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学
出版日期:2014-7
ISBN:9787511720633
作者:（美）迈克尔赫德森
页数:508页
内容概要
迈克尔·赫德森是美国独立的金融和经济分析专家。20世纪60年代为大通曼哈顿银行和安达信公司做国际收支分析,此后一直活跃在华尔街,为很多金融公司做咨询服务。同时也先后在多所高校教授金融课程,现在是美国长期经济趋势研究所所长、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的有杰出贡献的教授。他出版了大量的论述美国金融统治地位的著作,包括《超级帝国主义—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全球分裂》、《贸易、发展和外债》等。
书籍目录
目录
致谢
译者序言
中文版序言
第二版序言
导论：政治背景
第一部分 国际经济学的起源
第一章 早期欧洲的商业战略
经院学者对通过贸易寻求收益的认识
欧洲经济生活的货币化
世界范围的基督教社会让位于民族经济
重商主义作为一种能够创造剩余的经济制度
经济扩张所必要的货币条件
使市场服务于国家利益
增加国家的技术工人和其他必不可少的经济投入
殖民主义的目标与成本
第二章 源自帝国的世界劳动分工
一国的禀赋和成本结构是怎样演变的
商业殖民主义的战略
帝国贸易和支付的区域特征
第三章 货币的影响
货币的从属然而又是决定性的作用
对外贸易和国际支付的货币层面
货币扩张在价格变动之前可以增加就业
货币理论与道德哲学
塔克和斯图亚特对休谟的调节机制的批评
小结
第四章 重商主义怎样演变为自由放任
富国如何巩固其领先优势
自由贸易将导致更大的国际平等，还是更严重的分化？
为何富国可能丧失经济领先地位
重商主义内部的反殖民主义倾向
作为英国民族主义战略的自由贸易
第二部分 世界产品和收入的创造与分配
第五章 比较成本和贸易收益
成本价值、政治体制和劳动专业化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恢复和平所引发的一场关税争论
国际经济学和国内价值论
关税辩论的论证（1815-1848）
比较成本学说的方法论
规模收益不变
两个国家都生产进行贸易的商品
基本生产投入不存在贸易
劳动和资本的充分利用与国内流动
不存在对外移民或资本外流
不存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
内外债、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对比较成本没有影响
私营部门利益与社会效用之间不存在冲突
动态化地重构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假说
第六章 基于历史背景的贸易条件的分析
供给与需求如何影响国际价格：穆勒的解说
早期对贸易条件进行理论分析的政治背景
要素的贸易条件
第七章 技术与贸易理论
资本替代劳动以实现成本的下降
技术与贸易条件
工业技术的社会学层面
小结：工业革命的国际含义
第八章 比较成本的要素比例理论
19世纪关于要素比例的讨论
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方法
里昂剔夫对要素比例论的检验并发现一个统计悖论
要素比例论中的错误假设
要素比例意识形态的政策缺陷
不断分化的要素生产率
第九章 是两极分化，还是趋同
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
国际经济与热力学的熵之间的错误类比
关于收入均等化趋势的早期驳斥
高工资教义的经济学
被废弃的低效率生产要素
生产工业品劳动的相对成本
农业和采矿业中的废弃
国际贫民区的困境
第十章 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变换
詹姆士•斯图亚特的最终自给自足观
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观
大卫•李嘉图对斯密原则的悲观主义修正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历史主义方法
卡尔•马克思的对外贸易观
“发展阶段”理论化的终结
第十一章 贸易理论日益狭隘的研究范围
方法论如何决定内容
重写国际经济学的历史
早期国际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李嘉图的国内价值论与国际价格论的区别
边际主义者利用要素的不流动性重新界定国际经济学
比较优势的要素禀赋理论
不发达所导致的收入不平等
解释国际经济两极分化的理论需要
第三部分 外债对贸易和发展的影响
第十二章 国际投资和借贷如何随贸易而变化
工业经济体对外投资的实际需要
工业国利润的不断下降推动对外投资的理论
投资有助于欠发达国家追赶的理论
从贸易和投资的竞争到战争
凯恩斯对贸易和投资过程的综合分析
贸易理论错在哪里
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债务遗产
第十三章 对与结构主义相对应的货币主义的金融分析
货币主义分析的九大缺陷
何种原因导致收支逆差和通货膨胀
外债还本付息的价格无弹性的特征
汇率的购买力平价理论遗漏了什么
收支逆差和物价上涨的应对政策：货币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比较
第十四章 拿破仑战争与英格兰的金本位之争
金本位主义者的立场
反金本位主义者的立场
资本支付、贸易条件与收入调整
桑顿对货币主义者和国际收支状况的综合分析
反对货币紧缩的声音
货币的推理改变了金块之争
第十五章 偿还外债及利息与贸易条件
战后通货紧缩的原因和后果
穆勒关于资本转移如何影响贸易条件的理论
一次大战之前的国际支付是如何实现平衡的
资本帐户为贸易账户融资的趋势
资本流出如何削弱投资和生产力
小结：国际经济的金融背景
第十六章 关于德国赔款的争论
结构主义与货币主义分析的比较
德国的进口函数
德国的出口函数
德国实际上如何获得用于赔款的资金
小结：经济紧缩的影响
第十七章 用凯恩斯的收入法分析国际收支平衡
乘数分析的缺陷
乘数分析不适用于“二元经济”
乘数分析的政治含义
智利的经验
小节：乘数和涓流处方的失败
第十八章 货币主义的紧缩政策使劳役偿债永久化
分析国际收支平衡的米德的边际方法
推动货币贬值的亚历山大吸收分析法
现金余额效应
工资滞后如何侵蚀生活水平
货币错觉
贬值的资源重配和投资效应
贬值对外债负担的负面影响
预算盈余会产生1:1的贸易改进是一个错误的假设
吸收分析法的其他缺陷
吸收分析法滑向货币主义
小结：眼见为实
第四部分 面向未来
第十九章 历史的教训
第二十章 劳役偿债与新自由主义的通往奴役之路
现代贸易和金融理论的必要条件
金融化世界中的价格、收入和汇率
把贸易赤字计入政府债务，可支付的和不可支付的
对经济渎职行为的说明
是波罗的海奇迹，还是新自由主义的债务陷阱？
结论
中英文人名对照表
作者简介
此书为《贸易、发展与外债》一书第二版的中译本。本书分为四部分二十章，第一部分为国际经济学的起源，第二部分为世界产品和收入的创造与分配，第三部分为外债对贸易和发展的影响，第四部分为面向未来。站在历史的角度，对国际间的贸易、外债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揭示了世界贸易的本质，对急于融入世界经济的中国具有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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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书的作者本书作者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是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经济思想史学家，是美国当代独立的金融和经济分析专家，同时也是芝加哥经济学派最主要的批判者。他于1939出生于芝加哥，1959年获得芝加哥大学文献学学士学位，1963年获得纽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68年获得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与马克•林德和大卫•戈登等著名美国左翼经济学家有大体相同的社会背景，都经历了上世纪60至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左翼学生运动的兴衰，目睹了在上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以滞胀为特征的经济危机面前新古典综合派理论的破产，尽管他们有着不同的成长历程。在1962至1971年期间，赫德森先后在美国储蓄银行信托公司（Savings Banks Trust Company）、大通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安达信公司（Arthur Andersen and Company）和大陆石油公司（Continental Oil Company）从事公司收支、美国石油产业国际收支、美国国际交易的金融支付、公司环境、美国贸易政策和国际铜业及不动产业状况的分析工作，并在1967至1968年作为奥格斯塔•M.凯利（Augustus M. Kelley）出版社的咨询编辑参与了经济思想史系列经典著作的再版工作，在1969至1972年作为经济学助理教授在纽约新社会研究院（New York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讲授国际经济学等研究生课程。这些经历，对赫德森认识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历史与现实、石油美元的形成与作用、近代以来经济学家关于国际经济发展趋势的纷争，有很大帮助。从那时起，他就开始酝酿《超级帝国主义》和《贸易、发展和外债》等著作的写作工作。1972年以来，赫德森的工作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同时展开的：一方面，在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从事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国际经济理论与政策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72至1976年，在赫德森研究所工作，研究美国如何把自己的欠债变为前所未有的自我强大的因素，世界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以及能源危机，美苏之间的技术转换等，并为美国能源部、国防部和白宫以及墨西哥国家银行做咨询专家。1984至1998 年，任哈佛大学皮宝地博物馆(Peabody Museum)研究员和纽约大学经济系访问教授。主要研究和教授经济考古学。关注点为古巴比伦经济。到20世纪90年代，已成为这一领域的世界权威和古近东经济国际学术讨论会(Iscanee)的创始人之一。该学术团体深入探寻文明的经济起源，成为半个世纪前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人类和历史研究团体的直接继承人。1994至1995年，担任亨利•乔治学院(Henry George School )研究主任，用自己的收支平衡法追踪房地产在美国经济、财政中的作用，其研究结果，改变了美联储对土地价值的评估方法。从1996年起，担任长期经济走向研究所（ISLET）所长，研究美元-日元关系、日本经济泡沫等问题，直接影响了日本、俄国、挪威的经济政策，并与哈佛大学、纽约大学东方研究所合作，出版数卷考古经济学专著。2002年至今，赫德森任密苏里大学(堪萨斯校区)（University of Missouri，Kansas City）经济系特级研究教授，并担任德国柏林经济学院、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客座教授。另一方面，赫德森走出学术圈，为一些国家的政府、联合国机构和某些政治家担任顾问，提供政策咨询。1976至1980年，任加拿大政府顾问，就国际新秩序对加拿大工业与贸易前景、国际借款、利率、商业银行结构等向加拿大总理和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建议。1978至1980年，任联合国培训与调查研究院（UNITAR）顾问，负责评估第三世界的战略和美国对国际新经济秩序的反应及世界经济中的不稳定机制。他还曾任2008年美国大选民主党候选人丹尼斯∙库钦奇（Denis Kucinich）的主要经济政策顾问。长期以来，他还作为墨西哥、俄罗斯和美国等国政府的顾问，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和议会提交了一系列有关土地政策、金融市场和金融改革的研究报告。在概述自己的主要职业生涯和学术领域时，赫德森指出：“1962年以来，我的职业生涯主要在于利用资金流和国际收支统计，预测利率、资本和不动产市场走势。在学术研究中，我主要集中于金融史；1980年以来，集中于从古代和封建欧洲再到当代的苏美尔地区的债务、土地占有和经济制度史的研究” 。他的多部著作被译为西班牙、日、中等多国文字，在美国境外出版。赫德逊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也是他心目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者，其对现实经济进行的预测不少都成为现实。近年来，迈克尔•赫德森的多篇（部）论著被译成中文。其中，他的主要代表作《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 （嵇飞、林小芳等译）和《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 （贾根良等译），分别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和2010年出版中译本。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他的经济思想。2009年10月，利用赫德森到中国中央编译局访问之机，我们邀请他到我院进行了学术交流，也就本书翻译中的一些问题直接向他请教。是年，赫德森先生整70岁。他的博学、睿智、精力旺盛和平易近人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关于本书的主题本书所揭示的经济思想史表明，对商品经济的最初研究就是与人们对商品和货币的国际运动的认识密切相联的。因此，商品、货币范畴在一开始就带有国际经济关系的规定。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发和以重商主义为先河的近代经济学的产生，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正式进入经济学的视野，以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国际经济学应运而生。国际经济学是运用基础理论研究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果的总结，反过来，它在国际经济中的应用又推动了人们对基础理论的认识。赫德森指出，“从逻辑上看，贸易理论是国内关系的产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内经济如何运行的理论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些理论对关税政策影响的启示。……关于价值、价格和地租理论以及货币理论的大辩论，则源自于这些理论在国际贸易政策上的具体应用。” 因此，未能或不能经历国际经济问题洗礼和检验的经济学，难以成为一种完整甚至是科学的经济理论。 在1969到1972年期间，赫德森曾在美国新社会研究院为研究生开设国际经济学课程。设计这一课程使他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相关问题：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差别日益扩大；另一方面，主流的国际经济理论却不顾这些差别，极力主张自由贸易，反对国家干预，认为只要发挥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就可以使各国的生产率和收入趋同，而不会增进依附和分化。但在同时，却积极维护债权国利益，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芝加哥学派所奉行的对债务国的金融紧缩疗法，拒绝领先国献出其工业、农业和金融优势。这种理论与实际的重大脱节和态度的转变与伪善，使他反思：这一课程值得耗费学生的时间吗？况且很多学生来自欠发达国家。这成为他写作此书的重要动因。此书写作的另一个动因来自赫德森在1967至1968年期间参与经济思想史系列经典著作再版工作的经历，这使他有机会深入研究自重商主义以来的许多重要经济学家关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著述。他发现，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斯密的前辈詹姆士•斯图亚特、约瑟亚•塔克尔等人及早期英国的自由贸易战略家和外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可以看作最早的关于发展问题的理论家。“在国际经济学成为当前这种经济学科之前，贸易和金融理论对国际经济中的货币、人口、政治和技术等问题的研究是具有活力的。但是，很多现代的关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思想史却回避、甚至有意删除了这些贡献”。因此，上述早期的理论家已经被居于领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所错误地描述了。“一次大战以来，主流国际经济学已经沿着认定自己只是一个特定的附属学科，假设没有劳动的国际移民、没有国际投资、没有源自外国负债的资本转移问题的道路走了很远。这些假设排除了关于什么是现实的国际经济学核心问题的思考。”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赫德森提出，“我打算沿着更多面对现实、更少时代错位的路线，完成一部非正统的有关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史的著作的写作工作” ，从而把国际经济学中关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理论纷争，进一步说，把关于国际经济的分化与趋同问题的论战作为本书的主题。 该书最初的智力支持者、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等人曾向赫德森表示，当代几乎所有的争论问题及其学术反响，都可以在过去的有关国际经济运行的辩论中得到预展，并且，这种展示经常是意味深长的。这说明，在国际经济思想史中，存在着某些贯穿始终的主题。赫德森指出：“从早期自由贸易论者中的英国重商主义者，以及英国土地所有者中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到美国和德国的重工主义者，多数重要政策主张都与试图理解世界上的两极分化趋势有关：一些国家是怎样走到别国前面的，或是怎样落到别国后面而在经济和金融上处于依附地位的。目标则是鼓足干劲以取代而不是强化某国的领先地位，或者通过培育国内技术和信用赶上领先国家。从国际经济学最基本的任务的角度看，其工作就是解释富国为了自己的工业和农业，是怎样拓展生产率和成本优势的，而不是通过我所说的单一经营方式，运用在经济和政治上已经落后了的劳动、农业、资本和寡头政府，使殖民地和后殖民地外围更加畸形化。” 尽管当代的主流国际经济学否认这一主题。由这一主题所决定，赫德森提出，通过努力，本书要特别寻求实现以下四大总体目标：第一，通过追寻各种理论的来龙去脉，探索世界经济被两极分化的机制；第二，说明世界经济为何没有按照当代的自由放任的正统理论来运行；第三，解释为何众多国家听命于这种正统理论，遭受着日益严重的贫困和长期的不稳定；第四，改变正统经济学的某些假定，把某些当代正统理论并未承认的“外生”要素，纳入研究视野。 本书的内容就是由这一主题和目标规定的。关于本书的主要内容主题决定研究范围。由于本书与主流国际经济学有着不同的研究主题，所以，形成了二者研究内容的重大差别。赫德森指出：“当我们把两极分化与趋同化的争论放到这一历史和政策的长河，就会立刻看到，它所涉及的领域是多么的宽泛。”然而，随着主流国际经济学由重商主义到古典经济学再到向现代贸易与金融理论的转变，“它的研究范围变得越来越狭隘了：远离了长期发展，只从事短期的市场分析；远离了贸易的货币和金融背景，只注重所谓的‘物物交换’理论；远离了聚焦于政府政策的取向，只关注于自由放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国家变得越成功，其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化范围就变得越狭隘，越具短期化倾向；其行为几乎就像要抽掉身后的政策梯子。” 正因为本书要把有关纷争放到历史和政策的长河中加以认识，所以，客观地介绍当时的经济政治历史背景，大跨度地比较分析不同历史事件的原因、差别和内在联系，说明历史上不同的经济学家各自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 ，以及这些观点和政策的学术影响和实践效果，辅以介绍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对此类问题或同一问题的认识和对这些经济学家的评价，提出作者本人对国际经济学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全方位、大跨度地展示主题，构成了本书内容的一个重要特色。除序言、导言外，本书由有着内在联系的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国际经济学的起源。该部分共4章。介绍了从11世纪开始，在政府、教会和学者推动下，欧洲出现了经济转型，商业、银行业和信贷迅速发展，重商主义作为一种能够创造剩余的经济制度登上历史舞台，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成为实现国家愿望的手段，从此开启了世界经济分化的进程。重商主义者作为最早的发展经济学家，对一国发展的最终目标、剩余来源、货币作用、货币流入与价格及产出的关系、信用起源、一国竞争优势形成的基础、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利用半奢侈品（高工资）刺激劳动者努力工作并吸引熟练劳动移民、殖民地的成本与收益、殖民地与国际分工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国际经济分化的内在机制，形成了世界经济是分化还是趋同的最初讨论。这是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初系统研究，构成国际经济学的起源，与当代主流国际经济学的主题形成巨大反差。它表明，“‘要素禀赋’、资本形成和经济基础结构更多地是由政策而不是自然支配的。” 第二部分，世界产品和收入的创造与分配。该部分共7章。主要介绍了自由贸易论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关于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论述，揭示了隐含其中的不同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演变趋势的认识，说明了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殖民地传统和国际贸易内在机制作用必然形成世界经济两极分化的趋势。构成本书的一个重要主体。它以介绍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自由贸易理论如何登基为王为起点，以介绍在贸易条件的决定因素和技术变化的作用等方面的论战，阐述贸易条件的变化和技术进步对世界经济演变趋势的作用为基础，重点批评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说明决定世界产品和收入的创造与分配，从而决定贸易收益、贸易优势和国际贸易发展趋势的，既不是固定不变的比较成本，也不是自然禀赋，而是资本的作用和各国的生产率、教育、基础设施的差别及与此有关的国家政策。作者指出，要素禀赋论进入国际经济学，颠覆了以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古典分析，这是主张国际经济趋同趋势的主要依据。“一旦我们认识到资本用自己的生产力替代了劳动和土地的生产力，要素禀赋论就破产了。” 该部分论及了一些重要概念和理论，它们分别是：价值、国际价值和价格理论，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理论，贸易条件理论，比较成本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高工资理论，产品周期理论，斯图亚特、斯密、李嘉图、李斯特、马克思等人的对外贸易观等。第三部分，外债对贸易和发展的影响。该部分共7章。主要介绍了各派经济学家在国际投资、外债还本付息和其他资本转移等国际金融活动对经济发展影响等问题上的论战，进一步揭示了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金融对世界经济的分化作用。构成本书的另一重要主体。国际投资是国际金融活动的主导和主体。所以，该部分首先总结了古典和当代经济学家关于国际投资原因和作用的若干观点。作者指出：历史表明，“从休谟、李嘉图到列宁和凯恩斯，他们发展起来的所有关于国际经济的推测没有一个成为现实。工业国的经济学家就来自欠发达国家的竞争所表达的忧虑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欠发达国家没有像休谟及后来的自由贸易论者所推测的那样追上工业国；相反，其经历更接近于塔克尔和斯图亚特的预期。” 实际上，在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已经成为发达国家试图形成的国际劳动和生产分工的先决条件；欠发达国家的外债还本付息、资本外逃和外资投资利润回流，已经成为加剧世界经济分化的重要机制。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指出：“由于国际金融具有日益强化世界贸易和依附模式的趋势，货币主义与自由放任经济学的合流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货币主义者声称，不存在真实的资本转移问题。负债国家或其他处于收支逆差的国家会自动实行货币紧缩，从而减少消费和投资。今天，这种结果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导下的政府收紧货币供应来实现的。” 所以，在本部分，作者利用较多篇幅介绍了结构主义与货币主义的争论、英法战争中英国经济学家关于金本位问题的争论、一次大战后关于德国赔款问题的争论等国际经济思想史中的一些重大论战，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原因、战争赔款和还本付息等资本流出的负面作用、欠发达国家的出口商品弹性对偿债的不利影响、乘数理论在欠发达国家应用的限制等多角度，批评了货币主义的错误假设（货币中性）。进而指出：“在芝加哥学派的‘有利于债权人理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所谓的‘限制性条件’的支持下，这些国家不得不节衣缩食，把资源转到出口部门，而不是培育自己的国内市场。其承诺是帮助这些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大化，并赶上美国，而实际的结果则是深深的依附。” 第四部分，面向未来。该部分共2章。构成本书研究的深化和结论。在该部分中，作者进一步总结了本书各章讨论的核心问题和主要观点，解释了为何第三世界国家如此自愿地接受了现代国际经济学这一巨大的谜团。在最后一章，作者分析了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代表债权国利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金融紧缩政策强加给债务国，通过对债务国的中央银行进行金融劫掠，使其国际收支赤字更加恶化，通货进一步贬值，致使国内投资和产出由国内市场转向出口产业，压低了进出口交换率；同时，削减基础设施支出，破坏生产力，恶化了劳动者的利益，使从债务国到债权国的“资本转移”频频发生，推动前苏联集团解体，而美国则可以利用其美元霸权地位用其他国家的出口收入为其联邦预算赤字筹措资金。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可能出现一条新的通往奴役的金融之路”。 它不是哈耶克所告诫的那种道路，而是在废除了政府计划和国家调控权力之后产生的那种更古典的因债务而沦为苦工的道路。“如果欠发达经济体想把自己的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提高到世界水平，不能仅通过边际调整，必须运用国家政策进行结构改革。” 本书的主题，在此得到进一步地体现。中国作为在上述经济格局背景下通过实施正确国家政策实现经济改革和较快发展的典型，本书也给予了较多的积极评价。关于本书的若干重要范畴本书作为一部以更广泛领域为内容的经济思想史著作，涉及了大量的经济学范畴和人物。对于这些范畴和人物，我们力图遵循准确反映原著思想的原则，依据通行的学术传统予以了中文表述；其中的重要范畴和人物，还按照《资本论》中文版的表述予以了校译。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对于一些学术术语的使用是很讲究的。例如，在本书中，作者本人从未使用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ies）概念，而是使用了欠发达国家（less developed countries）概念，使之与领先国家（lead countries）或工业国（industrial nations）相并置。原因在于，作者认为，世界经济的基本趋势是分化而不是趋同，所以，这些国家难以成为发展中国家，更有可能成为依附于别国的落后国家，使用“发展中国家”的概念与事实不符。对此，赫德森指出：“工业国不断提高的生产率已使很多第三世界的劳动者和小资本失去竞争力。在将欧洲前殖民地排除在很多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之外以后，自由贸易阻断了经济发展和政治重组之间的正常反馈过程。这就是为何这些国家在二次大战后被称为‘落后’的原因。随后又倨傲地称其为‘发展中’国家，好像这些国家正加紧追赶而不是屈服于不发达的现状。” 译者认为，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本书主题和内容，还应对“贸易条件”（the terms of trade）范畴予以较多的关注。“贸易条件”既是研究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问题最重要的范畴之一，也是本书出现频率最多的范畴。准确理解这一范畴，对于了解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所面临的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从机制角度认识世界经济分化趋势有重要意义。根据美国经济学家D.格林沃尔德主编的《现代经济学词典》，贸易条件是指某生产者必须支付的价格和他所出售的产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贸易条件的改善，意味着该生产者所出售的商品的价格上升的幅度大（或下跌的幅度小），因而它处于有利地位。 例如，如果英国从非洲进口的原料的价格下降，而它向非洲出口的制成品的价格上涨，则我们说贸易条件对英国有利，对非洲不利。因为贸易条件最终涉及各国之间商品交换的比率，所以也可译为进出口交换率。影响贸易条件或进出口交换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国际贸易和金融角度看，有贸易双方自身生产率因素，如果在进出口双方中一方更快地提高了生产率，该方在一定时期内就有可能用较少时间生产的商品换取对方较多的商品；有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因素，如果一方出口的商品供不应求，或有着更大的价格需求弹性，其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就处于有利地位，或其商品销量的增加就会大于价格的下降；一国商品的垄断地位也可使该国贸易条件处于有利地位；还有国际金融市场因素，外汇市场上汇率的变化会对进出口交换率产生重大影响，而它的变化又是与相关国贸易状况和贸易货币地位的变化直接相关的。因此，贸易条件是多重变量的函数。从深层次说，或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角度说，应该把贸易条件理论放在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基础上加以说明，尽管马克思对后者并没有详细展开 。在本书中，赫德森对贸易条件问题的研究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第六章、第七章中，他介绍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亨利•克莱、乔治•塔克尔、马克思、马歇尔、埃奇沃思、雅各布•维纳、杰拉尔德•.梅尔、劳尔•普雷维什、汉斯•辛格关于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垄断、要素生产率变动影响国际价格从而影响商品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的论述。这些论述包括：发达国家的生产物在其他国具有较大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又最容易随价格的降低而增加（价格需求弹性大于1），其出口国获利最大；发达国家经济体垄断技术进步成果对商品贸易条件有重大影响；发达国家致力于长期需求相对于其供给不断增加的工业品生产，而相对于制成品生产的初级产品生产的世界性剩余将导致初级产品价格相对于工业品价格持续疲软；运输费和关税的归属从而贸易条件的变化将取决于供求法则，出口商品（例如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供给相对充足的国家往往要承担更多的运输费用和关税，从而使发达国家处于有利地位；由于发达国家生产率的提高一直比第三世界国家更快，后者在要素贸易条件的恶化中遭受了更大的损失；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教育投入也为其要素贸易条件改善提供了有利条件，而落后国家则不能做到这一点。在第十五章，作者进一步考察了以李嘉图为代表的自由贸易论者和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关于资本转移对贸易条件影响的论述。指出，因为国际贸易并不是依据各自商品所包含的相对劳动量进行直接交换的，而是以货币为媒介的，所以，货币所代表价值的变动会对贸易条件产生重大影响。在分别介绍了李嘉图、桑顿、穆勒等人的观点后，赫德森指出，很难不让人把当时的债务国通过出口向债权国还本付息所产生的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形与当今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相比较。“资本转移削弱了这些国家的贸易条件。今年，一国借入的用来支持其贸易和收支赤字的国际基金越多，来年，它通过出口相对缺乏价格弹性的原材料来偿还这些债务的代价就越高；除非债务国能够以不变（甚至更高）的价格卖给债权国更多产品，否则其扩大出口将倾向于降低单位商品的价格。” 因此，在正常条件下，由于资本转移的贸易条件效应，外债的还本付息必然牵涉到贸易条件的不利后果；这些国家的投资倾向于偏重原材料生产的事实，会使问题更加恶化。与关注贸易保护主义者所主张的具有特定含义的贸易条件理论相并置，在本书中，赫德森还多次论及休谟等人提出的价格-铸币流动调节机制（the price-specie flow adjustment mechanism）。在部分自由贸易论者和货币主义者中，该机制是作为重要国际调节机制从而趋同理论的重要基础而被提出的，因而也成为本书多次讨论的范畴。作者主要在第三章、第十五章介绍了该原理的提出、理论基础、主要内容和根本缺陷等问题。由于该理论是与贸易保护主义者所主张的贸易条件理论直接对立的，所以，当人们认真研究并接受了贸易保护主义者所主张的贸易条件理论，就已经蕴含了放弃价格-铸币流动调节机制和趋同论的必然性。关于本书所讨论的国际经济学的方法在总结近代以来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各种论述的同时，本书还对这些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给予了高度关注。作者指出：“研究方法更为重要，因为它决定研究的内容。确定一门学科的范围可以决定所提问题的类型，从而决定了其主题。” 但是，作者认为，并非所有经济学史学家在研究范围和方法方面都表现出美德。在过去大约200年的时间里，自由贸易论者推销了一种用来限制国际经济学内容和结论的经济方法。通过承认越来越少的影响比较优势的变量，并仅仅强调短期研究框架，自由主义已经提前预设了结论。与这种日益狭隘的研究范围相对应，通过排除全球经济如何演化的更广阔的方法和理论后，国际经济学的历史被改写。 译者认为，只有把握和理解作者对经济学方法论的论述，包括对主流国际经济学方法论的批评和对某些非主流国际经济思想方法论的褒扬，才能真正理解本书的核心思想。作者对经济学方法的论述，贯穿于全书，但首先体现在借鉴不同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对比较成本理论、要素禀赋理论所体现的非历史的、教条的方法的批评中。这是因为，比较成本理论、要素禀赋理论是主流国际经济学趋同观点的主要理论依据，在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差别的理论 中，方法论的谬误最为突出。在第五章，作者列举和讨论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的错误假设；在第八章和第十一章，列举和讨论了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的重大谬误。根据这些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方法论角度看，主流国际经济学的主要缺陷，在于其经济学家对研究对象的过度抽象。而这些被抽象掉的诸多因素——如生产率的变动或差异、生产多样化、资本品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对外移民和资本外流、贸易赤字和外债、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欠发达国家的二元经济特征、制度和政策的阻碍或促进作用等——则是现实经济的基本规定，因而是研究世界经济不可回避的变量。然而，“李嘉图在构建理论的过程中忽略了太多的现实世界的复杂因素，以至未能准确地描述实际情况。” 赫克歇尔和俄林等人“委婉地说那些国家拥有资本、劳动、土地和矿产等禀赋，实际是从其历史背景中抽象掉了现有的世界劳动分工，无视当今的工业国是怎样获得自己的资本和生产力的。……他们认为，无论在任何给定时点上存在何种成本结构，都应被看作是固有的或自然生成的而加以接受。而一个世纪之前，马克思却以如下态度提出和回答了这一问题：‘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赋吧。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 为了更清楚地表达对主流国际经济学研究方法缺陷的认识，作者多次引述了经济思想史上某些非主流经济学家对这一方法的批评。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马尔萨斯在与李嘉图等人辩论时对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的评论：“在我看来，目前流行于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作家中的错误和分歧的主要原因，是未经思考而进行的简单化和概括化（simplify and generalize）的尝试……。在政治经济学中对简单化的追求，已经引发了一种不愿承认导致某种特定效应产生的多种而不是只一种原因在起作用的倾向。……这种简单化和概括化的倾向，与承认多种而不是一种原因在起作用的态度相比，对于容忍变异、局限以及任何规则或主张之外的特例，依然怀有一种更大的厌恶……”。 马尔萨斯的评论，使译者想起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对凯里等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制度经济学家福鲁布亭(E. G. Furubotn)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马克思指出：“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 ：福鲁布亭指出：人们把更多的制度细节引进经济模型，是因为“认识到标准的新古典分析过度抽象（overly abstract），不能有效处理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感兴趣的许多当下问题。” 可见，忘记本质差别，过度抽象，形成简单化和概括化倾向，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通病。这是他们不能正确揭示事物本质和趋势的方法论原因。 正因如此，赫德森告诫读者：“我们必须警惕那些使用‘自然’（如自然禀赋）等概念作为描述现实状况术语的经济学家。遵循自然就意味着默认领先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现有的劳动分工。为现状辩护的信奉，导致自由贸易理论脱离金融、技术、人口、生态、政治和军事维度来处理国际贸易问题。” 为了更好地面对现实，完成一部非正统的国际经济学，必须改变正统经济学的某些假定，把某些当代正统理论并未承认的“外生”要素纳入研究视野。作者认为，由于方法论的局限，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未曾看到国际经济理论化过程中有过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只看到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下已经被固化的狭隘心胸。” 如果说有变化，那只是在很大程度“转变为数学上的复杂性思想的操练；当用直白的语言加以陈述，却显露它的极明显的平庸。显然，这是希望给赤裸裸的意识形态帝王穿上一件数学的外套，‘就像真正的科学家的使用’能够使那些容易受骗的观察者相信今日带有欺骗性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具有了经验基础。” 这说明，数学化已成为近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特点；同时也说明，在经济学的方法体系中，数学只是一种手段和工具。“数学是一门非意识形态的学科，而经济学则不同，它可能是学术领域中最具意识形态特征的学科。” 本书所揭示的国际经济理论化的历史已经表明，它“是一部被意识形态所删改的思想史。”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指出，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现在，从而也就控制了未来。当数学成为被意识形态删改的国际经济学的手段时，这种理论的负效应会进一步突出地表现出来。关于本书的翻译本书的翻译工作是由丁为民（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领衔的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课题组完成的。课题组的其他成员是：吕景春（经济学博士、教授），张同龙（经济学博士、副教授），王艳红（经济学博士、副教授），孟猛（经济学博士、副教授），周琳（经济学博士、讲师），袁帅（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研究生）。具体分工是：丁为民翻译中文版序言、第二版序言、导论、第1至4章、第19章（部分），吕景春翻译第5、6章，孟猛翻译第7章，王艳红翻译第8章，周琳翻译第9、11章，张同龙翻译第12至18章，袁帅翻译第10、19（部分）、20章，丁为民负责全书的校译、定稿。在翻译、校译和定稿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贾根良教授和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刘元琪副研究员阅读了部分译文初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天津外国语大学的陈雪、天津师范大学的梅叔平同学做了许多技术性工作，对此，课题组表示衷心感谢。近年来，我们在译介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得到了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李其庆研究员、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刘元琪副研究员的大力支持，本书的外联、编辑和出版也得到刘元琪博士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助理董巍研究员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感谢！同时，也感谢各位读者阅读此书中文版，并对本书的译介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丁为民2012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