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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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独特的大槐树 虽然老师： 你好！读罢你发表在《芙蓉》2010年第4期上的中篇小说《好大一棵树》，再三咀嚼，只觉意味悠长，有些想法，颇想与你交流。 你这篇小说，给我一种“大”的感觉，气象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想可能是结构的问题。这篇小说，看起来是很松散的，但稍一探寻，却发现结构非常严谨。这体现在你选择的两个意象——槐树、叶子——上，这两个意象贯穿全文，使文章形成了一个严谨的整体。村庄是一棵大槐树，每个人都是一片叶子，他们或刚长成，或正处于最好的年华，或将凋落，每片叶子都有它自己的来龙去脉，你随手一指，它就引人注意起来。在叙事上，你以自己所处的胡同为基点，向村子各处延伸，甚至延伸到了里城道周边的十来个村子，这样文章涉及面较为宽大，场景也较为开阔。 以槐树喻家乡，并不是你的独创。如今河北一带人，往往爱说自己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迁过来的，此事亦有史为证。但正因为这一意象太普通，竟不被人常用。而你开篇把里城道比作躺着生长的槐树，反收到了平中见奇的效果。 我觉得，你是站在村子上空看里城道的。入乎村子又出乎村子，才能站在一定高度回望它，在你心中，有村子的全景式图景。虽然你写到了一些人性之恶，但总体来说，你是充满悲悯之心去写他们的，即使是强横的小爷儿，他也有婚姻的不如意，与女儿乱伦的东良，他也有晚年的苍凉。对于里城道，你是充满激情的，但表达时又是客观的，每个人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与生命轨迹，你是过客，只是在观看。这种入世态度，大类于一个人对某片真实叶子，你最好别抱怨榆树叶子小，也别抱怨芭蕉叶子大，天生成它们是这个品种，你不要也不必费心劳力去改变。正如你文中所说：“从前的里城道，人们随心所欲地造房子，反倒成就了一种自然而然、富有韵味的村落格局。其实，一个村子，无论怎么生长，都是自成系统的，每户人家总有一个出水道，那水，总能从家里流出来，流到村南的低洼处。”各人总有各人的路，各人总有各人的法。好比里城道的胡同，“这些胡同，多是活的。你向前走，一户人家截住了路，可是，从靠墙一条细缝挤过去，却豁然开朗，别有洞天了。即便它真到头了，也是余音袅袅，言有尽而意无穷，因为这户人家，也许有个后门，小小一个栅栏隔着，里面是个小园子，而透过小园子望出去，那边又是一片天了。”这“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表面在说胡同，其实不也是在说人吗。 其次，这篇小说的细节描写非常到位。我看小说是很注重细节的，当然前提是故事框架要好，框架搭好了，细节就是框架之上的繁花，欣赏一个细节，好比拈起一朵花来嗅，一朵有一朵的香味。任何一个不注重细节的作品绝对成不了精品，宏大的作品如《红楼梦》，精短的作品如汪曾祺的《异禀》《受戒》等，细微之处如丝如发，纤毫毕现，让人叹服。你这个小说中，有几处细节是很妙的，如：“又看到北屋前一条棉线搓成的晾衣绳儿，绳儿的两端，绑在两棵树上，一棵是槐树，站在院子东边，一棵是枣树，立在院子西边，绳儿上新晒的衣服，正往下滴水。”衣服正往下滴水这个小小细节衬出了院子的平静，且暗示着洗衣人离去不久，惹人遐想。再如写大爷蹲猪圈边上吃饭，“一手托碗，两眼看猪”。极形象地写出了大爷对猪的喜爱，写出了这个吝啬的爱耍“不值钱”的老头儿的可爱之处。 虽然老师，你这篇小说的语言很特别，简简单单的文字，组合到一起，却产生一种魔力，就那么生生将你揪住。你所用的每一个字，虽平凡，却又那么跳荡活泼，与文章中的小人物一样，平凡而鲜活。在这篇文章里，内容与形式是统一的，好比一个人穿了他最适合的衣服，从而显示出得体之美。你用平淡而抒情的笔，将村子里发生的大事小情，以沿袭千年的风土民俗为依托，稍加编织和串联，气定神闲地娓娓道来，让我领略了燕赵乡野的原生态风情，感受到了里城道这棵大树的厚重。这种平实的语言风格，归根到底显示的是一个作家的描写功底，好比习武之人，因内力深厚，才得以使极为平常的招式亦虎虎生风。 最后想说的，算是我的一点意见吧。我个人觉得，大姑这个人物，仅是个影子，并没立起来，北边老奶奶与众儿媳之间的关系还没写到位。如果能在这两处地方深入挖掘，细加描写，文章也许会更出色。 不当之处请指正。祝好。 山东省济阳县 杨光路 2010年7月22日 里城道在我心上 杨光路先生： 你好，谢谢你的认真阅读，很高兴能与你谈谈“我”的里城道。 很小的时候，大人就一遍遍对我说：“记住，你的家在河北省无极县里城道村。要是有拐子拐了你，有人问起，你这样说，就能回到家。”那时的我，虽没有出过村子，不知道外面世界到底多大，但心里已明白，里城道就是我的家乡。如今想来，大人们其实是用一种生硬简单的方式向我强调我的家乡，他们让我明白，我的根就在里城道。 里城道，河北平原上无数村子中的一个，茫茫大地上的小点之一，我有幸降生在此地，就将终生与它同呼吸。我是常回村子的，行走在地头田间，与遇见的乡亲聊上几句，喝几口井里刚流出来的清澈的浇地水，一切都那么美好。我喜欢搜集父老乡亲们的点滴事迹，经过我记忆的淘洗与冒昧的取舍，做一些略带抒情意味的表达。文章中的里城道，只是我个人的村子，它虽已不够真实，但我希望它是浓缩的，并且是有味的。 这篇小说，其实是对家乡的回忆，因为回忆，才得以站远了站高了看它。身在家乡不知思乡，离开家乡，关于家乡的思考才深切起来。家乡是一个说古了的话题，那么，什么是家乡？乡里乡亲，乡土乡音，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只鸡一只狗，都行走在你的血液中，无论你行多远，走多久，它们永远是你人生之船上那块压船的石头。对每一个写作者来说，家乡都是取之不竭的宝藏，我自然不能例外。闭上眼，家乡的各种人物纷至沓来，不用你去寻找，不用你去提炼，他们极为自然地合并同类项后走到你笔下，变成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在我笔下，家乡人物已非固有的人物，但依然是家乡人物，依然是我的乡亲。 离开家乡后回望里城道，有种“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感觉，写村里人物时不由自主便客观起来，每个人都有可喜之处，也有可悲之处，当然也有可恨之处。但我近来常常想，人之处世，性格是占极大一部分的，但性格的形成由得了他自己吗？一部分先天带来的东西，不是他想去就能去得了的。如小爷儿这个人物，他脾气大，发作起来难以自控，很大程度是遗传了他母亲的性格，这样一想，是不是他的可恨之处也是可怜之处呢？以客观的态度评价每一个人，笔下人物才鲜活，这是我的观点，也许不能算对。 其实，每个村子都是一个小社会。上天总是公平的，他将各种类型的人按一定比例撒在这些小社会中，善良的、凶恶的，勇猛的、怯懦的，美的、丑的，聋的哑的瞎的，每个村子里有天资超常者，也有傻子与白痴。无论生命之路如何不同，他们的归宿是一样的——都将埋入村东那块岗子上，岗子上各家的坟内，已提前做好了规划。我常想，是什么样的机缘，什么样的命运，使这一批人在同一块土地上出生又老去。在历史长河中，他们也许激不起一个微小的水花，但每个生命又确实鲜活过。不深入村子，你不会知道这些生命曾经怎样呐喊过。如喜梅，她勇敢地走在时代前列，虽经人毁谤也不退却，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别说那是七十年代，就是现在的村子，寡妇再嫁也是要经一番周折的。想起她，我就想起如今村里的老年人，受经济与观念的支配，他们的再婚依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知道有一个老汉，力排众议找了一个老伴儿，却被两个儿媳妇串通一气偷了他的存折，使他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又成了孤身一人。他的不幸遭遇，村里人不但不同情，反说他年纪老大还自找这样的丑…… 这篇文章所写，也就是里城道人的生老病死。在这棵大树上，新叶子一批批长出来，老叶子一批批掉下去，每个人都曾在枝头青过绿过，一代代人，就这样繁衍下去。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但相似的树叶总是有的，相信你的家乡与我的家乡大致一样。 你提到的细节问题，深为我赞同。细节，只有毛绒绒的细节，才能证明你这文章是个活物儿，没有细节的文章只是一具骷髅。这样说可能有些偏激，但表明了我写作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 在这篇小说里，我喜欢平实的叙述，希望用简单的文字娓娓地将读者引到里城道这棵大树上，让他们循着数不清的叶子，去感受村人的青绿凋黄，感受这无何无止的生命的代谢。如果写到其他内容的作品，我也许会换一种风格。在我看来，一个作者的语言风格不必固定，风格多变更见功夫。我虽喜欢平实，但也不拒绝华美，语言的功夫，好比武术流派，虽各有不同，但均自成体系，只要不是下三滥，且临阵时用得上打得胜，就是好功夫。 关于你最后提到的两处不足，我自己也是不满意的。如假以时日，我会把这两处不足补上，究其因是写作时尚嫌浮躁，没能静下来细细打磨作品。 再次谢谢你细心的阅读与入微的理解，写作路上有你这样的交流者，不寂寞。 虽然 2010年8月16日 -
我不想事 :一种生存状态的表达 阿池老师： 问好！无意中看到你发在《芙蓉》的中篇小说《我不想事》，觉得挺有意思，教学之余于柜灯下欣然读完，又草就如下文字；既是问候，亦是交流。 “我不想事”代表了现代人的一种精神状态，既不“想事”，却又满脑子的混乱，必须为了生计而“做事”，这是城市将人从土地上放逐，让其以工作与金钱为生存基础的结果。“想事”是为了“做事”，是一切生存活动的出发点，也是人主动追求生活资源、取得生存权利的前提；而“不想事”与要“做事”却恰恰形成悖论，这种悖论投射于人，便是“我”和猴子等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存近况。在现代机器社会里，一切都要如机器一般运转，做事，停下来便意味着终结、裹足不前，停下来的一切东西必将被抛，出局，包括机器一般运转的人本身。 读过海德格尔的人都知道，人的存在问题是我们所要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高速发展的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以其特有的压力和速度将人压迫，使之“沉沦”，沦为“常人”，丧失自我的本来面貌。在这样的生存境遇下，“我不想事”实际上是现代人群中较为普遍的精神状态，我们受制于制度、机器，“想事”、“做事”成为强迫性的行为，“不想事”则成为一部分人自觉或不自觉的追求，以求逃避世界、逃避现世的“操劳”。然而，实质上，这却又是一种更大、更无奈的“沉沦”。生于这个世界，我们必须“做事”，“我不想事”是不符合生存法则的，是必须被抛入边缘、荒野的，是不被接纳与承认、不入流的，“我”、猴子、小鱼儿，或苟安混日，或“吃喜酒”，或出卖肉体，都“是个不想事的人”，更无“正事”去做，“我”与小鱼儿的感情完全建立在游戏、享乐的基础上，这个世界以混乱的局面二者挤兑到一起，在“不想事”的间隙暂时偷欢，摇摆度日，等待政府的救济和拆迁的实惠。“不想事”并不是一种哲学，即使是，也顶多是现实面前的犬儒哲学；“不想事”的后果在小说里已经悉尽呈现，“我”失去了小鱼儿，一些市井之民依旧活在边缘，只有猴子，从“不想事”中稍稍觉悟，借着爱情的引子燃烧了小鱼儿的心；而“我”，则是空荡荡的城市的一个影子，心中比之前更为凄凉。 这里的爱情，也许没有多少的真实可以赞颂，生存面前爱情沦为性欲的奴隶；这里的生活，也许比现实还要真实，无奈与迁就敲打着几近绝望的心；这里的层层叠叠的人间世相，也许令人清醒，也许使人麻木。身前没有救世主，只有一波一波袭来的阴影，和疲惫、躁动的人心……这是个节奏感强烈的社会，思想、身体都应当合拍，几年的工作让我深刻地领略到这点，虽然我处的不是那样的一种生存状态，但人的精神世界，某时某刻里却有诸多的相似，走出城市最繁华的一角，小说里的人物却是随处可见。我想，城市也许永远是个破落的地方，一个角落永远在拆迁，一些人永远没有归宿。生活是笨重的，灵魂却很轻。 小说还涉及到城市里一个特殊的群体：拆迁户的描写。还涉及到一种特殊的身份：下岗职工。同时，还有那个备受关注的折翅的骄子：大学生。小说里，“我”的身份是大学生，却沦落为下岗工，身份、地位与原有的期待俨然不同，“大学生”完全成了一些人的口头语，“我”只是拆迁户、下岗工、哈宝、落魄的小知识分子，知识并不能改变精神状态、生存状态以至社会身份，现实却能让一个骄傲者坠入底层，粉碎原有的精神，“不想事”，成为一个滑稽者、庸人，成为一个戏子。戏子无情，世界又何尝有义呢？ 以上赘言，请阿池老师指点。 广东省中山市黄圃镇马新中学 李虎 2010年6月16日 存在是一种真实的状态 李虎先生： 你好。来信收悉，非常感谢你对《芙蓉》及本人作品的关注。从来信看出，你对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和问题都有很深的思考，而且在很多方面都超出了作品本身，也促使我作为作者回过头来反思自己创作的动力与意义。 我个人以为，写出一个故事是故事会，写出一种现象或者状态是小说。世界杯期间足球是最热门的话题，但我认为看不看球无关个人品德修养。同样，小说和故事并没有高尚、低下之分，都是我们生活中娱乐或是思考的需要，就我个人而言，更热衷于后者并试图为之努力，虽然我还做得远远不够，或者说还不像那么回事。 本性而言，我天生惰性，不想“想事”，但我又不能不“想事”，因为我要生活在这个空间，用流行的网络语言来表达：本来不想想事的我“被”想事了。所以，就如你所言：“‘我不想事’体现的是现代人的一种精神状态，既不‘想事’，却又满脑子的混乱，必须为了生计而‘想事’。”因为是并不想“想事”而“被”想事，所以内心里我对“想事”是抗拒的，更加因此而“不想事”。结果，就像你说的那样：“‘我不想事’实际上是现代人群中较为普遍的精神状态。” 回到生活之中，最初我们并不是不想“想事”的，几乎每一个人最初心中都有很多的梦想和理想，但最后渐渐都没有了，消失了，如你说的“沉沦”了。生活和现状让我们无“事”可“想”，或者无法“想事”，到最后“想事”成为多余。我其实是试图让作品中的“我”、猴子、小鱼儿还有其他提及的群体和人物想事的，他们也努力过，争取过，希望并试图改变过，包括他们的工作、居所、爱情，但最后一切还是回到了原点，麻木和无助再一次成为生活的主调， 乃至在“生存面前爱情沦为性欲的奴隶”。其实有一些是可以通过“想事”改变的，比如扒手“刁匠”，比如卖假药的“江西佬”，但大家都麻木了，所以也就在大家的“不想事”中被默认乃至接受了。这不是我的本意，却是生活中的真实。生活的无助让人悲哀，而灵魂的无助则让人麻木，“不想事”与“想事”在这里成了悖论。 哲学解释不了生活，与信仰也还有很远的距离。如你所说，“‘不想事’并不是一种哲学，即使是，也顶多是现实面前的犬儒哲学”。我不是哲学家，却和你一样，试图从某一小孔中窥视他人的生存和生活的状态。小说中的“我”是学过哲学的，试图用哲学的方式来思考生活和生存的状态，甚至醉酒后所唱的歌也带有哲学和反思的味道，企求清醒，试图自救，但他缺少一种根本的东西，连爱情都没有了激情，还会把什么作为信仰呢？没有了信仰和追求，努力只会是一种假象，更实现不了灵魂的自赎。当大家都失去信仰或者只把物欲当作信仰的时候，谁会关心周围和他人呢？这个时候的“我”宁愿关心性欲，因为相较于其他欲望，性更为干净，更为纯真，更能真实地体现真善美的存在。同样，小鱼儿的身体是肮脏的，过的也只是一种贪图不劳而获的生活，但这并不影响她对生活的追求和美的向往，有那盏台灯是因为她想把最美的一面展现给自己心爱的人。猴子并不懂得哲学的教条，他一直是生活的底层和边缘，因为“不想事”，所以他是快乐的，甚至感受不到痛苦，有的只是一种市井的浅薄的快乐体验，所以他“吃混酒”、打小麻将作弊蒙钱、摸女人奶子、明知没钱也要跑去唱歌，但最终他是清醒的，知道自己要的爱情，并在垮塌的大楼里完成了生命闪光。是人性的本能，还是道德的发现，我不知道，也无法用笔来表达，只希望能多一些纯真的东西，或者叫做信仰。 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样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是生活的状态不同而已。一段时间对自己周围的一切都十分厌倦，也曾做过一些努力，末了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于是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什么都不想，物理状态地存在于这个世界。 哲学家说：存在就是合理。存在合不合理我不知道，我想说的是：存在是一种真实的状态。所以我们身边有扒手，有“小姐”，有骗子，有一年到头无所事事呆小麻将馆的。如你所说，“一些角落永远在拆迁，一些人永远没有归宿”，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美的追求和向往。同样，我试图表达一些东西，尽管我表达得不好，但我曾经为之努力过。 所以说，我“不想事”，我想“想事”。 最后，谢谢你的阅读和支持。 阿 池 2010年6月24日 -
【编者按】在上一期“视点阅读”栏目中，我们刊发了著名作家孙春平的中篇小说《针鼻孔 城门风》，小说叙述视角独特，情节充满刺激和悬念，极具表现力，把官场的玄术、诡谲莫测表现得淋漓尽致，发表后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他们纷纷通过芙蓉读者QQ群、发邮件以及打电话等方式交流自己的读后感。其中有一位读者的来信，尤为真切地表达了他对小说以及对小说中的故事的喜爱之情，他中肯地评论了这个作品，提出了“故事型文本”这一学术性概念，简单阐述了小说中的故事，颇有洞见。作家的回信则从更广泛意义上回顾自己的创作经验和人生经验，丰富了读者的阅读体验。使我们从文本之外触摸到这篇小说真实的意义和灵魂。 小说与故事 孙先生，您好！ 通过2010年新一期《芙蓉》，有幸拜读您的作品《针鼻孔 城门风》，所读之处，让人兴味颇浓；于是玩味再三，除了故事本身占据我的兴味以外，本科时关于文学的种种认识和幻想也都尾随而来，参与到我对这个中篇的理解当中。这些认识与理解，恰如东北的“乱炖”，只是“随感式”地摆上桌面，是进不了“油盐酱醋”所主宰的烹饪系统的，只有姑且品之，姑且“乱炖”之。 我读小说，由来已久，且属于那种喜欢看故事的人，对故事的着迷不亚于一些人对于烟和酒，情感随情节而起伏的次数多于随脉搏而起伏。人们常说，优秀的小说家都是会讲故事的人，这点我深表赞同，他们是除了人类的“外婆”以外最厉害的讲故事的高手。《针鼻孔 城门风》紧紧围绕一张选票做文章，由正常司法程序的投票选举写起，牛小妞突然发现无章“废票”的存在，设下第一个情节机关，把读者引向期待的路途。读者在跋涉过程中亦是惊喜连连——原团市委书记张柏松带着佟枫与牛小妞夜拆投票箱，推断产生废票的直接原因；情节之中又穿插牛小妞的个人感情的戏剧性问题；连夜查人追票，并在刑侦高手的协助下找到选票私藏者谷力；汤雨岚的欲盖弥彰，有种弄巧成拙之感；佟枫等人计谋偷梁换柱、狸猫换太子，利用掉包之计最终夺得废票，迎来“回归”；废票事件平息月余以后，突然间又风波陡起，牛小妞面临升职与梦想的两难选择，张柏松被调走，汤雨岚也受到重创；齐正林警官最后冒出的一句话，却又昭示了另外的一些端倪……围绕那张无章选票，故事一环扣着一环，接连发生，好不美妙！这样精巧、贴近生活而又信手可读的故事，自然让我这个爱看悬疑、武侠，爱看福尔摩斯的人无法拒绝。在这个消费年代，对于小说家而言，好故事应是大众化的，讲故事是一种深入大众的行为，好的技巧讲出的好的故事，会给人一种新鲜感、满足感，把普通读者也团结在文学边缘。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不止是工具，还是艺术本身，是和内容一样需要经营与专注的东西。这种观点在中国更是显得合理，尤其在诗歌领域。但是，从小的方面来说，小说这一文体却又不尽然，语言在这里体现的常常是其工具性的一面，虚构的技巧、叙事的策略往往比语言本身更重要，特别是那些依赖讲故事的篇章。《针鼻孔 城门风》的主要看点是故事本身，不管它要表达的是官场的高深莫测、风云变幻与滑稽，还是民主程序有时也竟同儿戏，故事对读者的吸引远甚于主旨本身，或者干脆可以说这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故事型文本。这里提出“故事型文本”一说未必恰当，但至少概括了该小说的核心特色；不是人人都懂语言，进出于故事则要容易得多，不知作者是否也是一个热衷于故事的人，热衷于站在故事的立场想和写的人？故事本身就是一种艺术。 然而，故事的魅力，何以如此？好的故事总是与技巧分不开的，从《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再到《红楼梦》，莫不如此，中国小说自古就有讲故事的传统，从唐传奇到宋元话本，故事的好坏决定着被大众接受的程度。好的故事传达出一些哲思，引出一些思考，读到故事犹如读到生活和人生，看到一些普遍存在或未曾看过的东西，使人觉着贴心或惊喜。《针鼻孔 城门风》不仅故事性强，还是有点深度、有点品位的故事，未把生活写得烦琐、拖沓，曲折之中含带明净，简单之中不乏机趣、推理，悬疑成分、福尔摩斯式的破案元素的植入，都给文本增色许多，从无章票的出现到查人追票，到掉包、失而复得，再到最后的人事变迁，小小一张票竟引来连锁反应，我们从各色人物等窥到政治的机理，也饱尝了一顿故事的盛宴。故事的魅力在于故事本身“不高傲”，敞开心怀流淌出来，供读者品茗；故事的魅力在于它借助文字来舞蹈，有时还撩人心扉；故事还有一种让人忘记自我，全心投入的本领…… 这是个平实的官场故事，作者把握得很好，没有流于苍白；也是个戏剧的官场故事，作者适可而止，没有把戏剧性“发挥”得滑稽，戏剧之中显得比较严肃。它的卖点游移于严肃和通俗之间，正如《芙蓉》本身。 …… 以上便是杂谈，并不局限于作品本身。希望作者借助《芙蓉》这个平台，也来说一说自己对于小说的情感，说一说自己与文字、与故事的那种微妙的牵连。 河南平顶山读者 卜红全 2010年2月23日 小说好看起码不应是坏事 收到《芙蓉》杂志转来读者朋友卜红全的来信，颇有故友重逢之感。绝不是因为信中有赞扬《针鼻孔 城门风》的话语，就飘飘然了。人到花甲，理应耳顺，哪里还会承受不起几句夸奖呢。我感动的是，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有读者朋友不光看完了一篇并不怎么出色的小说，还能写来这么长文字的书信。 搞了三十多年创作，我一直争取自己写出的小说能好看，因此便很注重故事和情节，这也许跟我喜欢读有故事有情节的小说有关。以自己的笨心眼儿寻思，自己喜欢的便会有人喜欢。有谁拿起一篇小说，会首先想到去接受教育，或执意地去走文字的迷宫呢？消遣和娱乐乃是读小说人的第一需要，而故事和情节就是最能满足读者这种需要，并吸引他一口气读下去的要素之一。近几年，我写中篇小说挺顺手。中篇不似短篇，可以只描述一种场景，一种情致。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一个好看耐看的故事，中篇小说怎么能吸引读者读下去，而没有人读，那小说又写它干什么？因此就有评论家说我是“编故事的高手”，又说我“成也故事，败也故事”。我分析这话里的意思，半是褒扬半是批评，表扬的是我的小说的可读性，批评的则是不能让故事淹没了人物，情节与人物比，应退居二线。太完满的故事不仅失之可信，也缺了理应留给读者的想象与审美的空间。我接受批评家的告诫，努力让故事中的人物丰满真实起来。至于有人干脆否定小说中的故事，说那是守旧，我则一直不敢苟同。小说中有故事，好看，起码不应是坏事。比如街上走过一个女孩子，漂亮，好看，回头率高，总不能说人家是缺点吧。至于她学识素养如何，性格又怎样，那则是需要有进一步的交往才能下结论的。 这就要说到小说的内涵。文章千古事，总不能让人读完小说往旁边一扔了事。好的小说理应有点嚼头，留给读者一些寻味与思索的东西。那种寻味与思索首先应该是作者自己的，你对社会对人生的体验与做人处世的态度，想回避也回避不开。一篇作品，不似锁在抽屉里的日记，一经公开发表，就不再仅仅属于个人，它或大或小或深或浅地总要影响一些人。我曾有个可能不甚准确的比喻，写小说好比农人编筐编篓，光编得精致好看还不算本事，重要是看你还要往那筐篓里充填什么内容。小说不似杂文，所载之道埋得越深，越不让人察觉，越能潜移默化地感染读者，才越能显示出小说家的技巧与能力。所以，小说家又应是个思想者。认识到这一点，却未必能做到这一点，这要靠扎实的功力和深厚的修养，甚至还要从生身父母及影响深远的师长性情阅历上找渊缘。都知孙猴子神通广大，殊不知生出孙猴子的那块仙石“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西游记》语）。看来要想写出好作品，也不是只要功夫深，铁杵就能磨成针的。每每想到这一点，心里倒有了许多轻松。 一个人的创作，尤其是写小说，离不开他的生活经历，多读了同一作者的一些作品，不用看简介，也大致可知他曾从事过什么职业，甚至可知写作者的性格特点和价值取向。小说是虚构艺术，故事是想象出来的，或曰编出来的。但这虚构，又不能白日做梦凭空胡想，它离不开生活的经验。这生活的经验与想象的能力就如两只翅膀，缺一不可，两翼同时扇动，才能振翅飞翔。我是生在城市长在城市里的人，这些年，为了拓展生活视野，两次到县里深入生活，还挂了一个职务。但挂职也有挂职的缺憾与尴尬，人家知你是作家，又不分管实际事务，因此也就多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远接近送，敷衍客套，却极少将工作与生活中的原生态矛盾展现在你的面前。我的感觉，原先是在百米高处俯看人生百态，现在下降了一些，也仍悬浮于三五十米的半空中，而真正的深入应在零米之下。另外，总是以作家的心态观察生活，就好比在自己与生活中间竖起了一道玻璃的屏障，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一种职业病。总是抱着旁观者的心态看别人，岂不就是病？回想当年当知青，每日又饿又累，一门心思想回城，何尝动过当作家的念头？再试想当年那些“右派”分子，整日惶惶，朝不保夕，撅了笔杆子发誓再不著书立说者岂在少数？可偏是这两批人，形成了后来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创作群体。那段根本没想当作家的生活成了他们最为宝贵的积累，他们的最精彩乐章也几乎全是来自那一段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来，真想深入生活就把深入生活的使命忘掉，想当作家就别把自己当作家，还是珍惜原汁原味的那种生活吧。所以第二次挂职时，我就明确请求介入分工，切身地厮滚于生活的旋涡之中。再以这篇《针鼻孔 城门风》为例，创作的最初冲动是我在参加某次很正规的选举时，确是发现了漏盖印章的选票，还很负责任地悄悄跟主持选举的人说了，引来的竟是淡然一笑了之。那一笑让我心动，余下的故事便都是编出来的了。如果我没有挂职生活的经历，如果我完全不懂机关工作的游戏规则，如果我不了解时下一些领导干部的心态，很难想象会写出这篇小说。 有朋友曾把作家比作修行的和尚，一要德行高洁，操守自持，且要有广博的学识；二要耐得住孤守经卷的寂寞，耐得住布衣粗茶的清贫，不受世事浮尘的诱惑；三要“普渡众生”，用优秀的作品感染人。我觉得这个比喻很贴切，也很独特，但愿自己慢慢品悟，也能修得几分正果吧。 再一次表达对卜红全和所有关心我创作的读者朋友的深深敬意。 孙春平 2010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