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评传

章节摘录

科场的蹭蹬，无疑使他对其所处的晚明社会的认识更增进了一层。受曾祖影响，他在哲学上是主张知行合一的。他是知名史学家和广交游的乡绅，一旦认识到“坐谈性天”的“吾儒全无火用”（《四书遇》）之后，其关心时事和乡间事务的热情更加高涨起来。——这也正是他的本分：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从来就不是漠视民瘼的人，现实的激发，才使其撰写历史的愿望更加强烈。从这个意义上说，克罗齐关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的著名观点是成立的。乡居期间，张岱以乡绅身份直接参与过好几次有意义的、公益活动。崇祯七年（1634），一介布衣的张岱，见绍兴城水利交通不便，市内污染严重，亲笔写了《疏通市河呈子》（原注：崇祯七年十二月）报送绍兴府当局。他细致分析了绍兴城的地理位置：自“南利门至北昌安门，市河一带，中分两县，直达三江”，建议“急宜开导”，“立赐疏通，以复水利”。因为这条河道关系到商民交通，修通后也有防火及保护城市环境的作用，因而“激切上呈”，恳望当局为城中居民经济贸易和卫生着想，“加意民灾，留心水利”，“弥实兴利，福国奠民”，只要“两邑齐心”，政府资金不足，可向“好义富民”适当募捐，他们会“乐助钱星”。从这件呈文看，张岱相当关心家乡事务，并确如他自己所说有“经世”眼光。1636年夏，绍兴瘟疫流行，祁彪佳等发起施药，张岱为主要的组织人之一。他起草告示，并以枫社文会组织者的身份发动乡居的士大夫积极参与施药活动。此事赢得了祁彪佳的高度赞扬（参看《祁忠敏公日记•丙子》）。张岱还写了《丙子岁大疫，祁世培施药救济，记之》长诗记其事，略云：“昨岁残冬天不闭，霹雳一声走群厉。夏来疫气填村市，亦郊市人欺贫子。灯昏室暗飞蠛蠓，阖家僵卧呼天公。日无薪水夜无箦，梦想不到求药石。宰官道念切恫□，百草辇来聚若山。药王乱掣天医簿，岐伯不至雷公怒。上池取水供洗涤，肘后一方陈琳檄。刀圭用处厉鬼怖，二竖敢向膏肓住？医者闻名药闻气，残喘皆能起床笫。须臾全活几千人，仁人见之皆效颦。因思世界尽如此，死兵死赋均死耳。辽东一破如溃痈，强蟊流毒势更凶。民间敲剥成疮痍，神气太泄元气疲。”作为这次活动的发起人之一，张岱除在诗中颂扬了祁彪佳关心民瘼的精神，同时更表现出自己伤时忧世之情。对“辽东一破如溃痈”、“民间敲剥成疮痍”的社会现状，他忧心如炽，体现了一个富于时代使命感的学者的良知和人间情怀。惟其如此，在其后几年绍兴赈荒、禁赌、议城防等活动中，他也成为最活跃的人物，受到当局的高度重视。1641年春，越中大荒，绍兴知府刘九符委托祁彪佳约地方名流“约期给米，遂多有及寓相商者”，如“金声始、张宗子、赵公简、刘北生诸兄”（正月十七日）。其中以张岱筹划最为积极而切要，据祁彪佳日记记载：（正月）二十二自，……知会众绅，次日公谒恳以通籴之事。予出报刘九符公祖。晤张宗子，阅其所著《杞人筹越大概》、《禁越贩议论仓》，其中筹划井然。《杞人》日：“行之数载，可使学校兴、仓廪实、漕运通、流寇止。”诚非虚言也。连日有以赈策见示者，皆无此切要。为救荒平乱，张岱与祁彪佳诸人走遍全城，经常同余煌、倪元璐等人“共商越中善后之策”。其聚会地点，大多在张岱的瑞溪草堂。这些均见于《祁忠敏公日记•辛巳》一至三月的记载。崇祯中叶以后，北方边警不断，国内农民起义蜂起，“因见处处风烟急，兵革不到有几邑”（《张子诗秕•寓山士女春游曲》）。作为一位谙熟史地的史学家，张岱十分留心北方军事，他是学者中最早主张积极做好城防准备工作的人之一。1642年底，他写出了《金汤十二策》，与倪元璐、祁彪佳等人经常共同研究。（见《祁忠敏公日记•壬午日历》闰十一月初四、初七、十七等日有关记载）科举的蹭蹬固然曾使张岱一度消沉过（见《祁忠敏公日记•癸酉•役南琐记》），但从上述诸事看，四十多岁以后，他已把科举之事看淡了，并完全振作起来，把全部心力放在学术文化事业上，并将自己的“治平”理想付之于实际事务性行动。这是他“知行合一”人生哲学观念（详第三章）的具体反映。P40-42

前言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1990年10月7日

后记

写完本书的最后一行字，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好歹算是完成了一项工作。十年前，笔者不自量力地接受了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交付的《张岱评传》的写作任务。正式接触张岱后，难度远比原来设想的为大：最主要的是因为张氏著作大多只有手稿本或钞本存世，而其著述数量之多、门类之杂，更为开始时所未料及。仅是搜集（钞录或复印）张岱的存世著作，我就断断续续花去了近七年时间。特别是其皇皇巨著《石匮书》及其《后集》，共达284卷，为复制、互校，先后在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花费了大量时日。幸而近年时间比较集中，为收集、校勘张岱著作及相关材料，先后出差到北京、上海、绍兴、杭州、南京等地十馀次，其中经过，难以尽述。然遍读张岱著作，我深切认识到，并没有枉费这些年所花去的精力：因为张岱实在是一位值得认真研究的大师级人物。在明清之际的学术一文化史上，他确有其卓越而不同寻常的重要地位。本书从立项到完稿，转眼间已近十年：《张岱诗文、著作编年》（本书未收入）和《年谱》初稿写于1991年，最后一章则完成于今年暑假。“难产”如此，自己亦觉赧然。除了自己才思迟钝、写写停停的主观因素外，搜集材料过程中的几次不顺利以及因电脑出毛病而返工两章，也大大影响了进度。故在本书付印之际，我要特别感谢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诸位先生：他们容忍了我为尽可能全面搜集材料而迟迟未能交出书稿。巩本栋教授、蒋广学教授、张宏生教授对本书的写作十分关心，给予了许多帮助，并仔细审阅了书稿，令人感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裳先生。经何满子先生介绍，他允我借抄了极为珍贵的张岱诗集手稿，不仅补足了凤嬉堂钞本《张子诗秕》所删略的全部诗作，核校了钞本异文，藉此弄清了有关张岱生平的一些细节问题；最大的收获是，通过对照手稿，对鲁迅先生“清人编书而古书亡”的名论有了更深切的体会：有时一首诗，经清人一改，意思全失甚或相反。这使我深感治明清之际的文史，第一大难题就是所用资料的版本问题。尽可能地以手稿或早期钞本为依据，运用第一手材料细加比勘，这是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极力追求的目标；但本书尚未完全做到，但愿以后能做得更好于此。我还要特别感谢鲍恒学兄，1997年他同我一同为收集有关张岱的资料花费了大量精力；他对张岱诗文研究有素，其建设性的意见对我颇有启发。本书第七章第二节“张岱诗歌的总体艺术特征”为鲍兄撰写，承其应允收人，特志于此并表谢忱。国家图书馆孙学雷女士、南京图书馆曹红军先生以及胡可先先生、杜志军先生、陈建设先生、周群先生、王华宝先生、谢秉洪先生等，或为提供资料方便，或提出宝贵意见；国家教育部古委会对我从事张岱研究立项提供了经费支持，安徽大学科研处对这项研究亦十分关心；研究生刘彭冰、吴新苗校对了部分稿件；责任编辑俞润生先生无私奉献，做了极为细致的工作；82岁高龄的何满子先生欣然赐序，令人感动。在此，谨一并表示我最诚挚的谢意！本书仅是对张岱其人其学的初步探索，限于水平，错误、缺失在所难免，恳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胡益民2001年10月10日于安徽大学

内容概要

胡益民，41岁，现任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教授，中文系硕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清代小说》、《张岱研究》等。发表论文近60篇。

书籍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序绪论  一位不应被忘却的大师第一章  家世、生平与著述  一 家世  二 生平  三 著述第二章  交游与张岱的文化性格  一 “史学知已”  二 文学知己  三 抗清志士与故国遗民  四 艺苑胜流与民间奇技第三章  社会-哲学思想  一 对程朱理学及科举八股制的理性主义批判  二 辨证法思想  三 张岱哲学思想美学化倾向第四章  文艺-美学思想  一 诗画界限论  二 艺术范畴论  三 艺术家论  四 文学批评标准论  五 戏曲论述与品评  [附]张岱明代文学史论辑第五章  史学的成就与贡献  一 史著概评  二 治史原则和历史观  三 “九章哀郢之辞”     [附]康熙会稽县志《凡例》第六章  诗词创作及其成就  一 概说：“其诗又一史”  二 张岱诗歌的总体艺术特征第七章  “绝代散文家”  一 概说  二 题材的革新与拓展  三 史传散文  四 流记散文  五 人物小品  六 张岱散文的文化学蕴涵附录  张岱简谱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外  词语索引后记

作者简介

张岱是明清之际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位在文学、史学和艺术理论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的杰出人物。过去因资料原因，其学术地位一直被忽略。《张岱评传》的作者胡益民从大量原始资料入手，对张岱充满神奇色彩的生平行实做了全面的考述，同时重点对其社会—哲学；思想、文艺—美学思想、史学之贡献与成就及其文学创作成就等分章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张岱评传》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学术性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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