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美国，世俗欧洲？》书评

经历决定差异

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曾在公开场合脱口而出，宣称眼下这场针对极端主义的斗争是“新十字军远征”（New Crusade）。这番话别说是伊斯兰世界听来极不舒服，连西欧盟国的舆论也是一片哗然。许多观察家已注意到，冷战结束之后“大西洋在变宽”，以往被遮掩的美欧之间的差异正在逐渐浮出水面，而这种差异一言以蔽之，即美国更为宗教化，而西欧更为世俗化。小布什的话当然不是一时口误，甚至也不止因为他本人是“再生基督徒”，那是美国在意识形态整体上的一个缩影。虽然宪法规定政教分离，但作为一个清教徒开创的国度，美国在立国精神上就长期贯彻着宗教精神——它想要成为《圣经》中所说的“山巅之城”，像灯塔一样照耀和引领着世界上的其余人走向光明。美国在向西部扩张时提出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无疑也潜藏着“我才是承担天命的选民”这类冲动。在美国第一次的海外扩张美西战争中，一位站在甲板上的美军指挥官说出的话，就很像一百多年后小布什的口吻：“这是全能上帝的战争，我们只是他的代表。”类似的话，在大多数欧洲人（尤其是西欧人）听来，如果不是过时的愚蠢狂热，就是厚颜无耻，差不多只能让人联想起中世纪的宗教战争，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如今，欧洲精神的圣杯早已不归教士阶层把持，而由那些活跃在公共论坛、大学校园和媒体上的世俗知识分子看护。他们坚信，这一精神才是真正普世和更值得珍视的——这就是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等人鉴于美国的立场而针锋相对提出的“核心欧洲”概念，强调欧洲的世俗主义、启蒙思想与社会民主传统，走出一条有别于美国的独立自主道路。大西洋两岸的这种差异不仅明显，而且由于它造成了美欧之间的互相难以理解和新任，显然也事关重大，当然值得为此专门写一本书来探讨这个问题。这甚至也不仅只是美欧之间的问题，因为一如本书所言，“非常明显的一点是：不同的宗教存在形态，将会导致不同的世界观视野、不同的思维方式，以及对于诸如经济、政治、文化、哲学和宗教等一系列广泛议题的不同理解视角的产生。”说到底，这是“如何理解世界”的根本意识上的差异，而正是这决定了人们如何进行思考和采取行动。美欧之间的这种分歧，至少要追溯到启蒙运动的两个不同版本。概言之，法国式的启蒙运动具有鲜明的“反教权”性质，在像伏尔泰这样的启蒙运动领袖看来，“宗教”、“教士”、“中世纪”、“野蛮主义”这类名词，并不是某种精确界定的中立概念，而是在针对基督教会时包含有强烈负面内涵的批判武器；相比起来，美国式的启蒙运动却并非要反教权——这主要可能是因为，它也没有教权可以反对。最终的结果，欧洲发达地区如今几乎仅有20%左右的年轻人还会不时去教堂，一位政治人物如果宣称自己虔诚信教差不多是自杀之举；而在美国，不仅信教者的比例可以达到欧洲国家的三四倍之高，而且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愿意投票给一个不信教的总统候选人。或许是由于现代社会学的几个主要奠基人，无论是涂尔干、韦伯、马克思还是齐美尔，都是欧洲人，在以往人们的理解中，“现代化”通常都意味着世俗化，似乎宗教本身与现代城市生活之间存在着必然的不相容性。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事实表明这很可能只是一个假定——至少美国就是一个重大例外。更有甚者，也许令不少人惊讶的是，就高度的世俗性而言，欧洲在现代世界是一个另类——也许唯一一个与欧洲较为近似的大国就是中国。和欧洲一样，中国人也很少把“现代”和“宗教”联系起来，人们脑海中对“现代生活”的第一反应，无论其画面如何，大致都可归入世俗图景的类别，而“宗教”在很长时间里则被大多数中国人等同于“封建迷信活动”。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几乎可能本能地理解那种地道的法国式观念：现代意味着“从信仰中解放的自由”（freedom from belief），是挣脱了宗教束缚之后而获得独立性的生活领域，而不像美国那样，“现代性”中仍可容纳着宗教。虽然书中大胆预测“各个国家被整合进欧洲版图的程度越高，其向世俗性靠拢的可能性就越大”，但作者毫无疑问遗漏了中国；而中国的现代性之所以如此世俗化，无疑和欧洲一样，都源于其自身历史道路的特殊性。在这里，还潜藏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虽然书中也约略提到一点，但还是秉持着社会学一贯的立场，在讨论现代化历程时更注重的是工业化、城市化这样的社会发展进程，然而，国家很可能也是理解“宗教美国，世俗欧洲”这一本质差异的一把关键钥匙。欧洲现代化进程几乎无不都与强大的国家政权建设同步，而中国的状况之所以更接近于“世俗欧洲”，恐怕也是因为在中国传统中有一个早熟而世俗的国家政治。相比起来，美国的联邦政府则众所周知的长期虚弱，因而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系列社会福利关怀大多都依靠社会自身救济，欧洲的社会福利最早是由德国这样的以国家力量强大著称的国家推动起来的，这恐怕并非偶然，因为如果国家在福利关怀方面积极介入，那么在这一领域也就差不多无须宗教发挥作用了。对美欧宗教生活演变轨迹的差异，本书提出了七种可能性解释：教会-国家关系的不同、多元主义的竞争、对启蒙运动的不同理解、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文化上的差异以及如何看待这类差异，制度上的对比、以及宗教组织与社会差异的几个维度（尤其是阶级和族群）在联系方式上的不同。这些归结到最后，都是走过的历史道路太过不同。正如《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这样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所表明的，不同社会的结构性差异，归根结底都是在历史时期所沉淀下来的。正如不同的人，哪怕是一母所生，但成年之后在个性表现上也会有诸多差异，这与其说是他们各自星盘和命运的不同，不如到他们从小到大的生活经历中找原因，有时可能某一个特殊的事件就足够改变他的一生——这一点上，美欧也是，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遭受的破坏特别惨烈，这本身就在战后造成了许多人对上帝存在的幻灭感。概括来说，如果美欧的差异在根本上是因为现代化进程中启蒙运动的道路歧异，那么说起来，这在西方历史上并非新鲜事：1054年东西方教会的分裂，可追溯至西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给双方带来的结构性差异；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则出现了南北方各守天主教和新教阵营的局面，这通常被归结为罗马帝国时代北欧一直没有被征服这一历史事实；而俄国走上独特的道路，自然也是因为它最初拥抱东正教文明的缘故。实际上，如果顺着这样想下来，海峡两岸的某些差异不也是如此吗？台湾社会之所以保留着较多的传统中国文化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没有经历五四运动的启蒙、冲击和洗礼，更未经历革命年代。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们理应对彼此的差异抱有更为宽容的理解。已刊2016-03-07《三联生活周刊》

越来越有趣的时代

读完后，巴黎就发生了恐怖袭击。我想，欧洲的多元主义世俗社会可能会就此终结。另外，如果随着经济的进一步衰退，福利政策逐步取消，共同体的边界再次被照亮，像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那种基督教的圣战者恐怕会越来越多。美国国内的新保守主义正渐渐抬头，这会引起新一轮的孤立主义浪潮吗？世界格局又将如何变化呢？除此之外，我觉得本书还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现代化导致了世俗性，还是世俗性导致了现代化？这个问题很有趣，同时这个时代也变得越来越有趣了。

【转载】严杰夫：宗教变奏中的现代欧美社会（原载于《晶报》）

宗教变奏中的现代欧美社会文/严杰夫今天，当我们谈起宗教与世俗之间的争辩时，总是无法回避155年前的那场“牛津大辩论”。那场辩论围绕达尔文的《进化论》，追问的则是人类究竟是由上帝创造，还是由人猿进化而来。回头来看，这场大辩论或许可被看作是中世纪和现代社会间的分界线。在这条界线之后，源自欧洲的启蒙运动开始向全世界蔓延，由科学、理性代表的现代主义观念逐渐替代传统的宗教信仰，成为人们的主流观念。然而，今天我们的世界是否真的就是一个完全的“世俗世界”？或者说，发轫于欧洲的现代主义是否就成为了全球普遍模式？这些问题却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彼得·伯格、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格瑞斯·戴维、欧洲和外交政策基金会的埃菲·霍卡斯三位学者共同撰写的《宗教美国，世俗欧洲？：主题与变奏》一书，正是围绕这一话题所进行的研究和探讨。在这本书里，三位作者从 “欧洲世俗性”这一话题出发，借助欧美社会宗教特征的对比，对社会学的一个“经典”理论提出质疑。这种“经典”理论认为，欧洲所展开的现代性和世俗性之间的联结，足以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标准模式。这种理论在社会学创立150年以来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但近年来，包括上述三位在内的诸多学者观察到了美国社会不同的宗教特征，以及伊斯兰教影响的扩张。在这样的背景下，前述“经典”理论不得不受到挑战，甚至面临颠覆。正如标题所揭示的那样，《宗教美国，世俗欧洲？》的结构极为简练——由一个“主题”和四个“变奏”所构成。另外，作者在结尾处又专设一章，对欧美宗教特征的区别在两个地区的内政外交方面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简单分析。就主题来说，全书是围绕欧洲与美国在宗教特征上的差异展开阐述的。在我们惯常的印象中，欧洲与美国属于同一种文化起源，因此在文化特征上也必然具有同质性。然而，实际上两个地区在宗教方面却显现出强烈的差异。相对于欧洲的“世俗性”，宗教在美国社会却发挥着显著的作用。这种不同的宗教特征，导致了两个地区在世界观视野、思维方式，以及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等一系列广泛议题上，都拥有不同的理解视角。正如，欧洲人认为，美国的宗教太兴盛，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会产生不良后果；而美国人则对欧洲的世俗性感到震惊。这也使得欧洲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分歧，在事实上要比我们所认为的大得多。对于这种差异，作者提出了七种原因来解释，分别为：教会—国家关系的不同，多元主义的竞争，对启蒙运动的不同理解，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文化上的差异以及如何看待这种差异，制度上的对比，以及宗教组织与社会差异的几个维度在联系方式上的不同。由于这七大原因过于抽象和繁复，作者将它们总结成四个方面，也就是四个“变奏”。首先，在历史上，欧洲的教会更多是民族教会，欧洲各国在近代发生的民族国家运动，使得宗教改革后的欧洲教会，趋向于成为各国的民族“旗帜”；与之相比，美国教会却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运动，而是更多与社区和公民组织联系在一起，因此美国的教会更多的是一种“公民教会”。其次，在智识传统上，欧洲的民众过于强调宗教的多元性和信与不信之间的平等性，却抹杀了信仰本身，信徒也常常受到漠视；在美国，却是另外一种情状，就如作者所写，“对于美国人来说，并不存在信不信的问题，而只存在信什么教派的问题”。再次，在制度载体方面，欧洲国家大多实施国家与教会的分离政策，但在美国，国家政权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却复杂许多。例如，美国不允许在公立学校进行公共祷告，但国会却聘用牧师主持日常祷告。对此，很多观察者认为，很难把美国列入政教分离的国家，但作者却指出，美国的分离原则大多通过对公立学校中的宗教活动加以限制，与此同时，该国的宗教和政治之间又确实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在美国，国家与教会间就有了独特的运作模式。最后一个“变奏”，即宗教在社会中的嵌入方式。作者指出，在美国，宗教是纵向垂直地切入社会之中的；而在欧洲，宗教则呈水平分布状态。具体来说，美国的教会分布于各个社群之中，如来自爱尔兰、意大利和波兰的天主教徒，都有自己的弥撒和社区活动中心，新教徒更是分布在每个街区中；而欧洲的教会则大多主宰了特定区域，却并不会分布到社区内。当然，作者进一步指出，这些“变奏”仅仅是对美国与欧洲间的差别给予的一种简单的总结，真实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就拿欧洲本身来说，在其内部的不同国家间，宗教生活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例如法国就是“世俗欧洲”最典型的个案，但英国的宗教特征却在很多方面与美国有类似之处。在讨论完欧美间的差异后，作者回到了最根本的那个问题——欧洲的“世俗性”是否就是全球共通的模式。本书通过欧美间的比较研究，已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作者的一家之言：宗教生活方面的多元性，正是说明了“世俗欧洲”只是现代社会的特例，正如作者所说，“欧洲只为欧洲，所以它是世俗的”。另一方面，三位作者也表达了同一种态度：人们通常认为的，现代社会中宗教已日渐式微的想法，事实上是“属于自命不凡的、基于欧洲经验的一种武断式推论”。当下，我们应当肯定启蒙和理性对现代世界的贡献，而不是盲目追求“世俗性”，而完全否定宗教的价值。尤其是人类依旧存在于一种“文明冲突”的现实中，对其他文明和民族的宗教生活给予客观的接受和尊重，也就格外重要。书的结尾处写道，“在社会科学的议事日程里，宗教的合理位置应该得到彻底的恢复” 发人深省。原载于《晶报》2015-6-28 http://jb.sznews.com/html/2015-06/28/content_3264868.htm

宗教变奏中的现代欧美社会

文/严杰夫今天，当我们谈起宗教与世俗之间的争辩时，总是无法回避155年前的那场“牛津大辩论”。那场辩论围绕达尔文的《进化论》，追问的则是人类究竟是由上帝创造，还是由人猿进化而来。回头来看，这场大辩论或许可被看作是中世纪和现代社会间的分界线。在这条界线之后，源自欧洲的启蒙运动开始向全世界蔓延，由科学、理性代表的现代主义观念逐渐替代传统的宗教信仰，成为人们的主流观念。然而，今天我们的世界是否真的就是一个完全的“世俗世界”？或者说，发轫于欧洲的现代主义是否就成为了全球普遍模式？这些问题却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彼得·伯格、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格瑞斯·戴维、欧洲和外交政策基金会的埃菲·霍卡斯三位学者共同撰写的《宗教美国，世俗欧洲？：主题与变奏》一书，正是围绕这一话题所进行的研究和探讨。在这本书里，三位作者从 “欧洲世俗性”这一话题出发，借助欧美社会宗教特征的对比，对社会学的一个“经典”理论提出质疑。这种“经典”理论认为，欧洲所展开的现代性和世俗性之间的联结，足以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标准模式。这种理论在社会学创立150年以来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但近年来，包括上述三位在内的诸多学者观察到了美国社会不同的宗教特征，以及伊斯兰教影响的扩张。在这样的背景下，前述“经典”理论不得不受到挑战，甚至面临颠覆。正如标题所揭示的那样，《宗教美国，世俗欧洲？》的结构极为简练——由一个“主题”和四个“变奏”所构成。另外，作者在结尾处又专设一章，对欧美宗教特征的区别在两个地区的内政外交方面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简单分析。就主题来说，全书是围绕欧洲与美国在宗教特征上的差异展开阐述的。在我们惯常的印象中，欧洲与美国属于同一种文化起源，因此在文化特征上也必然具有同质性。然而，实际上两个地区在宗教方面却显现出强烈的差异。相对于欧洲的“世俗性”，宗教在美国社会却发挥着显著的作用。这种不同的宗教特征，导致了两个地区在世界观视野、思维方式，以及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等一系列广泛议题上，都拥有不同的理解视角。正如，欧洲人认为，美国的宗教太兴盛，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会产生不良后果；而美国人则对欧洲的世俗性感到震惊。这也使得欧洲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分歧，在事实上要比我们所认为的大得多。对于这种差异，作者提出了七种原因来解释，分别为：教会—国家关系的不同，多元主义的竞争，对启蒙运动的不同理解，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文化上的差异以及如何看待这种差异，制度上的对比，以及宗教组织与社会差异的几个维度在联系方式上的不同。由于这七大原因过于抽象和繁复，作者将它们总结成四个方面，也就是四个“变奏”。首先，在历史上，欧洲的教会更多是民族教会，欧洲各国在近代发生的民族国家运动，使得宗教改革后的欧洲教会，趋向于成为各国的民族“旗帜”；与之相比，美国教会却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运动，而是更多与社区和公民组织联系在一起，因此美国的教会更多的是一种“公民教会”。其次，在智识传统上，欧洲的民众过于强调宗教的多元性和信与不信之间的平等性，却抹杀了信仰本身，信徒也常常受到漠视；在美国，却是另外一种情状，就如作者所写，“对于美国人来说，并不存在信不信的问题，而只存在信什么教派的问题”。再次，在制度载体方面，欧洲国家大多实施国家与教会的分离政策，但在美国，国家政权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却复杂许多。例如，美国不允许在公立学校进行公共祷告，但国会却聘用牧师主持日常祷告。对此，很多观察者认为，很难把美国列入政教分离的国家，但作者却指出，美国的分离原则大多通过对公立学校中的宗教活动加以限制，与此同时，该国的宗教和政治之间又确实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在美国，国家与教会间就有了独特的运作模式。最后一个“变奏”，即宗教在社会中的嵌入方式。作者指出，在美国，宗教是纵向垂直地切入社会之中的；而在欧洲，宗教则呈水平分布状态。具体来说，美国的教会分布于各个社群之中，如来自爱尔兰、意大利和波兰的天主教徒，都有自己的弥撒和社区活动中心，新教徒更是分布在每个街区中；而欧洲的教会则大多主宰了特定区域，却并不会分布到社区内。当然，作者进一步指出，这些“变奏”仅仅是对美国与欧洲间的差别给予的一种简单的总结，真实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就拿欧洲本身来说，在其内部的不同国家间，宗教生活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例如法国就是“世俗欧洲”最典型的个案，但英国的宗教特征却在很多方面与美国有类似之处。在讨论完欧美间的差异后，作者回到了最根本的那个问题——欧洲的“世俗性”是否就是全球共通的模式。本书通过欧美间的比较研究，已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作者的一家之言：宗教生活方面的多元性，正是说明了“世俗欧洲”只是现代社会的特例，正如作者所说，“欧洲只为欧洲，所以它是世俗的”。另一方面，三位作者也表达了同一种态度：人们通常认为的，现代社会中宗教已日渐式微的想法，事实上是“属于自命不凡的、基于欧洲经验的一种武断式推论”。当下，我们应当肯定启蒙和理性对现代世界的贡献，而不是盲目追求“世俗性”，而完全否定宗教的价值。尤其是人类依旧存在于一种“文明冲突”的现实中，对其他文明和民族的宗教生活给予客观的接受和尊重，也就格外重要。书的结尾处写道，“在社会科学的议事日程里，宗教的合理位置应该得到彻底的恢复” 发人深省。

【转载】季风书讯：如何应对多样现代性是对现代政治成熟度的测试

文/严搏非宗教美国和世俗欧洲的形成原因与这两块大陆所经历的不同的启蒙路径相关，这一点已经有相当多的论述，书中主要征引的希梅尔法布的《现代性之路：英法美启蒙之路比较》是近期的一本很重要的研究作品，这本书也已经有了中文本，而这位作者的另一本《新旧历史学》则在八年前也已由三辉推出。然而我们有兴趣的并不是这两块大陆是如何形成以及形成了怎么样现代性，而是这两种事实上差异甚大的现代性在21世纪的时空中，面对今天的问题所表现出的政治成熟度及其应对方式，以及，他们对“多样现代性”（艾森斯塔德）的容纳程度，换句话说，如何应对多样现代性正是对政治成熟度的测试。而前段时间法国“查理周刊”事件，便是一个近乎判决实验式的试金石，虽然，它的结果还远未完全显现。尤其，当伊斯兰远非信仰可以概括，而是一种社会组织和人们的公共生活时，否认差异化公共生活的“世俗化”能最终抹平不同文明间的差异吗？持有这一“世俗化”信念的人们会否再次走向“雅各宾主义”？同样，通过“第一宪法修正案”成功地实现了政教分离的“宗教美国”，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以后，他们还能以同样方式整合其他文明吗？而所谓的“多样现代性”究竟要走到多远，才能显现出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应然世界的样貌？这本书的英文版08年出版，已经是面对21世纪的时空了，著者意识到的也是21世纪的问题。书写的非常审慎、克制，几乎是均衡地叙述了这些问题的每一个方面，然而，真正的理论创建是没有的，当然，其他的思想者也同样没有，这是一个提给这个时代的最为尖锐的问题，在以往的理论资源中，几乎找不到可以凭借的基础。原载于季风书讯No.402http://site.douban.com/jfbooksclub/widget/notes/14304959/note/502588102/

现代性意味着世俗主义吗？

一、对美国人信仰虔诚的历史归因《宗教美国，世俗欧洲》出版于2008年，其中的种种讨论主要围绕如其标题中所示的历史现象：欧洲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内大幅度地世俗化了，美国的信教率却依然很高。这本书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探究这一历史现象背后的原因。对于此作者列举出了许多可能的因素：1. 与法国不同，美国的教育机构归地方管理，“未曾接受启蒙思想洗礼的家长们对教师的教学感到不满意的话，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教师解雇掉”。2. 不同教派的门槛起到了划分社会“等级秩序”的功能，最高的圣公会和较低的浸信会、福音派。当加入教派成为了身份和社会阶层的象征，更多人必然会争先恐后地入教。3. 教会在美国历史上曾长期扮演“移民融入机构”的角色：天主教会之于爱尔兰和南欧移民，路德宗之于德裔和北欧移民，东正教与犹太教会之于东欧移民。4. 欧洲的教会更接近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教会，基层组织是固定的教区；美国教会则更接近于自愿加入的社团，存在更多元的竞争，基层教会组织也不依附于某一固定地理范围。这使得美国教会的基层组织受工业化、城市化、交通发展的冲击不是那么严重。5. 美国的知识分子和欧洲的不同，对待宗教的态度一直比同时期的欧洲知识分子更温和。以上因素从不同侧面解释了美国的宗教何以保存得比欧洲完好，就历史归因而言是成功的、令人信服的。可是作者却得出了 “世俗化” 与 “现代性” 之间的关联只适用于欧洲而不适用于美国，“美式现代性” 与 “欧式现代性” 不是同一种现代性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其实远不是这几种因素所能证明的：作者成功地说明了以上这些历史因素如何延迟了世俗化的进程，却不能说明它们能够逆转世俗化。因此支持较传统的 “现代性带来世俗人文主义” 观点学者并不会被这本书说服，他们会坚持认为：美国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也在以另一种方式和较慢的速度世俗化。接下来我们讨论现代性与世俗化之间的关系。二、现代性与世俗化的关联的真正意义作者否定了现代性与世俗化的关联，其证据是：除欧洲外，其他地区的现代化并没有导致宗教信徒人数的大幅下降，即便在同属 “西方” 的美国也没有。一言以蔽之：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未毁灭宗教，因此现代性与世俗化之间不存在强关联。作者赞同卡萨诺瓦的观点，将 “世俗化” 拆解为三个层面：1. 世俗领域从宗教制度和规范中分化出来，2. 宗教信仰和实践的衰落，3. 宗教向私人领域边缘化。并认为只有在第一个层面上世俗化才是成立的，后两点皆不成立。然而由于作者完全将自己的论证建立在对宗教信徒人数的统计上，他的研究也只限于2000年前后的短暂时代。因此，这本书实质上并未触及欧洲和美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若选取最近400年为考察对象，每一个世纪都明显比上一个百年更少宗教狂热，更世俗化。世俗化与现代性的关联并不在于信教人口的消失，而是这四百年间宗教实践的衰落和向私人领域的边缘化。去年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有七成的基督徒人口和超过半数的支持同性婚姻合法的人口，这两个数据之所以能并存，是因为很多教徒已经超出了僵化的教条。作者在谈到基督教时，否认现代基督教 “向私人领域边缘化” 了，以此论证宗教无需成为私人宗教（即成为审美教育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律法的一部分）也可以与现代社会无碍并存；然而在分析伊斯兰教问题时，却仍指出其问题所在就是尚有大量的穆斯林拒绝 “公私分明” 的私人化的信仰方式。作者将 “现代性” 与 “世俗化” 之间的关联视作欧洲中心主义的幻觉：它误以为欧洲的现代性才是现代的典型。与此一同遭到作者反对的是 “现代化皆殊途同归” 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现代的社会都是相似的，传统的社会各有各的传统，任何现代性皆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大幅削弱。相反，作者赞同 “多样现代性” 的观点，并直言这一观点构成了 “贯穿整本书的的一条线索”。接下来我们就讨论这一观点。三、“多样现代性” 与文化相对主义这使得《宗教美国，世俗欧洲》成为了一本 “左右逢源” 的书：它的基调是保守主义的，承认宗教的重要性；同时不忘强调多元主义，反对欧洲中心论。这是一个看似奇怪却又很易想通的现象：保守主义为了获得某种 “理论” 总是走向文化相对主义，他们宁可滑向激进左翼的理论也不要启蒙 / 世俗 / 进步主义者的。作者先表达了一种传统观点：“就美国似乎是西方世界里仍显示出较高的敬虔水准的仅有国家而言，它似乎是一种 ‘反常’ 的个案”，紧接着作者又以 “现代世界的大多数地区看上去越来越像美国，而非欧洲” 来反驳前一种观点。可是我们却发现这两种说法并不构成逻辑上的矛盾：美国宗教氛围浓厚的确是 “西方” 的例外状况，却非全球 “现代世界” 的例外状况——当然前提是作者把全球其他某些较落后地区也算在 “现代世界” 以内，甚至当作现代化的榜样。令我惊讶的是：作者不仅真的这样做了，还是作为全书结论出现的。结论部分的最后几页主张了 “多样现代性”，认为能与现代性相协调的文化不止世俗人文主义一种，并列举日本、苏联、印度、非洲等国作为例证。然而这些国家中日本曾经历过明治初期的激进西化，其政制更是在寻求“日本国情东亚特色”失败后由占领军建立；苏联、印度、非洲也很难算作现代性的成功范例。我很怀疑作者本人是否真的相信自己所描述的 “多样现代性” 的可能性：“某些东亚思想家相信现代性可以通过专制而非民主政权来打造……印度思想家则渴望把种姓制度作为一种必要的社会建制包容在现代性之中” ——这是认真的吗？这本书的种种弊病也正是源于当今很多学派的最大弊病：热衷于overclaim，试图从有限的结论中推出某些更大或更深远的结论。如果放弃overclaim，对结论保持谨慎，许多矛盾和荒谬是可以避免的。本书从很多方面解释了美国的宗教为何保持得比欧洲好，但此书作者却不满足于这微小的成就：这将使其作品失去吸引眼球的价值，失去 “影响力”。一些全球知名的教授在获得了名望和荣誉之后，却写着伪装成学术作品的意识形态宣传小册子，多么令人遗憾。然而overclaim是会付出代价的，这本出版于2008年书引用的美国信教率是90%，然而当它的中译本出版于2015年时，新调查数据显示该比例降到了70%，且信仰人群流失的主要原因是代际更替。社会学是比历史学更具挑战性、风险更高的学科，在于历史学家得以借后见之明而社会学家无此便利。历史中的人往往对更大尺度下的力量无知无觉，会将某一时代的断层误解为永恒的结构，而历史的变化却总是留下深远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