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5
ISBN:9787543893115
作者:张宏杰
页数:304页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记得读到过一个日本人写的帖子。他说,我们尊敬古代的中国人,看不起后来的中国人。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 这话听起来刺耳,细一想确实如此。如果仔细翻阅中国历史,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个物种。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三叠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如果你不信,我在这里可以随手举几个例子。 先说尚武精神。 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诗经·秦风·无衣》的“注”中就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班固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 当时东方大国齐国民风强悍,百姓都是急性子、倔脾气,和今天的韩国人差不多。贵族们常常在道路上驾车相撞,国家立法也不能禁止。 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淮南子·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班固这样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春秋时代,贵族个个都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那时候的中国人,不喜欢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所以《诗经》言庄姜之美,必先言“硕人其颀”。写鲁庄公之美,必说他“猗嗟昌兮,颀而长兮”。那个时代美男子的标志是大个子,卷头发,浓胡须,最好还带点狐臭味。《诗经·齐风·卢令》赞美猎人,就说他“美且鬈,美且偲”,也就是说他鬈发多须。同样,《诗经·陈风·泽陂》中说,“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于是令女主人公心生爱意,在单相思中苦闷不已。 我们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 在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的男人都如此文弱。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他们很少残杀,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主要是,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这些男人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

前言

自序前几日,我乘公共汽车去农村。农村青壮大都打工去了,沿途停车上来的多是走亲访友的蹒跚老人。这些老人乘车大都以同样奇怪的姿态:他们蜷进座位的角落,枯瘦的手紧紧锁住边上的栏杆。那几个坐在过道包袱上的老太太神色更加紧张,她们尽量把自己的身体蜷缩到最小,眼睛不安地盯在地板上,一旦有谁上下车从她们身边经过时,她们都毫无必要地颤颤巍巍地把小脚盘起来让路,人过去许久才小心翼翼地放下来。这就是传统的中国农民的典型神态:在自己熟悉的一亩三分地之外,他们永远是紧张的、怯懦的,似乎周围充满不可测的危险。我想起了作家关仁山讲过的一个故事: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河北滦县进行扫荡。他们把一个村子三百多口人集中起来,叫他们挖一个大坑。村民们知道这个坑是用来埋葬自己的,然而还是一锹一镐,认认真真地挖好了这个坑。然后,三百多人全部被枪杀,埋在这个坑里。抗日战争过去六十多年了,我们在电视上还是能看到这样的新闻:一个歹徒,两天之内,仅凭手里的一把小小的水果刀,就能在长途客车上,当着大家的面连续强奸几个女孩,全车乘客,包括其中一个女孩的亲哥哥,都一言不发。汉语里有一个独特的词——“顺民”,我不知道还有哪个民族的语言里有。那些农村老太太的神态,就是“顺民神态”。这种“顺民神态”告诉你,他们准备在任何公权力、暴力和不合理现象面前低头。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会选择顺从,而不是反抗。是什么,造就了中国人独一无二的“顺民性格”?是中国独特的历史和独特的政治文化。黑格尔说中国是个“停滞的帝国”,汤因比说中国几千年里处于“僵化状态”。如果因此而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没有发展,那无疑是错误的。几千年的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专制技术发展史。专制制度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一种制度。为了让这一家一姓能够千秋万代享有全天下的膏脂,它尽最大可能地压缩社会其他人群的权利和利益,尽最大可能地消灭一切对专有权力的觊觎和挑战,尽最大可能地维持稳定,保持现状,防止社会发展变化。套用鲁迅在《春末闲谈》中的比喻,专制技术就是掠夺者刺在中国社会神经上的一根毒针,它使得中国社会麻痹、僵化,失去反抗力,以利于它肆无忌惮地敲骨吸髓。因此中华民族最大的发明创造不是“四大发明”,而是专制技术。这一技术,有高深的理论,有精密的设计,有庞大的体系。从韩非子到董仲舒,它背后有许多理论提供者。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确立郡县制度,是这一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开始。汉武帝“独尊儒术”给秦始皇创立的硬制度,配合上了非常适用的意识形态体系。唐太宗完善了科举制度,把社会的智力资源统一到“皓首穷经”这一条路上来,有力地从制度上控制住了知识分子的头脑。清代诸君则大兴文字狱,在人们头脑里直接建立监狱,终于把专制制度推上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峰。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停滞”“僵化”,正是专制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正反映了专制技术不断发展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孟德斯鸠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专制的原则是恐怖,专制的目的是平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因此专制技术发展史的另一面,或者说这种技术成果的体现,就是一部漫长曲折的国民性演变史。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汇的河口,传统与现代,在各个层次交错重叠。从表面上看,或者用一句学术术语,从“器物层面”上看,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是全面西化了。西服领带早已取代了长袍马褂,大巴和小汽车取代了马车和轿子。在“文化大革命”把“四旧”破坏殆尽的基础上,我们再以现代化的名义,扫荡掉古老民居,建起一幢幢面目雷同的钢筋水泥大厦。但是,这仅仅是表象。改造一座城市远比改变一个头脑容易。请问,我们那些坐奥迪、用笔记本电脑的官员,他们跑官、买官、贪污腐败的方式,和明清那些坐八抬大轿的官僚,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吗?我们那些施用化肥、使用含激素饲料、每天晚上在电视前兴高采烈地看《康熙王朝》的农民父兄,在政府、权力和暴力面前的表情,和秦汉时代,有什么不同吗?在现代化的外衣之下,传统中国的内核正在如几千年前一样安详地、不动声色地可怕地静静旋转。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错,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变幻莫测、光怪陆离。这种错综复杂,不但让外国人迷惑,也让中国人眩晕。世界诸重要国家中,只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最为崎岖曲折,多次重复缴纳高昂的学费,依然在同一个地方不断跌倒。西方国家的事物移植到中国,似乎逃不了被染上“中国特色”的命运。到现在为止,在中国人与中国人的面对面斗争中,成功者无一不是更“中国”的人。在晚清,慈禧太后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斗争中,那个深懂中国权力运作机要的老太太胜了。在民国初,从海外回来的孙中山被土生土长的官僚袁世凯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因此,认识清楚古老中国的内核,是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必须做的。这是我们走下去的前提和基础。

名人推荐

国民性众说纷纭,讨论历久弥新。张宏杰有其独特视角,认为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为塑造国民性的主要因素。本书以生动的文字勾勒了一幅国民性演变图,散文式的宏观叙述颇值一读。——葛剑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清算中国国民性。这个思潮直至今日都没有真正结束,鲁迅、柏杨等人最为突出,陈独秀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大批思想者最为激进。上百年过去了,中国的国民性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冷静想想,除了鲁迅对国民麻木的描述、柏杨的“酱缸文化”外,我们其实只是在抽象意义上谈论一般国民性,并不了解中国国民性的来龙去脉。张宏杰是一个会讲故事的青年历史学家,他的这本《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具有历史的厚重感、纵深感,文字优美,叙事清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梳理什么是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人的国民性究竟发生了哪些演变,值得一读。——马勇国民性,是一个令国人焦虑了百年的话题。从胡适、鲁迅到蒋介石、毛泽东,一直在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并设计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渐进改良”与“思想革命”,各有实践,张宏杰为我们清晰呈现,孰是孰非,自有后人评说。——张鸣

媒体关注与评论

国民性众说纷纭,讨论历久弥新。张宏杰有其独特视角,认为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为塑造国民性的主要因素。本书以生动的文字勾勒了一幅国民性演变图,散文式的宏观叙述颇值一读。    ——葛剑雄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清算中国国民性。这个思潮直至今日都没有真正结束,鲁迅、柏杨等人最为突出,陈独秀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大批思想者最为激进。上百年过去了,中国的国民性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冷静想想,除了鲁迅对国民麻木的描述、柏杨的“酱缸文化”外,我们其实只是在抽象意义上谈论一般国民性,并不了解中国国民性的来龙去脉。张宏杰是一个会讲故事的青年历史学家,他的这本《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具有历史的厚重感、纵深感,文字优美,叙事清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梳理什么是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人的国民性究竟发生了哪些演变,值得一读。    ——马勇    国民性,是一个令国人焦虑了百年的话题。从胡适、鲁迅到蒋介石、毛泽东,一直在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并设计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渐进改良”与“思想革命”,各有实践,张宏杰为我们清晰呈现,孰是孰非,自有后人评说。    ——张鸣

后记

我的父母并没有许多藏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学生也没有那么多的课外读物。因此,当智力发育强烈需要营养的时候,我所能选择的,只能是父亲小书架上的“青年自学从书”之(《鲁迅杂文选》以及《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这几本土红色封面的小册子是“按照毛主席关于‘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为了适应广大下乡上山知识青年自学的需要”而于1973年5月编辑出版的。初中一年级的时候,这两本书我已经读得滚瓜烂熟。作为初一学生,我不但从注解中知道了顾颉刚患有口吃,知道了陈西滢是鲁迅的死敌,甚至还知道了李四光也曾与鲁迅势不两立,曾经想把鲁迅“投畀豺虎”。当然,这些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的初一年级作文里,已经明显出现了“鲁迅腔”。到现在,我还保留着一本初一时的作文本。里面充斥着“确乎”“然而”“大抵”“而已”,甚至有的篇末,还模仿鲁迅,对某种现象来一首仿太白的绝句“以讽之”。而更重要的是,因为阅读鲁迅,我建立起了对“国民性”这一话题的持久不衰的兴趣。    成年之后的我常常会陷入自省。当然,一般是在我和这个世界发生摩擦之后。说“摩擦”也许不太合适,因为“我”和“世界”太不对等了。我再坚硬、再尖刻,在浑然巨大的“这个世界”身上也“摩擦”不下什么痕迹。而“这个世界”一旦不经意地“摩擦”我一下,就有可能让我伤筋动骨,至少也要龇牙咧嘴。    按理说,七十年代出生的我应该有足够的机敏、智慧和无所谓,去绕开那些坚硬的、不可改变的巨石,顺流而下奔向藏污纳垢万物丛生的大海。可我却一遍遍地径直扑向那些山崖,在黑色的岩石上摔碎自己的话语。这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或者说一种本能。它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的现世幸福。这种低效行为的背后,不仅仅有父母遗传给我的拙直,还有环境提供给我的文化基因,让我在某些时候总是“如蝇在食,不吐不快”。事实上,有一段时间我曾经抱怨历史使我读了那么多鲁迅,因为我发现鲁迅身上那些负面的东西,比如他的峻烈褊急、完美主义倾向、唯意志论倾向,给青春期的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至今难以彻底修正。欢迎鲁迅的坚贞“粉丝”对我的这一段话大加挞伐,因为很可能是我把自己的问题转化成了鲁迅的问题。然而,鲁迅开启了我对国民性的持续关注,这显然无人可以代替。    很多时候,一个人一生的思考,都是为了解开少年时代埋下的疑问。这些年来,我的兴趣和精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历史,国民性是我阅读历史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本关于中国历史的读书笔记。但我必须说明的是:第一,这本书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只是我的野狐禅式的自圆其说。相对于严肃的学术著作,里面也许有太多的感性,太多的个人化感受,太多的大而化之,也许有很多不严谨、不准确、泥沙俱下之处。甚至相对于我的另一类历史作品,关于国民性的言说显然更粗糙一些。第二,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资料,从专著到论文。但是因为体裁的关系,没有加以注解。我只能在这里大致罗列一下一些主要的参考资料并表示感谢:邵建的(《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这也是我不懈地向读者推荐的一本书;秦晖关于“制度与文化”的系列影响深远的论述,比如《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徐良高的《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这本书是我关于中国上古文化的入门著作;王毅关于“明代流氓文化”这个话题的部分论著,如《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周宁关于“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的系列内容丰富而又好读的著作。此外还有周金华的论文《论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及其成因》,孙云的《春秋战国至秦汉间任侠风气的文化考察》,蔡礼彬的《个体意识的逐渐觉醒: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解读》,景红艳的《论春秋战国时期士文化人格之变迁》,张艳萍的《试论春秋尚武之风》,刘厚琴的《儒学与汉代社会风气的嬗变》,葛承雍的《唐代服装与长安气象》,唐丽娟的《从唐宋文学看士大夫心理结构的差异》,黄凯愉的《唐宋文人精神世界的嬗变与文人画的兴起》,江冰的《重文轻武与精神衰微:论宋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精神状态》,邹治慧的《元代文人的心路历程》,高树林的《元朝时期的河北人口初探》,王恩全的《论中西门庆的发迹所反映的明代社会现实》,牛建强的《明代中后期士风异动与士人社会责任的缺失》,林家有的《论孙中山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栗建新的《蒋介石国民性思想述评》,周建超的《建国后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述评》……在写作的过程中,读过的资料不下百种,在这里无法一一列出,对未能提到的作者谨致歉意。

内容概要

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曾先后就职于某大型金融机构及某大学。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饥饿的盛世》《坐天下很累》等。信箱:zhj1368@163.com  微博:http://weibo.com/zhjwb

书籍目录

自序/ 001
第一编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001
第一章爱罗先珂和李鸿章/ 002
第二章国民性会变吗?/ 014
第三章春秋时代的“贵族精神”/ 024
第四章不可复制的“黄金时代”/ 038
第五章贵族精神的遗失/ 044
第六章淳朴未泯的“汉人”/ 051
第七章不可再现的魏晋风流/ 059
第八章大唐的雄健与阳光/ 069
第九章平民的盛世:宋代/ 080
第一节文弱的宋朝/ 080
第二节平民社会的崛起/ 089
第十章铁骑踏断民族脊梁/ 102
第十一章“流氓化”的大明王朝/ 115
第十二章清代:世人皆为奴隶/ 130
第二编中国国民性探源/ 139
第十三章先秦:专制的源头/ 140
第一节寻根溯源/ 140
第二节中西文化差异的第一推动力/ 151
第三节王的出现/ 169
第四节中国独特性的起源/ 188
第十四章秦始皇:历史下的蛋/ 198
第一节强悍的男人/ 198
第二节统一运动的最后一棒/ 207
第三节专制构想的执行者/ 218
第四节君主专制制度的分娩过程:战国改革运动/ 229
第三编中国国民性改造史/ 247
第十五章梁启超:国民性改造的奠基人/ 249
第十六章鲁迅:国民性改造运动的旗手/ 253
第十七章胡适的改良国民性思路/ 261
第十八章胡适的渐进式改造路径/ 267
第十九章“思想革命”式的国民性改造之路/ 279
后记/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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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编辑推荐:葛剑雄、秦晖、马勇、张鸣四大学者阅后诚挚推荐,著名学者张宏杰十年精心研究,解构国民性的演变与未来。《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是一部全新视角的中国通史。中国人的品质,春秋时清澈刚健,唐宋时雍容文雅,明清时则奴性和流氓气十足,专制制度的演进导致国民性格大倒退。鲁迅、柏杨、龙应台,一代代精英反思、批判、痛骂甚至诅咒国民劣根性。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各派知识分子苦心积虑,提出种种国民性改造方案。为何“国人素质太低”之音仍然不绝于耳?近百年来我们错过了什么?“国民劣根性”的改造从哪里开始?《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全面解读。中国国民性劣化的根源在于制度建设与国民性改造之不同步。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要改造国民性,必须从制度方面去努力!

作者简介

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的,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如同瀑布一样,飞流直下,越来越恶化。春秋时代中国人单纯淳朴;唐代人雄健阳光,有尚武精神;进入明清之后,流氓气越来越重。而此流变与专制制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通过世界视野中对中国国民性的观察和历史视角下对中国国民性演变过程的剖析,作者认为是落后的制度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近代以来,从梁启超、鲁迅到蒋介石、毛泽东,为改造国民性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收效甚微,其根源在于制度建设与国民性改造之不同步。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要改造国民性,必须从制度方面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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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59条)

  •     作者纵横五千年,以国民性为视角,上至洪荒,下至当代,跨越时空,中西对比。给我印象最深乃以下几点:1.制度选择与所要达成的终极目标密切相关2.所谓历史终究是“打断骨头连着筋”,历史是有机体3.理想和现实在相互碰撞时,坚硬无比的往往是现实,但我仍要心怀理想4.如何更好地理解当下生活,我想套用狄更斯在《双城记》的那段名言比较合适:“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种事务,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     巍巍皇权,戚戚草民——读《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文/杨泽斐一想到国民性,总是让人天然地与“劣根性”联系起来。可能对于国民性的批判,中国近代以来早已不绝于耳,前有梁启超、辜鸿铭等“古人”,后有柏杨、李敖等“来者”。其中,在中国文坛上,鲁迅是一道绕不过的弯:在沉睡千年的铁屋子中,鲁迅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一笔代矛,剑指中国国民性中沉积了千年的沉疴,对中国封建旧习进行了无情的鞭挞。青年学者张宏杰的新书《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旁征博引地概述了春秋时代之“贵族精神”和侠义精神,汉代之淳朴,魏晋之风流,大唐之雄健,宋代平民之崛起,明代之流氓文化,清代之“世人皆为奴隶”。他以“专制制度的演变导致国民性格大倒退为主题,追根溯源中国国民性演变之根源,指出历代专制制度乃是国民性衰退的罪魁祸首,特别是明清以降中国人饱受专制制度的熏陶和打击,从而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奉为圭臬。打开报纸电视,铺天盖地的都是批判中国人没素质,国民素质低下,冷漠、自私、唯利是图……批判的武器替代不了武器的批判,对国民性的批判代替不了良性制度的建设。近代以来对国民性的批判让国民性变成了一个垃圾桶,什么都往里面装,把一般的恶劣行为都扣上了“国民性”的帽子。国民性是什么?是一种集体社会性格。中国的国民性格又是什么?中国人对“国民性”的自我意识是在近代自西方人迎头撞击后产生的,因为近代以前中国人总以为自己的是天朝上国,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梁启超将中国人的国民性总结为三条:一是“奴性”,逆来顺受,不敢反抗;二是一盘散沙,不团结,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勇于私斗,怯于公战”;三是“民智低下”,愚昧无知,无视公共利益,遇事退缩,缺乏尚武精神。国民性不是什么外在抽象的东西,而是人性外在的体现。特殊的人性和国民性是在特殊的制度环境下产生的。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建立了一套旷古绝今的制度支撑起中华文明,对中国国民性塑造产生巨大影响的,莫过于这套制度——皇权制度。张宏杰在书中说,皇权专制制度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一套制度,为了让一家一姓享受天下的膏脂,最大限度地压榨社会权利和利益,最大可能地消除他人对皇权的觊觎,各种制度无不用极(比如,法家用“法”、“术”、“势”为维持专制皇权提供了智囊)。是专制制度这套东西成为国民劣根性的宿主。皇权专制制度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无需多解释的词汇,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对能把皇权专制精神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也再难找到一个民族能对其有着深入肌理的文化记忆。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拥有什么样的制度和规则就塑造了什么样的国民。换用韦伯(Max Webber)的概念来说,即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ethos)。皇权专制制度对中国国民性的毒害是十分严重的,中国古代社会皇权渗透到了每一个社会细胞中去。从知识领域的科举到行政领域的胥吏无所不包,则民众只能在密集的权力网络交错的夹缝间求生存。这种制度环境所造就的,是一种小民心态。从知识领域的科举到行政领域的胥吏无所不包,则民众只能在密集的权力网络交错的夹缝间求生存。这种制度环境所造就的,是一种小民心态。宋代以后,中国人的精神随着皇权制度打磨日益精细而发生了巨大的退变。特别是精英思想的控制机制让每一个中国人成为思想上的阉人,或成为唯唯诺诺的奴隶,丧失了思考能力。长期在这样体制下浸淫的人便得麻木与顺从。著名历史学家王毅先生总结皇权制度对中国国民性格的影响时指出,皇权制度对中国国民性的影响是流氓化和幼稚化。前者是一种权利意识的缺失和清官文化的崇拜,后者是一种对社会规范的蔑视践踏的反制度心理(不服规则,皇帝轮着做,明年就到我家,缺少基本的契约精神)。二者内在统一地构成数千来年的皇权控制下培育而成的一种制度伦理。在中国拥抱现代的大潮中,这种国民性的精神内核仍然顽强地蛰伏在现代性的表皮下,并随时借尸还魂。专制制度并非中国专利发明,只不过在诸文明中,中国在专制制度中浸泡最久,并受害最深。这种存在两千年的制度渗透与生活的方方面面,成就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正如书中作者所认同的,专制制度发展到宋元,中华文明的气象开始发生了大的逆转。特别是封建文化余晖下,专制制度被打磨地异常精细,中国人的国民性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文明的整体气象上,便得越来越阴柔。中国人深受权力的伤害,权谋也好,潜规则也好都是“良币逐劣币”的结果。法家的那套权谋之术成为一种世俗宗教,在这种信仰体系中,权谋的盛行,盲目地崇拜权势,成王败寇的思想,都是这种权力格局运行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格局中,专制制度与生俱来的弊端暴露无遗。掌权者有着与权力如影随形的不安,从他们自称“孤家寡人”来看还真是“实录”。权谋的盛行,盲目地崇拜权势,成王败寇的思想。专制思维是零和思维,只有较量出你死我活才能实现均衡,没有妥协。这是一种双输的格局,是一种畸形的社会,如同癌细胞一样深深地在整个社会心态中扩散。鲁迅说,中国的二十四史是一部砍杀史,王朝更迭城头变幻大王旗。皇权使国民心态流氓化,其核心是对规则的漠视,没有底线,不择手段。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就是使国民性格流氓化的嫌疑犯之一。布衣出生的人奋斗精神固然可嘉,但长期浸淫社会底层让他们的精神变得病态,在逆袭中各种手段无不用极,彻彻底底地沦为无耻的流氓,心理人格变得病态。亭长出身的刘邦是沛县的一个流氓,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以一个黑社会的小头目起家。朱元璋做过和尚、乞丐、兵痞,是流氓中的流氓,长期浸淫在底层。都说底层有勤劳、质朴的本色,但底层的堕落程度超过了整个社会,因为他们抵制堕落的资源更少,为一点蝇头小利就大动干戈。在社会失序的年代里,底层必然是丛林法则盛行的。如朱元璋开创大明王朝后,开创的专制制度更是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他将中国人性格中的负面因素放大,人的自由与尊严被打得粉碎,奴性开始野蛮生长。不学无术的朱元璋只爱读老子的《道德经》,把社会秩序设计成老死不相往来、男耕女织的、原子化的社会,整个社会一盘散沙,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将人头牢固地附着在土地上,剥夺民众自由流动的权利。他有大开杀戒,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东厂西厂之类的特务机构监视国民,让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亲人朋友反目成仇,普遍缺乏安全感。张宏杰将中国专制的种子追溯到中华文明起源的地理和生存环境。还是落入了地理决定论的窠臼中。他希望通过中西方环境的对比,找到中国专制制度的病根。华民族先民所处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东向大海,西有高山,南有丛林,北有大漠,是一个四面隔绝、相对封闭的环境,有适宜的气候,有肥沃的土地,很早就发展了农耕文明,具有内敛、保守、忍耐的精神气质,形成了以血亲为联系的国家组织形式。中国的农业社会高度依赖长者的经验,形成了横强大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社会。父权制成为孕育专制皇权的土壤与社会基础。中国人一生下来就有“原罪”——父权制下的“孝顺”观念,对父亲欠下了感情上的债务,而救赎的途径只有两个:一个就是父亲在世的时候对其顺从,不违逆,另一个就是死后供奉他。于此想对照的是西方的希腊文明。希腊靠海和贫瘠环境决定了不适合大规模地从事农业,殖民活动、海上贸易便活跃起来,这就导致了希腊人血缘活动是松散的,从而形成了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海上殖民活动具有流动性,商品经济则要摆脱人生依附,摆脱血缘的控制。张宏杰精辟地观察道,中西文明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衍生出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西方是弑父(如同希腊神话中的俄提普斯情节)以反抗父亲,兄弟间形成的联盟成为民主制的起源;而中国则是杀子文化,中国人不惜杀子维护父权专制。张宏杰博士用西方历史文化的演进作为参照系,以此反观中国自身的比较方法能使人更为清晰地展现中国历史兴起与沉沦的脉络。但是,在论证的字里行间中透露出对西方民主、自由等话语的迷恋,把这套东西预设为具有先天的道德正当性,“言必称希腊、罗马”。在厚西薄中时,并未能考虑到中西方之间历史演进的必然性。张宏杰能在制度层面思考专制制度与中国国民性的关系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但也没能深刻意识到历史环境给中国提供的有限的可能性。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不乏批判专制制度的人,也在各自提出各种制度理想,但未能找到一套超越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架构,尤其是但在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种市民社会、社会自治这样的思想资源。西方民主平等的长出也并不能证明西方天生是优等生。不能忘记,其国民性的形成有着浓厚的宗教背景(比如平等思想来自于人与上帝之间的契约),这是在研究中西国民性中必须加以重视的。书中最后一部分谈到了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国民性改造的二元论。作者比较倾心于胡适自由主义的改造路径,即通过让国民经历新的民主制的历练,然后再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确实,读鲁迅鞭笞国民劣根性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快感,或许更多时候是对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恨铁不成钢的一纸宣泄。对于国民性的批判,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有点激进了,批判有余,建设性不足。鲁迅等人希望来一场以“拆掉线装书”为口号的“文化大革命”来改造国民性,而忽视了传统文化观念尤其自我生成、自我运行的逻辑,这就注定将民族文化根基连根拔起,希望民族文化传统向西方漂移的国民性改造运动是一个美好的乌托邦。天真地认为,只要有了新人,美好生活就会水到渠成,殊不知个人意志的加总并不等于社会总体偏好,这就是鲁迅辛苦恣睢的努力只是在人们记忆中留下了“民族劣根性”的永恒记忆罢了。从改造制度土壤入手就抓住了国民性改造问题的命门。正如钱穆认为,中国古代的制度不应以“专制黑暗”四个字来抹杀,其实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并不是固化的,而是又一个演变的过程,没有一成不变的国民性,在不同环境制度下是可变的,这就说明中国人身上并没有顽强的病毒,一切劣根性都有救赎的可能。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专制底色,在延续传统时用制度规约人性,将改造国民性的希望寄托在完美的圣徒式的完美心性上不如将希望寄托在制度上,跳出民族劣根性的思维,以务实的态度理解人性和时代变迁。寻求良政是改造国民性的第一要义。只有建立良好的制度才能塑造健康的人格。人在制度的规制下,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被激发。人的身上有一些“蛮性的残余”,“原罪”这个词是称呼由残余本能所致的恶行。不能总把“蛮性的残余”丢进言之凿凿的“国民性”的垃圾桶,只有用好的制度才能驯服人身上的野蛮性。缺乏价值观与制度规范的约束,人内心中的“野蛮残余”无不会被唤醒。影响一国民风习俗的莫过于制度,而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将权力关进笼子里。在中国这样有着悠久专制制度的国度里,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长期合一,民众很容易对作为统治精英阶层上行下效。只要统治阶层约束自己的行为,用合理的制度约束、监督公共权力,社会才不至于堕落与败坏。
  •     近代对中华民族个性的讨论有两种派别:其一,秉承了儒家“性本善”的理论,竭力发掘出中国人可爱的一面。比如辜鸿铭笔下的中国人淳朴、善良、博大、祥和。其二,深恶痛绝于中国的极度落后,转而清算中国国民性丑恶的一面。鲁迅笔下的麻木看客及精神胜利法,柏杨笔下的“染缸文化”,还包括梁启超、李敖等,皆秉持“国民性批判”。其一其二,可能不过是一种性格的两面解读,只是出发点不同而已。如今,张宏杰也加入第二个派别,“通行证”即这本《中国国民性的演变历程》。张在后记中自言“鲁迅开启了我对国民性的持续关注”,鲁迅的立场也影响了张讨论国民性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目的。他与鲁迅一样,“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鲁迅《纪念刘和珍君》语),竭力痛斥国人的奴性,并且都力图以批评国民性来改造国民性,坚信健康的国民性将塑造整个时代的面貌。所不同的在于,作为历史学家的张宏杰选择了从历史视角切入以及引入世界视野(当然也是利用国外史料)以剖析国民性的演变。张在该书提出的基本观点是:落后的制度造成了国民的劣根性,专制制度的完善过程就是国民性衰落的过程。为了论证该观点,张宏杰以朝代更替为纲,旁征博引地概述了春秋时代之“贵族精神”和侠义精神,汉代之淳朴,魏晋之风流,大唐之雄健,宋代平民之崛起,明代之流氓文化,清代之“世人皆为奴隶”。书中文字澎湃、泥沙俱下,以史书具体事例为目,将专制的制度演进与国民性堕落二元对立,令人由衷折服、也令人颇感惋惜。该书的第二个部分着重讨论了专制文化。因为在张看来,国民性是被动的,专制的演进则是主动的。中国人之所以发展出全然不同于西方人的性格,数千年前的文化就已经决定了专制与民主的分野。其中一些细微之处(如对毛的评价)笔者保留意见,不予置评。张的结论是: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与西方就已经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人几乎没有可能民主。书中有一段关于“弑父文化”与“杀子文化”的论述,形象地说明了张的结论。西方是弑父文化,儿子敢于反抗父亲,兄弟联盟以民主反抗父权;中国则是杀子文化,父亲不惜杀子以维护父权的专制,并且由家到国地最终构建了三纲五常的专制文化。张在序中说:“请问,我们那些坐奥迪、用笔记本电脑的官员,他们跑官、买官、贪污腐败的方式,和明清那些坐八抬大轿的官僚,有什么根本的区别?我们那些施用化肥、使用含激素饲料、每天晚上在电视前兴高采烈地看《康熙王朝》的农民父兄,在政府、权力和暴力面前的表情,和秦汉时代,有什么不同吗?”可见,张实际上已经跳出了纯粹而具体地批评国民性的俗套,他重新回到了“五四”学人关注制度与国民性二元关系的道路,历史视角应是一种很有益的尝试。当代中国的主流思潮也是如此,既要着力塑造国民性格,也必须要有所谓“顶层设计”。

精彩短评 (总计69条)

  •     本书把中国人的国民性写出来了,可能是限于篇幅吧,例证稍稍不多。刚看《蒋介石在台湾》第一二部, 老蒋和高官在台湾的那些作为,何尝不是“国民性”的精彩例证?这些大陆政坛精英和高手们集中弹丸之 地,“国民性”大碰撞,那才叫个精彩!《蒋介石在台湾》简直就是本书所说的“国民性”的例证说明, 建议如果本书出下集可以引用一些《蒋介石在台湾》的事例,蛮精彩的
  •     逻辑与论证前后矛盾,一塌糊涂,写得很差~
  •     还好吧
  •     神作,相见恨晚,感觉和《河殇》有得一拼。总地来说,中国的专制体制是从骨子里生长出来的,是不能彻底改变的。
  •     现象易看,病理易寻,药太难抓。
  •     细思极恐,把中国五千年历史黑了个遍,毁三观。
  •     关于父权思想的深刻影响,以及最后鲁迅和胡适的描述,印象最深。这本书,我还是蛮喜欢的。
  •     张宏杰的宏大历史观,读来总是那么流畅
  •     每读一本张宏杰先生的书,都让我有一种为什么没早早读这本书的感觉,每本书都能给我提供我以前从未思考过的方面的见解,非常推荐张宏杰先生的书,对于中国的国民性根源的论证与欧洲人民国民性的对比,非常值得一读。
  •     角度选得很有新意,前文较后文更好。缺点在于讲得故事太“故事”,并没有太多的用故事透析国民性的演变,基本上算半吊子历史加社科。
  •     这类书只和中学生看,对认识和批判今天中国只能隔靴搔痒
  •     中国人的国民性确实有病,而且病的不轻。如何下药,中国近代以来的高手已经一一过招,现在看来,下猛药的做法副作用过大,旧病未去又染新疴。制度创新,走渐进改良之路似乎是一条值得期待的路。实际上,对于中国人国民性改造,毛氏的条件最好,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可惜他走的是一条乌托邦之路,是一条不归路。局限于目前的出版管制形势,作者对其点到为止,甚为遗憾。
  •     专制在一定阶段产生顺民,惜中国历史被元、清两代异族所断,精华丧尽,“崖山之后无中国”。从沈阳到深圳,在到米国,你会发现同一种黄皮肤的人,“国民性”相差太多。
  •     好题材写成臭狗屎,选择堆砌,避重就轻,屁股坐歪,偷奸耍滑,把孟德斯鸠对清人的评价写到明朝一章里,老子要不是知道明亡时孟德斯鸠还没出生就让你糊弄过去了,名为中国人,实际上就是崖山后无华夏的那一套,也不知当年死守四行,血战长沙,横跨鸭绿,轮战老山,调戏三哥的是哪儿冒出来的,唐穿么?
  •     全面 流畅 不失深度 并适当引发思考 进而有所探索和收获 所以这是一本好书
  •     国民劣根新问题一直都是根深蒂固。久而久之,我们习惯了,也就麻木了,也许劣根性已经深入到我们的心灵深处了。这本书没有深刻揭示国民如何丑陋的劣根性,而是从历史的角度,为我们解读了国民性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比较客观深刻地让我们了解到国民性的演变里程。书中不免有部分作者的主观观点。总体上将,很深刻。国人需要反思!!!!!!
  •     很好读,视野蛮新奇
  •     它否定了中国传统的一切,太过偏颇。较之斯塔夫阿洛斯的《全球通史》相差太远。这本书还是西方中心论的延续,只看到了恶,没看到善,似有种族主义与地理决定论的痕迹。看看可以,惊醒可以,但不可以此书为真理。
  •     中国的国民性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特别是宋以后的元明清时期,变得懒惰,自私,缺乏创造力。这是经济模式,政治制度,生活方式,长期没有革新所导致的。
  •     中国在几千年来专制体制通过意识形态教育使得我们的人格发展为集体自我,而非个体自我。这本书跟武志红的巨婴国应该一起读。
  •     
  •     这本书的炒作嫌疑太明显,我查了半天也没有秦晖的“诚挚推荐”,我本人是冲着秦晖的推荐去买的,可是发现没有秦晖的推荐更不用说“诚挚”了,实在不知道商家在炒作时赫然写入秦晖的名字是何用意?误导消费者吗? 关于书的内容,大致翻了翻,确实是笔记性质的(缺乏学术专著的严谨性,一般人看看还是不错的),当然作者在后记也说了,既然是笔记就不要求太深入了,比如拿民间文学作品《诗经》来论证古人的性的直接,以此来论证古人国民性。其实关于性的这种直接描写在中国任何时代都不缺乏,农村中这种东西太常见了。秦晖老师曾经涉及到过,本人在农村中也经常听过各种流传已久带色的段子。更何况国内有些地方的戏曲中这种东西多了去了,而且影响很广,甚至有些戏曲家幻想把它们当成宝贝正准备走向世界呢! 还翻到书中有一个拿鸡来比喻专制统治的一段话,也有欠斟酌,小时候在农村最喜欢的事之一就是观察家里鸡们之间打斗的事,有的鸡可能去挑战权威,当然并不总是成功,但也有机会打破被欺的命运,找一个自己欺负对象,这时它才能安于自己被其它鸡欺的命运。当然我还没有细看,不知道其它地方怎样,等以后有时间看完再详细评价。
  •     国民性决定一个国家走向何处,能走多远,须透彻了解
  •     十分值得一读
  •     为我打开了历史的大门,本书给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西方人很早就明白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的,可逆的,要想拥有自己的权利就必须尊重他人的权利。另外关于贵族精神的介绍也是我看这本书的最大原因
  •     看的时候会担心里面的举例会不会没有普遍性。。当然了解大体还是可以的感觉 后面就有点看不下去了。。不喜欢看评论的文章。个人色彩太浓。
  •     这本书的名字非常的大气,容易让有民族情结的人产生反感就无从开始去读这本书,前半部分的内容写的行云流畅,让人大长知识,后半部分让人看得昏昏欲睡,总体来看这本书还是很值得一看,该作者的博学多才显露无遗。
  •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宣传的有点高调,读罢虽不至于太失望,但感觉该书远没超过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距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差距更大。
  •     读者对本书褒贬不一,但对于我而言,还是收获颇丰的
  •     本书的观点及视角很好,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的论证也是很充分,史料很足。但是,有些地方貌似有点矛盾,支撑论点的资料牵强
  •     如同文艺青年不说“全世界”都不敢出门,知识分子好像不谈“国民性”就没脸见人。第一部分还只是看段子,第二部分开始吐槽,结尾简直不忍卒读。整体感觉像是南渡北归,用轻浮的调子说沉重的话题,读起来无比轻松,可仔细想想却总觉得有些不对味的地方。只怪某东前期活动力度太大,剁手多了,难免踩雷。
  •     以历史朝代时期为脉络表达了原本算作是质朴活泼的国民性转为元明清及之后一段时间麻木不仁的过程,并为毛主席正名!引起我对东周那种民风的向往,然后就去买了《青春志》。
  •     第一次读的时候感觉像是醍醐灌顶的震撼,但是经历多了越来越觉得书中观点其实还是偏颇,论证国民性越来越差其实仅仅只是依据古文中的个例来推断当时的国民性,内在的原理以及相关关系并没有说明白,大背景也是十分笼统,逻辑并不严谨,以上古的贵族类比今日的平民本来对象就不对。
  •     通俗易懂
  •     我的社科入门书籍,前前后后拾起来读了许多遍,每次会有不同的感悟。
  •     书写的比较好。以前也读过一些张教授所提的国民性思考者如鲁迅、柏杨等的书籍,风格不同。鲁迅、柏杨等的偏向于文学作品,张教授的这本书有一些历史内容,但总体又比较浅显、有趣味,没有正式历史学者那种单调,缺点是深度不够,但还是挺好的一本书,值得推荐。
  •     论中国国民性的新书中,觉得此书最有见地,历史选取很有代表性
  •     我认为最出彩的是全书第二编,追根溯源,从炎黄时代开始讲中国的统治方式对于人性的影响,同时用古中国与古希腊作比较,讨论双方之间在地理、生产方式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由此引出中西两种制度对国民性格的影响。再后,把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景象抛开,看到当时各国贤者尽管是“用脚投票”,但是几百年的持续混乱令诸子百家都渴望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出现,而秦政权的出现则是这几百年来人的共同努力
  •     四星半
  •     通俗历史读物,挺好读的一本书,作者从诸多历史片段中试图勾勒出中国人身上两大突出的国民性特征:奴性和流氓性,这两大特性根源在于长期独裁统治,思想大一统,言论无自由,权利无保障。希腊与先秦比较,作者毫无保留褒扬前者民主、重商、讲契约与人权;而贬低后者,虽然百家齐放,但都强调“定于一”的思想,为专制体制铺路,尊王而弱民,玩弄权术不择手段。胡适与鲁迅比较,作者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前者实践主义,渐进改革思想推崇而反对后者一劳永逸式激进革命理论。东西方文化、各个国家国民性,可以说差异,但却没有优劣,应以同样欣赏眼光看待,去芜存菁。对于国民性既不否认“劣根性”存在,也同样看到其成熟、良善一面。客观不偏激,才能建立真正自信。
  •     张宏杰的一些分析确实比很多人看得深入,尤其是对比了中西方的很多不同。但是宏杰可能是爱国家爱民族太深刻,所以写的书让人心潮澎湃,但不够具有建设性,书中所选取的材料和抒发的观点虽然正确但不够全面。故4分。
  •     与古希腊的对比读来很有用
  •     内容精彩,题材新颖,深度抛弃国民的劣根性,很有意义的一本书。
  •     第二章不错
  •     该书作者文笔生动、语言优美,散文式的叙述让人久久不能释卷!作者认为是落后的制度导致了国民的劣根性,视角独特。我已经买了好几本送人,这本书颇值一读,推荐给大家。... 阅读更多
  •     老师推荐的书,给孩子买的!
  •     其实鲁迅讲的国民劣根性,六十余年少有改善,多有恶化,尤于文革登峰造极,古人讲庆父不除,鲁难难已,庆父是不愿意自动退出的。
  •     耐读,里面有些东西观点以前没接触过,看完有了一些新的看法,讲了秦,希腊,近代化,观点不同,我看的也过瘾,也是因为我以前没接触过,知识浅。
  •     前半部分写的很不错哦,后半部分我不是很喜欢的,但是总体来说很不错的
  •     很多值得深思的东西,透析国民性如何一步步步入此种境地。
  •     大部分内容之前都有所思有所闻,不必苛求,正如作者自己所言,这只是“野狐禅式的自圆其说”。全篇失望有三:1.行文中不断隐隐出现“河殇派”的影子;2.混淆贵族和高尚、平民化和低俗等概念;3.从鲁迅切入国民性,仅止于胡适,不深刻探讨革命,不够峻洁。
  •     随意剪裁史料以佐证观点,肆意拼接例证以宣泄不满。以一时一地一己带有强烈情绪色彩的想法,构筑并不以这样的形式也不以这样的历史为根源而存在并演进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如果想出一本个人随笔集,就不要装一个会让人误以为是历史研究读物的书名!!!有一些书只是没有营养,有一些书却是毒物!
  •     无法给我带来新智识的书,张宏杰老师写这部书实在太着急了。
  •     书非借不读也,历史故事很好玩,但作者观点保持观望
  •     给人一个很好的历史纵深感,张先生的作品虽然是论文整合的,但是很有见地,不像一般学者自乐,这书易懂还发人深思
  •     一直以来,我都以为自己的性格方面有什么缺陷,看过这本书,尤其是流氓文化那一部分之后,我才发现病态的不是我。
  •     中国政治的信条是:不平等导致稳定。古希腊政治的信条是:平等才能创造和谐。
  •     欺世盗名之辈,除此之外,无语,,,,
  •     一家之言,不过也可发人深省。
  •     写得不是那么严谨,但是内容很有意思
  •     把中国和西方的国民性对比梳理,前半部分极其流畅,后面稍微有失偏颇,但是不妨碍五星推荐
  •     还不错的入门读物。略偏激,不够严谨。
  •     回到历史 正视现在
  •     还行吧,但还是有点失望,给人感觉观点不是很深入,有点点泛泛而谈的感觉
  •     书挺不错的,论据挺充分的,不过能再多一点对以后的展望和改变现状的设想就更好了
  •     中央再次发文要振兴传统文化了。这个节骨眼上读到这么一本书真是不利于鼓舞士气。
  •     从开放包容张扬到内敛到瑟缩一角,我们的基因还在诶
  •     好书,李光耀评价中国人自古以来相信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然而在砺练国民性上来看并非幸事,极权统治者在一次又一次的清洗中把这片土地上最具反抗精神的人连根拔起(诛九族甚至十族),一步一步把中国人变成近代的样子。
  •     很多史料用得足,讲在点子上,但可想而知的受制太多,越往后越讲不透,也是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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