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域外的接近与接受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9-1
ISBN:9787533432607
作者:张杰
页数:369页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该书资料上非常翔实，“鲁迅与盐谷温”一章仔细爬梳了鲁迅和日本学者盐谷温在学术上的频繁交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序言中肯定了盐谷温的中国小说史研究贡献，给以高度评价：”……尔后研治之风，颇益盛大，显幽烛隐，时亦有闻。如盐谷节山教授之发见元刊全相平话残本及‘三言’，并加考索，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即中国尝有论者，谓当有以朝代为分之小说史，亦殆非肤泛之论也。”而盐谷温也非常欣赏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不但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当做自己的参考教学用书，还在看到鲁迅的著作之后，将自己收集的很多小说研究资料提供给鲁迅使用。盐谷温的学生增田涉后来还慕名到中国师从鲁迅学习中国文化，与鲁迅成为了关系密切的师生与朋友。谢崇宁在《中国小说史的构建——鲁迅与盐谷温论著之比较》（中山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中，从学术角度非常详细地对两者做了研究体例、材料、治学方法上的比较，清晰地厘清了两者各有侧重、独创的情况，两人都为小说史研究做出了不可互相代替的贡献。 但鲁迅曾经在1926年前后遭到“流言”攻击，其内容则是他的小说研究涉嫌抄袭盐谷温。最早是由“现代评论派”作家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2卷第50期上发表《剽窃与抄袭》。含沙射影地说：“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吗？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开罪‘思想界的权威’。”很快陈西滢又写了《致志摩》，发表于1926年1月30日在《晨报副刊》，攻击鲁迅说：“他常常挖苦别人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地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鲁迅被激怒了，立即写了《不是信》一文进行回应： 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例如现有的汉人小说，他以为真，我以为假；唐人小说的分类他据森槐南，我却用我法。六朝小说他据《汉魏丛书》，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唐人说荟》，我是用《太平广记》的，此外还一本一本搜起来……。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我无法“捏造得新奇”，虽然塞文狄斯的事实和“四书”合成的时代也不妨创造。但我的意见，却以为似乎不可，因为历史和诗歌小说是两样的。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像，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历史则是纪事，固然不当偷成书，但也不必全两样。说诗歌小说相类不妨，历史有几点近似便是“摽窃”，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别意见，只在以“一言半语”“侵犯”“鲁迅先生”时才适用的。好在盐谷氏的书听说（！）已有人译成（？） 中文，两书的异点如何，怎样“整大本的摽窃”，还是做“蓝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在这以前，我以为恐怕连陈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这些底细，因为不过是听来的“耳食之言”。不知道对不对？（盐谷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译本，今年夏天看见了，将五百余页的原书，译成了薄薄的一本，那小说一部份，和我的也无从对比了。广告上却道“选译”。措辞实在聪明得很。十月十四日补记。） 当时导致许多人轻易相信“现代评论派”诸人的一面之词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没有完整的汉译本，后来有了完整的汉译本之后立即真相大白。胡适1936年在给苏雪林的信中非常气愤地说：“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胡适说盐谷温的考据“浅陋可笑”主要是指盐谷温著作研究方法上的问题、包括材料上的欠缺和结论上的陡峭。“通伯先生”就是陈西滢，张凤举即创造社元老之一张定璜，胡适直言不讳地说张是“小人”可见其义愤之深。 朱正曾经考证过张凤举（张定璜）在“鲁迅抄袭”事件当中的”小人之心“，(《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2期79页)。其中说：“在胡适这封信发表以前，一般读者都不知道张凤举这人在这一论争中起了这样的作用。鲁迅更是完全不知道这事，还是同先前一样同张凤举往来。但胡适说的是可信的，大家知道，他同陈源关系甚深，这事想必是陈源直接告诉他的吧。想想看：因为女师大的学潮，这时鲁迅和陈源之间已经开始了论战，一面又到他的论敌那里去造他的谣言，让人家拿来攻击他。这样挑拨离间、两面三刀，称此人为小人，真是一点也不冤枉。 “用谣言作武器，是最坏的武器，当人家摆出事实真相来，你就一败涂地了，这一回陈源就吃了张凤举的亏，面对鲁迅提出的那些论据，他无法回嘴。这时，他本来可以说明这是听张凤举说的，多少可以让张分担一点责任，但他一个字也没有涉及张。我可以断言，一定是张央求他不要说出自己来。” 根据黄乔生在《鲁迅画传》中的考据，鲁迅抄袭盐谷温的构陷，始作俑者不是陈西滢，也不是胡适所说的张定璜，而是顾颉刚。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在《历劫终叫志不灰——我的 父亲顾颉刚》一书中写道：“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 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 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即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 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为这一件事，鲁迅自然与父 亲亦结了怨。” 顾颉刚和包括陈西滢、张定璜在内的一些人谈及鲁迅的小说研究时，提出了鲁迅可能抄袭盐谷温，但这个未经确认的”流言“却立即被陈西滢抓住大做文章。陈西滢通过写”闲话“散文博得了名士的彩头，是典型的文人，说出一些仅凭印象和主观臆断的话倒是不足为奇，但顾颉刚具有丰富的“考据”和“实证”经验，也能够轻率地对鲁迅下如此不可靠的判断，一切都为围攻鲁迅计，这使得鲁迅对学者和“名士”的人格和品质感到极度的悲观和失望。鲁迅的激烈言辞还由“现代评论派”断章取义地扩散开去，让他背了个爱骂人、心理促狭的黑锅。如果为鲁迅爱骂人进行“历史溯源”的话，大部分根源都在这里。没有构陷过任何人的鲁迅，却比躲在暗处构陷别人、又装出一副可怜的被害姿态的人博得了坏得多的名声，用鲁迅的话说，就是“现在的中国，总是阴柔人物得胜”。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抄袭盐谷温是对鲁迅的“低级黑”。但历史的诡异之处就在于，往往是谬见流传得最快、生命力最长久。鲁迅接受了尼采的“末人”说，也是基于他自己的观察和体验，鲁迅的一生当中，的确也有不少时间和心力徒劳地被“末人”以及“末人”的三观纠缠所消耗，《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事件，只是许多事例的其中一例。与鲁迅有过节的这些知识分子并不见得都是“小人”或“伪君子”，顾颉刚是一位勤勉刻苦、成就斐然的历史学家，陈西滢与鲁迅相比虽然幼稚肤浅，但也是一位很有个人特色的散文作家，然而他们对鲁迅的态度远远超出学术或思想的范畴，面对鲁迅时无一例外表现出了自己的虚弱。在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鲁迅几乎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斗争经验”和“斗争意识”。在自己的著作和人格受到攻击时，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分析那些”知识分子“的人格阴暗面上，时刻夹杂着峻急，却并没有气定神闲地写过一篇文章、仔细地从学术上去梳理自己与盐谷温的著作，做一个学术呈现，这其实应该是他最熟悉擅长的东西。当然这本来也是因为鲁迅对自己的作品非常自信，另外，他本身也就不喜欢做“纯学术”的东西，在鲁迅看来，既然这个问题不言自明，无需计较，又何必就事论事地与这些人“争锋”。 但与其说他是“不屑”，不如说他也是在“回避”。他有非常脆弱和易感的一面，因此并不善于与”小人“做周旋，宁可走为上。鲁迅是一个非常聪敏睿智的人，却会这样让自己暴露在痛苦和伤害当中，这令人十分不解。在《朝花夕拾·琐记》里，鲁迅流露了自己的心迹，当他是个少年的时候，曾被喜欢搬弄是非的亲戚衍太太诛心造谣，深受其伤：父亲故去之后，我也还常到她家里去，不过已不是和孩子们玩耍了，却是和衍太太或她的男人谈闲天。我其时觉得很有许多东西要买，看的和吃的，只是没有钱。有一天谈到这里，她便说道，“母亲的钱，你拿来用就是了，还不就是你的么？”我说母亲没有钱，她就说可以拿首饰去变卖；我说没有首饰，她却道，“也许你没有留心。到大厨的抽屉里，角角落落去寻去，总可以寻出一点珠子这类东西……。” 这些话我听去似乎很异样，便又不到她那里去了，但有时又真想去打开大厨，细细地寻一寻。大约此后不到一月，就听到一种流言，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这实在使我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流言的来源，我是明白的，倘是现在，只要有地方发表，我总要骂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来，但那时太年青，一遇流言，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 好。那么，走罢！ 鲁迅对“流言家”的仇视，“骂出狐狸尾巴”的那种执着，以及无法忍受之后的“逃避”，从某种程度上是早年创伤体验造成的”情结“，从《琐记》中能看出来，他少年敏感的心被无端中伤之后，没有机会得到愈合，所以以后再受到类似的伤害时，他的激烈反应很大程度上出于潜意识中那个内在的“孩子”遭受攻击的情境再现。而他对付这种伤害的“处理经验”只有一种，那就是：“走”。鲁迅非常讨厌顾颉刚、陈西滢等人，一直躲着这些人。甚至多少是因为无法忍受与他们共同待在一个学校，他才先后离开了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从此永远告别了他的学术生涯。 而顾颉刚也并非一帆风顺。顾颉刚家学深厚，少年早慧。他后来在《古史辨序》中有意识地对自己的成长做了痛苦的反思和剖白：顾颉刚颖悟而顺从，善于领会接受师长训导，因此颇得赞赏，但在成年的他看来，已经成为了“教育法的牺牲”，“只是遏抑性灵，逼作畸形的发展而已”。而家长和老师教育过程中的严厉“常使我战栗恐怖，结果竟把我逼成了口吃，害得我一生永不能在言语中自由发表思想”。由于少学时代的阴影，顾颉刚对于“成为古人的奴隶”也十分警觉和恐惧，这也成了他成为学者后一定要在“古史辨”中推翻“古代偶像”的一个”执念“。鲁迅认为他的学术研究“将古史辨到没有，自己也无路可走”，是将这一点看得很透的。人们总容易忽略孩子受到的伤害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即使是成为“理性”的知识分子和博学的智者，但情感上的早年创伤并不那么容易摆脱，当互有摩擦的时候，往往会触及人性最“脆弱”的一面，而“脆弱”的另一面就有可能是攻击和反击，但这些东西往往会有”诛心“、”致命”和“自伤”的危险，这是鲁迅和顾颉刚共同的困境。但鲁迅对这个问题的意识，比很多同时代的人都要清醒和自觉，从而也走得远、挖掘得更深。“救救孩子”和“启蒙主义”才会成为他一生坚持的使命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