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家村札记

章节摘录

插图：在礼品古玩中，有一种玉雕葫芦，两侧还有小葫芦、枝叶和根蔓。这是中原一带汉族庆贺老年妇女寿诞的一种很讲究的贺礼。大葫芦下种，生下小葫芦，象征子孙不断；根蔓绵连，枝叶繁茂，寓示着万代长久。祝寿，是对一个人的尊重。一般说来，寿诞的隆重程度，往往是与受贺者的贡献成正比的，但也不尽然。小孩周岁生日，他有什么贡献？您看《红楼梦》里写贾母八十大寿，贵族王公、太妃诰命，阖府上下，仅行礼、宴饮、颂经、点戏就闹腾了七八天。皇上钦赐金玉如意，元春送来金铸寿星。至于世交们送的围屏、缂丝、满床笏、泥金百寿图，贾母连看都看不过来。您说，贾母对大清帝国有什么贡献？赫赫炎炎，甭说万代长久，连四代都不灵。做寿，也是一种人生旅途的纪念，一种慰问、激励或安抚；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承认、钦佩。荣誉和荣誉感，并不是什么坏东西。美国西点军校出来的名将如云，其校训就是：“责任、荣誉、国家。”但是荣耀是有分量、有分寸的。荣耀过了头，就成了炫耀。光荣过了分，就成了虚荣。贾母如果算个大葫芦，那么，受到皇帝宠爱的元春则是她枝蔓上结出的一个金葫芦。如果把贾母寿诞的排场再扩大若干倍，我们就可以想像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的排场了。要求粗通文墨的“老佛爷”将她的权势同贡献进行分析自省，那未免太难为她了。她不借着祝寿来炫耀自己的存在，还有什么高招么？直鲁系的大军阀张宗昌，有一句广为流传的“三不知”名言：“不知手下有多少兵，不知口袋里有多少钱，不知家里有多少小老婆。”出身低微的流氓无产者，一旦发迹成为阔人，必然要通过祝寿来大大地向全社会炫耀一番。上海滩上的杜月笙六十寿辰，举行了京剧名演员的“堂会”。“杜祠”落成，数万人大庆三天；中国京剧界的名角除余叔岩因重病未赴之外，其余的在“霸王请客”的威慑下，一赴会。蒋介石、吴佩孚、段祺瑞等军政要人，均送了匾额（见徐铸成著《杜月笙正传》）。比杜发迹更早的黄金荣七十寿辰，担任了总统的蒋介石亲自趋府祝贺（《大亨黄金荣》第342页），并且行了跪拜大礼。寿翁的社会价值，已经被彼此利用抬高身份完全扭曲了。做寿，并不在于排场的盛大、仪式的隆重和宾客的显要；越是摆阔，祝贺的本意越被冲淡。大小龙套参拜活偶像，哪会有什么欢乐可言？借做寿炫耀金钱与权力，劳民伤财，趣味恶俗，变成了咒寿和减寿。1946年第三期《伉俪》月刊，发表了老舍写的自由体新诗《张伯苓先生七十大庆》，一百来行，通俗幽默，妙趣横生，把张先生创办南开大学的开拓精神、创新精神、奉献精神以及个性爱好，删繁就简，活生生地勾勒出来，使人感到这样的祝寿，是一种很崇高、纯洁、朴实、有强烈感召力的文化活动。

前言

“新三家村”作为《民主》“百家之言”的专栏，从1994年到2001年，八年来连续刊出了约九十期。现在作者们拟结集出版，共收已发表的杂文250篇，图160余帧，算是阶段性小结。这不仅对“新三家村”的作者，而且对刊登“新三家村”的《民主》杂志，都是有意义的事，可喜、可贺！“新三家村”酝酿起意于1993年秋。斯时房地产热潮初起，许多地方竞相开发标榜“贵族风范”、“帝王享受”以及“豪门气派”的各种别墅、豪宅、华厦，成为我们这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景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面前，《民主》杂志在“百家之言”专栏中也划出一块园地，请几位作家来开发营造。因为此举既不侵占农田，也不拆迁民宅，更不必张罗集资贷款批文，所以不过一两个月，“新三家村”就已建成，在《民主》1994年第一期面世。

书籍目录

序半醉半醒说“自查”刍议肝胆相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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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三家村札记·舒展卷》中，我不仅看出战胜强敌的法宝，也看到治理腐败的出路。这虽然已经超出杂文的话题，但是如果能有王云五的见识和觉悟，我以为舒展先生的杂文会写得更加舒展，更有力度。

作者简介

《新三家村札记·舒展卷》的大部分内容都与反腐败有关。其中许多篇章，如《半醉半醒说“自查”》、《贪官的价格》、《闲聊监督》、《贪官的演技》等，仅从标题就可看出作者的态度。细读这些文章，可以发现舒展的言论和认识也有个不断变化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前期，他虽然对“没有有效法纪和民主监督的自查自律，一直持怀疑态度”，但也只能借酒说事（《半醉半醒说“自查”》）。90年代后期，他一方面提出应该研究“当代中国，为何贪官越来越多”的“大课题”，一方面又说“对我国的政治改革滞后，我表示理解”（《闲聊监督》）。直到世纪末，他才有如下判断：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不会有强有力的人大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腐败——社会的肿瘤》）。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老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心声。经常在报刊上看到舒展先生的文章，但是集中精力拜读他的文集，这还是第一次。大约从1994年开始，舒展和邵燕祥、邓伟志三人在《民主》杂志上开辟专栏，取名“新三家村”，意在继承邓拓、吴晗、廖沫沙老三家村的精神。凡是对“文革”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从批判“三家村黑店”和改组中共北京市委开始的，其中的主要人物吃够了以言获罪的苦头。四十年后舒展等人又树起三家村的大旗，用杂文的形式揭露黑暗，抨击时弊，展现了中国文人应有的风骨。不过，《民主》是一个民主党派办的刊物，一般人不大注意，这次书海出版社将三人的文章结集出版，的确是办了一件好事。人常说杂文家就是杂家。读舒展的文章，你能发现他的阅读面很广，不论是中外文学名著还是历史典故，他都能信手拈来，为己所用。另外，他好像比较赞赏齐白石和张学良对美色的看法，因此写了好几篇关于美女的文章，这比那些讳言美色的道学家要真诚得多。比如他说：“现在，我国内地健美的姑娘，不仅与解放前从质与量方面不可比拟，即令八九十年代与五六十年代比，相关之悬殊，也是有目共睹的。”（《美女的力量》）近年来我一直在关注和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我发现，20世纪上半叶，曾在中国知识女性身上出现过的那种气质，似乎早已荡然无存。比如像陈衡哲、林徽因那样的女性，现在就很难看到。这其实是两个时代、两种文化的必然结果。　

抗日战争时期，舒展是在重庆接受教育的。他说，话剧对他影响很大，是他思想和艺术的启蒙老师，并使他受用终生。当时的重庆，集中了全国文艺界的大多数精英，也产生了许多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精品。因此他认为40年代是中国话剧最辉煌的黄金时代。这使我想起了当年被戏称为“二流堂”的文化群落。“文革”中，被指控为“二流堂”堂主和堂员的有：夏衍、唐瑜、吴祖光、叶浅予、黄苗子、丁聪、阳翰笙、冯亦代、潘汉年、于伶、赵丹、张光宇、张正宇、周扬、丁玲、华君武、聂绀弩、陈白尘、田汉等人。这些文艺界的爱国者和革命者，后来都命运多舛，屡遭磨难。因此“二流堂”的始作俑者唐瑜先生，到了晚年才不无牢骚地说：“如此‘革命’，不革也罢。”从二流堂到三家村，可以看出那一派知识分子所走的弯路。

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因此我们应该从他们身上总结一点历史的教训。最近我从书摊上买到一本1944年重庆出版的旧书，是王云五在抗日战争中写的《战时英国》。这是作者访问英国以后写的。在该书自序中，王先生谈了自己的写作目的。他说，战争初期英国虽然准备不足，但肯定会转败为胜，这主要是依靠公平的原则、科学的方法和守法的精神，才能起到团结全国人民的作用。另外，他认为英国是宪政之母，“其宪政之完善，自有其道，而其所以致此之道，似可视为任何国家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从这本小册子中，我不仅看出战胜强敌的法宝，也看到治理腐败的出路。这虽然已经超出杂文的话题，但是如果能有王云五的见识和觉悟，我以为舒展先生的杂文会写得更加舒展，更有力度。这个意见，不知他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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