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尺雪意》书评

歌哭有端──读廖伟棠《八尺雪意》 鸿鸿

歌哭有端──读廖伟棠《八尺雪意》鸿鸿读廖伟棠的诗，很难不热血沸腾。他有浪漫的情操、现实的关怀，少年的激情、中年的世故，西式的意象蒙太奇、中国古典文辞的修为。更重要的，他始终目光炯炯，脚步一径行前，与这个时代、与他身边的底层人民共同呼吸。 廖伟棠生于广东，二十二岁移居香港，之后辗转于北京与港台之间。这漂泊的经验，逐渐让他不囿于一地的传统，而在移动中养成全观的视角、以及──看似矛盾却真实地──永远的边缘。他早期的诗充满异国情调──不是那种贵族式的，而是波希米亚式的。毫不意外，他的一本诗集便叫《波希米亚行路谣》，另一本诗集的封底则写着「是的，我曾经美丽而且唱着异乡人的歌那又怎么样呢？」然而，即使在那样的时期，不过二十五岁，诗人早有自觉：诗「必须写具体事物，我反对在诗中进行抽象思考和论述」，同时追求诗的叙事性和戏剧性。他以采访与摄影谋生计，以诗誊写生命史。这就不可避免把他引向了后来的现实主义道路。 中国古典的养分，在他找到现实切入点时忽然跃入他的写作当中。这和我们熟悉的，许多台湾现代诗人中年后对古典文化的回归，大不相同。台湾诗人的转向有如「回头是岸」，是一种弥补现实隔阂的文化回归，以古典文学的奶水哺育失落的乡愁。廖伟棠则是刚好相反：他从眼见当代中国的现实苦难中，体会到古典诗人忧患意识的根由；对着古人的肖像，看见的竟是镜中的自身。在2008诗集《和幽灵一起的香港漫游》最后，三组〈为未来的鬼魂写诗〉，即是一个鲜明的回归仪式。他挑选了苏东坡、陶渊明、黄庭坚的三首诗，将之「翻译」成白话诗──他以前也「翻译」过李、杜，只是这次多了一道手续，他再将译作「翻译」成另一组古诗。透过这个仪式，他成为古诗人的灵媒，只是「退驾」之后，那鬼魂还牢牢盘绕在他脑中。 自此他的语言更纵横无碍，在重重影响下脱身而出，找到更多自由。这部最新诗集《八尺雪意》就是最佳明证。「台北是青瓷上白花/漫生漫灭。醉中谁敲来听？」「山的层迭无异于GDP内的阶级」，都非仅文字练达，饶富雄浑古意与锐利的当代观点。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猖狂，威权政治官商勾结的暗影，令一位吟游诗人不得不敏于世界的快速变化，敏于这世界，与他的心灵家园之距离日远。 这世界的更新是这样：「百姓鏖战于商业、逸乐，且地产商/一再把他们的山水更新出桃源的血泊」。而这世界的权力是这样：「事实是动物园门前竖立了京八狗/足以令万兽噤声，既然狗要吠叫/人民要合照，我们何必绝食，咆哮？」有如闻一多的死水，诗人声言只有更黑的颜料才能画城市的真容，「接着洗笔，如洗秋瑾血，把西湖洗成墨池。」 诗人不是应当吟咏美好的事物？何必一直愤世嫉俗、讥刺当权？但是这个无处可以避世的时代，就算到了一个令他心神摇荡的秘境，诗人也忍不住感叹：「我知道有一个世界就是这样。它和战争、贫穷、金融/与房地产之恶无关，也许只由雨幕和沙洲组成」，然而，在诗人历历吐述这些与美景无关的事物时，我们却分明感受到，它们的如影随形，无法摆脱。 廖伟棠的想象开阔，在大广角和大特写之间利落往返，往往一语便撩开一个苍茫空间，或是一个细节便捉住一个沧桑的人物。他写「八千人在积雪上洒着工业盐，八个电工/在冰封的电塔上过冬，再也不下来这莽莽人间。」彷佛安哲罗普洛斯的画面，但他的景观人物更多了温度。他写「铁船犁过，世界便地老天荒。」他写「连夜有人修起了登天梯，把星星焊死。」他写「我们像建设奥运场馆的每个民工/终被扫回家乡，晨光拍打他们/犹如放荡了一夜的继母。」他写「头上一尺的神明支离破碎，下界的诸神却修车、洗地、带小孩上学去......」深情的观察带动汹涌的情绪，诗人代无泪的我们歌哭，也代被遗忘的人们敲醒世界。 伊甸以降，时代永远是最坏的时代，诗人何以自处？有人避世以抽象思考试图超越永恒，有人在古井内赏花莳草从容观天，有人佯狂玩世以求得自主的游戏空间，有人自命宗师教主建立文明的孤独殿堂。唯有像廖伟棠这样的诗人，与时代正面迎击，在夜雾中往复穿刺出几个黎明的窟窿。他揣在怀里的偶像，不仅有诗人、电影导演，还有劳动者与革命家。但同时他又深知，诗与革命互为表里，文字实乃最锋利的武器；时代的挑战，唯有不闪不躲，才可能侥幸胜出。虽然在诗中一再灰心沮丧，但五四与六四的余火引路，又让他在义愤与爱情的鼓舞下不断重新振作。设若这世界终将毁败，我但愿能在黄土里留一卷廖伟棠的诗，让千百年后能够想象，我们曾经历的时代，是怎么一回事。原载台灣文讯2012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