体制，并被认为是法学原则的一部分。　　意大利是罗马法对全欧洲影响的辐射中心，所以在这里也容易找到最早采用酷刑的近代刑事诉讼。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宗教裁判所也在采用酷刑，甚至加剧了酷刑的实施。“宗教裁判所的整套制度，使得刑讯逼供在所难免”。因为它是秘密的，控告和审判的证据都不公开。因此，为了既定的目的，他们往往不择手段。另外，努力根除封建习惯的法学家，当时也依赖教会的权威来推广世俗法，因为当时的民众还无法及时地接受新的规则。　　启蒙与理性　　人类文明的未来　　“人类良知和动机的神秘性，简直深不可测”。查尔斯·李将黑暗的中世纪的所有矛盾几乎都归咎于基督教。他认为，当新约的第一诫命——全心全意爱神——被迷信引入歧途后，第二诫命——“爱人如己”——就成了极大的讽刺。宗教改革派一旦成功，就马上将同样残暴的手段回馈给罗马天主教。同时，宗教改革派内部也互相迫害。　　作者的希望寄托于启蒙运动。他说，伴随宗教改革而来的理性主义，却使“福音书的戒律可能终于得到了实在的表达和践行”，基于基督信仰的普世之爱和悲天怜人的情怀，被视为西方社会应当以之为根本的基础。人类虽然很脆弱，而且犯了很多的错误，但依旧在痛苦而踌躇地前行。他希望，人类最终可以从迷信和暴力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这是一部奠基于19世纪理性主义精神的历史著作。作者丰富的证据资料，很容易使人们忽略其背后鲜明的历史观。基督教主宰的中世纪不但被视为一个黑暗的时代，甚至是对之前野蛮时代的强化，而且历史在这里也陷入了一种循环——迷信与暴力。反之，作者也高估了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如果再多活几年，经历了一战的残酷与破坏，作者是否会加入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关于“西方没落”的论调呢？最起码，他可能会赞同汤因比，人类的精神文明总是在原地踏步。　　在黑暗的中世纪，基督教成为了社会制度的代表。无论善恶，都可以归结于它。然而，当人类从启蒙的曙光逐步走向理性主义的自信，才发觉，在伟大的上帝面前，自己仍然是一个小孩子。　　就司法而言，公义是原则，是理想。但司法的历史，总是为了满足现实的需求，解决现实的问题。“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看似公平的，却更多表现为一种赔偿的心理需求。现代政治制度固然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但我们却无法忽视政治本身作为一种权力机制的特点。而且，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强权总是压倒公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应了黑格尔的论断——现实的即合理的。　　□刘义（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迷信与暴力》的阅读仿佛一场无声的盛宴

兰州晨报：专业领域之外，亨利·查尔斯·李对普通读者来说还是有些陌生。你当初是如何关注作者并翻译他这部作品的？　　X.Li：在进行比较法制史论文检索时，反复看到学者们提到Henry CharlesLea先生的作品。随后发现，尽管其著作在美国几乎年年都被各出版社重印，搜索中文译本时却一无所获。　　起初只是被这本书的标题吸引，后来因其与我的兴趣相关而更多地阅读，于是渐渐为这本书所体现的博闻强识、旁征博引以及高屋建瓴所折服。尤其是作者身处当时当地却能冷静地反思历史与时事的连缀、尽量用科学客观而非居高临下的态度研究其他宗教和文明(包括中国的儒家和道家)的过往、强调事实和第一手资料的搜集而不过度依赖第二手资料……这些珍贵的品质，让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读书笔记越积越多，最后萌发了翻译它的想法。　　兰州晨报：本书在国外一再重版，作为译者，你认为其魅力在哪里？　　X.Li：首先，内容上旁征博引，举一反三，不仅涉及法律和历史，还有大量的哲学、文学作品，包括诗歌的引入，令人目不暇接，仿佛一场无声的盛宴。这是作者的风格所致，作为译者的我不过尽力附骥而已。　　其次，体例上因地制宜，平易近人。这也不是我的功劳，而是受到学生们的启发——有时我觉得，孩子们教给我的事，比我教给他们的事还要多，他们给我的鼓励比我给他们的还要珍贵。他们实事求是地告诉我，老师们推荐的外国经典参考书，对于生长于中国的他们，有时太过陌生、晦涩或艰深，令他们要花半小时查资料方能读懂一页，多有干脆躲懒不读的。因此，我希望自己能做些什么，譬如在制作译本时，添加脚注以助理解。对于专业学者们，此举或许是画蛇添足、弄巧成拙，欢迎大家的批评指正。　　兰州晨报：在翻译过程中，最直接感受是什么？具体操作中又有哪些难度？　　X.Li：应该说，翻译这本书是一种享受的过程。我没有什么企图心，只是抱着一颗平常心——作为一个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一本有趣的书，于是一点点地翻译出来……在翻译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感受是平静。非功利化的工作，令我更平和安宁。　　困难主要在于：篇幅长、长句多、多典故、涉及极多的文化和宗教知识。应对这些困难，我唯一的方法，就是在所不惜地多查、多问、多想、多试。　　兰州晨报：翻译完成之后，你对这本译作有何期许？基于其题材的偏门及写作本身的深度，担心过出版方面的难度吗？　　X.Li：其实我没有太多期许，但确实担心是否能获得出版。不过呢，我想着：如果不能达到出版的要求，就放在那里，过些年，再改一改。非商业化的冷门题材，不容易赚到钱，也不容易出版——像车洪才老师他们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这样从此架起两个民族间交流桥梁的、了不起的开山之作，都要那么多年才得问世……我再等也无妨。如果永远不能出版，我自然会难过，但从这个过程中学到很多，会敝帚自珍地善加收藏，并时常以作者的通达和严谨自勉。相信功不唐捐。只是没想到过程这么顺利。　　兰州晨报：可以看出，这本书的翻译让你付出了颇大的时间和精力，也看到了你作为译者的严谨。接下来还有哪些翻译和写作计划？　　X.Li：由于工作原因，我的翻译和写作计划总是在伤筋动骨的变动之中，如今辞职，正可一面继续好好学习，一面小心翼翼地创造。具体的计划，可能要与出版社商讨后再做决定，我个人是希望继续引进一些引人入胜的法律史方面的作品。文/兰州晨报记者 张海龙《兰州晨报》的《迷信与暴力》书评

幽微之处渐透现代司法之光

亨利•查尔斯•李（1825~1909），美国著名历史学家，1903年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他被认为是美国第一个欧洲中世纪历史方面的专家，尤其精通社会制度、法律和宗教史。其代表作有《迷信与暴力》、《中世纪宗教裁判史》以及《西班牙宗教裁判史》等。据中文版译者说明，为撰写《迷信与暴力》，李从欧洲购买了数量惊人的古籍、文献和手稿等资料，现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的“亨利•查尔斯•李”分馆珍藏。丰富翔实的原始资料基础之上的旁征博引，正是本书的最大特色。为了尽可能地展现原著特色，中文版保留了原作者的全部注释，其研究价值毋庸多言。正文夹杂大量注释的方式可能打断了我们习惯的阅读连续性，作为一个深深被本书吸引的普通读者，我的建议是，第一遍可以跳过注释直接读正文，这本书是十分耐读的，有空时再随手翻阅那些有趣的注释，它们不光是专有名词，还有很多珍闻轶事、掌故八卦，不读就太可惜了。中世纪是一个充满迷信、暴力与偏见的时代。蒙昧和混沌是常态。当时所使用的法律程序，很多都如同未开化的原始部落一般的落后。本书分成四大部分：誓言断讼法、决斗断讼法、神判、酷刑。作者援引了大量的实际案例，讲述这四大类的司法程序的起源与规则。以我们今人的眼光去看，它们显得如此荒谬、野蛮，匪夷所思。比如神判中列举的十几种方法，沸水神判、赤烙铁神判、火焰审判、冷水神判……让疑犯将手深入沸水，或者手持烧红的烙铁，诸如此类的方法，如果毫发无伤，就证明他（她）是无辜的，受到神灵庇佑。当时的社会舆论认为，上帝的精神在起作用。很显然，这种审判方式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说过：“真正的法律是与自然相一致的正确的理性：它普适、恒常、永续……去改变这种法律是一种罪过，也不允许试图限制它的任何部分，而完全废除它则是不可能的……（上帝）是这种法律的制定者、分布者和执行长官。”在中世纪的很长时间里，法律被当作从远古以来就自生存在的传统的风俗习惯，但人们渐渐意识到了，古老的法律并不一定适用当下的生活，如果环境变了，法律也应该改变。西欧各国的法律制度吸收了罗马法的特定原则，尤其从自然法中延展出“天赋人权”，并且关注自然正义和约定正义的区别。这些都为后来英国的大宪章运动、法国的启蒙思想埋下了思想的种子。从13世纪开始，国王们开始审慎地制订新的法律，世俗权力的扩张对于教会是一个挑战。因为统治权之争引发的各种类似“叛国罪”的司法案例，也是本书的一项很重要、很有意思的研究。这是读者了解中世纪历史的一个很好的切口。当代法律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至今仍然保存着大量中古时期以来教区基层的档案文件，这些档案文献相当详细地记录了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经济状况与法律关系。通过对这些档案的研究，我们能够相当准确与精微地了解到中世纪司法的转型与发展的过程。比如，宗教裁判所给我们的印象都是恶名。但是，对于中世纪的人们来说，宗教法庭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异端免受暴民的攻击。它试图提供一种比较公正和合理的程序，允许证据的呈递，规定拷打只能被使用一次，而且在用刑之下的认罪必须在后来的场合自愿地被复述。这让我们注意到了秩序的建立，虽然这种秩序本身尚且芜杂，并经常被秩序建立者因为各种利益需求而破坏，但比起古老的免罚宣誓、旧式的神明审判或胡乱的民众暴力，它多少是一种努力。 酷刑的合法化及其相关的人道限制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一方面有感于各种酷刑的残虐，一方面又看到医生建议刑罚安排在晨间实施，据说这样会减少损害受刑者的健康。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中世纪司法的暴力做法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正义。凝视《迷信与暴力》封面的西弥斯形象，正义和法律女神一只手抓着一把剑，另一只手拿着一架天平。剑象征着占据司法职位者的权力；天平则象征着中立和不偏私。西弥斯的眼睛被蒙起来了，象征着正义无视外物，法律拒绝任何压力或者影响。当我们对法律这样的社会机制进行评价时，我们通常想对其进行如实地，不带价值判断的描述与分析。但事实是法律很难避免情境式的氛围渲染。法律的条条框框用于匡扶正义，但也要理解什么对于人们而言是真正的善。本书撷取的案例不仅限于欧洲，还包括近东、中亚、北美等世界各地，旧俗和迷信始终根深蒂固地发挥作用。这对我们现在的司法工作者也是难题。特别是那些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一方面要避免公众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要兼顾习惯法的认同。现代文明诞生于过去的幽黯动荡。通往现代司法的道路充满了坎坷，甚至不时途经一段段扎脚的石头小路，法律自古以来似乎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漏洞，执行人的公正性也经常引发质疑，关于是非对错，能否存在一个客观的可确证的标准呢？

《迷信与暴力》自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微店购买链接自序法学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的历史。立法者的工作，不仅在于使其时代的行为和习惯融合成为文化，而且将最深刻的思想和信念实体化，坦诚地直面我们的审视，不带一丝遮掩。这为我们提供了对过去景象的最确实可信的概括，而其中细节幽微之处，则有编年史专家们补全。本书来源于我所试图探究的那组法律和习惯，它们被我们的祖先用于探索争端下隐藏的真相，不仅诠释了人类从原始野蛮向文明开化迈进的过程，而且向我们揭示了人类思想中某些最离奇的迷思。在这个版本中，我试图通过追根溯源，比以往更加清晰地阐明一些渐趋消亡的旧俗和迷信的来源。在现代理性薄弱的粉饰之下，时而重蹈覆辙恐怕在所难免。本书中前三篇的论文精缩版已发表于《北美评论》。1878年6月于费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微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