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而未决的时刻》章节试读

《悬而未决的时刻》的笔记-第六、第七章 - 第六、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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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多对价值多样性的存在本身没有争议，这是一个我们能够经验的事实。但许多人（不仅仅是一元论者）并不同意“多种价值之间不可公度”的理念。评判各种价值是否可以公度暗示着评判者能够站在这些价值之外获得一个超越的中立立场，但这个位置是否可能获得是具有争议的，这至少涉及我们能否做出“价值无涉”（value free）的认识论判断的复杂哲学问题。而且所谓“不可公度性”原则具有强弱程度不同的表述与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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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如果要成为应对多元价值冲突的最优选择，必须（至少部分地）依赖于特定的道德与政治历史传统...我们仍然无法确认，多元主义在应对善及其价值多样性的冲突中是否比一元论更为优越，或者说，牺牲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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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罗尔斯自己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有效边界也作出过一种限制——承认它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特定的文化传统。他将公平的正义这一理念“看作是隐含在民主社会的公共文化之中的”。他继而解释了这种公共文化之中所隐含的关于“社会合作理念的三要素”...他在其中写道，公平的正义是否可以沿用到具有不同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其他社会“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即使其论证完全成了，也在最低限度上服从两个批评。歧义，他对“基本自由”与“社会的善”的设定和论证，即使不是武断的，也是依赖在特定文化的。而公共文化中对理性公民的要求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它并不具有跨文化的适普性。第二，正如格雷所指出的，罗尔斯的具有间接性的原则在实践应用中可能出现高度困难，可能使价值冲突重新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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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如果坚持多元价值之间不可公度，就会在逻辑上否认存在任何适普性的基本价值，包括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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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又反复地在价值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做出区别，坚持人类生活必须具有一些最低的基本价值，否则人类的道德生活将不复存在，因为道德的生活必须要求“人是自由主体”。这种对自由选择必要性的秉持，对宽容精神的强调，以及主张以（实践）理性而不是任意专断来应对复杂的冲突，很明显，也都是启蒙传统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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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思想的内在紧张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多元价值共存的现代性困境，或者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除魅”（disenchantment）之后所造成的“诸神之争”，意味着一种永远的紧张，一种道德与政治意义上的不断冲突与和解的反复实践。这要求我们弃绝一劳永逸的基础主义解决方案，以一种“现实感”却又是积极地投入具体情境中的道德与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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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讲道德与政治生活看做是一种实践而不是教条，也许可以在范式转换中获得一种不同的视野。从伯林、欧克肖特到他们的思想传人格雷，以及在当代分数不同政治谱系中的理论家查塔尔·墨菲和理查德·罗蒂都开启了另一种视野，一种反基础主义、反唯理性主义的政治理论叙事。如果一词为视角来考察伯林的多元性论题或许会给予我们新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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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路径所理解的“应对价值冲突，寻求政治共同性”的实践，明确地邀请一种“积极公民”的概念。他们失去了可靠的“哲学”信条的确定性指引，依靠阿伦特所说的公民的“政治思考力”来积极地生活。在阿伦特看来，积极的公民所关注的是“人们如何有意义地和睦相处”，如何达成一致的意见（或保留可以理解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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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在对这个文本（《民族主义：往昔的被忽视与今日的威力》）的解读中，将伯林列举的四种特征转换为民族主义的四个维度，认为民族主义者可以在每个维度上持有不同的立场而仍然不失为民族主义者。
第一，如果民族主义是对“民族归属”的根本需要，那么归属要求可以区分为“政治性的”和“文化性的”不同取向，这种区分特别表现在是否主张一个政治上的“民族自决权”（a right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政治民族主义“要求一个民族拥有自己的国家，而”文化民族主义“强调的是自身文化的自主发展权。第二，如果”民族“常常被隐喻地比左一种”有机体“，那么仍然会有”整体的“还是”多元的“不同取向。伯林关注和忧虑的是”整体性的民族主义“——将民族看作不可化约的统一整合的”有机共同体“，由此推出民族的价值高于一切，而其他群体（家庭、地方社群和教会等等）以及个人的价值都必须服从和让位于民族整体的价值。这是伯林所警惕的民族主义”偏执的“反自由的一面。但米勒指出，伯林所忽视的一面是，即使采用有机共同体的比喻，仍然可以对民族持有更多元的理解——民族共同体是由各种更小的共同体所构成的。这种”多元性的民族主义“虽然会放弃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但未必会坚持将民族的整体利益作为高于一切的价值，而是更倾向考虑整体与多元局部之间的平衡发展。第三，如果将民族理解为一个伦理共同体，那就意味着每个民族的成员都会对自己所属的民族拥有特殊的责任。在这个维度上仍然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取向：”道德上无限制的“民族主义认为民族的价值高于一切，也没有任何高于民族价值的道德权威资源可以衍生出普适性的道德原则；而”道德上受限制的“民族主义在承认对民族责任的同时，认为还存在着人（仅仅由于）作为人的普遍责任，对民族所能够正当地主张的种种价值施加了一定的限制。第四，如果民族主义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信奉”民族至上“（national supremacy）——民族拥有不容阻碍的使命，这种信念也视其是否与”民族优越论“（national superiority）结盟而形成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是唯我独尊的”特殊主义“，认为其他被征服的民族在文化上属于低下劣等的；另一种立场并不认同优越论的取向，而采取”重叠性“（reiterative）的态度——承认其他民族拥有与自己民族同等正当的要求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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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自由主义的界线？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类似，也具有多种不同的形态。正如约翰.格雷曾经详细阐释那样，自由主义有不同的面貌，伯林的自由主义版本与哈贝马斯、罗尔斯等人（程序正义的）自由主义版本相当不同。而米勒认为，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两者都是松散的、有弹性的意识形态，留出了不同的阐释的空间，因而有可能成功地使民族主义的某些形态与自由主义的某些版本形成联盟。他自己的研究曾指出，古典自由主义（以生命、财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主张自由市场和最小国家）的版本，几乎会与任何形态的民族主义发生冲突和抵触，而现代自由主义（强调民主的公民身份、社会正义和福利国家）的版本与某种形态的民族主义几乎是天然的联盟。

《悬而未决的时刻》的笔记-第244页

关于中国启蒙/“自由”派舆论——“讲真话”、人道社会主义、告别革命——最好的诠释
参考《论确定性》的比喻……

《悬而未决的时刻》的笔记-第147页 - 第七章 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

在走向雪耻的民族自决的政治斗争中，民族主义话语几乎无可避免地走向极端，走向偏见，成为一种偏执的、反自由的意识形态，一种惟我独尊的、整体性的、道德上无限制的民族主义。还是内部碾压异己的工具

《悬而未决的时刻》的笔记-第149页 - 第七章 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

什么是自由主义的界线？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类似，也具有多种不同的形态。正如约翰.格雷曾经详细阐释那样，自由主义有不同的面貌，伯林的自由主义版本与哈贝马斯、罗尔斯等人（程序正义的）自由主义版本相当不同。而米勒认为，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两者都是松散的、有弹性的意识形态，留出了不同的阐释的空间，因而有可能成功地使民族主义的某些形态与自由主义的某些版本形成联盟。他自己的研究曾指出，古典自由主义（以生命、财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主张自由市场和最小国家）的版本，几乎会与任何形态的民族主义发生冲突和抵触，而现代自由主义（强调民主的公民身份、社会正义和福利国家）的版本与某种形态的民族主义几乎是天然的联盟。

《悬而未决的时刻》的笔记-第49页

从相信事实与证据的至关重要，到认定一切都可归结于主观的利益与看法，这样一个观念转换是我们时代反智主义最为突出和有害的表现。——拉里·劳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