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小說史》书评

重新建构自己的意识形态

读夏志清先生港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现代文学史有了颠覆性的新认识。曾经隐隐觉得的东西，在这里得到了印证。有兴趣可以看一看，给你一个重新建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机会。在电驴上有下，记得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昂，国内的版本多有删节，不能重现原书的观点。

四个存疑：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究竟遗漏了谁？

文学表现与探讨人性，而不为世所左右，并且在语言上富有特色。这是夏志清教授的《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一大标准。作为一位身处大洋彼的学者，夏志清在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可以让他正反的查阅国共两边的评论，又可以将中国现代作家及作品置于世界文学史的背景中进行比较的有利位置，本身就决定了他的这部小说史的特质。文学批评家王德威说：“这本书代表了五十年代一位年轻的、专冶西学的中国学者，如何因为战乱羁留海外，转而关注自己的文学传统，并思考文学、历史与国家间的关系。这本书也叙说一名浸润在西方理论——包括当时最前卫的‘大传统’、‘新批评’等理论——的批评家，如何亟思将一己所学，验证于一极不同的文脉上。”《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书于1961年，共有十九章；其中的十章都以重要作家的姓名为标题，如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对夏而言，这些作家是现代小说的佼佼者。可是，夏志清后来在《中文小说与华人的英文小说》一文中说：“中国现代小说史》未提萧红，因为当年我尚未读到她的作品。后来我在中译本《原作者序》里对自己的疏忽大表后悔，并在另一篇文章里对《呼兰河传》予以最高的评价：‘我相信萧红的书，将成为此后世世代代都有人阅读的经典之作。’（原文不这样噜苏：‘Hsiao Hung’s book? I am confident, will be read generations hence as a timeless classic.’）在专论《大河无声走东海——李劼人文学史地位片论》里，成都民间学者张义奇说：其实，夏志清还漏掉一位中国最重要的现代作家李劼人。季进在《夏志清先生访谈录》记载：2004年3月27日，夏志清先生在纽约家中接受大陆学者访问时专门谈到了他的疏漏：“最大的遗憾就是几个优秀的作家没有讲，比如李劼人、比如萧红，都没有好好讲。这是全书缺失的方面。我当时一无所凭，什么资料都没有，完全是白手起家啊。“（季进《夏志清先生访谈录》，载苏州大学现代中外文化关系研究所[url]www.zwwhgx.com[/url]）我注意到，夏著从写作到出版为十年，51年至61年，而61年《大波》根本没出版完。新版的《大波》还没完成，而旧版在抗战时出版，国外不一定看得到，但旧版极可能读到的。这样更可以看出夏志清先生的大意或忽略。美国哈弗东方研究所的朋友和谭心国告诉我的。他们只找到了新版即使分批出版，也不成套，所以他肯定没读到。旧版至今在华盛顿和纽约图书馆都没有。关于夏志清为什么没有评述肖红，原因已相当清楚了。季进的访谈记录引述夏志清话：我的评论，其一为恣意率性；其二为文学标准。对于为什没有评肖红，他说：当时写端木的时候，我就发现萧红了不起，她受张爱玲影响，张爱玲下来就是萧红的文章好，《生死场》、《呼兰河传》真是好得不得了。有一件事情可以告诉你，柳无忌晓得吧？他妹妹柳无垢在香港跟萧红是好朋友。我认识柳无忌，就写信跟他谈写萧红的事，问他柳无垢在哪里，我想问问关于萧红的情况。他一听，就说好啊，我的学生葛浩文也在研究萧红，我让他跟你通信。以前研究萧红的文章一篇也没有，是我第一个讲她好，我真是伟大。可是葛浩文博士论文也写萧红，如果我一写萧红，他就一点功劳都没有了。所以我干脆就不写了，让年轻人去写。做人品德很重要，有时就是要奖掖后进。有的人不管的，管你什么人在写，我只写我的，甚至老师抢学生的饭碗。我跟葛浩文原来也不认识的，后来通信，我也没跟他说过我本来要写肖红的。我当年写《小说史》的时候，没有机会读到萧红的小说，后来一看，真是了不起！所以我后来一直要提萧红，她是不朽的作家，几百年都不朽。我就是搞不懂，为什么现在没有人提呢？三十年代的沈从文和张天翼都很有成就，张天翼甚至可能更伟大。沈从文刚出道的时候还是很嫩的，而张天翼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很老练。这个你一定要帮我写清楚，夏志清肯定的不是三个人，是四个人。我在《小说史》的结论里就说，这四个人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佼佼者，他们的作品显示出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了一个也众不同的世界。这是季进《夏志清先生访谈录》记录（本文源自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 访问地址：http://www.zwwhgx.com/content.asp?id=2728）然而，夏志清为什么没有评述李劼人，就相当存疑了。第一个存疑；首先，当时夏志清究竟读过李劼人作品没有？！夏著在其“第三编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1937—1957）”中的“第十三章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的中国文学”中，在叙及“在段时间，特别值得一提的其他小说家有艾芜、沙汀、端木蕻良和路翎。”时的加了一个四百多字的长注（220页）：在这里，我不妨提一下曹聚仁在《文坛五十年》续篇中大加赞赏的李劼人（见该书第44—45页）。李劼人留法归来后，在二十代和三十年代，主要以翻译法国小说而著名。译有《包法利夫人》和《萨浪波》（Salammbo），还有莫泊桑、都德、普鲁斯特和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的小说。但是从1935年—1937年，自己创作自然主义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写自义和团起以迄辛亥革命的四川成都情形。曹聚仁认为这三部长篇小说“其成就还在茅盾、巴金之上”。特别是《大波》，这是扛鼎的大工作……非茅盾的《子夜》所能企及”。因为曹聚仁对茅盾的评价本来极高，所以他的赞赏，实际上使得李劼人成为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不过，据我所知，除曹以外再没有别的文学史家谈到李劼人的小说了，这三部小说最近都由作家出版社重行出版：《死水微澜》（1955）、《暴风雨前》（1956）、《大波》上下册（1958）。不幸得很，据作者在新版的跋中说，《死水微澜》稍有修改，《暴风雨前》修改得很多，《大波》是重写，较原著缩减了很多。从这个长注看，夏志清对于李劼人及作品是相当知晓的，或者说他是读到了李劼人的作品了的。他连李在1949年后大幅度修改了其作品一事也了然的。第二个存疑；可能为夏著选取的标准主要以英美文艺理论为主，而有点忽略法国的自然主义，即大河史诗式的描述。第三个存疑；夏志清对于李劼人作品，还有曹聚仁的评价在前，而让他显然有些“恣意率性”的漫不经心了。第四个存疑；就是夏志清在小说批评文脉上，如于早期白话诗，他可以参看朱自清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写的导言，同时也参考叶公超发表于1937年的《论新诗》。这在纵坐标上的参照，而在横坐标上，如他对鲁迅的批评，他既有周作人、冯雪峰、许广平、曹聚仁、王士菁等鲁迅亲朋好友的著作，也参阅郑学稼的《鲁迅正传》与他书不同的地方是他的反共立场，对鲁迅有苛刻的批评。他说鲁迅（1881—1936）主要思想来源于尼采与达尔文，小说技巧则得益于果戈里，契诃夫和安德烈耶夫。去蔽，而带有鲜明的批评家个人喜好。夏志清评价鲁迅说：“没有他本人的声望作基础，中共也不必如此推崇他。”如此鲜明的好恶评判，可能也导致了夏著的偏执一面而遗漏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最重要的一位长篇小说家李劼人。2012-3-7于成都北门天开居

中国现代小说史

《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著·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部传奇之书，名声显赫，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发掘并论证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师陀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使此书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影响深远；但中国大陆很长时间未见芳踪。直到2005年7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才推出了删节版。北来京城，从同事小北兄那里借来港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通读一遍，才知删节之缘故。在序言里，我们可以知道夏志清写这部论著的缘由，出于反共立场的需要（起码从这个动机才有这部论著的问世）。这种不无偏见的立场，可能才有这部不同流俗的现代文学史，恰如刘若愚先生所云：“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的趣味。”夏志清在这部书里，高度评价了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张天翼、师陀等作家，而这些作家在共产党的御用文学史家里几乎是被忽视不见的。现在阅读夏志清当年的论断，让人震惊，几乎是预言性的结论，如老吏断狱，不得不服。不过全书读下来，也发现一些问题。譬如《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第一章谈及陈独秀、钱玄同、李大钊等人激进的反传统主张，有这么一句话：“由此看来，他们后来大半投向共产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个就有点过啦，对作家作品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偏见，都可以理解，但直接以政治方式加以议论，未免对学术论著有所损害。尤其是夏志清自己在书里不断说到共产党对文艺的政治压迫与侵害，如今论人论文，却也露出政治的评判视角，令人失望。另外一个问题乃是夏志清常常喜欢以西方小说的创作手法与人物来比照中国的小说家，固然有比较文学的优点，但亦突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小说如何能够摆脱西方的观照物而自成一派，所谓的西方中心论的阴影何时能够驱散？这个问题牵涉甚广，中国文学如何不被西方视为社会学上的意义，恐怕在莫言获奖之后，未必会有多少改观。复旦大学的删节本，我查看了一下，罗列如下。复旦删节本以1979年香港友联版本为底本，删去了《1958年来中国大陆的文学》和《姜贵的两部小说》两篇附录，其他个别章节和字句也有大量删节；同时增加了夏志清与普实克论战而著的《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和夏志清先生新写的四篇论文《小论陈衡哲》、《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英译〈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导言》、《中文小说与华人的英文小说》为附录。看过此书，正好去国家图书馆，顺便翻阅了几本现代文学史，譬如黄曼君、朱寿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2012年第一版），对钱锺书的介绍仅一页，何其吝啬笔墨也，与钱锺书并列介绍的作家居然是姚雪垠。同样这本书，对赵树理的介绍则有二十页。至于张炯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九卷“现代文学下册”对钱锺书的创作不置一词，倒是提到杨绛的创作，把《围城》遗忘到地球之外，不知是何意思。

悼夏志清

其言者夏志吾之清钟书公允私语爱玲挽夏志清二十志于学，司业西方古典文学科，不下胡适之四十清于艺，扬名中国现代小说史，独尊钱默存 ………………………………………………………………………………………………

旁观者清

夏教授当然是有偏见的，但是如果这句话“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还有一定道理，那么我觉得正是因为“有偏见”才有见地。整书读完会觉得某些偶像已经走下神坛了。比如说鲁迅，就文学成就和文采而言，的确是同时代的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但他也不是那样的神乎其技，他的狂傲和情绪有时候是比文学本身要多。夏认为“鲁迅的杂文非常有娱乐性，但是他基本的观点不多——即使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杂文给人的总印象是搬弄是非、啰啰嗦嗦”——这样的一个评价，如果我不说是鲁迅，也许某些人就会把当下的某些80后作家对号入座了吧？可是鲁迅对文学的态度是非常令人激赏的，他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说利用文学宣传革命不是好的文艺作品。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厉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鲁迅对待文学的态度是严谨，认真，用心的，令人肃然起敬。写到矛盾，虽然我觉得他文采不咋的，但是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矛盾说：一个作家应忠于他自己所见的现实，这是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文学作品里任务的思想和感情状况，绝对不能和作者的思想和感情混为一谈。这一点是难能可贵。谈到冰心，小学就觉得她的文章太肉麻，太敏感，那么多爱，那么多日月星辰要歌颂，这种近乎神经质的感伤式说教实在不适。郭沫若，无语。郁达夫，阴郁。胡风，肃然起敬。沈从文，田园牧歌。张爱玲，人情练达，笔锋老辣，观察精当，不过感觉夏有点过誉她了。钱钟书，我始终认为他的文字近代以来是最绝妙的，夏的评价也很高。此书实在是文学批评类的杰作。

蛮值得看的

如果在我的阅读范围内，要拣选一本书以为最具观念冲击的话，夏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无疑会有最优势的地位。夏这本小说史的任务是要剔除意识形态设定的框框，只是从纯粹文学的角度，来重新厘定文学史，是要“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在大陆通行的教科书中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被尊为大师级的现代作家。而在夏书中，夏以为，“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大概只有四个人凭着自己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他们是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而其他的优秀作家，贡献不可埋没，“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对现实素材的汲取，实在是大同小异的。”夏对鲁迅的地位评价无疑是有保留的。而对另一个争议人物郭沫若，“究其实际，他的生涯无非是一代文人的活悲剧，以浪漫主义的反抗始，以屈服于自己参与创立的暴政终。”除了有几首诗以外，其文名所系的创作，实在不过尔尔。在整体上，夏以为中国文学本身不够好，“中国的现代小说不够伟大，它处理人世道德问题比较粗卤，也状不出多少人的精神面貌来。”在对许地山的《玉官》的评价中，夏点明了这种差距所在。这段文字也可作为小说史的中心要义。“大部份现代中国作家把他们的同情只保留给贫困者和被压迫者；他们完全不知道，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阶级与地位如何，都值得我们去同情和了解。这一个缺点说明了中国现代文学在道德意识上的肤浅：由于它只顾及国家的与思想上的问题，它便无暇以慈悲的精神去检讨个人的命运。”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基础，大概可以从两方面来考量。第一个当然是直接的现实政治的影响。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知识分子圈子内笼罩的是感时忧国的时代精神，醉心各种问题与主义，而较少对人心的探讨。三十年代成立的左翼联盟，背后受着党派的操纵，无疑会多多少少影响内部作家的创作倾向。四十年代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规定了文艺的发展方向。而解放后经过胡风冤案以及一系列反右运动，文学已经完全堕落为党的宣传工具。另外从一个更宽广的视角着眼，宗教的态度不可以不注意。夏以为，西方作家普遍地带有一种宗教感，在他们看来人生之谜，仅凭人的一己之力，是猜不破的。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弥漫的却是相对乐观的情绪，普遍信奉的是内在的超越，在中国的现代作家里，经常看到的是于对社会问题开出的各种处方，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就是这样的演进套路。所以在结论里，夏直言，“现代中国文学的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其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它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这跟张灏在《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有关宗教传统与政制展开的理路是一致的。再絮絮叨叨几句，也算是推荐本书。我们习惯的语文考试经常会有给定一段文字，要求归纳其作者寓意的考题。题目虽然是主观题，但是答案言之成理往往还是不够的，必须稍稍接近出题者给出的所谓标准答案。我实在很怀疑，原作者很多已不在人世，出题者又是如何套到标准答案的。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学生并不是努力同情地去理解原作者，而是要去揣摩迎合出题者的意图。本来最能培养一个学生对真善美印象的语文及兼带的文学就这样变了味。我们竭力要向一个虚无缥缈抽象的标准框框靠拢，而恰恰忘了幸福生活的首要任务，就是了解你自己，而这个任务原本是教育要协助完成的,现在它却在设置重重障碍。所以不仅是文学研究者，文学爱好者应该翻翻这本书。就是你我一样只是对自身成长轨迹感兴趣的人，想看看历史加予我们的种种扭曲的滑稽的误会，也会发现这本书不可估量之价值，会心之余，你一定会大呼“原来如此”。

夏志清的“偏见”之功——读夏著《中国现代小说史》

于2013年12月29日仙逝的美籍华裔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虽然自上世纪40年代即进入美国耶鲁大学求学并长期任教，但很多人都还是习惯称呼他为“中国文学评论家”。我想，这里有双重含义:一是他的专业主攻是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其二，他本身就是中国人。老先生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早期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后随其兄到北京大学任助教。夏先生著述颇多，但为其赢得赫赫声名的就是那部带有开创性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钱锺书在给夏的信中称，“尊著早拜读，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伦，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不才得附骐骥尾，何其幸也。”记得吾辈刚刚走出大学校门不久，读到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如痴如醉，大有茅塞顿开、醍醐灌顶的感觉。读大学的文学史教科书，枯燥乏味，类同嚼蜡。本来谈文学史的著作，应该充满文学的趣味，偏偏这类教科书，把一部文学史弄得跟木头人似的呆滞无趣。因此读夏著的第一感觉是非常吸引人，拿起来就不忍释卷。这一点与读唐德刚先生的史学著作有同样的感觉，一部史学著作同时也可视作一部文学著作。其中，不仅新见迭出，而且充满性情，每一个字似乎都浸透生命汁液，“笔跃句舞”，张力十足。这么说，并不等于我个人以及学界就认为，夏先生的这部代表作就一言九鼎，无懈可击。实际上，夏先生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自问世之日起，就一直伴随着各种争议。或者说这是一部既有真知灼见，也不乏“偏见”的学术著作。由于这部著作的影响力，夏先生把中国现代文学推上了世界文学的版图，可以说居功至伟。他从纯文学的角度，高度评价了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张天翼的文学成就，把原本被遮蔽掉的作家作品挖掘出来，被人们重新认识并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他的许多观点，由于是从细读文本出发，吸收了西方的一些美学营养，然后作出自己的独立评判，新颖而独到。但说他的某些观点有偏颇，有“偏见”，也是一个客观存在。比如，他认为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在鲁迅之上，就过分抬高了张的文学成就，而低估了鲁迅的文学成就。在夏先生的眼中，张爱玲几乎成了神话般的文学天才，对此，我觉得是因他强烈的个人趣味使然，大概很难被更多的人所认同。且撇开张爱玲与汉奸胡兰成的那层关系，在民族大节上给她带来的人格“污点”不谈，单从纯文学角度说，她的文学成就也远不能跟鲁迅比肩。她的中篇小说《金锁记》，虽对人性有深刻的洞察，艺术感觉和语言也有非凡之处，但跟鲁迅的《阿Q正传》比也显然不在一个层面上。读完《金锁记》，在我们的脑子里，不会留下什么;但鲁迅《阿Q正传》中对人物形象的成功刻画，以及具有更普遍意义的对国民性弱点的反思和批判，已经深深烙在一代代中国读者的脑幕上。类似的“偏见”，可能还存在于对张天翼的评价上。夏先生的“挖掘”之功，成功地体现在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身上，但他同样极为推崇的张天翼，却始终未能在读者中“热”起来。当我们在批评夏先生的著作中有“偏见”时，其实，我们也要反思中国大陆学界在书写现代文学史时曾存在的严重“偏见”。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文革结束，学界在评价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成就时，始终戴着“极左”的有色眼镜，过分抬高了带有左翼政治色彩的作家，而遮蔽掉了一些文学成就很高、不该遗忘的作家。一部文学史被严重地扭曲。诸如胡适、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和地位就未能得到应有的肯定。当“偏见”与“偏见”撞击后，或许会产生“矫枉过正”的作用，使得我们对现代文学史的认知“回落”到客观史实上来。有人指责夏先生看待左翼作家有政治“偏见”，夏先生坚持认为，作家只有好坏两派，没有其他派别。一部现代文学史正在被不断地“重写”，这里面应该说也有夏先生“偏见”的一份功劳……来源：《中华读书报》2014-03-10，作者：陈歆耕。标题为转者所拟。

正确的偏见

夏老在序言里开宗明义地说自己是"反共"的,这当然属于一种"个人的偏见",但是这种"偏见"对文学评论来说却大有裨益.许多左翼文学评论者在进行评论时,暴露一些良心,却免不了"精神分裂"的痛苦,日后文稿付梓,还要被旁的评论家抓牢小辫子,耻笑一番,何苦来哉?全书着墨最多的几个作家里,鲁迅看似被拉下了神坛.实则<鲁迅全集>凡十八卷(人民文学社05年版),除去书信日记,前10卷中太多与人笔战意气用事的文章.他与陈西滢,梁实秋,高长虹斗,末了也没结果,更别提邵洵美,梅兰芳这样被鲁迅莫名泼了污水的人.鲁迅遗留下来的遗产,被多数人记得的是犹如名人名言的片段,这妨碍了对鲁迅的整体理解.仿佛有两个鲁迅——片段化的鲁迅和实际的鲁迅.所以鲁迅"杂文不如小说","晚期不如早期"是真的.沈从文和张爱玲.一个是赞美原始丰饶的乡野生活,一个是讲述城市中产阶级的种种.从某方面说,夏老对沈从文过誉了,沈从文的某些乡野小说过于美化陋习与蛮风,虽然沈并不出于什么目的,纯然是一种乡土孩童的视角.所以这可以说是一种现代文明与原始丰饶的矛盾.张爱玲的文笔总是在细节处透出一种对人性的洞悉,令人惊怵,仿佛平白处生出一个霹雳.不说<金锁记>里对曹七巧一生几个关键点的外貌描写.单说<茉莉香片>里聂传庆打言丹朱那一段,那种糅合了痛苦的暴力,仿佛三岛由纪夫<天人五衰>里安永透折磨本多.而这种突如其来的"反流畅"情节设定又有点雷蒙德·卡佛的风味.钱锺书的小说和林语堂的小说一样,在你不够积累,或者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humor的时候,最好别读,否则很容易误读.左翼三大家茅盾,老舍没什么好说的,或者说好话我们见得太多了,我单单想说说巴金<激流三部曲>里觉新和觉慧.通常都称赞觉慧是坚决的革命者,但他连鸣凤的拯救不了.觉新倒像一个俄国小说里常见的"痛苦者",他被旧世界抓住,他向往着新世界,于是他就在两个世界中受尽折磨.尽管如此,他却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很可惜,左翼评论对这个形象评价不高.姜贵的小说除去那些为了迎合部分读者的不必要性变态描写,不愧为反共小说里的佳作.尤其是其中某些片段令人毛骨悚然.中国大陆现代小说自1957-1976,几乎没有可以称得上"小说"的小说面世,放在台面上的几部全是替政治背书的作品.1977-1989,是一个拼命学习西洋小说技法的时代,几乎翻版1917-1937年某些作家成长之路.在技法之外,对小说的情节设定并不如何高超.1990后至今,小说整体在走下坡路.如今的情况好像几乎无人研究写作技法了.而对小说情节则越发走向刁钻,奇诡——话说回来,总比美女文学,美男文学好.今天听说刘慈欣得了雨果奖.

一个文青的文学史启蒙

　　　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启蒙了笔者的文学史观。1949年鼎革之后，大陆的学术传统在粗暴的非理性势力干预下斯文扫地，学者们仿佛头悬达摩克利斯之剑（The Sword of Damocles ），步履艰难地研究，小心翼翼地写作，生怕一言不慎，引火焚身。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1953）和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就是在这般险恶的学术环境下写就的，书名中的“稿”和“初稿”字样时遭人诟病：作者莫不是想在风云变幻之际，及时修订以谄媚当权者，或求自保？在一个极端时代有此谋划亦并不为过。作为后来者，我们有义务辨析内中的讹误：两位先生的著作主要追随当时暂居高位的胡风、周扬及冯雪峰。撇开意识形态不说，上述三位批评家实际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无观望的时空距离，评定作家成就时难免为情绪左右而党同伐异；再者，他们无批评家应有的开阔视野（这多半是时代限制）。沈从文先生后来被证明是难以逾越的小说家，可刘绶松的文学史对他几乎不闻不问。笔者无意在此以“后见之明”苛求前辈，此乃“不卟时代，不揆时势（清.钱大昕语）”之虚妄，但学术著作如偏离陈寅恪先生所崇仰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难服众。夏氏撰书时孤悬海外，大抵避免了此类不堪。但依然有众多严肃的学者认为他亦未谨守陈寅恪先生的忠告，其作自出版即被大陆学界视为冷战文化政治的产品，迟至2005年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节本，距英文初版已经44年，距繁体版也有26年。《小说史》的新读者不把它当作冷战运作学术的杰出代表，大陆简体版可以说居功至伟：不是因为新添了初版没有的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文，而是因为“鲁迅”一章篇幅奇迹般的减少了近三分之一，原著的恣肆文笔也收敛许多，而且关键处明扬暗抑的讥讽也知趣地销声匿迹了；“张爱玲”一章剔除了约二分之一的篇幅，自然是因为不合时宜地讨论了其赴港后写的两部“虚假”（柯灵语）作品。　　　顾彬教授批评此书当然不是出于简体版对原著的“改良”。在一次论及“写小说和写文学史”的访谈中，他批评夏著“对鲁迅的理解完全不够”，“完全否定鲁迅”，“对巴金不太重视”，所以结论就是夏著“有一部分还可以用”，“但大部分是很有问题的”。据顾彬本人说，其言论经常被编辑断章取义，如让他骤得大名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原话其实是“卫慧、棉棉这样的美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我们暂且假定这篇访谈录（《我的评论不是想让作家成为敌人》）是未删节的版本，但顾彬的结论依然是过于草率了。若细加揣摩其观点，不难发现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早在夏著英文初版面世之际（1961年）即已就此撰文质疑，夏氏也于1963年作出回应。这段论争顾彬可能未充分辩证双方的观点。　　　普实克指责夏氏“以武断的偏执和无视人的尊严的态度进行学术讨论”，“错误地诠释了鲁迅文学作品的真实意义”。然而在“方法的对比”一节中，鲁迅在他的阐述下“一半像教主，一半像打手”（王晓明语），和当年大陆官方推出的鲁迅神像如出一辙。他说：“鲁迅将他的观点表达得越鲜明，他在社会斗争中所站的立场越明确，他的作品也就在各方面都越成功。”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不惜误读鲁迅的原意，或者视而不见。夏氏认为《彷徨》的艺术价值高于《呐喊》，普实克则认为他犯了“判断性错误”。读过鲁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时写的序言的人，应该还会记得先生的“落寞”：“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微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所注意了。”《呐喊》在鲁迅生前印行22版而《彷徨》只印行15次就是旁证。引文提到的《肥皂》、《离婚》皆在夏著“苛评”之外，甚而至于是热情洋溢的赞美：《肥皂》“完全扬弃了伤感和疑虑”，“比其他作品更能充分地表现鲁迅敏锐的讽刺感”。《离婚》“是一个中国农村的悲剧，表现方式客观而有戏剧性”。　　　夏志清认为《药》“既是一篇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真实暴露，也是一篇革命的象征寓言，更是一个叙述父母为子女而悲痛的动人故事。”普实克则号召学者“必须彻底否定夏志清试图在这篇和（鲁迅）其他作品中发现的象征性比喻”，“必须彻底反对以象征来解释小说《药》”。两个“必须”所显示的强硬姿态并不能掩饰论点的虚弱。韩南教授几乎已经严丝合缝地论证了鲁迅对文学创作中象征手法的偏爱，先生的阅读谱系清楚地表明他对现实主义技巧兴味索然，“他喜爱与象征主义有瓜葛的安特莱夫，喜爱精于讽刺和运用反语冷嘲的果戈理、显克维支和夏目漱石”。　　　普实克之所以嘲讽夏氏对《药》的解读——《药》表现了鲁迅对于当时中国革命的悲观，是因为他误把此“革命”（辛亥革命）当成是彼“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众所周知，鲁迅对辛亥革命素无好感，钱理群教授已在他的专著和数次演讲中作了十分精辟的分析，此处不再赘言。普实克虽然一再强调历史背景对文学研究的决定性作用，可他自己却疏于践行，未免让读者莞尔。　　　夏氏评价鲁迅后期的杂文可谓石破天惊：“他晚年所写的连篇累牍的杂文往往尖锐刺耳，透露出创造力的丧失和人格的损伤。”普实克的观点刚好相反，他认为鲁迅1925年以前的文章“往往涉及一些不甚重要的问题”，远逊于其晚年所作。李欧梵教授在为普实克编文集时虽然对老师和夏志清的论争保持中立：普实克对夏著的批评“不仅表现出方法论和理解的不同，也表明了他的评价文学的不同标准。”但我们不难从他的名作《铁屋中的呐喊》找到他违背“师训”的证据：（鲁迅后期的杂文）“未免笼罩着过多的对社会事务的关心，焦点未免过于集中在较狭窄的主题和范围以内，视界和深度感则由此而削弱了。”至于鲁迅前期的创作，夏氏昆仲的观点几无差别：“我觉得（鲁迅）早期的短篇小说和杂文最好地道出了中国在那痛苦转折时期的良心”（夏济安语）。李欧梵则从写作艺术角度赞美鲁迅前期的杂文：警句和寓言的运用达到了抽象程度，“使那些（出现在杂文中的）形象变成暗含复杂层次意义的隐喻”，一些篇章是“带有圣经布道节奏的诗意散文”。普实克的批评似乎予人舍本逐末之感，夏著标明是“中国现代小说史”，鲁迅并非彻底的小说家（西方汉学家一度把1926年视为鲁迅文学创作生涯结束的标志，直到李欧梵的开山之作《铁屋中的呐喊》横空出世才结束了这种难堪的局面），夏氏运用自己的学识分析他的小说，正确与否，见仁见智，自由讨论即可，而普实克却将争论的内容蔓延。笔者的疑惑是：他当年有没有意识到，与小说批评家争论杂文的意义并为此大动干戈是南辕北辙、得鱼忘筌之举。　　　总的说来，普实克对夏著最根本最严厉的指责是其缺乏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开宗明义提出的对本国历史心怀“温情与敬意”，因而“没有能力公正地估价一个特定时期文学的作用和使命，并正确地理解和反映这一时期文学的历史意义”。夏志清毫不示弱：“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如果他仅视文学为一个时代文化、政治的反映，他其实已放弃了对文学及其他领域的学者的义务。”王德威认为夏建构的大传统是以普遍的人性及不朽的杰作为立论基点的，所以他有充分的理由轻视“左翼作家”的宣传文学。“文学处理特别的道德题材，但文学的目的却不必是传道或说教。”（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语）　　　举凡学术著作，都不敢自称完美。完美只是学者撰述时竭力追求的理想，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以是观之，夏著亦有颇多可资商榷之处，普实克的批评在日后显示了其价值。当年的论争也许剑拔弩张，但双方都是对学术怀有无限热忱的学者，普实克的激烈措辞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夏氏重新思考文学革命的价值，论争结束十六年后他几乎认同了对手的观点，他说，陈独秀当年提倡“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的确为新文学家指点了一条必走的路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批评是：“集无知与不负责任之大成”。　　　普实克的文章还使他意识到自己低估了《狂人日记》。最后他承认“《狂人日记》是鲁迅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其中的讽刺和艺术技巧，是和作者对主题的精心阐明紧密结合的，大半是运用意象派和象征派的手法”。当然，夏志清对先生的代表作《阿Q正传》的批评也未始不可推敲。他判定《阿Q正传》结构机械，格调不连贯且近似插科打诨，理由是此作乃先生应《晨报》副刊编辑之连载约稿，后心生厌烦，遂中途“枪毙”了阿Q以求解脱。韩南教授发现鲁迅“从不想分析自己的作品，并以一种自嘲的幽默态度故意忽略所有关于技巧之类的问题”，李欧梵也许是据此推测先生所言（厌倦应付报纸的连载而“枪毙”阿Q）或为玩笑。诚如夏氏对先生其他小说的“文本细读”，想先生作为一个“野心勃勃”（当下的小说家岂敢轻言“为人生”、“改良这人生”？）的艺术家，是不会草率截断自己的作品的。李欧梵的论断或许更契合先生的创作心理：《阿Q正传》的“大团圆”结局“一方面是以此讽刺传统小说中的‘大团圆’结局的俗套，另方面，也为了戏剧化地传达出自己的思想（即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两种根本的道德因素：诚和爱）”。　　　后来夏氏在多篇文章中谈到《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缺失”：未讨论《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实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作者写作时人在美国，参考资料匮乏，其时大陆正处于仇外时期，遂无正常的学术交流活动，完善材料的整理搜集亦举步维艰，此社会环境所囿，原无可厚非。况时隔十七年，他还计划另写一部《抗战期间的小说史》“补过”——专章讨论吴组缃、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路翎等作家。此书未完成，但读者由此得以窥见一代学人治学之诚恳谨严。后之来者顾彬先生若是留心同行的工作，当不致因一叶障目而本末倒置，对夏著过于苛刻。许子东教授的论断就公允多了：“我看夏志清那部小说史，印象很深的就是他可能有很多东西没讲到，可是放下这本书，你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个标准，看到了一种价值观，看到了一种眼光。你就可以想象，凭这种眼光，看到别的什么作品，他会怎么评价。”

选家的眼光

在中国古代，小说一直是为主流文坛所不耻的小道，至清末，经由梁启超氏的大力提倡，始成为一种广泛流传的文体。为小说作史自然也就是更为晚近的事情。因此，鲁迅先生在其开创性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序言中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做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 如今，不仅独立的小说史写作已不再寂寞，即使综合性的文学史中，小说也占有很重要的比例，现当代文学尤其突出。走过了无史可读的时代，如今更让我们困扰的恐怕是无暇分辨优劣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第一部为现代小说所做的史，由于作者迥异于大陆学者的知识背景和思想立场，往往能发人所未发，在新时期的大陆学界引起重大反响。尽管夏氏之小说史由于反左立场，持论有时未免偏激，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现代小说研究中一部绕不开的作品。这主要得益于他以文学价值为准则的标准和敏锐的艺术感受力。读夏志清的小说史，在具体作品的分析上，往往能感受到古人评点的影子（当然对夏氏影响更为直接的是“新批评”的方法），论者个性鲜明，而不是如在很多通行文学史中看到的中规中矩的调和之论和罗列史料。此种文学史写作方式一方面能给人以自由施展拳脚的空间，另一方面也需要非凡的鉴赏力。以才力写作，常能独出机杼、横生妙笔，但也因此会导致作者话语太明显，而流于偏颇。《中国现代小说史》自发表以来受到的赞誉和非议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当然，受过严格西方学术训练的夏氏，并不是如古人评点任意挥洒性情，行文中可以看到明显而统一的批评标准。夏志清用感时忧愤来概括现代文学的特点。这也是在近代建立民族国家、追求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现代文学尤其是小说所秉持的原则。梁启超之最初大力提倡小说，并不是因其认同小说的艺术价值，而是取其唤醒国民的功用，“欲新一国之民，不得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这种民族国家意识到建国后发展到极端。美国新历史主义学者詹姆森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说与第三世界的小说的区别在于：前者把“公与私”、“诗学与政治”、“性欲和潜意识领域与阶级、经济、世俗政治权力的公共世界”明显分裂开来，政治在小说中极不协调；而后者带有“民族寓言”的性质，即使那些讲述个人命运的故事，也“包含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以此，他对《狂人日记》进行了详细的民族寓言式的解读。而这种思路一直以来也是我国批评界的主流思路。夏志清先生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这种特点表示出不满。在结论部分，他直接点明了其文学史写作的立场：“一部文学史，如果要写得有价值，得有其独到之处，不能因政治或宗教的立场而有任何偏差”，他提倡文学批评要“以文学价值为准则”，优秀的作家要能抗拒“拿文学来做宣传和改造社会的诱惑。” 他最为推崇的是“讽刺和人道的写实主义传统”。至于这些标准的来源，诸多评者早已指出，即李维斯的大传统和新批评理论。以此为标准，他作出这样大胆的论断：“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大概只有四个人凭着自己特有的性格和对封建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他们是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 而这四位作家在此前文学史中并不是处于主流地位的作家。夏还开辟单章论述作品极少的吴组缃，并把他的成就置于茅盾、张天翼之上，眼光独到可见一斑。即使面对成名作家的成名作品时，他也能发人所未发。他认为鲁迅的《肥皂》是运用讽刺技巧最为成熟的一篇，而《伤逝》、《孤独者》充满感伤的说教，一向被认为其代表作的《阿Q正传》则被夏氏批评为“结构机械，格调近似插科打诨” ；茅盾的《子夜》在技巧上不如《蚀》与《虹》，“作者同情心范围缩小” ，人物被漫画化；巴金的最为成功的作品是《憩园》，而早期的成名作《家》只是青春期写作，充满了温情主义。此种与当时大陆批评界迥异的论断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随处可见。在具体分析方法上，夏氏除运用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外，还进行了大量的比较批评，行文中外国文学作品信手拈来，充分体现了其西方文学背景的优势。继承五四以来一直秉持的学习西方的理念，夏志清指出，“现代中国小说源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的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传统。其主要的导师有狄更斯、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莫泊桑、左拉、罗曼罗兰、契诃夫、高尔基以及在十月革命前后，发表过一些作品的二三流作家。” 但他认为，因中国作家过于注重社会国家问题，多关注于这些作家的思想和说教而少对写作技巧的借鉴。且由于中国人无宗教的原罪意识，小说往往缺乏心理开掘的深度。批评夏氏锋芒毕露的反左立场，质疑其在比较批评中的西方本位意识，这些都很容易，但我认为大可不必。因为夏氏为自己确立的批评标准在那里，它是时代的产物，必然要受到时代的制约。他在批评中国的作品因没有宗教信仰而缺乏心理深度的同时，不也同时流露出对西方现代作品中宗教感的消失而不满吗？我认为一部著作的好坏不在于他能否给我们提供圆满的解答，而在于它能否给我们以启发。纵观夏氏之小说史，其主要价值不在爬梳史料，而在以自己独特的阅读体验发掘那些被埋没了的优秀作品。如果说很多通行文学史是从文学史意义来梳理作品的话，那么夏氏之小说史则更注重从作品的艺术价值、经典性角度进行选择，独具选家的眼光。夏氏之小说史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仅从其对大陆重写文学史的重要影响这一点上，它就足称一部绕不开的经典之作。

不混不杂、不带神话、不带框框

本书面世五十年来不断再版。作者当年对中国作家的观察不幸成为不可思议的先见之明。不随俗称许鲁迅或茅盾，而夏志清颇捧了四个人：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张天翼。在他之前，这四个人被埋没。书中点滴：= 五四文人引人注意的是他们以西学来分析中国国情及文学，而并不是他们自己的中国文化造诣。= 鲁迅博学。。1925-1927年间写的杂文往往有生动不俗的意象或例证，时而有绝妙的语句。也有冷酷狠毒的幽默。但整个来说，使人有小题大作的感觉。鲁迅的狂傲使他根本无法承认错误。对社会和文化的评论又和他的诡辩分不开。。。他十五篇杂文给人的总印象是搬弄是非、啰啰嗦嗦。=鲁迅攻击显而易见的传统恶习，却纵容、甚至后来主动的鼓励粗暴和非理性势力的猖獗。这些势力。日后已经证明比停滞本身更能破坏文化。大体上说来，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温和派，当年留英美学生，激进派，留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