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章节试读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笔记-第123页 - 第三章

宋哲宗的病情，遗精情况严重，和年轻的光绪很类似，法国医生对光绪的诊断报告 是不是可以作为宋哲宗病情的参考，估计是年轻过劳皇帝的通病？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笔记-第120页 - 哲宗亲政与政治文化的嬗变

看看“小人“、“奸臣”和“君子”的对比吧曾布：“近经服药，再伤动化，固须如此。然不可劳动，自延和至崇政甚远。”
哲宗：“亦不妨，欲更一两日后殿视事。”
曾布：“更三五日亦无妨。”
哲宗：“不妨。”字里行间的温情即使已过千年仍能感受到
先是，颐赴讲，会上疮疹，不坐已累日。退诣宰相，问曰：『不上御殿，知否?』曰：『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且上疾而宰相弗知，可为寒心。』翌日，吕公著等以颐言奏，遂诣问疾。再看看“君子”们的表现，呵呵
皇帝只要还是个人我想没有人会愿意与下面的“君子”为伍吧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笔记-第91页 - 第二章

方诚峰的新书其实暗含一个有意思的观点，神宗去世，如果不是英宗的老婆神宗的老妈高太后（因为英宗上位的事情和保守派司马光有过关键的交集，但神宗朝无法干预朝政，所以没有行政层的政治根基）还没死并且哲宗年幼的话，反变法的极端派一点上台的机会都没有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笔记-第94页 - 第二章第三节第四节

第二章第三节第四节甚佳，李碧妍的书展示了作为官员的高适，第三节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官场老油条——苏辙（朱熹对这位官僚虚伪一面的批评可是一针见血啊）。
第四节写了召述的“群众”基础，以哲宗朝祭祀为视角展示了王安石变法在思想上给当时的年轻人/官员带来的巨大影响力，哲宗亲政新政复活指日可见了。
本书立足政治史，视角尽管有所不同，但精彩程度堪比李碧妍的危机与重构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笔记-第1页 - 总

元祐政治路线的确立
#笔记#方诚峰先生认为，高氏本身对新法并没有明显的抵触倾向，她选择司马光是由于在英宗继统中司马光的出力这一层渊源，不应该把她视为“反变法”代言人。
#笔记# 方认为，司马光的政治设想，从仁宗英宗上君主奋起关键在君主，转而为神宗时强调君主与臣僚结合的政体的完整性，强调上下等级秩序稳定的运作。 提倡多元意见与官僚选任，是司马光元祐施政的两大支柱。经历过英宗神宗时的“挫折”，他开始侧重政治体的整体性，强调发挥君主之外的政治系统的有效性，他尤其认为保证政治体中各种意见的多元化，不会破坏稳定反而有拨乱反正的效果，并强调人才（的德行）。
2016.2.29第二章
元祐政治的展开与危机
＃笔记＃ 蔡确的车盖亭诗案，不仅仅因为他是新党（源于新旧之争）和“策立之功”【此处了解不多，需补习】，更重要的是，睡在蔡确的贬死，一大批温和派人物也被贬，再度确认了调和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的失败，力求肃清异论，司马光的设想失败了，旧党中统一队伍的激进思路取得胜利。
＃笔记＃
＊御笔与之前的内批类似（即属于内批性质）有时会越过宰执直付有司，但主要还是与之前的内批一样，沿袭内批的流程，不应该将它看做越过二府的“非法”命令。它由皇帝、内夫人，有时也由宦官（临摹皇帝字迹）批出。“奉御笔”是徽宗朝省札中常见的形式，并非越过宰相机构（即并非皇帝直接指挥有司）它与圣旨的区别是从时间和权限上极为突出君主个人在命令发布中所起的作用。表达君主权威的政治姿态，从“奉圣旨”到“奉御笔”，最大的变化有两点：一是必须以瘦金体行出，而是有各种严格的禁令强调御笔的不可抗性。
＊手诏：由翰林学士草制，是体重之诏，属于翰林内制，讲究遣词造句。
二者区别，例如，皇帝批示学士院降不允诏，这是“内批”；学士根据皇帝内批之意，拟成手诏颁降。
＊御笔手诏：手诏性质。强调皇帝亲手书写。
＃笔记＃在经历过北宋仁宗朝以来的儒学复兴运动和神宗朝以来的政治改革之后，政治与社会秩序究竟要呈现出什么样的景象，取决于徽宗朝的作为。徽宗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才能超越父兄？
经历了儒学复兴运动，传统的五德始终、谶纬、封禅等政治文化和符号走向了末路，士大夫通过金石学等获得了对三代的更深刻的理解，消解了三代的神秘性，儒学本身无法再满足徽宗朝强调君王和王朝神圣性的需要，道教之流趁虚而入。
徽宗与蔡京进行过一系列经济政治改革，但发现实际上的圣治很难达到，于是转而追求追求“呈现”圣治，呈现自身所达到的高度：君主本身是有神性的，其统治就是圣治，当代即是圣时。并为此而利用道教，建立了一套以王朝礼乐建设所产生的一批器物为核心的祥瑞体系，突出圣治。
儒学复兴所追求的三代之治，即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最终异化为政治形象工程。
＊＊＊＊＊＊＊结语＊＊＊＊＊＊＊
1.“后变革时代”对熙丰及司马光等人设想的异化。
政治变革改革思想已占据了主流，有了意识形态的支柱，就可以以各种形态成系列地出现。而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危险不在于变革的夭折或党争，而是由于改革思想既无法抛弃却又无法通过常规途径来实现因而出现的且逐步深入的对于原除政治理想的异化。
2徽宗朝：支持“变革”的意识形态的穷途末路，新一轮调整的临界点。