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社会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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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研究中心和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媒介與傳播研究中心合力編輯的《傳播與社會學刊》於十二月十五日正式出版。 《傳播與社會學刊》是一本中文學術期刊。創刊宗旨是鼓勵原創性的理論探索，倡導跨學科傳播學研究，和促進華語傳播學術主體的發展。 學刊的編輯委員會由兩校的老師組成---陳韜文教授出任主編；馬傑偉教授、馮應謙教授、浸會大學的黃煜教授和蕭小穗教授出任編輯。此外，學刊得到中港台各地主要傳播學會及研究中心擔當協辦單位，同時得到各地著名學者出任編輯顧問。 學刊採用雙向不記名的審稿方式，來稿須經由至少兩位評審員審核。學刊邀請本地和海外的傳播學學者出任評審員。 《傳播與社會學刊》暫定每年出版三期，設有印刷本和網上兩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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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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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年，这本杂志刚刚创刊，网站不知道被什么人给黄了。唉，估计是些外国学生，贴一些很色情的东西上去。还是我告诉了陈老师才把网页清理好。这算不算是anti-vulgar website啊？对了，还有楼上的maomy兄，我看ohmymedia也好久了。呵呵，久仰久仰！ -
（原文在我的blog：http://ohmymedia.com/2006/12/28/646/）《传播与社会学刊》是由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中心和香港浸会大学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心共同创办的一份中文学术期刊，半个月前刚刚在香港开过创刊酒会。崭新的第一期，正文第一篇便是该学刊与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学术对谈，题为《中国、传播与网路社会》。读后感触颇多。卡斯特乃西班牙人士，年方20即因参加工运而被迫流亡法国，取得社会学博士后又因1968年左派学运而遭放逐。赤色的20世纪60、70年代里他辗转西欧、拉美、北美，直至1979年在加州柏克利担任教授。其后他在社会学和城市研究领域做出丰硕成绩，同时开始钻研传播科技及全球化对人类之影响。在其多本学术著作中为中国读者熟悉的，大约是1989年的《信息化城市》，以及“信息社会三部曲”之《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后者更为其奠定国际学术大师之声望，其英文版在5年内加印15次，并被译为19种语言出版。吉登斯甚至将之比作“信息时代的马克思·韦伯”。这位出身社会学领域的大师，在学术地位如日中天之际，却于2003年就教于南加州大学安娜堡传播学院，进入了一些正统名校迄今不予认可的传播学研究领域。为什么？卡斯特答曰：“在我的学术历程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命题：对构成社会基石的权力关系的研究。在我研究都市化时，都市问题对于新的政府政策和新的社会运动如何形成至关重要。如今，传播领域——包括在新技术环境中的新媒体和传播的横向网路——是权力关系得以展开的场域。传播是我们这个世界政治运作的中心，因此，在过去10年，我决定进入这个领域。这个决定反映了我一以贯之的思路。”果真有学术自信和志趣之人，当如卡斯特也。不需借用所在领域的“热门”或“正统”与否来为自己争取发言权或其他资源，潜心做出成就，任由他人贴何种标签，自会为人类知识与经验之积累做出贡献。不禁念及拉扎斯菲尔德，其研究进路与卡斯特南辕北辙，但同样因其执着于志趣而不拘泥于门户（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成一代宗师。拉氏曰：“我始终在做同样的工作，在维也纳，它被称作心理学，而在这里（哥伦比亚大学），它被称为社会学。”但我们知道，他终其一生关注的，是某一社会背景下的个人行为，从选举到消费。卡斯特也是跨学科研究的受益者和好榜样。他认为学术创新发生在跨学科，而障碍来自“传统学科和专业对自己既得利益的维护”。要克服这些障碍，“你只有从事自己的研究，做出杰出学术成绩，不必在无谓的边界纠纷和官僚机构争斗中浪费时间。”关于比较研究，卡斯特的观点是：“比较研究的根本在于避免民族自我中心偏见。科学研究的基础是能够区别独特场景的影响和由社会结构与动态所决定的社会过程，……比如对于移动传播和互联网的研究就需要理解形成传播的横向电子网路与它们所处的社会和体制场景之间的动态，个中分析的概念包括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强势的大家庭与弱化的核心家庭，政治极权与政治开放等。”而中国，同时作为网路社会、国家主义的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农业社会，是非常重要和有趣的。关于理论：“我对待理论持有一个工具主义的观点，即选择你认为有用的，抛弃你认为无用的。这种选择随着研究和社会的变化而发生。我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些很有意义的概念和观点，比如生产方式、阶级分析，以及国家作为支配社会的工具等。但总体来说，理解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我们需要更开阔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之一部分。辩证法是个哲学理论，我不是哲学家，我是个实证研究者，在我的研究中，这种哲学的争辩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卡斯特丰富的社会运动参与经验，对谈者问及于此，以及他是否“公共知识分子”，他回答：“我总是将个人对社会运动的参与和我的科学研究，包括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区别开来。如果你将这二者混杂于同一个过程，你的研究不会好，你也不会成为一个好的社会活动家。”“不，我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我从来不是，也从来不希望是。我是个研究者，我的角色和使命是生产知识。但是，我是个有良知的社会成员，我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试图完善这个世界，这是个状况非常糟糕的世界。我的公共生活是使自己成为一个我所能企及的好学者和研究者。我生活中的主要乐趣是能够对我的学生有帮助，能够一起创造知识，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世界，以及在此基础上，根据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决定而改造这个世界。至于说其他人希望整合各项活动，我觉得这是个非常个人的决定。我唯一能说的是，避免混淆不同的角色至关重要。当你在做研究时，你不应当担心政策后果；与此相对应，当你在制定政策时，最重要的问题应在于政策会否产生正面的效果，而不在于它是否有研究的基础。同样的逻辑适用于从事政治和社会变革。为改变社会而战不是科学领域的决定，而是个道义领域的决定。如果你不是个好的研究者，尽管你满怀高尚价值，你仍然是个糟糕的研究者。意识形态必须与科学相区别，尽管它们混杂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让我想起芝加哥学派为社会学定下的基调：研究要远离社会应用。帕克对他的博士生们说，他们应该为能够研究社会问题而感到高兴，但是他们应该独立于他们自己的道德价值来进行这样的研究；同时，帕克也区别了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或许，正因为见过太多“越位”、“混岗”之人之事，上面这些陈述或者态度才益发显得可贵。研究者变成御用文人，记者变成枪手，专家变成企业传声筒……为学或为人，如何把持得住很重要。听卡斯特一席话，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