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身》书评

张庄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

评论有附图，可以参见http://www.douban.com/note/196657420/表格格式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调了，在编辑界面调好了发布又乱了，同请参见上面链接。《翻身》上面有一个潞城县张庄在土改前各阶级的人口数及土地占有情况的表，摘录如下：户数 比例 人口 比例 所占土地（亩）比例 人均土地（亩）地主 7 2.8 39 4 680 12.1 17.4富农 5 2 27 2.7 303 5.4 11.2中农 81 32.2 395 40 2532.6 45.3 6.4贫农 138 55 462 46.8 1386.4 24.8 3雇农 19 7.6 59 6 - - -佃农 1 0.4 5 0.5 - - -团体 - - - - 686.2 12.3 -合计 251 100 987 100 5588.2 100 这个表格让我产生了好奇。地主人均占有土地为17.4亩，而中农人均占有土地为6.4亩，贫农人均也占有3亩土地，似乎各阶级之间的分化并不严重。当然直观的感受不能说明问题，一般形容土地、收入等分配的均等情况，用的是基尼系数的概念。于是我按照表中列的数据，画出了该地土地分配的洛仑兹曲线见下。根据excel拟合的曲线（根据比较，选用二次曲线），并由定积分计算得出的图中蓝色曲线与x坐标轴之间部分的面积为0.2777。考虑到拟合的曲线与平滑曲线所围的面积有所差异，又按点绘出折线图，根据梯形面积公式进行计算，求出的图中蓝色折线与x坐标轴之间部分的面积为0.3001。综合考虑二者的情形，对两种方法计算出的面积求得平均值为0.2889。因此根据基尼系数的定义，潞城县张庄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应为（0.5-0.2889）/0.5=0.4222。就是说，潞城县张庄土改前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约为0.4222。根据逻辑，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一般地大于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地主的从土地上获得的收入只是土地全部产出的一部分，即作为地租上交的那部分；中农、贫农可以获得自己所有的土地上的全部产出；而同时，共占人口比例8%的雇农和佃农完全没有土地，但他们不可能完全没有收入）。当然，书中对张庄的贫富分化有着详细的进一步说明：地主和富农往往掌握着各种公职，有一定中饱私囊的机会，并且通过高利贷进一步聚敛财富。如果与当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进行对比，张庄的贫富分化也显得不是那么大。只是由于当时确实整体生产力太低，加上全国战乱不断，底层人民的生活水平才如此不堪。如果不论其手段和正当性，土改当时确实可以说帮助了这些没地的农民翻了身，不过后续我们也看到了，土地还没在农民的手里捂热，就被重新收回，至今还没有还给他们。

从书中的数据看土改

作为土改的支持者，在书中列出了不少的数字，应被认为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的。笔者就这些数字试图公正分析如下,文中所引用的页码基于该书北京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版本。　　　　地点：山西省潞城县张庄村：200多户，1000多人，6000多亩地，人均约6亩。　　　　发生在张庄的事件：1945年8月，张庄由八路军控制。1946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清算运动与反奸运动，成立农会，主要针对汉奸和国民党，斗地主富农，分割他们的财产。1946年4月,张庄成立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在内战前夕，即1946年5月4日，改变双减（减租减息）方针，在尚未实行土改的地区，针对地主，号召进行土改，对已经土改的地区，则作为正式的批文认可已进行的土改。1947年春：开展洗脸擦黑运动，整顿党员。1948年3月，随着内战的进行，实行《土地法大纲》，针对地主富农进行土改。1948年4月，整党。1948年6月毛泽东晋绥讲话，根据讲话精神，当地展开反对”左“倾行为的运动。　　　　1. 财产的基尼系数　　　　由于韩丁只提供了完整的土地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分布（P694)，笔者根据基尼系数，计算出土改前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41（将团体所掌握的土地排除在外）。　　　　同时，土改前，地主富农占总人口7%，拥有33%的牲口；中农占总人口40%，拥有66%的牲口；贫农与雇农占总人口53%，拥有5%的牲口（P28，注意,牲口之和超100%）。同理算出牲口的基尼系数为0.52。由于全村牲口约54头，每头牲口，由韩丁估价为100美元，而每英亩地（约6亩）估价为200美元（P164)，所以认为家庭财产中土地的比重约比牲口高10倍。同时，牲口是仅次于土地的主要财产（P30)。　　　　除了土地，牲口，富裕家庭的财产还包括房屋和酒坊等，并掌握公共土地。但由于书中没有给出详细资料而无法计算基尼系数。但仍然可见当时的贫富差距。　　　　此外，张庄首富雇佣长工2名，7月工期的酒坊工人2名，短工几名。常年雇佣两个小孩。地位仅次于首富的地主雇长工2名，羊倌2名，3名酒坊工人与2名账房先生，手紧时雇几名短工。可见当时地主，富农的雇工人数明显少于10人。　　　　韩丁没有提供张庄的财富累积时间，但在第229页，韩丁认为很少有人穷三代。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474。笔者通过其它方法估计目前长治市的收入基尼系数，结果也高于0.41(将在它文论述）。笔者认为由于财产是收入的长期累积，而农民的收入的优先投资是购买土地，因此可以估计收入的基尼系数小于财产的基尼系数。　　　　2.因土改期间而死亡的人数（P155-P165， P231)　　　　合计有13人被农民打死，或自杀，或由于迫害而饿死，烧死或病死，占总人口的1.3%。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化南，王少南兄弟两家，人均占地仅6亩（当地人均约6亩),仅因为埋藏的外嫁妹妹家的2000大洋，且这2000大洋被外村收去，王少南和王化南的妻子被张庄农民打死。　　　　3.党员的入党动机，及其党员与干部滥用权力的行为　　　　1946年4月,张庄成立中国共产党党支部，有党员30人。1948年张庄有党员28人。根据当时当地党的分析（P421），在28人中，入党动机不纯（想当干部，想掩盖缺点，避免没收财产，不知为什么，在县里坐牢情况不明的），占党员人数的42%。　　　　韩丁也在第18章至20章具体举例分析他们的入党动机。张天明，张贵才，张兴发，胡雪贞，作为正面的例子。但是，有两位妇女是被她们的丈夫拉进党支部，虽然没有起到积极的带头作用；另有两位（其中一位叫石秀梅）是爱上了自己的党员相好被相好拉进党内；赵春娥，作为富农的妻子，为了保护她的丈夫和小叔子不受农会的斗争，去找几个吃得开的年轻干部，同他们乱搞关系，结果被他们拉入党的；一些党员是被亲戚朋友拉入党的，这包括三人。　　　　党员存在如下不端行为（第23章，第36章，第37章）　　王满喜（民兵）：人称阎王，入户抢劫，偷窃，强奸地主家的女人，打人。　　申玉兴（农会生产委员会主任）：强奸，诱奸，偷懒，打人。　　李洪恩（民兵队长）：同时搞上五六个女人，包括前述党员赵春娥；从公家仓库中拿取东西。　　师福元（村长）：自己也在乱搞男女关系，与党员石秀梅。　　张天明（治安主任）：自己也在乱搞男女关系。　　张存喜（村长）：做假账，贪污，打人。　　小梅（西南片妇女小组组长）：贪污，打人。　　周增禄（民兵）：打人，从仓库那东西。　　才元（杂货铺管理员）：搞“破鞋”。　　孟福禄（支部宣传委员）：有一个相好。　　宽心（民兵副队长）：打人，与治安主任王文则比谁的“破鞋”多。　　几乎所有男女党员都有某种男女关系问题（P423)。　　　　此外，　　王雨来（农会副主席）：自私，强占农民房产，逼婚，打人，抓人，强迫农民参军。　　王雨来的儿子王文则（治安主任的助手，后任治安主任）：打人　　王喜友（副村长）：损公肥私　　一大群民兵（包括上述党员王满喜）轮奸敌伪时期的村维持会文书的儿媳。　　　　作为对比，当时地主富农的主要罪行则是更多地通过手中钱财，放高利贷，逼债甚至武力逼债，投机牟利。　　　　4.政策的变化　　在前述期间，中共共产党不断调整政策，不断反复对前次的土改结果和阶级划分进行调整，同时，对党员的政策也不断变化。在张庄，从1946年1月进行第一次土改，1946年5月4日，“五四指示”后，进一步从查三代开始找“油水”。1948年4月，通过贫农团队党员干部进行整顿，其中4人被逮捕，并根据土地法大纲再次阶级成分进行调整。但1948年6月毛泽东晋绥讲话，张庄的整风工作被批评为过“左”，打击了老干部。对以前的土改进行调整与补偿，包括上文提到的王化南，王少南兄弟两家，对他们进行补偿。　　　　伴随上述的变化，农民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从希望分到财产，到由于感到没有财产可分而不再想参加政府的会议。纵观全书，贫穷的农民希望通过土改得到财产。

中国革命的“韩丁视角”

书还没有读，看了《真实韩丁》和《<深翻>中文版序》（http://book.douban.com/review/1229064/），有如下想法：1、观察“中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韩丁视角”，当然只是一个个人的视角，但这个个人视角在相关议题中可谓具有高度的典型性。用时兴行话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会通的视角”：韩丁出生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在美国的“资产阶级教育体系”里受教育经历完整，拥有哈佛和康奈尔的学历；青年时代有美国底层及远东阅历；成年后置身“中国革命”深处，对中国内地山区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有深度参与和长期的观察、记录和思考，同时活跃于“中美交流”的第一线，对“革命时期”的中国高层政治运作有切身的接触和认知；毕其一生，往来于“中美两种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之间，“两面作战”，努力保持了“独立自主”的社会身份和“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本色。由此，这一视角下的智力活动成果，兼具“历史证词”的分量和“文化批判”的锋芒，区别于乌托邦梦呓和意识形态狂热，相当值得重视。2、但这仍然是一个“有限”视角，譬如手电筒的光束，照亮和“高清”了它所聚焦的点，同时使更广大的世界、包括自身，更深地沉入了黑暗。这不是“哲学困境”，只是“理知限度”，可以通过“反省”得到改善，但韩丁没有做到。这可能与他的“美国处境”有关。这一处境导致了他对“新文明”的更热切的期待，尤其是当他可以亲身参与“创造发明”这种“新文明”的时候，对“新生儿”的爱护会压倒一切。由此，我们看到，在韩丁的思考中，似乎完全缺乏政治制度层面的比较视角，一切被纳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为形而上学的观念体系和“必然性”所主宰，是一种典型的“爱护社会主义的草，不管资本主义的苗”思维形态。他没有意识到，或者有意识回避的，是“资本主义的苗”长成的大树为他提供了生存的保障，而“社会主义的苗”如果不曾更多地牵绊他的脚步，至多也只是妆点了他的生活。很显然的例证是，他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讴歌和期待，建立于对以下事实的无视：他在他所憎恶的美国作为“叛国者”的一生，时至今日，也是完全无法在他所热爱的中国复制的。3、基于上述，韩丁视角下的中国论述中的一些“有趣”的地方，也就变得相当可疑。其一是对毛中国的高层政治的解读，毛、周、刘、邓之间的合作与对立，我看基本是不靠谱的。唯一真正有趣的信息是周对“大公无私”的“修正”。这一信息如果属实，则一方面说明周胆子够大，另方面说明他所置身的政治格局，到那时已成真正的死局。周及其属下的“外交官员”对此或有充分意识，韩丁抱怨自己的“批评意见”得不到报道，只能说明他终究只是毛中国的“外宾”。其二，是对陈永贵及“学大寨”的“现代性”的推重。有趣之处在于，这种推重一方面严重受限于“农民意识”，只从“农业经济管理”的角度思考“国家出路”及“主义前景”，另一方面，这种思考的最终指向，一种可能是不可避免地使整个国家沦为“资本主义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农产品输出国，另一种可能，就是邓复出之前的中国本身，或者今天的朝鲜。这后一种可能，不仅是经验主义的，同时也是逻辑上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封闭于整个世界体系之外，在自身资源许可的条件下维持内部平衡，直至不可持续。此外，他对刘邓路线所释放的社会能量及创造力的估价，也是严重不公平的。我想，这种不公平很大程度上可能来源于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及服务业的无知和/或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可能正在成为新的“时尚思潮”。

真实韩丁

真实韩丁文/记者 玛 雅 　　他是美国人，中文名字叫韩丁。　　 1945年，他以美国战争情报处分析员身份目睹了重庆谈判，同毛泽东多次会谈。　　 1947年，他随联合国救济总署到中国，在共产党治下的河北冀县，为解放区恢复生产培养出第一代农机人员。翌年，他以观察员身份亲历了山西张庄的土改，后创作了长篇纪实文学《翻身》，10种文字出版，写道："不了解土地问题，就不能了解中国革命。"　　 1953年，他从中国回到美国，被麦卡锡等人冠以"叛国者"罪名，遭受政治厄运。接下来是16年的独自耕种和与女儿卡玛的18年分离。　　 1971年，他应周恩来之邀重返中国，先后5次与周会面，频频出现在报刊电视上，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老朋友"。　　 后来的30年，他始终奔波在中国乡村，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洒下汗水。但在报纸上电视里，他的名字和身影渐渐消失。　　 2004年5月15日，85岁的他在美国马塞诸萨州康克市悄然辞世，墓地遥向东方。　　 为了韩丁与中国的情缘，为了他对中国的付出，《凤凰周刊》于5月20日在美国波士顿采访了他的长女卡玛。　　 "他的心在中国。"卡玛说。特殊的教育成就独立的思想　　 1919年2月，韩丁生于美国芝加哥。英文名为William H. Hinton，1940年代到中国后被音译为威廉·亨特，1948年由其文化友人、后来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取中文名韩丁。卡玛解释说："'韩'和'Hinton'都是H打头，'丁'简单好写又挺文雅。有人把我爸爸的名字译成威廉·韩丁，其实不对，韩丁是他的中文名。"　　 韩丁早年就读于佛蒙特州帕尼学校，一所由他母亲创办的新型私立学校。母亲有着独到的办学理念和宗旨，主张：学习不为文凭和荣誉，而是为了发现真理，增长对世界的认知和对人类的了解；关怀社会，为社会做贡献，而不要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克服由于不同的经济、政治、种族、宗教背景所造成的偏见，把自己置身于别人的位置，不论他们相距多么遥远；具有开拓精神，但不盲目行事，求得精神上的成熟，最终达到文明的境界。"我祖母是杜威的信徒，她的办学思想和传统的美国人、中国人都不一样。"卡玛说，"她认为人必须知道自己吃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不能离开土地。她在学校办了个农场，每个学生都要参加体力劳动。她说人应该乐于体力劳动，从中学到技能，并引以为自豪。这些思想对我父亲的影响太深了。"　　 1936年，17岁的韩丁被哈佛大学录取，但他决定推迟入学，用一年时间去探索世界。他从佛蒙特出发，一路打工遍游美国。翌年春天，他找到一份水手的工作，随船由旧金山驶向日本。在东京做了5个月记者后，经中国东北、西伯利亚来到苏联，后辗转欧洲，再度做水手，返回美国。随后，韩丁入学哈佛。虽然他在哈佛学业优异，但却觉得这里离现实社会过于遥远。1939年，韩丁转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农业，由此走上了农学家的生涯。《西行漫记》将他引向中国　　 1943年，韩丁阅读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受到强烈震撼。有报道说，这本书使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兴趣，并且改变了他的人生，从一个和平主义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卡玛对此有不同解释:"可以说这是他马克思主义思想进程的一步。斯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何以直接使韩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此前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反对一切战争，看了这本书转变了看法，认为有些战争是正义的，值得支持。他说过，如果他是一个中国人，也一定会拿起枪，抵抗日本侵略。"　　 时逢美中联盟抗击日本，韩丁报名参军，却因耳疾未能进入战斗部队。但他还是设法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于1945年以美国战争情报处分析员的身份来到中国。重庆谈判期间，韩丁结识了国共双方很多要员，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等。在同毛泽东等人的多次谈话中，他对中国革命及其前途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1947年，联合国救济与重建总署捐助一批拖拉机给中国，韩丁作为一名技术人员，又一次来到中国。在解放区河北冀县，他和中国同事一起，培养出第一代农机人员。第二年，韩丁以观察员身份亲历了晋东南张庄的土地改革，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形成了1000多页纸的调查笔记。新中国成立后，韩丁继续留在中国，培训农业技术人员。1953年，韩丁返回美国，当时不到4岁的卡玛和母亲留在了北京。卡玛说，父亲选择回国，主要是出于对苏联专家的反感。"他是比较个性化的人，也比较务实，苏联专家一来，一切都按官僚体制规程来做，他对这种做法感到不满。"　　 然而一回到美国，韩丁便遭遇到麦卡锡势力的迫害。海关没收了他的笔记，上交国会参议院内政委员会，即伊斯特兰为首的非美国活动委员会。伊斯特兰等人称韩丁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他的笔记是"一个叛国者的自传"。韩丁被列入黑名单，置于FBI的监督之下，护照被吊销了15年，无法再回中国。他被禁止从事一切教学工作，也没有其他雇主敢于聘用他。之后的16年，韩丁务农为生，独自耕种母亲在宾夕法尼亚的200多英亩土地。1959年，韩丁第二次成家，后与妻子Joanne（雷州安）生下一儿两女。　　 在遭受迫害的日子里，韩丁不断发表演讲，坚持笔耕，积极参加争取种族平等的民权运动和反对越战等政治活动。他将美国政府告上法庭，打了5年官司，终于在1958年胜诉，要回了被没收的笔记。 　　 1968年，韩丁通过诉讼重新得到护照，但是并没有完全被"解禁"。美国在麦卡锡时期立法规定，公民为联合国工作必须通过政府的"忠诚检查"。这项法律在后麦卡锡时代名存实亡，1980年代却被里根政府再度实行。韩丁受聘联合国中国项目顾问，受到政府百般阻挠，到赴华前三天还不被批准。愤怒之下，韩丁再次上诉公堂。"他说这项恶法违反宪法，非得推翻不可，结果他赢了。"卡玛笑道，"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总是麻烦不断，抗争不断。"《翻身》引发的反响和非议令人意外　　 1966年，韩丁反映张庄土地改革的长篇纪实文学《翻身》，由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引起强烈反响。《纽约时报》书评称:"这是一部非同一般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书卷……它向我们展现了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建立过程中一个村庄生动、撼人的故事。Hinton先生为我们了解共产党取得政权前夜中国北方农村的生活，做出了有价值的、在某种意义上独一无二的贡献。"《翻身》最初在美国国内销量20多万册，国外30多万册，后被译成法、德、日、意大利、西班牙、中文等10种语言出版。英国著名剧作家大卫·哈利将《翻身》改编为话剧，先在伦敦后在世界各地上演。《翻身》并成为一部经典之作，是美国大学中国历史、政治、人类学等专业学生的必修书。　　 韩丁本人将《翻身》称为"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在书中，他"试图通过张庄这个缩影，揭示中国伟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本质。这场大革命在20世纪上半叶改造了中国，它所迸发出来的巨大的政治、社会力量，不断地震撼着中国以至于全世界。"韩丁认为，"张庄的历史对今天现实生活的意义，是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故事是围绕土地问题展开的，不了解土地问题，就不能了解中国革命，而不了解中国革命，也就不能了解今日的世界。"　　 《翻身》获得了成功，却也遭到非难。卡玛说，"破除神话和具有争议性是我父亲作品的特点。"她回忆说，"父亲因为同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而在美国遭受过迫害，然而《翻身》刚一出来，马上又遭到来自共产党营垒的非议。"　　 这是因为，韩丁在书中不但肯定了土地改革带来的变化，也披露了存在的问题："地主豪绅的势力和特权被一举摧毁后，张庄发生了迅速的社会进步，人民从来没有这样意气风发，热情高涨，喜气洋洋，信心十足。同时，也发生了一些过火行为和悲惨事件，至少有十几个人被愤怒的群众活活打死，一些自食其力的小私有者被错误地剥夺了，还发生过具体领导土改的干部欺压群众的事件。"他还谈到国共两党的尖锐斗争："季风造成的洪水成了两军对垒的手段。双方都把发水的河流掘开，企图淹没对方，或分割对方的军队。" 　　 由于暴露了这些问题，韩丁招到指责。批评者称:"攻击革命的大有人在，不需你再去助一臂之力"。还说，"为了正义的目标所采用的手段怎么能和敌人的暴行相提并论？"披露这些事实本身就已"丧失了革命立场。"　　 《翻身》中文版的问世亦多有磨难。有报道说，周恩来曾经亲自过问《翻身》中文版的翻译出版，卡玛纠正了这种说法。事实是，卡玛在农村插队的一些朋友看了《翻身》，在劳动之余，就着煤油灯光开始将它译成中文，在一些下放到"五七干校"的资深翻译家的帮助下，用了几年时间最终完稿。但却不能出版，因为书中引用了大量刘少奇的话，而刘少奇那时尚未平反。朋友便建议把那些话删掉，韩丁不肯通融，说那是他当年的真实思想，不能屈从政治的压力随意修改。"我的朋友们十分恼火，觉得在那种情况下翻译、出版一本好书多不容易，有必要适当做点儿妥协，这个倔老头子怎么这么不近人情。"卡玛回忆道，"然而气还未消，风向又变，刘少奇得以平反，又成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翻身》随即于1980年出版。"当时国内某大报在报道中赞扬韩丁坚持不删去刘少奇言论的"高度原则性"，卡玛说，"其实父亲在坚持不删刘少奇的话时已经对他推行的某些政策持了批评甚至是否定的看法，而且并未因为刘少奇的平反而改变。" "他的批评从来不被报道"　　 1971年，中美开始对话，韩丁应周恩来邀请重返中国。在7个月的访问中，周恩来先后5次同韩丁会面，称他是"中国人民患难与共的老朋友"。回国后，韩丁参与创建了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并担任第一任主席。出版刊物《新中国》，发表了《周恩来：与美国人的谈话》等文章。之后，韩丁多次前往中国，曾受聘为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项目专家和中国农业部高级顾问。他曾在内蒙古参与粮农组织的项目达8-9年之久，并由该组织支持，在中国四个省发展村庄机械化项目。 　　 这一切给人的印象，韩丁对中国的政策和发展充分肯定，然而事实却不尽如此。卡玛说："父亲从1971年一踏上中国就对文革的很多做法有很多批评，当然也有很多赞扬，但是他的批评从来就不被报道。比如70年代中期中国提出，1980年基本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他觉得这根本就不切实际，和五八年大跃进时浮夸、说大话一样。但报道却说，他是如何祝贺中国，期待农业机械化早日实现，把那些大话由他的嘴再说一遍。还有农业机械化的标准，中国和苏联一样，以拖拉机马力来计算，我爸爸说这样计算是误导，是错误的。拖拉机到地里只有一个犁，耕完地什么也干不了，真正的机械化得能翻地、能播种，能中耕，又能收割，所有配套农具都要跟上，否则就不要奢谈机械化。只一个环节上机械化，拖拉机耕完地就用不上了，所有的都在公路上跑。而跑公路，拖拉机是非常低效、浪费的，还不如生产农用小卡车。他对中国官员说，从上面政策就错了，到底下根本行不通，3-4年内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是不切实际的。""他到黑龙江考察，"卡玛接着说，"提出的很多是批评意见，可报道时全是说他怎么赞扬。比如他批评国营农场的拖拉机站不讲效率，说你们一个机耕队，拖拉机手没几个，却一大堆干部。可报道却说，他说大规模经营如何好，如何先进。他在国外演讲时，也经常说中国人浮于事、机构臃肿，但是像这样的话中国从来不报道。"　　 1971年，卡玛随父亲5次见到周恩来。一次，周恩来对韩丁说，到农村考察，不但要看成绩，还要看阴暗面，中国农村还有很多落后陋习。"这年头谁敢考察阴暗面呀，回头再说你别有用心。"卡玛忍不住说。"卡玛，你太敏感了。" 周恩来笑道。　　"周恩来比其他官员有水平，观点也不太一样，比那些最极端的人温和得多。"卡玛回忆说，"比如他说提倡'大公无私'不合适，不应该是大公无私，而应该是先公后私，照顾到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我听了，觉得他是在有意扭转当时一些极左的提法。"　　 谁知，周恩来这番话却让韩丁陷入尴尬。回美国后，他发表了同周恩来的谈话，遭到美国极左分子的攻击，说他歪曲了周恩来的观点。韩丁向中国外事部门求证，中方以沉默回应。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有关人员才向他"解释"："当时绝对不能承认总理说了那些话，怕被'四人帮'抓住把柄。"　　 这期间还曾有过一个小插曲：官方安排韩丁到大寨参观，他拒绝，执意要去张庄，说在那里能看到真实情况。周恩来出面"圆场"，说先去大寨，再去张庄。韩丁去了大寨，印象颇佳，而在张庄，他看到了中国农村最真实的一面--解放20多年，这里依然一贫如洗。"他看了大寨，觉得的确搞得不错，但他不赞成不顾各地具体情况硬性推行学大寨的那种做法。有个陪同的官员听了他的一些批评后说，'听说韩丁是左派，其实不过是个资产阶级记者'。"卡玛笑出了声，"他去张庄前，上面派工作队先去整顿，撤了年轻的党支部书记王金红，以示文革成功了，走资派抓到了。王金红其实是个不错的干部，后来恢复了职务，不搞左的那一套，不搞不正之风，一心一意领着老百姓致富，后来把张庄搞得特别好。""张庄是我的第二故乡"　　 韩丁对中国情真意切，虽然他在1989年辞去联合国中国项目顾问返回美国，之后的若干年，却仍然住在中国。他的身份由外交官变为外交官之夫--妻子雷州安病逝后，韩丁于1987年与美籍华裔邱女士结婚。邱女士由联合国儿童组织派驻中国，韩丁同往。　　 此间，韩丁与中国民间交往不断，以个人名义发展一些项目，安排基层代表团到美国考察，帮助地方上引进小型农业机械等。他的儿子麦克也来到中国，就读于北京中医学院。麦克在北京与四川姑娘熊敏结成伉俪，毕业回国后，夫妻俩在宾夕法尼亚开了一间中医诊所。"我弟弟想学医，爸爸就鼓励他到中国学习中医。"卡玛说，"他的心在中国。"　　 继《翻身》之后，韩丁先后创作了6部作品，包括以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为内容的纪实文学《铁牛》和《翻身》的续集、反映50到80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的《深翻》等。"我写这些书的目的是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韩丁说。　　 2000年，韩丁在台湾演讲时心脏病发作，手术后回到美国，从此在马塞诸萨州康克市一家老人院卧床休养，直到逝世。为了完成韩丁的遗愿，他的家人计划与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共同建立韩丁中国农村教育基金，用来资助农村贫困儿童入学。　　 在韩丁的中国情结中，尤其值得一书的是他同张庄人的感情。1948年，正在晋东南北方大学执教的韩丁，以观察员身份随同学校土改工作队，第一次来到张庄。在后来的英文表述中，韩丁把"张"字拆开，将张庄称为"长弓村"（Long Bow Village）。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韩丁和张庄农民吃住劳作在一起，朝夕与共、风雨同舟，结下手足深情。　　 1971年后，韩丁多次前往张庄，帮助这里发展农业机械化。卡玛介绍说，父亲在张庄搞过一个机械化实验，取得了成功。他和张庄人共同设计制造新型农机具，使田间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近年来，韩丁还帮助张庄发展工业，合资办起了山西长弓玛钢公司，并帮助把产品出口国际市场。卡玛等人也于1982到1986年拍摄了反映张庄发展的系列纪录片《中国一乡村》，并借"长弓"之名，将他们的公司取名Long Bow Group。　　 "张庄是我的第二故乡。"韩丁说。他对张庄的热爱得到这里人们的真情回报，他们亲切地称他"老韩"。1999年韩丁80寿辰时，张庄人出版了画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韩丁》，作为给他的寿礼，由他的老友王金红专程前往波士顿，送到韩丁手中。卡玛心目中的父亲　　 卡玛对父亲的记忆被历史切割成两段，1953年以前和1971年以后。　　 1949年12月，卡玛生于北京。1953年父亲回国时，卡玛不到4岁，但已经记得一些事情。"我记得不学英文的事。"卡玛伸出左手，"爸爸妈妈说，这是hand。我说，什么hand，这明明是手。我一天到晚纠正他们，以为他们不会说话。在外语学院幼儿园的事记得也挺清楚的。我爸爸那时在双桥农场上班，给我做了一个美国小孩玩的小拉车，拿到幼儿园大家都特别喜欢，拉着跑。那时他每个周末回来，骑个摩托车，摩托车一响我就知道爸爸回来了……"后来，摩托车的响声没有了，母亲告诉卡玛，"爸爸回不来了。"多年后懂事了卡玛才知道，时间和距离已经结束了这段婚姻。　　 1971年，21岁的卡玛在离别18年后终于再次见到了父亲。"我没有多少陌生感，很容易和他交流。"卡玛说，"不过我对文革很失望，他没有想到我对中国、对文革的批评那么多。他在国外听到口号式的东西比较多。"　　 卡玛说，18年中，她和父亲没有通信。"那时我还小，不知道写信。而且美国对中国禁运，他也不能寄抚养费，麦卡锡时期，往中国寄钱触犯'与敌人贸易法'。"这期间，卡玛收到父亲的《翻身》，但是读不懂。很多年后她写道："30年前，一部描述华北农村土地改革的长篇著作《翻身》在美国出版了。这是父亲韩丁根据1948年在晋东南的一个村庄考察土改时所做的笔记写成的。当时16岁的我，在北京打开父亲送的这一大本英文书，几乎满篇都是生字。真正看懂是数年以后的事情了。"　　 这是卡玛在《天安门》（影片文稿与争论文章）自序中的一段话，很多人知道卡玛的名字正是缘于这部反映"六四"的纪录片。最近卡玛和她的合作者又拍摄了反映文革的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再度引起反响。然而，父亲韩丁对她的一些观点却不认同。 　　 卡玛觉得，她和父亲的观点分歧是很正常的事。"我对父亲的人格很尊重，他关注底层，关注民众，言行一致，不像有些人满嘴革命词藻，却不断滥用权力去追求个人利益。他总想为农民做实事，一天到晚在农村，非常反对和官员大吃大喝，这些我是非常尊重的。至于他对总体的社会变革持什么样的观点，我想我们之间是不同方法、不同思想的争论，太正常了。实际上，世界的前景到底怎么样，现在谁也不能下定论，大家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认真倾听不同的观点。"　　 韩丁逝世后，有作者称他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对此卡玛认同一半:"无产阶级的定义是什么？谁是无产阶级？那些当了官有了很大权势的人是不是无产阶级？对于意思含混不清的词干脆不要用。如果说他是国际主义者我觉得是可以的，他是美国人，愿意支持中国的建设，关注中国人民，脱离开本国疆土限制，把目光投向更广大的世界，把这称作国际主义，可以这么说吧。"　　 卡玛说，她不愿意把人分门别类贴标签，也不愿意为一种思想体系所束缚。"我不愿意把人冠以左派、自由派等，因为每一派中的人观点都有很多分歧，这样归类非常不准确。但我可以比较确切地说，我爸爸是马克思主义者。"卡玛还说，"我们家从我祖母到我父亲到我都是无神论者，我们都是信自己心里的一种原则。对于真正的宗教精神，比方说，对人类的博大关怀、爱心，对个人的道德约束我们都相信，但是对于具体的宗教教条，对于那些自称能够解释世界一切的封闭的宗教体系，我们都不相信。但我父亲相信马克思主义，我觉得他也进入了一种封闭的体系。我认为，不能拿某一个思想体系来解释一切。"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韩丁对后毛泽东中国的发展不无存疑。他晚年对中国的遗憾主要反映在他的英文论著The Great Reversal(《大回潮》)中。"父亲担心中国让西方大财团进来，会重新沦为殖民地，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卡玛说，"他的有些观点我赞同，很多观点我不赞同。不过我不去评价他，我谈他的观点也未必谈得准确，你最好去看他自己写的东西。"　　 卡玛这样结束了谈话，留下一个思考空间。而这种留有余地对于评价她的父亲也许是最自然、最公允的。毕竟，这位从黄土地上一路走过的美国老人，留下了太多不同寻常、值得体味和揣摩的理念和经历。

国情

我们民族有些东西就是根深蒂固,好的坏的习惯都是如此.这本书真的是个外国人写的么?他对于张庄也太熟悉了吧.那些家长里短,那些阴暗的,那些潜藏在意识里的复杂想法,一个外国人能看得到,写得出来不容易.农民们为了某种说不清楚的道理革命了,成功以后还是会暴露一些旧有的陋习.不断重复的就是我们的历史了.历史的变化大概不因为某个执政党或者领导人更高尚,因为那些最基本的规律,谁掌握了就是谁来写历史.

翻身

　　我们一般认为外国人对中国革命特别是早期并不了解。其实也许并非如此，事实上中国革命的各个环节都有观察者，从《西行漫纪》《中国震撼世界》以及此书，中国革命早期的各个阶段都展现在人们眼前（以局外人的眼光），这些都基本上算是第一手资料。　　中国的革命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在一个基本没有工业的国家，在历经了与日本长达十几年的战争后，中国共产党能够迅速击败蒋介石的绝对优势力量。也许此书提供了答案，至少是答案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翻身》表现了山西长治潞城县张庄的1947-1948年土改、复查、纠偏、整党和民主运动史。而正是对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封建农村关系进行彻底的改革，使得数亿中国农民从身体到心灵上得到彻底地解放（即翻身的含义），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不仅可以打败蒋介石，甚至树立了哪怕美国全力进攻中国也一定会失败的信念。　　作品从一个庄子出发，梳理了整个土改的历程。从不敢分田分财产到最终土改成功，建立了基层的农村组织和农村党组织。里面的事情、困难、问题层出不穷，似乎无边无际。可也正是共产党以及党员们认真面对问题，勇于解决问题，一步步推动前进，同时认真面对地域性问题，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才使得土地改革取得成功。中国有俗语：人在做，天在看。其实人民也在看，虽然问题多，困难多，错误也多，但做比不做好，共产党员和先进份子在认真做，人民便在心中认同他们（为人民服务）。我想这才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性因素。

比较《翻身》中47年土改和《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50-52的土改

这两次土改的背景是不同的，比较两次土改很有意思。韩丁文章写作于1947-48年的土地改革的大背景下，以山西张庄为背景。 他为我们了解共产党取得政权前的土地改革提供了详实资料， 而Meisner 分析的是建国后1950-1952年的土地改革。第一，从历史条件看，1947年的土改时期，共产党还未取得内战胜利，“贫农团”还时常受到地主“反革命”的武力威胁，当时的阶级矛盾还伴随着国共矛盾，民族矛盾等，所以显得异常尖锐，有些时候甚至不可调和，出现了“恐怖主义”，让我们看到“土地改革” 和 “中国革命”绝对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暗流涌动。韩丁也注意到，《土地法大纲》一执行起来就走了极端，例如“依靠贫农”被过分重视, 中农富农利益被忽略； 而1950-1952年的土改，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从国内矛盾上来看没有前一次土改尖锐，但是朝鲜战争以及中美矛盾也使民心不稳，引起了新政权对“反革命”的担心。 这次的土改让我看到国际形势如何影响国内政策，导致的直接后果是，预期的平和宽厚最终还是演变为了执行“恐怖”和“激进”。第二，从微观的具体政策看，1947年的土改更加激进，实行了“平均主义”， 填平抹平，我们可以在张庄的土改动员现场看到这样的口号和标语； 而1950-1952年的土地改革则没有要实行“平均化”。这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党希望团结更多的人，从而稳固政治和经济，另一方面也是前一次土改暴露出仅仅改变生产关系是治标不治本的，关键还是提高生产力。在建国后，共产党把提高生产力问题放在改变生产关系（阶级斗争，社会问题）之上，这是很明智的。与韩丁描写张庄，贫农们抱怨再也没有“油水”可捞，却没有想过如何提高生产力不同，在1952年的土改，Meisner已经通过数据说明农业产量，耕作技术等的进步（尽管没有实现根本性的进步，改进是微不足道的）。回答第一个问题， “Why was there a need for continued class struggle?” （没有理解如何回答Why was the 1949 Revolution necessary 这个问题。）首先，地主阶级还是存在的，而“消灭地主阶级”和封建生产关系是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而共产党取得其合法性，以及团结其支持者（农民）所必须完成的任务。阶级斗争也成了消灭地主阶级的必要步骤；其次，阶级斗争是“表面”，阶级斗争的目的是划分出不同阶级，最终目的是进行利益（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而这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消灭地主阶级”的革命的必要过程，只有重新分配，将生产资料从地主转给农民，共产党的革命基础才得以稳固， 才可以继续得到农民的支持 （包括民心，内战）。What was the role of the CCP in the Land Reform? 土改中，共产党制定政策，改造各个阶级的思想，在执行中发现问题进行“纠偏”，帮助“贫农团”走向“正确”的方向， 在韩丁1947年的纪实文学中，可以看到贫农团是土改的执行者，党支部是决策者； 在Meisner 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共产党在土改中，以恐怖手段打击他们认为“潜在的”反革命的地主。How did techniques of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help peasants understand what “class” meant? 我认为“自报公议”帮助了农民们真正理解“阶级”的含义，在“自报”的过程中，村民被要求报告自己拥有的生产资料，例如土地、牲畜、农具等；这让他们本身实实在在理解了“阶级”是和你拥有的生产资料的多少直接关联的，“公议”阶段很有趣，很多农民把道德因素、文化因素、个人情感因素掺入对“阶级成分”的判断中，当然也有一些坚持客观的贫农团成员。最后有共产党派出的“觉悟更高”的人指导农民，阶级和这些因素无关，应该抛开这些因素，以生产资料的拥有量为客观标准和标尺，并把一些有历史问题，道德上受到非议的人等等都纳入了“贫农”团。这一过程本身成为了对农民的教育过程，他们都对阶级有了更具体的认识（虽然是和朴素的不是抽象的），在韩丁文中可以看到很多女人容易感情用事，乱用“剥削”的字眼，不能客观理解“阶级”的划分标准，这一过程对她们的影响更大。其次，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工人这个“阶级”由于概念比较模糊，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而那个铁匠被划成了“贫农”似乎和他实际的经济水平不符合，可以看出，当时的“阶级划分”还是有其漏洞和不完善的地方的。农民对于“阶级”的理解也比较简单化。在土地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到Meisner 在第四章中对毛主义是典型民粹主义的分析，例如土地改革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整个改革的主体是农民，这无疑是与毛的最高指示分不开的，在韩丁的文章中，他写到“知识分子”干劲比地方干部高，戚云就是典型的例子，当时的土改工作队也是广泛吸纳地主子女、城市知识分子子女参加的，尽管如此，在改革的最前线，我们没有看到知识分子对农民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造，相反他们必须放下身段才可以取得农民的认可， 在改革中他们也只是承担起辅助的角色，也许这也和毛的最高指示有关？和他对 “知识分子和专家极度不信任的”有关？有一个问题是，韩丁似乎认为封建主义在1948年已经被铲除了,（参看中文版第707页），而Meisner认为1950的土改还是要消灭地主阶级，（第87页），虽然从实践原因这个问题很好理解，也许还有一些地主残余没有被消灭，但是从韩丁的文章来看，贫农的反映和斗争热情是如此高昂，他们的革命力量得到了充分释放甚至很多时候走了极端，似乎可以推论地主阶级已经残留十分少量，共产党当时继续进行土地改革并以他们为目标是否矫枉过正呢？我们看到在张庄的土地改革中，以阶级划分定一切，阶级成为生活的中心，阶级感情超过了亲情、友情、夫妻情，体现出的世态炎凉，人性的淡漠让人心寒，尽管阶级斗争是必须的，极端的手段似乎也是必须的 （上文已述），但这些极端手段的运用，阶级斗争对于之前社会联系的破坏（如宗族的、血缘的），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是否也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