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吃饭大学文学院 陈芝如果不是出于应付作业的需要,我从不打算读前三十年诞生的小说,因此没想到北岛的这篇小说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我很惊讶在十年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运动里竟然诞生如此先锋的作品。这部北岛在1974年初创,1976年与1979年再三修改的小说在今天看来可能不怎么样,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小说主旨都非常陈旧,但在当时是非常了不得的作品,尤其是多叙述者多中心的复调结构和意识流的思维形式,这是一个多音齐鸣的世界。翻开这部小说,我脑袋里头一个反应是想起了高行健发表在1981年的小说《有只鸽子叫红唇儿》,当时的作家似乎都在尝试将交响乐的结构与意识流的形式相混合。只不过在形式上高行健还多了一个叙述者--也就是作者的化身,如同观察者和旁证一样,不断地以回旋曲和间奏的方式,使小说的主题得到了深化,使小说主人公的命运为读者所牵挂。陈思和认为地下文学的核心思想是为了反抗主流的政治叙事,但是就本文而言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大量旧时代的话语符号和思维形式,地下文学依然浸染着主流文学最深的身影。对主流文学的反抗不在于作者的新观念而仅仅在于地下文学出现其本身,在一个不允许有自我思想不允许存在异端思维的文学世界里,放弃与正统文学保持一致,不再与之亦步亦趋就是在对前者进行背叛和反动。而且这些流传至今的地下文学只是当年另一个顽强的文学世界的部分残余,或许有更多的地下文学在被我们发现之前就已湮没不闻。底层在历史叙事中的无声和隐形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精英史观抹去了底层阶级自主的历史和行动的政治属性。从属阶级是政治上无效的阶级,底层的非政治化导致其在精英创造的历史中销声匿迹;二是由于斯科特所概括的底层行动的特点,其所使用的"弱者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和"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s)遮蔽了底层行动的独特轨迹。可以说,底层政治的逻辑是在其经过之处几乎不留痕迹。这种掩盖痕迹不仅可使从属者的危险减至最小,而且消除了许多可能让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相信现实政治正在发生的证据。而北岛的这篇小说固然在文革中幸存下来,但在之后也一度湮没不闻,许久之后才被重新发掘出来。谢冕认为新文学是喜气昂扬地进入新时期,是抛弃过往断裂性地进入,所以北岛的这部《波动》为人忽视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阅读这篇小说,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呢?有人认为北岛写作的目的是希望探求“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如何造成人的价值的全面崩溃、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他想“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然而他成功了吗?直到今天北岛似乎也没有放弃这个希望,但世界从来放逐诗人的梦,也不管真诚也罢,虚伪也罢,前尘往事俱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诗人的命运与笔下的人物共呼吸,于是这个故事在暴风雨中以残酷终场。小说主要有五个人物,来自帝都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在早年双双自杀,家破人亡被流放,对世界满怀绝望发誓再也不回北京的女孩肖凌,一生勤恳工作晚节有亏,不断在心中理念和现实腐败之间挣扎的干部林东平,来自京城作为知青下乡,理想主义情结浓郁,乃林东平私生子的杨讯,天真烂漫,一直在父亲林东平羽翼下成长的女儿林媛媛,以及持虚无主义世界观的流浪汉白华。这个故事的主线是杨讯下乡做知青时偶遇了了女孩肖凌,两人彼此相爱,然而肖凌是高级知识分子出身,是被批判的罪人,社会地位低下,在刚下落农村的时候委身于一个救过她性命的大学生,未婚先孕,并生下了女儿,但大学后来回京上大学,却一去不复返。他在离别之前许诺回京就让他父亲动用权力将她从苦海当中打捞出来,孰料食言而自肥。林东平忧心儿子的前途,因为这勾起了他当年与领导夫人相爱最终没有好结果的往事,而杨讯就是因为这段孽缘而生,只是他自己不知道罢了。于是林东平百般打压,拆散这两个恋人之间的爱情,故事的结尾是杨讯登上离开的列车,而肖凌在雨夜之中孤独死去。肖凌的死不是这些年我见过最唯美的画面,然后读完之后又始终念念不忘,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弹钢琴、喜欢洛尔迦的诗,有着长长的睫毛,气质幽冷,像一朵摇摇晃晃的雨夜花。我忽的又想起了刘慈欣笔下的叶文洁,不论家庭背景、气质亦或命运,她与肖凌都惊人的相似,想来若是《波动》位面存在红岸工程,那决定人类命运的一刻又交由肖凌掌握,她是会与三体人联系呢联系呢还是联系呢?北岛不是在写科幻小说,但现实与科幻一般残酷,肖凌幽冷的气质,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在国族喧嚣骚乱的狂热里一个人安安静静绽放,然后无人赏识,在种姓论出身论原罪论的动乱年代呜咽。自出生以来所经历的种种苦厄重创了肖凌对世界的信任,就像北岛在几年后于诗集中对这个操蛋的世界高呼我不相信,前恋人与恋人对她的背叛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化成了最浓郁的绝望和虚无,哪怕是玩世不恭的流浪汉白华在这虚无面前也要自惭形秽,因为他眼中还有希望,而这在肖凌眼中我们是等不到了。杨讯那热炽的理想主义在她面前是如此的浅薄,他没有意识到他脚下的根基是如此的脆弱,一步走错就可能万劫不复。在故事的开头,杨讯炫耀式的告诉肖凌自己曾经坐过大牢,因为拒绝在饥荒的年代为了保护农民拒绝缴纳公粮,肖凌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是有父辈的权力保护,你又怎么还能像眼前这般如此轻易地出现在她面前。她更是嘲讽道,其实国家就是你们最大的保护人,只要不犯错运气尚可,出身于统治阶级的你们是不会理解底层人士的痛苦的。杨讯在当时并没有明白肖凌此话的意味,但想来在故事的结尾,杨讯因为亲生父亲林东平权力的干预下,轻松得到其他人一辈子都可能得不到的机会,开后门回京的时候或许明白了。在一个权力本位的社会,人与人不过是相互依附的关系,一群末人匍匐并自我匍匐,广场上蝇眼中分殊的世界一个又一个自我复制,千万人的希望便在大人物彼此谈笑间灰飞烟灭。 无声者无法表述自己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声音不是被占主流的意识形态所抹杀,就是往往被他人代言,他们没有渠道表述自己的声音。“这些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过的生命,只是因为与权力相撞才有机会幸存下来,而这个权力本来只希望清除他们,或至少抹消他们的痕迹。正是许多偶然的际遇合在一起,才使这些生命能够在我们这里重现。(福柯《无名者的声音》)” 诗人们爱将故事以残酷终场,想来不如此不能打动心弦激荡,但更大的原因或许还是大时代在墙角的苦苦相逼,使我不得开新颜。”生活施虐作家,作家施虐文字,文字施虐读者。“古今事,料来无非如此。戏台已被命运摆下,只等作者登场,在锣鼓铿锵中跌跌撞撞,除此外你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