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传统》书评

“全球化”：一种宿命，一个契机

文/严杰夫2007年底始于西方的金融危机，将全球经济一起拖入泥潭。这样的情境，让原本就备受争议的全球化进程，再度成为众矢之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杰弗里·萨克斯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全球化的大败笔”的文章，指出欧美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因为深受“全球化的危害”；日本多摩大学教授中谷岩则批评全球化是一个“怪物”；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与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的谈话中则将此次危机看作是“美国东海岸精英的彻底失败”。全球化危机的背后实际上是西方价值观的崩溃，在这里，反思全球化的思潮与反思西方价值观的思潮合流了。正如阿尔君·阿帕杜莱在《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中指出的那样，“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眼里，（美利坚）合众国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旧货甩卖场。它为日本人提供高尔夫假期和房地产；为欧洲和印度提供商业管理的意识形态和技术；为巴西和中东提供肥皂剧灵感；为南斯拉夫提供首相；为波兰、俄国和任何敢试的国家提供供给学派经济学……”阿帕杜莱这种对全球化的尖刻讽刺，被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刘东所注意。作为过去30年中学界规模最大的两套译丛（海外中国学译丛、人文与社会译丛）的主持人，刘东显然并不是第一次注意到这种对全球化和西方价值观的攻击。在他长期进行的另外一项工作—国学研究映衬下，西方价值观主导的全球化的失败，或许也意味着西方以外的价值体系的机会，其中就包括中国。事实上，在上世纪末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显然是过去15年里，受到全球化影响最大的国家，这一进程再次将中国传统与西方“普世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推到了前台。于是，如何处理好传统与全球化这对矛盾—刘东在《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中聚焦的问题—也就成为刘东和他的同侪们亟待回应的题目。在《再造传统》里，刘东先对全球化的概念做了梳理。在这个过程中，刘东发现，“各国学者围绕着"全球化"的问题，几乎对每件事都没有共识”。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指出的那样，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则是悲惨的祸根。这样混乱的知识状态，恰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全球化尚在过程中。这意味着，一方面，全球化的过程给人类知识带来了冲击，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含义仍是“各种不同义项的叠加”。而与西方学者将“全球化”定义为西方化、国家化和世界化的同义词不同，刘东将全球化看作是普遍化和星球化。他认为，唯有“星球化”这一义项，才强调了人类横跨星球的某种空前联系，并构成了某种新型的知识范式。也正是基于此，与其他批判全球化的学者不同，刘东将全球化看作是人类的一种“宿命”，正所谓“愿意的，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命运推着走”。他表示，既然已经认识到全球化浪潮不会放过任何人，那么就只有以昂扬的姿态和积极的行动，去承担无可规避的命运。当然，将全球化当成宿命来承担，并不意味着就此而沉湎于宿命论。刘东进一步指出，正相反，只有在接收既定历史结构的同时，才能在对于历史的不断修正下，去减少、化解和驯服全球化所带来的“疏离和异在”，以避免最终成为这一过程中的输家。围绕“中国特色”，刘东在《再造传统》里，还详细分析了申遗、语言、建筑、电影、中医、体育、通识和家庭八个方面的传统，在遭到全球化冲击时，经历了怎样的侵蚀。譬如，在传统的中国式家庭中，我们既操演了最为严整的礼仪，又体验了最为丰富的人情，这样既能保障教育的完整性，也让前途得到把握。然而，在“易卜生主义”为代表的西方观念侵袭下，传统大家族中的负面效应却被一味地扩大。这些传统本应在全球化时代提供有价值的观念，塑造出“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并缓和和修正全球化的错误。在刘东那里，全球化不再仅仅是一种宿命，也同样成为一种契机。它给予我们机会，去重新审视传统在现代背景下的价值。他表示，“全球化的离心力在于，它激发了地方独特意识的提高，实际上是地方特色的重构……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既大胆又谨慎的文化权衡！”这种文化权衡，正是我们所期待的“再造传统”。

《再造传统》：全球化的发生与焦虑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说，地球越变越狭小逼仄的同时，人类生存的空间也日益压缩，心情和感受随之趋于紧张，因为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突发事件，都可以即时传播到耳朵里，全体人类共担风险，从而构成心悸和失眠的理由。西方资本主义以一张无形之网架设的“全球场”跨越着时间的藩篱，抹杀了疆域的边界，杂糅身份与文化等多种元素，无意识地吞噬着被其视为民族主义的“异化”。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必然也正在经历着“全球化”浪潮的洗礼，数千年以来沿袭的文化被西方视角所“解构”，打破了传统的包浆，再生的文化究竟是“融合的升华”，还是跌落为“不可逆的糟粕”？寻求“文化间性”的渗透和嫁接是契机，还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在《再造传统》中，刘东以敞开的视角梳理“全球化”尚未完成的背景下全球文化的进程，立足当下现有研究，钩沉历史，细化勾勒出当中国传统遭遇全球化时，对语言、建筑、电影、家庭等文化与社会诸多领域所造成的认知冲撞，审视在全球化中漂移的中国性、危与机并存的复杂态势以及自我殖民还是中体西用，审时度势发挥文化主体性，激活本土文化的原创力。《再造传统》的副标题是“带着警觉加入全球”，这似乎给出了一种暗示，即当跨文化发生时，参照系的紊乱致使民族本土文化脱离原有轨迹的发展，在盲目追随西方文明的路途中陷入迷茫而无所适从，敞开的视野赋予了多种选择，恐慌也正是源于此，特别是在“逻各斯中心主义”挥之不去的阴影下，第三世界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支配程度日益提升，在众声喧哗中，民族传统文化如何避免在全球化中被扼杀？反思精神的本质就是以理性的思辨，敢于对一切的产物进行批判，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勇敢运用你自己的理性”，在这里，理性是警觉的延伸。另一方面，刘东所强调的“加入全球”，即是将一个长期以来存在的事实公之于众：“加入”就意味着曾经的“不在场”，西方人打乱东方的秩序，又将其纳入西方视野，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偏见。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作品之所以能在海外屡获殊荣，一方面来自对传统文化以及国民劣根性沉思引发国内受众的关注，另一方面，他们的电影满足了西方人对古老中国的想象：原始、落后、边缘。九十年代之后，好莱坞电影商业制作热潮席卷中国电影界，《英雄》、《无极》等一系列形式大于内容的所谓“大片”的诞生使中国电影界陷入了“全球化”的泥沼，票房取代了艺术，成为衡量电影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准，电影的初衷不再是艺术价值，而是追求大众感官享受和市场影响力。作为中国文化模式的缩影，电影经历着从蹒跚学步到东施效颦的扭曲转型，约翰•穆勒在《论自由》中说：“我们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那是一个人才兴盛并且在某些方面极富聪明智慧的民族，以其难得的幸运，这个民族在草昧时代就有了一套特别优良的风俗制度……然而恰恰相反，他们却从此变得静止不前，而且一停就是几千年；欲使其再有更进一步的改善，必得有赖于外人。”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的形象以卑微示人，然而，中国人却以此来作为自己的形象。可以说，电影的全球化即是：“西方观众从银幕上重温着他们所要求的中国形象”，与此同时，“中国观众也在银幕或电影屏幕上重温着被灌输的西方形象。”这样看来，“全球化”并非圆融和通达的，此时的电影成为管窥对方，猎奇和重温异化符号的万花筒。遗憾的是，在西方主宰的“全球化”中，中国人只接受西方给予东方的价值观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思，这即是中国文化模式停滞不前的原因。文艺复兴与当下文化复兴的共同特点即是思想的去魅。从启蒙时代出发，建立在对理性体系的反思有积极亦有消极的一面，积极性在于以理性的眼光看历史与宗教，消极性则在于把理性之外的东西统统视为一种异样：疯狂。文化复兴也是如此，全球化带来了一体化的视角，但却像一场酝酿已久的阴谋，潜移默化地诱导着众人享受光鲜之下的其乐融融，像浸泡在温水中的青蛙，受到步步紧逼却不自知。当下，为了让文化景观纳入国际视野，打上西方烙印，在“申遗”途中生态环境屡遭破坏，英语的广泛传播威胁着语言的多样化，城市建筑千篇一律，岁月沉淀的怀旧情结灰飞烟灭……如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所说：“……全球化也使致命疾病、破坏性想法和行为、宗教极端主义的偏执狂、毒品和武器得以扩散。通过即时通讯和旅行，我们彼此之间变得更近；但它不断提醒我们在价值观、生活方式、机会上的不同，这些会持续分裂我们，可能会比之前更痛苦。”福柯提出，要反思一个时代的认知型是如何产生的。18世纪的启蒙时代是理性、批判和反思的时代。笛卡尔提出以理性为核心构建的主体和自我。尼采从基督教到反基督教，批判意识逐渐颠覆传统权威。康德受卢梭影响，他所认为的启蒙是人们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在服从与不服从之间的判断并不是自身缺乏理性，而是缺乏运用理性的决心和勇气。这个“建立-颠覆”的过程一直延续至今。一边力不从心的为恢复传统文化振臂高呼，一边默认既定历史事实，刻意迎合“全球化”，来自多方的噪音干扰着价值的取向和定位，21世纪跨文化时代的认知型，仅有理性远远不足以支撑起民族对未来的选择。全球化似乎永远没有终结，中国是否能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气场中，整合被同化、濒临断裂的文化因子，所有传统的、民族的，与其将这些放在真空文化装置中束之高阁，不如将其放在全球的视野中同当代艺术展开一番博弈，从中脱颖而出的，才是这个民族文化的底色。2014.08 中國圖書評論2014.08.15 光明日报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4-08/15/nw.D110000gmrb_20140815_2-12.htm转载请发豆邮告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