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书评

自由主义：一个不现实的梦

在两次世界大战爆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20世纪，中国与世界上很多国家一样，经历着沉浮变迁。生逢乱世，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幸运的是他们作为时代的弄潮儿，享受着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不幸的是急风骤雨般的文学革命割裂了他们与传统的联系，这种裂痕延续到后来他们的政治主张上。彷徨与犹疑，更使他们的理想追求显得颇为悲壮。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导之一，在胡适的一生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索与犹疑，这是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缩影。在复旦大学教授章清的《“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一书中，他对以胡适为代表人物的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行全面深入的解读，勾画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图景，并用详实的史料与多元的观点拨开自由主义的重重迷雾，让我们重新思考那些对现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与他们的政治思想。自由主义起源于西方，当时在中国接受、欣赏、推崇自由主义的，多为曾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将他们定义为“胡适派学人群”也不尽准确，这些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形成严格的派系，例如在初期成立的“努力会”，只是松散的兴趣团体。这些学人多通过《努力周报》、《新月》月刊、《独立评论》、《自由中国》等几个刊物聚集起来，探求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出路，然而在强大的政治势力干预下，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与他们的刊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悲剧命运。接受西方教育的胡适等人，总试图割裂与传统的联系，但这种他们不愿意接受却已深植思想中的文化纽带是割不断的。胡适曾明确地表明自己不想介入政治的意愿，但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的理想驱使他关注现实政治，不如说是中国传统儒家入世思想的作用。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刚刚被推翻不久、有着悠久中央集权统治历史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将西方的“忠诚的反对”这一概念移植到民主基础薄弱的中国，必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后来产生分化，或留在大陆或退居台湾，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为两党所不容，令人唏嘘不已。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传统持反对立场的学者王彬彬指出，“在中国现代史上，自由主义者往往在特定的历史关头，会走向极权主义，会拥护专制、独裁。”从他们后来或转向共产党或转向国民党的现实来看，这句话似乎有一定道理，但不尽然如此。他们并非走向极权主义，从原始的回忆性文字看，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仍对统治者抱以乐观的幻想，当梦醒时分，他们的内心是幻灭与悲哀的。在中国的土地上培育自由主义，必然是南橘北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