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動的修辭》书评

【转】重溫近代政治社會思想史

⊙本文作者：林繼文（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副研究員）　有人說，專家就是「對越來越少的事情知道越來越多」的人。偉大的學者，卻能把深刻的道理，濃縮成人人可懂的簡潔標語。在當代人文社會科學家中，阿爾伯特‧赫緒曼就是個中佼佼者。他的名著《叛離、抗議與忠誠》（ E xist,Voice, and Loyalty ）中的三項主題，已成為具有豐富象徵意涵的標籤名詞，滲透到許多著作裡。《反動的修辭》這本書，儼然具有同樣的架勢。作者以其對於「對稱性的執著」，再度選擇三個簡明的主題，構築出關於「進步／反動」論述的壯麗賦格。 　本書根植於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有人想反對一件聽起來很理想的事情，有哪些說法可用？答案有三種可能：這件事的結果好壞難卜、這件事根本難以達成，或這件事可能會帶來不好的副作用。赫緒曼把這三種說法細緻化，提出三種反動論述的修辭：悖謬論，指原本用意良善的行動可能導致反效果；無效論，認定改革的行動完全沒有作用；危害論，主張改革反而會危害先前社會進步的成果。作者最令人折服之處，在於將這三個簡單的修辭還原在歷史脈絡中，呈現反動勢力如何對抗過去兩百年來興起的三大進步力量，亦即自由權、民主政治與福利國家。就悖謬論來看，法國大革命所證明的不過是個人意圖和社會結果之間的巨大斷裂，普遍民權只會讓民主政治更難運作，福利國家則讓貧窮更制度化。對無效論而言，法國大革命的戰果早已存在於舊體制，普遍民權只是另一種形態的菁英統治，福利國家並沒有嘉惠窮人。危害論者，宣稱民主政治不利於法國大革命所爭取來的自由權，福利國家則同時危害民主與自由。 　赫緒曼雄辯滔滔地批判了這些反動論述，卻沒有明示自己的立場。對此，我們只能根據反動論述的反命題間接推知：對悖謬論的反駁，顯示作者相信人的理性能決定社會行動的後果；如果無效論和危害論是錯的，就表示社會行動是有效果的，而且正面大於負面。這表示赫緒曼既反浪漫主義又反結構主義，而較接近行動派的啟蒙主義者。這點，從作者曾投身救援反法西斯運動者的經歷，可以得到印證。 　閱讀本書，等於是重溫近代政治社會思想史，但這種經驗卻是輕鬆愉快的。赫緒曼擅於用簡潔概念直指問題核心，即使沒有專業背景的讀者也不太容易迷路。本書的譯筆相當流暢，且顯露出譯者本身就對論題有清晰的掌握。不過，在台灣閱讀此書，不免令人有所感慨：赫緒曼所關切的對象，畢竟是能對基本價值進行思辯的社會。一個社會如果沒有這種能力，就不會產生偉大的進步論述，更不會激盪出偉大的反動修辭。這樣的社會，既不會有真先知，也不會有假先知，只有算命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