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出版日期:2015-4-1
ISBN:9787208127530
作者:[美] 塞缪尔·P·亨廷顿
页数:387页
书籍目录
译者序言
序言
1968年英文版前言
第一章 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朽
第二章 政治现代化：美国与欧洲之比较
第三章 传统政体的政治变迁
第四章 普力夺社会和政治衰朽
第五章 革命和政治秩序
第六章 改革与政治变迁
第七章 政党与政治稳定
新版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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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氏此书，讲了一个宏大的故事，但不够严密。《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首要成就，是建立在对李普塞特等人的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上的。理论创新，说人之不敢说，甚至打破政治正确，公然赞美共产党政权，声称美国的特殊经验（托克维尔所谓的生而平等、天然民主）对处于封建社会的亚非拉诸国的政治现代化毫无借鉴意义，已是本书最大的突破。亨廷顿在这里的工作，就是重新检视被认为是铁板一块的现代化，从现代化中把政治现代化隔离出来，考察它与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联系。首先，亨廷顿指出，政治现代化未必与经济、社会现代化步调一致。它们的发展可能有不同的组合模式。其次，亨廷顿将政治现代化分解为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扩大两个部分。其中政治制度化旨在建立能够柔化、调节、平衡社会集团的冲突的舞台，即政治制度，它的程度可以由制度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来衡量。在社会集团的冲突中越能保持稳定和有效统治的制度，其现代化程度越高。而政治参与则指向政治制度包容的社会活动范围。随着政治现代化的深入，政治制度的舞台上应该能够容纳越来越多的新演员。而能够容纳新演员，使他们和平地在舞台上与老演员共处，演出一幕和谐的舞台剧，则是政治制度化的功效，也是亨廷顿在这里主要考虑的问题。关于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亨廷顿的观点是清楚的。这二者在相当程度上是矛盾的。过早扩大的政治参与会导致普力夺政体的形成，阻碍政治制度化；而缺乏政治参与的强政治制度化则会阻碍政治参与的扩大，最终以革命的形式让那些在政治制度化中失声的社会集团登上政治舞台。政治制度化应与政治参与扩大相互配合进行，或略先于政治参与的扩大。尽管亨廷顿以法、德和美、英、瑞对比，说明了缺乏政治参与的政治制度化的后果，但是显然，他在后来的讨论中有意无意地淡化了这一点，而将批判的重点放在了“缺乏政治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上了。界定完概念，亨氏就开始竭力论证这些概念能够解释各国政治现代化进程。首先是早期欧洲诸国成功的现代化，不论是法国的君主专制，还是英国的议会至上，都完成了“权利集中（权威合理化）、职能分化（结构专门化）”的政治制度化要求。这里与英法适成对照的是美国政体。亨氏认为美国继承自都铎王朝的都铎政制乃是一种相当古老的“权力分割、职能混合”的模式，美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制度化水平是较低的，是顶着古老的政治制度的帽子完成了扩大政治参与和经济社会现代化的任务，并不是20世纪现代化可以借鉴的普遍模式。继而，亨廷顿在传统君主政体、普力夺政体和革命政体中的讨论，也无非是指出，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是矛盾的。传统君主政体能够集中君主权力，和完成社会改革，扫除贵族、地主、教士等传统社会集团的势力，建立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和官僚体系；但君主政体天然阻碍政治参与，这又使得君主政体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合法性越来越低，缺乏支持，走向腹背受敌的地步，君主也越来越不愿意改革，最终导致君主政体被取代。而在亚非拉典型的普力夺政体中，政治缺乏制度化的规则，所有社会集团皆直接参与一种无规则的政治，他们的利益冲突没有一种公认的办法能使之被和平地调停。中产阶级军官团在早期能够扩大寡头政体的政治参与，但参与达到一定程度时，军官团又会成为反对政治参与扩大至下层工农的阻力，充当所谓“宪法秩序监护者”，依靠否决性军事政变来摧毁民选文官政府。但无论如何，这种军事护卫对政府的政治制度化是不利的，军人也难以统合各社会势力。除非军人组织政党，否则其合法性亦会像传统君主政体一样，随同政治参与需求的自然扩大而降低，使普力夺政体进入群众普力夺阶段。而革命政体则是亨廷顿最为推崇的政治现代化道路。政党在亨廷顿的政治制度化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政党是一种顽强的输入制度，在亨廷顿看来，列宁式的革命党能够通过“组织”和“动员”来完成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两项任务。政党的代表性越广泛、能够动员大众，自主性越强、不被哪个特定阶级所俘获，就越能胜任政治制度化的工作。因而同样是专制政体，在亨廷顿看来，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金日成、胡志明政权的政治制度化水平就比玻利维亚的帕斯·埃斯登索罗、李承晚、吴庭艳政权来得高，因而更能够避免政治衰朽。亨廷顿讲了一个宏大的好故事，但支持这个故事的论据却嫌不足，这恐怕也是比较政治学难以走出的困境。全球上百个国家都经历过了现代化或正在步入现代化，亨氏的论证方式大概是，讲一理论，再援引几个国家的例子，加以佐证。但为什么选取这些例子、为什么不选取那些例子、评判标准是什么，究竟是这些例子具有典型性，还是只有这些例子适能“套进”作者的理论，而舍弃了“不好看的事实”，作者没有加以说明，读者亦无从知晓。尽管魏玛共和国政治衰朽的锅可以让凡尔赛体系和大萧条来背，但从政治制度化程度相当高、还拥有高度组织化政党的第二帝国到虚弱的魏玛共和国的转变、政治制度化程度相对低的奥匈帝国解体后各东欧小国的发展、纳粹德国垮台后东西两德的对比，似乎都是很有趣而被忽略的研究。另外，有几处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和日本的阐述，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是在口胡。同时，一如王正绪指出的，亨廷顿的很多指标无法准确地描述。亨廷顿给出了政治制度化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的标准之后，在后续讨论中并没有致力于严格地量化和比较各国之间的这些指标，以致于政治制度化到底是什么，在后续讨论中模糊不清。至于其所谓“权力集中、职能分化”的表述，也相当不含混，在第二章用过一次后就未再使用。权力在中央政府内集中，未必能渗透到地方，如16世纪的卡斯蒂利亚之于阿拉贡、18世纪的巴黎之于朗格多克和布列塔尼；而权力在中央政府内分散，又未必不能渗透到地方，如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如果真要讨论权力集中和分散的问题，则中央政府结构、央地关系势必应纳入制度化的讨论范围。至于职能分化，也随着政治事务的日益复杂而越来越不严格，许多事务涉及诸多领域，需要诸多职能部门通力协作，难道也是政治制度化的倒退吗？但所有这些，这里却又未加讨论了。亨氏的讨论对于什么是政治制度化缺乏清晰的辨析，却只是凭一个对亚非拉诸国大概的印象，就集中火力赞美政治制度化对于防止政治衰朽的作用了——但实际上，亨氏后续的讨论中正是用“避免政治衰朽”来界定政治制度化的，看到谁的政体比较稳定，就认定谁的政治制度化水平高。这样就陷入了循环论证，而未能指出政治制度化的实质和要件。对于政治参与由哪些变量构成，亨廷顿也没有认真考究，而得出了“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参与程度相当高”的结论——而这一观点在苏联解体后对斯大林体制以降的研究中，显得颇为荒谬。亨廷顿似乎认为，在公民政体（这是指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之比例平衡的政体）中，大众参与政治不意味着大众能控制政治，那么参与是什么，又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对于亨氏所谓“苏联的投票率达到90%+、欧洲的投票率在80%左右，美国的投票率只有60%”，这种比较方式本身就会让苏联人笑掉大牙。福山在苏联问题上也对亨廷顿做了批评。实际上，亨廷顿的理论中本身也包含了“高度政治制度化能够阻碍政治参与”的逻辑，苏东剧变不是无法解释，只是亨氏一心注重强调政治制度化的重要性，而对政治制度化对政治参与的打击，甚至政治参与水平倒退的前景看不到了。此外，城乡对立的论述和阶级分析也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如农村的保守主义究竟是农民意识上的保守、小农经济利益的驱使、抑或是地主乡绅控制农村选票，没有认真分析。贫民区流氓无产阶级在政治稳定时期对保守候选人的拥护，也应与其在政治动荡时期的作为区分开来，而不能以前者一概而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流氓无产阶级有过仔细的讨论）。最后，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正相关于社会动荡早已被托克维尔论述过。如果看动荡社会集团的相对收入增长而不是笼统地看全国GDP，亨氏就不会把这个发现当做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了。当然，这本书作成于1968年，针对的是当时的问题，故而现在回首一看，也是一本老书了。民主转型的问题，本身也在其讨论范围之外。虽然亨廷顿没有给出大胆的预测，但福山对亨廷顿的批评也略微苛刻了些。至于亨氏又写作《第三波》加以补充，这里便存而不论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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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政府的现实意义，超越它的手段，并影响社会的发展方向。英国对生产力的超越性阐释，道出了普遍教育背后隐含的知识分子躁动及其带来的不安与变革。 -
容后细说 -
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最重要的是，动态稳定中的高效能：上层政治权力集中，下层政治参与扩大，且前者不能被后者俘虏，这样才能有现代化的国家。毛主义以本书的视角看，简直光芒万丈。生手建议先看看百度百科，了解一下大神有多神。 -
或许有不足之处，但大略上是天纵的智慧 -
20世纪各个国家政治发展、变革乃至革命的梳理和分析。大量的例证使得作者的论断很有说服力。帮助读者深入理解社会变革，政治发展的力作。不过把土耳其的凯末尔翻译成基马尔不太习惯。 -
政治秩序 新权威主义 党国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