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丘吉尔（企鹅人生）》章节试读

《温斯顿·丘吉尔（企鹅人生）》的笔记-第167页

形势真是令人绝望，法国军队彻底崩溃，比利时军队全部投降，战时内阁内部，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向丘吉尔建议说，英国政府应当考虑与希特勒谋和。有那么一两天，甚至狮心的丘吉尔都倾听起这一建议。
然而，5月28日夜间，当海军显露出很有可能将陷于法国的部队全部抢回的迹象之后，丘吉尔拒绝了谋和的念头。他对战时内阁说，"坚持战斗的国家会反败为胜，而屈膝投降的国家就万劫不复了"。几分钟后，他又向全体内阁人员表达了同样的决心："假如我们这座岛漫长的故事终究要完结的话，那就在我们都倒在地上，流尽最后一滴血之后，再让它完结吧。"为了回应这一麦克白式的挑战，内阁大臣们无论是保守党成员、自由党成员还是工党成员，都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使劲地握他的手，拍他的肩膀。
"我在这关键时刻领导国家，假如我动摇了，"他后来写到，毫不怀疑，"人们应当把我扔出办公楼去"。

《温斯顿·丘吉尔（企鹅人生）》的笔记-第2页 - 丘吉尔和历史

在战争年代尚年幼的人们眼中，丘吉尔恐怕是个被高估的人物。年轻人都崇拜英雄，然而对不列颠岛遭围困时期的学生们来说，首相可无论如何都不像个英雄。刚刚从硝烟中归来或即将奔赴战场的英雄们，都是身着卡其布、海军蓝或空军蓝军服，身材瘦削，体态匀称，谈笑风生，昂首阔步地走在大街上的。相形之下，丘吉尔穿着难看的连身工作服，戴着滑稽的大礼帽，招牌式的雪茄夹在松垮垮的手指间，一点儿英雄气概也没有。成年人赞扬“温斯顿，好心的老温斯顿”，这令孩子们很恼怒。战时英国的学生们可不想要老温斯顿，他们想要的是年轻气盛的首相，像从机场上一飞冲天的飞行员一样威风凛凛，像在街巷奔跑训练的突击队员一样气势汹汹，像驶离港口前往英吉利海峡作战的鱼雷艇艇长们一样英气勃勃。在这些英雄形象的映衬下，体态臃肿、下巴松垂、声音沙哑的温斯顿，实在是寒酸之极。战后年代的温斯顿更为不堪。他在面对民众的意愿时显得很傲慢，这使他在1945 年下了台，预示着他将成为人生的大输家。无论父母的政治观点是什么，也无论自己有何政见，青少年们都情不自禁地为获胜的工党所承诺的社会革命的激情所感动。丘吉尔作为反对党政治家，对工党宣扬的社会主义横眉冷对。年轻人则对社会主义的主张信以为真。全民免费医疗不言而喻是件好事，为高中和大学聪明而勤奋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无论他们的父母能否供得起他们读书，这当然也不错；还有，国家为老年人和穷人提供更优厚的养老金和救济金；为住在贫民窟的人盖新房子；使战前经济衰退时期的幸存者得到有保障的就业。工党说这代表着更好的英国，年轻人们相信了。丘吉尔警告说社会主义的英国会更糟，却招致怀疑，至少在未来一代中如此。我就是这一代人中的一员，在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我始终对丘吉尔的传奇无动于衷。丘吉尔于1951年再度上台，尽管健康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一次差点儿残废——他一直担任首相到1955 年。他出色地表演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大戏。他在政治上的儿子和继承人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接替他出任了首相。艾登任命了大量年轻人担任大臣，这些人都是在丘吉尔任战时首相期间担任低级职务，从而学会政治交易的。尽管实现了内阁年轻化，艾登接掌丘吉尔的战后政府，却并没有赢得年轻选民的欢迎。在年轻人看来，艾登和他的同僚们都是观念陈旧的保守党人：对外是传统的帝国主义，对内是自私的资本主义。1956年，英国企图采取“苏伊士行动”，恢复对苏伊士运河和埃及国家的半殖民地控制。这似乎成了“丘吉尔主义”最后一搏的试金石。苏伊士运河危机将英国人分为两个阵营。在年长者看来，军事行动可被视为对历史赋予英国的帝国权力的适当重申；而在年轻人看来，这是已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的帝国主义淫威的鲁莽发作。无论如何，“苏伊士行动”的失败，标志着英国海外史诗的结束。而丘吉尔在其漫长的一生中，始终都是这部史诗的旗手。苏伊士事件向丘吉尔所代表的一切说了再见。

这些无疑是我学生时代结束时的观点。1957 年那个酷热的夏天，在纽约城，一个偶然事件改变了我对这位在我成长时期领导我们国家的政治家的看法。当时，在我就读的牛津大学一位毕业生的慈善资助下，我开始了一次美国之旅。我等待着和他所设立的旅行奖学金的另一位受惠人会合。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到外国旅行，以往到法国旅行都是和同学或亲友同行的。我所租住的公寓俯视着联合广场（Union Square），那里当时是一个单调乏味的商业区中心。房东外出了，我在该城一个人也不认识。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无所事事，感到孤独寂寞，还有一种刚刚进入成人状态的忧郁和迷茫。当时的美国雄心勃勃，比发展迟缓且饱受战争重创的英国显得精明得多、时髦得多。在精神状态上，美国人也显得远比英国人积极自信。我刚刚离开几个星期的英国，无可辩驳地正江河日下，而我所进入的美国，无论在财富还是在享有世界霸权上，都明显在蒸蒸日上。我那没有现身的东道主属于美国的精英阶层：出身于常春藤联盟名校，入选社会名流录，享受着纽约知识界的时尚生活。他们所属的阶级，正要接管整个地球，而我的祖国，在统治全球一个世纪后，正日薄西山。
在他们成堆的密纹唱片中，这对英国访客来说又是新鲜玩意儿，我发现了能使自己沉溺于自我诱导的忧郁情绪的音乐，如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Eroica）和布鲁克纳（Bruckner）的《第七交响曲》。强音和弦加重了不熟悉的亚热带酷热带来的嗜睡感。继而我又发现了一件别样的东西：一张叫做《温斯顿•丘吉尔战争演讲》（The War Speeches of Winston Churchill）的唱片。我不禁纳闷儿：聪明的纽约人怎么会要这样过时、无趣和浮夸的东西呢？前首相那冗长乏味、还不时间断的花言巧语对他们有什么意味呢？ 1940年时我还年幼，还不知道丘吉尔先生都说了些什么，纯粹出于好奇心，我将唱片放在留声机转盘上，听了起来。
效果振聋发聩。指针选择的是1940 年5 月19 日丘吉尔通过英国广播公司（BBC）面向全国讲的那段话。我立刻听出那的确是他的声音，但是他言辞的力量和鼓动性却是我前所未知的。“我首次作为首相向你们讲话，”他开始讲道。时至今日我仍然能背诵那段讲话，它深深地感染了我，我想当年也一定深深地感染了焦虑不安的听众们。当时法兰西战役正处于危急关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行将咽气，英国远征军也已全面败退到敦刻尔克（Dunkirk）。“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帝国、我们的盟国，尤其还有自由的事业处于生死攸关的这个重大时刻，我首次作为首相向你们讲话。”三个沉重有力的节拍——“国家”、“帝国”、“盟国”——之后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渐缓乐句，“自由的事业”。我感到自己的脊梁骨硬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