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文物大系 陕西卷 天津卷

章节摘录

插图：陕西省位于黄河中游，是中国的一个内陆省份，史称“三秦”，分为陕南、陕北和关中三个地区。它的东部与山西省和河南省接壤，西部与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相连，南部是湖北省和四川省，北部跨黄土高原中部，与内蒙古自治区相接。陕西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这里即有人类活动。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分布着一些重要的文化遗迹，如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在商代，这里是商王朝版图的西域，境内分布着几个重要方国。在周秦汉唐时代，这里是王都的所在地，为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心。陕西地区自古音乐文化就曾得到高度发展，这里发现的大量音乐文物，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当时音乐文化的发展面貌。陕西是中国的文物大省之一，其中音乐文物占有相当比例，分布于省内30多个县市。陕西地区在古代就曾发现过音乐文物。如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城固县就曾出土了12件编钟。又如著名的克钟、梁其钟、鲜钟等，都是在清代或1949年以前出土于陕西扶风的。1949年以来，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大量重要的音乐文物在陕西陆续被发现。从本卷的收录情况看，陕西发现的音乐文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不同材料制造的不同种类的乐器，时代大多在汉代（含汉代）以前，少量晚至元明；另一类是反映古代音乐生活内容的不同质料的画像和雕塑等美术作品，时代基本在汉代以后。这两类音乐文物分布于陕北、陕南和关中三个地区，以关中地区数量最多，也最为精美。陕西考古发现的古代乐器大多出土于关中地区，少量出土于陕西南部，尤其在宝鸡、扶风、凤翔、眉县、咸阳和西安等地，重要的发现最多。陕西各地所出土的古代乐器主要隶属于仰韶文化、周文化、楚巴文化和秦汉文化，以周文化和秦汉文化发现的乐器数量居多。乐器的品种包括打击乐器（体鸣和膜鸣）、吹管乐器（气鸣）和弹拨乐器（弦鸣）三个类别，其中以打击乐器所占比例最大，且主要是钟磬之类的“金石之乐”。陕西发现的打击乐器计有陶响器、磬、铃、铙、镈、甬钟、铎、钮钟、钲、锌于、鼓、锣、钹等13个品种。陶响器在临潼姜寨、铜川李家沟和黄龙西山坡都有发现，时代均属仰韶文化。姜寨的陶响器外形略似橄榄，体中空，内有颗粒物，摇之有声。铜川李家沟所出陶响器为中空的椭圆球体，且有上下贯通的圆孔，发掘者推测它可插入木柄。磬有石磬和陶磬两种，后者属于明器。陕西发现的石磬有特磬和编磬之分，特磬见于商代至西周中期之物，如蓝田怀真坊、扶风齐镇和长安张家坡各出土1件。怀真坊特磬的时代属商代后期，其外形与殷墟出土的龙纹磬相似。它的倨句略见明显，已有向倨句分明、平底、股短阔、鼓狭长的倨背型磬发展的趋向。扶风齐镇和长安张家坡特磬都是平底的弧背型，外形与殷墟西区M93所出1件（M93：2）相类。说明西周特磬当直承殷商。编磬在周原召陈乙区西周建筑遗址、长安张家坡井叔墓、宝鸡贾村上官村和凤翔南指挥秦公一号大墓发现过一些。总起来看，西周的编磬在形制上已经定型，即都是倨背、平底或微内凹的凸五边形磬。这种型式的磬是东周时期倨背弧底磬的前身，表现出西周磬发展的明显进步。从本卷的收录可以看出，周原召陈乙区遗址出土的夔纹编磬和长安张家坡井叔墓出土的素面编磬的器形厚大厦重，显出它独特的风格。西周编磬厚大质重的特点，在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春秋中期秦国编磬上仍可看到。不同的是，秦公一号大墓编磬除底部为凹弧外，鼓、股上边也都是凹弧形，这在迄今发现的先秦编磬中尚无先例。目前出土的周秦编磬大多保存情况欠佳，利用测音手段已难复原其固有的音阶组合。不过可以相信，西周晚期编磬的组合件数肯定要比商晚期三、五件一组有所增加。近年河南三门峡虢墓出土的10件一组的西周晚期编磬，或可使我们得到一些启示。石磬发展到东周时期，形制统一为倨背凹底式，并被后世编磬所承袭，如西安范南村汉墓陶磬以及延安庙沟村所出明代“泗滨浮磬”即其实例。

前言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目前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音乐四大集成的姊妹篇，故实质上也可称之为“中国音乐文物集成”。这项工作之所以以“大系”命名，不过是表示我们并不以编辑出版各省卷本的“音乐文物集成”为终极目标。随着音乐考古学、音乐形态学、与音乐有关的古代文化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音乐考古专家队伍的日益壮大，我们预期这项工作在“集成”的基础上，还将进入全面的、系统化的梳理阶段，这是一项与中国音乐史密切相关的、必不可少的研究工作。《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当前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建设中最为宏大的工程。中国音乐史学，尤其在中国音乐考古学方面，曾勉附于中国文史界、考古界之骥尾。号称“礼乐之邦”的古代中国，并无系统的音乐史著作，只有历代正史中给予重要地位的“乐志”、“律志”以及若干史料杂集中的相关研究。作为考古学前身的“金石学”中，虽也容纳有相当数量的青铜编钟研究，却难以认为这已是“音乐考古学”的发端。如果说中国的音乐研究，始自“五四”运动以来，那么中国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就是随着音乐史家的开拓，孕育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学进展，促进于70年代末以来音乐文物深入调查，而至今已在起步阶段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音乐史家们对于音乐考古研究的注意，是在文史界的启发与带动下逐渐展开的。王光祈先生关于某些传世音乐文物的研究，也许只算个别事例；杨荫浏先生写作《中国音乐史纲》时，考古学家唐兰先生的《古乐器小记》、刘半农先生等所作的古乐器测音研究工作，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并成为《中国音乐史纲》写作的方法论的参考了。五六十年代，杨荫浏先生在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写作时，指导中国音乐研究所，配合文物界、考古界，从虎纹大石磬到河南信阳楚墓编钟等出土音乐文物所进行的一系列音乐学研究，为此后的音乐文物调查提供了初步经验，并作出了某些学术的、知识的、技术的准备。其问，音乐研究所的李纯一研究员所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远古与夏、商部分）和他的有关论文，多专注于音乐考古问题，对于音乐学者从事考古研究甚有贡献。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一个被称为“科学的春天”的时代。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先生倡导并且亲自深入音乐文物的田野调查工作，直至倡议编纂《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他所带领的调查小组，发现了中国青铜钟的双音结构，巧逢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具有铭文为证的青铜双音钟的出土，在学术界引起了反响，对于音乐考古学的进一步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鉴于古代音乐研究工作的迫切需要，80年代末，武汉音乐学院设置了“音乐考古学”专业，并在文物、考古学者的协助下，开设了一系列相关课程。这是发生在曾侯乙墓音乐文物出土之地的重大事件。它的实质意义在于：音乐考古工作实践的需要，推动了理论工作的进展。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出现了一次飞跃。音乐考古学在人类文化史研究中，有其显而易见的不可替代的学术意义。诸如贾湖骨笛提供的有组织而能自成体系的乐音结构，便是一种即便是远古崖书中亦无从得知的人类高级思维活动的历史信息。它忠实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某种人类文明的曙光。我们所处的这一时代，正当文化学的概念开始进入考古学，从而扩大了考古学中关于“文化”概念的畛域。音乐考古学如能产生长足的进展，将来无疑可以用己之长，回报于一般的考古学。考古学的最新进展是多侧面的，其重要的迹象之一是和文化人类学的互相靠拢。音乐文化史的研究将在这方面提供出许多有待探讨的问题和现象。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嗷嗷待哺的新学科也将因此而面临着有关学科建设中的特殊问题。

后记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天津卷》于1990年8月开始着手编撰。参与编撰工作的有天津历史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天津戏剧博物馆、天津文物公司、天津市杨柳青画社等单位，具体组织工作由天津市文物处负责。编撰工作于1991年全部完成。本卷主要收录西周至清代的各类音乐文物。其中包括有乐舞内容的陶、瓷、铜、玉、漆、木器皿上的图像、绘画、年画、砖雕、俑人等。文字稿基本上由文物收藏单位提供。四次校稿均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刘东升先生反复审定。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顾伯宝、徐兆琴、韩宝强负责测音。天津文物处张一苓、天津历史博物馆池卫、天津艺术博物馆刘士刚和李国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董建国负责摄影。整个编撰工作，由于天津各博物馆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同志通力合作，进展顺利。编撰工作全部完成以后，经丛书副总主编王子初先生审定、付梓。

书籍目录

陕西卷陕西音乐文物综述第一章 乐器第一节 陶埙 陶角1．半坡陶埙2．姜寨358号墓陶埙(2件)3．姜寨陶埙4．淳化黑豆嘴陶埙5．西安热电厂猴头埙6．华县井家堡陶角第二节 陶响器1．姜寨358号墓陶响器2．姜寨76号墓陶响器3．铜川李家沟陶响器4．黄龙西山坡陶响器第三节 磬1．蓝田怀真坊特磬2．扶风齐镇特磬3．周原召陈乙区遗址编磬(3件)4．扶风云塘石磬5．宝鸡上官村石磬6．秦公一号大墓编磬(8件)7．西安红庙坡汉墓陶磬8．西安范南村92号汉墓陶磬9．延安庙沟村泗滨浮磬第四节 铙 铎 铃1．宝鸡竹园沟13号墓铙2．弛伯墓铎3．庄白一号窖藏铃(7件)4．黄龙西山坡铃(2件)5．长乐富贵铃第五节 甬钟1．弛伯各墓钟(3件)2．弛伯墓钟(3件)3．临潼零口南罗钟4．扶风黄堆4号墓钟5．扶风上务子钟-6．风翔东关钟7．应侯钟8．一式疾钟9．二式钟(4件)10．三式钟(6件)11．四式钟(3件)12．五式钟(3件)13．六式钟(2件)14．七式钟(2件)15．中义钟(8件)16．柞钟(8件)17．师臾钟18．五祀献钟19．眉县杨家村甲组甬钟(2件)20．眉县杨家村乙组甬钟(4件)21．眉县杨家村丙组甬钟(4件)22．井人安钟23．用享钟24．南宫乎钟25．扶风北桥钟甲26．扶风北桥钟乙27．扶风蝉纹钟28．扶风东渠钟29．扶风刘家村钟30．扶风齐家村钟甲31．扶风齐家村钟乙32．岐山梁田钟_33．扶风吊庄钟(5件)34．长安马王村钟(10件)35．耀县丁家沟钟(4件)36．鲜钟37．武功李台钟38．武功徐东湾钟39．临潼零口钟(13件)40．秦公钟(5件)41．宝鸡冯家嘴钟(2件)42．宝鸡西高泉钟43．西安红庙坡汉墓陶钟44．西安范南村92号汉墓陶钟(5件)45．汉元帝渭陵钟第六节 镈1．眉县杨家村编镈(3件)2．秦公镈(3件)3．应钟铸4．至正元年镈第七节 钮钟1．凤翔直柄钮钟(2件)2．直柄钮钟3．眉县金渠钟(5件)4．凤翔钮钟5．咸阳钮钟6．乐府钟7．西安红庙坡陶钟8．西安范南村92号汉墓陶钟(10件)第八节 钲 鑺于1．西乡望耕台铜钲2．旬阳烟厂钲3．秦俑一号坑钲4．咸阳塔儿坡锌于5．安康锌于第九节 腰鼓锣钹1．西安大明宫瓷腰鼓2．西安关庙铜锣3．宝鸡毛家庄铜钹(1副)4．扶风虎王村铜钹(2副)5．扶风黄堆乡铜钹(2副)第十节 瑟阮咸1．西安红庙坡汉墓陶瑟(2件)2．西安范南村92号汉墓瑟枘(4件)3．西安中堡村陶阮咸第二章 图像第一节 雕刻1．绥德四十铺盘鼓舞画像石2．绥德四十铺盘舞画像石3．绥德延家岔乐舞画像石4．绥德延家岔击建鼓画像石5．绥德张家砭击建鼓画像石-6．绥德刘家湾击建鼓画像石7．乐舞杂技石雕8．淳化方里乡奏乐图石雕9．夏侯董祭乐舞造像碑10．张柒奏乐图造像碑11．西安灞桥镇乐舞雕砖12．石刻奏乐图佛座13．延安王庄奏乐画像砖14．西安红旗乡乐舞雕砖(5件)15．延安王庄伎乐雕砖(5件)16．西安关庙吹笛伎乐玉带銙17．西安关庙吹筚篥伎乐玉带銙18．西安关庙击拍板伎乐玉带銙19．西安关庙弹琵琶(?)伎乐玉带銙20．李寿墓石椁坐部伎奏乐图21．李寿墓石椁立部伎奏乐图22．西安何家村乐舞浮雕金杯第二节 壁画1．李寿墓乐舞壁画2．李爽墓吹笛壁画3．李爽墓吹箫壁画4．苏思勖墓乐舞壁画第三节 乐舞俑1．西安范南村92号汉墓奏乐俑(一)2．西安范南村92号汉墓奏乐俑(二)3．淳化常村吹奏陶俑(2件)4．西安草场坡说唱陶俑(2件)5．西安草场坡吹奏陶俑6．西安草场坡骑马击鼓陶俑7．长安县隋墓骑马奏乐陶俑(2件)8．长安县隋墓乐舞陶俑(3件)9．郑仁泰墓骑马吹笛陶俑10．郑仁泰墓骑马吹筚篥陶俑11．懿德太子墓骑马吹笛三彩陶俑(4件)12．懿德太子墓骑马吹筚篥三彩陶俑(4件)13．懿德太子墓骑马吹排箫三彩陶俑(4件)14．西安豁口唐墓骑马乐舞陶俑(13件)15．俾失十囊墓奏乐陶俑(6件)16．西安中堡村唐墓骆驼载乐俑17．西安唐墓彩绘乐俑(6件)18．西安万寿路唐墓弹琴陶俑．19．西安热电厂唐墓三彩击腰鼓陶俑20．西安韩森寨唐墓说唱陶俑(2件)21．西安田王村唐墓三彩戏弄陶俑(2件)22．西安韩森寨唐墓粉彩奏乐陶俑23．西安大兴路唐墓粉彩乐舞陶俑(5件)24．西安韩森寨唐墓侏儒俳优陶俑25．西安郭家滩唐墓骑马吹指陶俑26．西安郭家滩唐墓骑马吹排箫陶俑27．西安韩森寨唐墓彩绘参军戏陶俑(2件)28．西安韩森寨唐墓彩绘乐舞陶俑(2件)29．奏乐铜俑(10件)附录附录一 图片索引附录二 部分音乐文物形制数据表格附录三 本卷未收乐器存目附录四 本卷未收音乐图像存目附录五 陕西音乐文物研究文献索引附录六 陕西音乐文物分布图后记天津卷天津音乐文物综述第一章 乐器第一节 铙钟镈1．饕餮纹铙(一)2．饕餮纹铙(二)3．饕餮铙4．叔旅鱼父钟5．逆钟6．克钟7．克铸8．夔龙纹钮钟9．蟠虺纹甬钟(一)10．蟠虺纹甬种(二)第二节 于铜鼓1．虎钮锌于2．铜鼓(一)3．铜鼓(二)第三节 磬琴陶埙藏鼓1．青玉磬2．玉壶冰琴3．玉韵琴4．陶埙(2件)5．象牙藏鼓第二章 图像第一节 绘画年画1．番王按乐图2．岁晚宴乐图3．过皇会图4．杨柳青年画“四艺雅聚5．杨柳青年画“庆赏元宵”6．杨柳青年画“琴棋书画”7．杨柳青年画“马鞍山俞伯牙抚琴”8．杨柳青年画“十不闲”9．杨柳青年画“乐不够”第二节 器皿饰绘1．白玉乐人纹带板2．唐三彩舞蹈人物纹扁壶3．青花海水八仙人罐4．青花吹箫引凤图人物暖碗5．青花吹箫引凤图人物葫芦瓶6．青花婴戏纹罐7．方于鲁妙歌宝轮墨8．仿成化青花文会图碗9．吉祥如意款黄底婴戏纹杯10．黄地粉彩描金婴戏纹兽耳方尊11．仿乾隆款粉彩仕女乐舞图瓶12．竹雕香山九老笔筒13．竹雕竹林七贤香筒第三节 乐俑雕砖1．灰陶乐舞俑2．白瓷舞人3．独乐寺塔乐舞雕砖4．伎乐画像砖(一)5．伎乐画像砖(二)附录图片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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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天津卷》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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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天津卷》内容简介：中国音乐史学，尤其在中国音乐考古学方面，曾勉附于中国文史界、考古界之骥尾。号称“礼乐之邦”的古代中国，并无系统的音乐史著作，只有历代正史中给予重要地位的“乐志”、“律志”以及若干史料杂集中的相关研究。作为考古学前身的“金石学”中，虽也容纳有相当数量的青铜编钟研究，却难以认为这已是“音乐考古学”的发端。如果说中国的音乐研究，始自“五四”运动以来，那么中国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就是随着音乐史家的开拓，孕育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学进展，促进于70年代末以来音乐文物深入调查，而至今已在起步阶段了。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音乐史家们对于音乐考古研究的注意，是在文史界的启发与带动下逐渐展开的。王光祈先生关于某些传世音乐文物的研究，也许只算个别事例；杨荫浏先生写作《中国音乐史纲》时，考古学家唐兰先生的《古乐器小记》、刘半农先生等所作的古乐器测音研究工作，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并成为《中国音乐史纲》写作的方法论的参考了。五六十年代，杨荫浏先生在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写作时，指导中国音乐研究所，配合文物界、考古界，从虎纹大石磬到河南信阳楚墓编钟等出土音乐文物所进行的一系列音乐学研究，为此后的音乐文物调查提供了初步经验，并作出了某些学术的、知识的、技术的准备。其问，音乐研究所的李纯一研究员所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远古与夏、商部分）和他的有关论文，多专注于音乐考古问题，对于音乐学者从事考古研究甚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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