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世界》章节试读

《媒體世界》的笔记-第22页 - 导论

作为媒体研究的一个科目，“媒介民族志”牵涉到媒体科技文本内容的去中心化，并致力于分析媒体接收的社会脉络。对媒体民族志的重新思考，需要扩大其范围，将科技本身的试题和感官特性纳入考量，并监视文化传播的物质性。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援引两个主要传统。第一，媒体科技本身并非中立的。，每个新媒体将对身体、感官、时间、空间的新关系加诸于社会，自麦克卢汉以降的理论家如Goody 、Ong、Baudrillard、Kittler皆如此认为。这些强调传播物质性的学者，力主需了解媒体的物质性以及它所媒介的形式，而非被传递的特定讯息。把民族志限制在内容或内容的接收，会忽视了科技如何藉由其本身的形式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在这个传统中，题材的角色被压制成讯息的流通，焦点被放在记录、储存、和传递资料的方法上——即波斯特所称的“讯息的模式”。在这个后结构主义的模式中，媒体的题材除了本身的发声之外，是无法自主地讨论关于媒体流通的论述性操作这样的题材。

《媒體世界》的笔记-第18页 - 导论

人类学对于“他者”之地的媒体研究，可以展现西方之外媒体通路的存在和力量。杨美惠等学者对于西方霸权式的文化帝国主义架构相当不满。杨美惠研究上海的大众媒体和跨国主体性，追踪一个她称为中国的“旅行文化”的新现象。过去这个世纪，媒体在中国的人的国家转型上扮演着重要角色，首先在发展一个新的国族共同体，然后在创造强有力的国家主体性，以及对民族国家现代性计划的影响。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中国国家的权力抗衡的已非西方势力，而是区域或族群性的华人资本主义权力模式。结果产生了一种“跨国性的中国人全球媒体大众”，一种与国家疏离的主体，穿越想象的空间，与其他遥远的华人主体相连，透过大陆人民和香港、台湾流行文化间的互动而产生。

《媒體世界》的笔记-第12页 - 导论

少数或被主导的族群是否可以将媒体同化成他们自身的文化和政治关注，或者他们无可避免地因为媒体的出现而做出妥协——这个问题仍困扰着有关跨文化媒体普及性的许多研究和辩论

《媒體世界》的笔记-第15页 - 导论

这些媒体与国家政治之间的连结，产生三个主要的知性议题。第一，在“文化产业”中，媒体专业人士和国家的关系是什么？这些生产者是重要的中介者，为更大的计划发声与解释。然而，要记得这些媒体的生产者也是有创意的个体，以他们自己专业的语言、自身的专业兴趣和视野投入工作，但有时因为他们受到较早期或不同条件下的训练、或是他本身代表着受到其他影响的世代，而有相反的视野。他们也在组织内工作——例如BBC、美国公共电视等，这些组织不但建立知识和权力的动力，并与国家计划有着复杂的相互关系、咋跑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正确地强调，文化宰制是投过西方媒体产制者在西方受到的训练，将专业典范和标准加以制度化而输出。但是Mmandle、Born和其他民族志研究者却表示，专业人士所坚持的标准，和这些标准在在地环境中如何被采纳、被改造往往会有一段落差。
第二，我们必须要问，当国家利益是复杂而自相矛盾时，媒体会变成怎样。这个现象在现今许多人类学家所研究的国家中，在采用新自由注意或结构性调整政策的地方。或是社会主义被“改革”或“过渡到市场经济”所取代的地方特别明显。如同杨美惠研究毛泽东时期改革后的中国时指出的，。在国家之外，一个大中华民族或另类的族群正重新崛起。它的崛起受到新媒体形式的引进，以及接触来自大陆以外地区，主要为台湾和香港的电影、流行音乐、电视的激励。国家虽然急于保持对媒体的掌控，但又小心翼翼拥抱资本主义，鼓励与海外中国人的联系，以至于发展出跨国主体性和欲望，进而威胁、动摇国家的威权。
第三，我们必须质问国家媒体产品——或者任何媒体产品——在达成他们影响观众的目标上有多有效，媒体研究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关于接收的问题；尝试分析媒体的影响一向成果不彰。人类学对于这些问题的助益是，借着研究结构这些媒体参与的各种社会场域和观众参与媒体的实际方式，可以探讨出成功与失败的各个层面。

《媒體世界》的笔记-第5页 - 导论

在这些转变中的政治和文化框架内，将媒体定位为一种社会实践，让我们得以说出我们和许多媒体研究的同僚共同的更大的关怀——媒体如何让一下几点得以实行或被挑战：权力的运作和社会运动的潜力、不平等的强化和想象力的来源、科技对于个体和集体身份认同的影响。

《媒體世界》的笔记-第27页 - 导论：结论：重新绘制媒体的图像

本书陶涛媒体消费、生产、流通和理论化等所有这些社会过程的动力，同时也为主张民族志对于“偏僻角落”的研究实践能带来新种类的知识提出一次强有力的论证。我们的研究也证实，对于掌握媒体实践这件事而言，对立性的逻辑是不够的；相反的，当我们检视“权力的科技”是如何（由各种意识形态，包括公共服务、观众偏好、美学到政治赋权）在私密的机构文化中被创造、被挑战时，我们的模式必须能容许霸权与反霸权的效果同时存在。
我们所研究的媒体也许在主流媒体的“地图之外”，但它们对于21世纪的转型是同等重要的，因此必须加以研究。人类学家寻求掌握媒体被整合进社群（作为民族与国家的一部分）的方式，以及晚期资本主义和后殖民文化政治世界中所产生的跨国网络和通路。我们认知到需要有在多重场域研究的策略，以追踪当代生活的社会领域。当我们的文化世界变得逐渐接近，这将人类学推向有益的方向，我们与所研究的对象的关系正改变着；当我们将媒体纳入一个人的经验范围时，很难把他者异国化，或者维持不同社群是被限制或是从未被接触过的假象。我们的工作跨越学界的界限，不仅和其他社会学科，如有着共同根源的社会学，同时也与文化研究、历史、文学研究、电影和传播研究，彼此互相交叉、重叠、有时候错位。对于吉登斯和其他人的论点，认为现代性最醒目的一个特色是“将社会关系从在地互动的脉络中拔起，以及在无限的时空范围中将其重构”，民族志的媒介研究提供了一个有趣而重要的和观点。因为人类学者通常“贴近土地”和“边缘地区”工作，关于媒体和文化帝国主义，或全球化所代表的文化同质化的危险，我们可以特定的方式介入学术的讨论和更广泛的辩论。我们对媒体的在地使用与其意义，以及媒体生产和消费比较政治经济学（包括由电力不稳定和各类的贫穷所形成和限制）的记录，意味着差异的持续存在与在地性的重要，同时也强调出不平等的形式继续建构着我们的世界。媒体实践显然对这些过程相当重要，但不尽然是以我们期待的方式进行。正是这种人类学然我们了解的不可预测性与反应的活力，让我们更加能掌握这些“重构”是如何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