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戏曲(23)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1
ISBN:9787503918780
作者:龚和德
页数:320页
书籍目录
一 平顺圣母庙宋元明清戏曲碑刻考
二 阳城县润城村东岳庙《润城社新制神伞仪仗记》碑考述
三 新绛县阳王镇东岳稷益庙戏剧碑刻及赛社民俗考论
四 稷山县法王庙明代创修舞庭及庙貌图碑考论
五 晋城东四义清震观歌台碑刻考述
六 中国最早佛教戏曲《弥勒会见记》考论
七 明申相府戏厅、戏班与李玉出身初探
八 再议青阳腔的起源及当时周边戏剧大环境
九 从阵痛到生机――20世纪初中国戏曲的命运
十 宋元南戏曲牌组合之研究
十一 关汉卿正剧创造艺术论
十二 王骥德《曲律》与诗学传统
十三 《古城返照记》选编（续一）
十四 读曲偶得――《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补正
十五 中国戏曲在港澳和海外年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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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中华戏曲》（第二十辑），中有翁敏华《蛇变人还是人变蛇——中日传统演剧比较一题》，比较《白蛇传》和日本能剧《道城寺》。分析结论皆可观，我不能同意的只有一条：民间大众对《白蛇传》的喜闻乐见，是因为它歌颂了爱情自由、婚姻自由；古代中国“女人祸水”观念弱于日本，“在中国把女人描述成魔鬼是没有市场，是不得人心的，是难以流传的”（P174）。我以为白蛇形象的演变，实非社会对女性宽容度的增加，而是男性白日梦贪婪的升级。中国文学的“伪大”倾向早就存在，很多“尤物”，都是到后代被敷衍得越来越“高大全”的。举一个晚近的例子，红楼二尤在脂本中，都是放荡而美丽的，三姐更是一个奋力反抗命运终遭惨烈失败的奇女子，但是高鹗整理的程乙本就删其“淫行”，完其“贞烈”。二尤故事被搬上舞台后，如越剧，尤三姐的形象就更加纯洁高大。白蛇在《清平山堂话本•西湖三塔记》里的形象是凶残的，采补和剖腹掏心，取人性命翻覆之间。冯梦龙创作的拟话本《白娘子永镇雷锋塔》中的白蛇，犹自耽于情欲和金钱。但是到了清代方成培《雷锋塔》传奇，她纯然一温婉深情的良家女子，至于建国后的《白蛇传》里的白素贞，简直可以代言苦大仇深的劳动妇女了。白素贞成了正角，法海成了大反派，这断然不是人民觉悟的提高，也不是民间朴质感情的流露，而缘于传统文化对“人伦”的看重。夫妇之道，人伦之始。既然白素贞温良无害，她和许仙结婚产子，合乎正轨，外人横加干涉就没有借口。《雷锋塔传奇》定要加个高中状元救母出塔的尾巴，就是为了强化人伦的份量。白蛇高举“夫妇、父子（母子）、朋友”三面大旗，理所当然是先进性的代表，人伦破坏者法海怎能不一败涂地。“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这句俗语生动表明国人在人伦与宗教角力时的见解。这其实和爱情自由一点关系都没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时常给我们透露有趣信息的，往往不是那些歌颂“爱情自由”的名篇。《金陵女子》一文，写赵某路遇自称丧夫无家可归的无名女子，同居二年，忽然飘然远引，赵某追到金陵，遇到岳父，“延之入，女方浣裳庭中，见之不言亦不笑，浣不辍。赵恨遽出，翁又曳之返，女不顾如初。翁命治具作饭，谋厚赠之。女止之曰，‘渠福薄，多将不任。宜少慰其苦辛，再检十数医方与之，便吃著不尽矣。’”故事到此戛然而止，赵某后半生果然凭借医方“吃著不尽”，但是女子的动静却再无交待。我们知道王渔阳只给《聊斋》少数篇目加了批注，他偏偏就注意到了这短而不起眼的一则，加批道：“女子大突兀！”口气非常不满。金陵女出入婚姻皆是“自主选择”的结果，无论父、夫都无力干涉她的行为。这女子抱定合辄来不合辄去的宗旨，不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完全不合乎男性的理想，所以她是“大突兀”的。我们略为留神便会发现，在《太平广记》里，这样“不可理喻”的“突兀”的女子绝非异数，根本就是常态。譬如《郭翰》里的下凡偷会美少年的织女，情郎调侃她“牵郎何在？那敢独行？”，她坦然地回答：“阴阳变化，关渠何事？且河汉隔绝，无可复知；纵复知之；不足为虑。”不知气昏了多少道学。即如《任氏传》对后世狐鬼小说创作有很大启发的狐狸精，都带着突兀之美，更不必说红线隐娘车中女子那类自来自去的侠女，断然不是文弱书生敢于长久的床头供奉的。但是后世文人笔下女子“突兀”的美感是越来越少了。明代《辽阳海神传》（凌濛初拟话本二拍《叠居奇程客得助》的文言底本），海神对一穷二白的男主角作了个全方位包装，可称男性白日梦的顶点。蒲松龄毕竟久居乡里，他的白日梦更家常。聊斋的花妖狐鬼，大抵是小家碧玉的化身，和白素贞一样温良无害，不但给男人性的满足，更给他们生活的满足：金钱（把一穷二白的家庭带入小康）、功名（“领乡荐”，蒲松龄一生追求的事业），子嗣（《侠女》《花姑子》，即使缔结婚姻无望，也要挣扎到产子才能离去），至少能帮助他们全身远害（《张鸿渐》《辛十四娘》）……还有一条最打紧：自来自去，餐风饮露，无须男人承担经济和道义的责任。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呢？穷书生的意淫里有。《聊斋》学的虽然是唐传奇的路子，但精神气质迥异，《侠女》女主角的出场颇得几分唐代神韵，末了异史氏“人必室有侠女，而后可以畜娈童”的一席让人哭笑不得的议论，却完全泄了底。这种改造，究竟是对女性的美化，还是丑化？究竟是女性地位的提高，还是降低？两情相悦——至少是性的爱悦——的成份是越来越稀薄，对世俗完满的渴望却是越来越强，中国式情爱幻梦就这样渐渐走到了它的末路，虽然有《红楼梦》充作荆棘鸟的绝唱。陈端生的弹词《再生缘》却有一个“突兀”女子孟丽君，她的行为与爱情根本无关。她拿了“贞节”和“名分”作武器，一而再再而三的逆君、逆亲、逆夫，梦醒后无处可去，在两个阵营的逼迫下，在生命与原则的两难之间，她“喷出鲜血似潮涌”亦无意屈服。可是同为女子的梁德绳看不下去了，硬生生的把陈端生无法写下去的悲剧结尾，扭转成三女同归一夫子孙满堂的大团圆，自觉如此，实在也怪不得男人的高标准严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